1960年11月23日夜里，《征信新闻报》（现在的《中国时报》）的记者彭麟与《联合报》的记者于衡，来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胡适院长的宿舍，想打探一下，胡适对于《自由中国》这份刊物的实际负责人雷震被控以“叛乱”等罪名的覆判“维持原判，仍处以十年徒刑”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到达的时候，胡适正在玩骨牌“过五关”。胡适告诉他们，他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心情很不好，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所以玩‘过五关’解闷”。胡适又告诉两位记者：“现在教我还有什么话说。我原来想，覆判过程中有着较长的时间，也许覆判的判决会有改变。现在我只能说大失望，大失望。”
胡适的“大失望”，其来有自。当两个多月前的9月4日，胡适远在美国开会，突然接到陈诚发来的电报，电文里说：“《自由中国杂志》最近言论公然否认政府，煽动叛乱，经警备总司令部依惩治叛乱条例将雷震等予以传讯，自当遵循法律途径，妥慎处理”。胡适对此事显然大吃一惊，当日即复电谓，雷儆寰〔即雷震〕“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尊电所谓‘遵循法律途径’一语，即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胡适屡屡公开表达这样的态度，却无济于事：雷震还是未经“司法审判”，而是交付军法，并被判了十年徒刑。当胡适返台后，一直要到11月18日，才有机会同蒋介石会面，话题自然少不了雷震的事。胡适很清楚，雷震被控以叛乱，《自由中国》的言论固然是原因，雷震积极推动“反对党”的组织，更是贾祸之源。所以，他向蒋介石提出了这样的盼望：
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它领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然而，即使如是当面进言，蒋介石还是没有这样的“雅量”：雷震的“叛乱”罪名依旧，仍被处以十年徒刑。听到消息会“闷到不行”只好“玩‘过五关’解闷”的胡适，既是对自己究竟为什么要支持蒋介石的无可奈何的排解，同时也大概想起了十年前蒋介石“希望”他出来组党的往事罢？
这段往事的背景，正是1949年蒋介石总统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兵败如山倒的时分。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拜托胡适前往美国争取援助。接受了这项使命的胡适，在那年的4月22日抵达旧金山，美国记者蜂拥而至，要听听他对“红军过江了”这条大新闻的反应。胡适当时的立场是：“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他说：“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甚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那儿去！”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胡适的态度很坚决，他选择了站在蒋介石与国民党这一边。
但是，胡适的选择是有条件的。即如他在1951年5月31日给已然“复职”重登“总统”宝座的蒋介石的信里，毫不客气地指陈，“一党专政”实为国民党的“大错”，因此，他提出了一份“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的方案，高唱“今日要改革国民党，必须从蒋公辞去总裁一事入手，今日要提倡多党的民主政治，也必须从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一事入手”的声调。在这封信里，胡适对蒋介石一直希望自己“出来组织一个新政党”的事，更明白拒绝：“我没有精力与勇气，出来自己组党”。胡适的拒绝，则和当时甚嚣尘上的“第三势力”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当“第三势力”的领袖之一张君劢在1952年5月7日为这件事来拜访胡适时，他一样以拒绝二字响应之，并声言道：“此时只有共产国际的势力与反共的势力，绝无第三的势力的可能”。
不过，张君劢等“第三势力”人物对胡适选择站在打出了“自由中国”的蒋介石与国民党这一边，却很不以为然。历史也证明了，在台湾的国民党，绝对不是“比较不坏”的“恶魔”：雷震等人终于被捕入狱，《自由中国》也被查禁。因此，号称“自由中国”的土地，其实是名实不符，没有自由的。
身为《自由中国》的精神领袖，胡适当然是它的支持者。不过，他也不是完全站在《自由中国》这一边。他当然肯定《自由中国》争取台湾的言论自由的努力，还曾说要表彰雷震在这方面的执着，主张替雷震塑一座铜像。可是，对《自由中国》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他并不以为然。像《自由中国》曾明白表示能否“反攻大陆”的问题，“祇好保持一个也许较为遥远的希望”，就被认为是提倡“反攻无望论”；胡适则说“反攻大陆”是一个“无数人希望的象征”的招牌，所以不应该被质疑，“我们不必去碰牠”。至于《自由中国》与雷震热心之至的筹组“反对党”的行动，胡适更明白表示拒绝，或者总是拿自己“不会到了七十岁才来参加政冶”这样的说辞，或者屡屡以“盼望胡适之出来组织政党，其痴心可比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这般的论调，作为他不会参与组党行动的“自我防卫”的盾牌。
胡适的种种表态，既阻止不了雷震为新的“反对党”催生而努力的行动，也抗拒不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威权体制扼杀这个“反对党”的“逆流”。在雷震和蒋介石之间，胡适的角色与选择，微妙之至。当雷震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的组织而换来入枷系狱的结局时，胡适固然公开表态说不能将“叛乱”的帽子加在雷震的头上，也更与公众一起联署“请求总统特赦雷震”，在幕后私下的场合更直接向蒋介石为雷震“请命”。但是，他的行动，却类似于传统中国的臣子向君主“进谏”的方式一样，要求统治者“施恩开仁”。身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这时候的行动，其实是一点都不那么“自由主义”的，连向政治权威“呛声”一下的动作，都不复见了。遥想1920年代末期的胡适，曾公开指责蒋介石“生平不曾梦见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子”，也激烈批评国民党政府“训政体制”之不当，倡言“上帝尚可批评，何况孙中山”。1950年代末期的胡适，却似乎显得疲惫与无奈。
所以，诗人周弃子写了这样一首讽刺意味十足的诗，直批胡适曰：
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中书惜褚渊，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我论人才忘美事，直将本事入诗篇。
胡适要替雷震塑铜像的主张，被诗人看成是“姑漫语”；成了“中研院院长”这般“大官”的胡适，也被诗人看成是“未必”能“弃官”以争的“途穷”政客了。雷震并不同意诗人的讽刺，他更对胡适的作为有“同情的谅解”；但是，胡适与雷震共同希望的“自由中国”，俱成幻影矣。
身为台湾学术建制的最高领导者，“中研院院长”一职，总是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然而，担任“中研院院长”的人，固然是学院领袖，更基本的角色，还是个知识分子，还是社会的公民之一。可是，“中研院院长”在政治领域里得做出与其它公民一样的抉择的时候，好像往往得面对着更为困难的局势：他的“有所为”，亦或“有所不为”，众目睽睽，俨然都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在雷震和蒋介石之间，胡适面对时代潮流与现实环境的选择结果，有掌声，也有批判与异议。那么，“中研院院长”的任何政治选择，必然引发无可避免的争议。是非善恶，在一时之间，实在未必绝对可以截然区分。胡适做出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