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伊斯兰教教派的产生与不同人群在伊斯兰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不同权力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本身也对政治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教派主义的影响日益彰显。近年西亚北非的政治变化中，教派主义的概念更是被频频使用。本文通过对近年中东政治中教派主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指出宗教既非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也非治愈此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把教派差异视为目前中东政治变局产生的主因，不仅不利于冲突的解决，反而会使得所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成为真正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教派主义伴随着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它是指人们对某一宗教或宗教派别的强烈信仰和忠诚，以及由此对其他宗教或教派及其信仰者产生的过高优越感、偏见、歧视甚至仇恨。这不仅存在于各宗教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宗教传统的内部。在某些时候，产生于宗教内部的教派主义由于强烈的共同情感和自我认同感，更强调本教派信仰的唯一正确性，因而更具排他性。在伊斯兰教内部，教派主义长期以来主要表现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正统性之争，以及对与之相伴的有关差异和分歧的强调。
与世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产生后不久，内部即因诸种原因发生了意见分歧，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教派区分。教派的产生与不同人群在早期穆斯林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不同权力主张有着密切关系，其本身也对政治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逊尼派和什叶派两个教派一直是伊斯兰宗教和政治思想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同时也时常对伊斯兰世界的现实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不论是在四大正统哈里发统治的结束时期，还是在伍麦叶王朝后期的社会动荡中，亦或蒙古人西征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教派主义的旗号都曾被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利用。
一、伊朗伊斯兰革命与教派主义因素的凸现
20世纪前半期是中东地区各伊斯兰国家政治格局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伊朗恺加王朝解体之后，现代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整个中东地区在20世纪中期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势，在政治领域，带有世俗化色彩的思想超过了具有宗教背景的思想，一度成为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带有普世主义色彩的宗教观也在思想界扩散。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派主义在该地区的影响，一些逊尼派知识分子也开始号召弥合不同教法学派之间的差异，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教法学派间的差异。在这一大环境下，1959年爱资哈尔大学宣布承认什叶派所属的加法里教法学派为伊斯兰教的第五大教法学派，与逊尼派盛行的四大教法学派享有同等的地位。爱资哈尔大学的谢赫马哈茂德·沙尔图特也发布“法特瓦”，允许逊尼派和什叶派一起礼拜。此后，伊朗知名什叶派宗教人士开始在开罗设立机构，致力于弥合不同教法学派间的差异。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一些什叶派宗教组织非常活跃，在埃及出版了不少什叶派书籍。逊尼派和什叶派宗教学者也在杂志上共同发表了多篇文章，以调和两个教派间的关系，促进相互理解。
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迅速中止了这一趋势。在近代历史上，伊斯兰世界绝大部分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虽然20世纪中期以来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令伊斯兰世界部分地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困扰，但总体而言，社会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在与受西方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阿拉伯一方屡战屡败，受压迫、被西方主宰的第三世界情绪在伊斯兰世界蔓延。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伊朗民众主宰了自己的命运。新政府对待美国与以色列的坚决态度，使有着深刻挫折感的伊斯兰世界感到振奋。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统治理论中虽有一定的什叶派因素，但他号召伊斯兰世界大团结和统一的革命主张却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不同地区与背景的穆斯林从不同角度对革命作出解读，有些认为这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有些则视其为对顺从美国的本国专制政府的挑战，有些认为这是摒弃西方式道路、以本土方式谋求发展的有益尝试，有些则视之为伊斯兰教的胜利，或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一次胜利。总体而言，这场革命极大地鼓舞了自近代以来屡屡受挫的伊斯兰世界，其影响并非局限于什叶派社团，而是整个穆斯林世界。
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伊朗开始以伊斯兰世界团结的捍卫者自居，意识形态宣传具有非常明显的泛伊斯兰特点，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淡化其什叶派色彩，以证明该诉求的正当性。革命后不久，伊斯兰文化和指导部宣布禁止在布道、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出现一切反逊尼派的言论；此后阿亚图拉霍梅尼向所有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觐的什叶派穆斯林发布“法特瓦”，要求他们和逊尼派穆斯林一起，进行公开的集体礼拜；1982年，阿亚图拉阿里·蒙塔泽里启动了每年伊斯兰教历3月12-17日的伊斯兰“团结周”活动，以纪念穆圣诞辰等。[1]伊朗强化自身泛伊斯兰特性，并借此扩展其地区影响的做法，对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地位和地区政治影响构成巨大的挑战。
自20世纪初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被纳入现代沙特阿拉伯国家的疆域以来，沙特就以“两圣地监护者”和“正统伊斯兰信仰代言人”自居，积极扮演着伊斯兰世界盟主和世界穆斯林精神领袖的角色。什叶派的一些信仰和实践与作为沙特官方信仰的瓦哈比主义相悖，因此时常被认为违背了“认主独一”的根本信条。生活在沙特的什叶派因而遭遇严峻的挑战。但沙特把建国的历程定义为反对异族统治、重振伊斯兰信仰的过程，此后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作为“两圣地监护者”的身份更强化了其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它倡导建立了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伊斯兰世界联盟两大泛伊斯兰国际组织，凭借巨额石油财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活动。它领导着伊斯兰世界联盟并开办学校，资助从尼日利亚到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学生在沙特学习，其宗教与政治影响随之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团。可以说瓦哈比主义激发其雄心，而石油财富资助其事业不断发展。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地位由此奠定。
霍梅尼号召的伊斯兰世界大团结，是以伊朗为首、以伊斯兰革命为榜样。他公开对沙特苦心经营的伊斯兰世界领袖、“两圣地监护者”的身份提出质疑，认为沙特奉行的君主制腐败、堕落，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道路，缺乏人民的支持，也不配担任麦加、麦地那两圣地监护者。由于沙特在美苏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中一向亲美，霍梅尼指责沙特不过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走卒。伊朗对沙特泛伊斯兰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挑战，极大地影响了沙特地区战略的实施，伊朗和沙特关系日益紧张。
自此之后，教派主义以一种更为明显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并成为地区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标杆。虽然霍梅尼一直宣扬伊斯兰世界大团结，但与西方认知的伊斯兰革命连锁反应所相反的是，很多伊斯兰国家并不认为伊朗革命是真正的伊斯兰运动的胜利，认为它是一场挑战各国现存政治秩序的政治动荡，更是什叶派对逊尼派的宗教挑战。代表逊尼派的沙特与代表什叶派的伊朗，在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社团当中展开了以宗教为旗帜的意识形态宣传战，并将其与自身争取地区霸权和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
教派主义的影响涉及地区格局和国际政治层面。什叶派和逊尼派历史上的差异和冲突被置于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大国扩展自身地区影响力、谋求各自政治目标的斗争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两国带有政治目的的教派主义宣传使得有穆斯林的地方，就有教派间的互相攻讦和冲突。教派主义成为当代中东地区政治中的重要因素。
二、作为宗教少数派的逊尼派和什叶派
中东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教派问题，其中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教派构成多元，教派冲突也较明显。伊朗和沙特虽都是以某一教派为绝对多数，但教派区分依然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具体来说，什叶派在沙特国内是毋庸置疑的宗教少数派，而逊尼派在伊朗也屈居什叶派之后。在教派主义影响日益浓厚的背景下，宗教少数派的身份令其所处的地位和境遇都非常微妙。
沙特什叶派人口比例约为10-15%[2]，其分布以东部省为主，占该省居民总数的1/3左右，其中90%以上的什叶派穆斯林又集中居住在沙特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哈萨、卡提夫和加瓦尔附近。近几十年来，石油资源的开发使大部分什叶派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他们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处境并无多大变化。对于沙特这样一个以瓦哈比主义为立国之本的国家来说，承认什叶派的合法宗教身份就等于否定自己的宗教合法性。即使在1959年爱资哈尔大学权威学者发布“法特瓦”，认可什叶派乃是与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并立的第五大教法学派之后，沙特依然拒绝承认什叶派的穆斯林身份。在这种环境下，什叶派信徒的人身安全虽有保障，但其宗教习俗和活动依然受到种种限制。政府一直竭力让什叶派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分明确的界限，即什叶派信徒可以保持自身传统，但不能在公开场合表露，更不应过分强调自身信仰的特殊性。什叶派作为穆斯林的身份不被认可，但又不是受传统伊斯兰教法保护的“有经人”，其地位比沙特境内为数甚少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更低。可以说，在海湾各国中，沙特国内什叶派人数仅次于伊拉克，但其融入现代国家的程度却是最低。被占据主流的瓦哈比派意识形态排斥之后，什叶派的二等公民地位让其一直对外来新鲜政治思想和政治环境的变动非常敏感。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沙特国内的什叶派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抗议运动，这促使政府对有关什叶派地区和社团的政策进行调整。但在社会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的同时，沙特政府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融合什叶派国民。对什叶派的不信任感和文化方面的压力持续存在。伊朗革命后的10年，被沙特什叶派视为自身境遇最差的10年，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沙特什叶派时常被视为潜伏的“第五纵队”。
“9·11”事件之后，沙特连续几次遭受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出于对带有宗教色彩的极端主义组织迅速发展的忧虑，一些开明的逊尼派改革主义者意识到，相较于宗教极端主义者，什叶派对国家安全的危害更小，他们不再排斥与什叶派联合，进而共同倡导社会政治方面的变革，反对腐败，促进少数派权益。一场要求全面改革的社会政治运动席卷整个沙特。有研究者将这场运动称之为“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因为它改变了此前沙特伊斯兰主义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各行其是的状况并表现出某种合流迹象。[3]在此趋势下，沙特什叶派反对派开始走上与政府的和解之路。在清楚表达对沙特国家忠诚的前提下，他们提出了平等权利的要求，即要求国家正式承认什叶派是与逊尼派平等的国民，并尊重其权利。[4]
伊拉克局势的变化把什叶派推至国家权力舞台的中央，黎巴嫩真主党因其对以色列的不妥协态度在阿拉伯世界广受欢迎。在一个什叶派似乎要占据优势的时期，沙特作为逊尼派国家的代表似乎不会在此刻纵容什叶派力量的增长。国王阿卜杜拉一度准备公开与什叶派领导人会晤，但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除外来影响外，国王本人也很难说已完全摒弃对什叶派的提防之心。2007年，一家科威特报纸的记者曾问及目前有什叶派致力于转化逊尼派，沙特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的宗教权威和真主法度的维护者，应如何应对？国王显然承认了问题中关于什叶派在力促逊尼派改宗的预设，回答说沙特的领导者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但什叶派的行动会失败，因为逊尼派坚信自己的信仰。[5]
被视为什叶派世界“精神祖国”的伊朗，是全球什叶派人口最多、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但据不同的估计，其境内也有6%-8%的逊尼派。这些人口分布在伊朗全境，主要居住在俾路支斯坦、库尔德斯坦和呼罗珊地区。伊斯兰革命迄今的30多年中，伊朗一直高举以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团结为旗帜，宣传伊朗经验的普适性，强调伊斯兰世界团结的重要性。但对本国的教派主义问题，伊朗政府显然还未能完全解决。确实，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至今的30多年中，伊朗政府和官方宗教人士很少强调自身的什叶派特殊性。从法律上看，逊尼派的合法宗教地位得到了法律的充分认可。但在政治参与方面，逊尼派实际上处于劣势；在宗教生活方面，逊尼派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1979年以来，文化部就禁止在布道、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出现一切反逊尼派的言论，近年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发布教令，明确禁止追随者谴责前三大哈里发及其家人。但事实上，有上百万逊尼派人口的德黑兰至今没有官方认可的逊尼派清真寺。据说哈塔米在竞选总统之时曾承诺当选后会修建一座，不过因未得到哈梅内伊的同意而无果而终。
由于和民族问题相联系，教派主义对伊朗国家的挑战似乎更为严重。虽然伊朗各地都有逊尼派穆斯林，但俾路支斯坦和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都是逊尼派。他们不仅在宗教信仰上与主流的什叶派不同，还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其中库尔德人居住在伊朗西部，与伊拉克、土耳其的库尔德地区接壤；俾路支人则居住在伊朗东南的锡斯坦-俾路支省，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接壤。两者都属于跨境民族，不同程度上都有分离主义倾向。伊朗库尔德人自治运动在1979年后曾一度非常活跃。由于近年局势的恶化，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也影响到了伊朗俾路支地区。2003年以来，俾路支地区曾发生多起反政府暴力活动，其主力是自称“真主旅”（Jundollah）的逊尼派恐怖组织。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一地区暴力活动的组织和宣传方式越来越像邻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吉哈德组织，对外宣传中频频动用教派主义观点来说明自身的正当性。[6]在这种局势下，伊朗政府一直强调与当地部落和宗教领袖合作的重要性。随着核问题的不断升温，伊朗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严峻。伊朗政府宣称俾路支地区的反政府活动得到了美国的军事支持，一些逊尼派武装组织首领也承认从美国获得武器。目前紧迫的形势迫使伊朗不得不在国内逊尼派问题上步步设防，这些防范措施带来的紧张气氛反过来又强化了普通逊尼派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也坐实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宗教自由状况不佳的谴责，并进而成为遏制其扩大地区影响的道义借口。
可以说，“伊斯兰团结”是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理想，也是推进其现实政治目标的有力手段。但在过去30年中，伊朗一直在宣传中致力于促进团结，却未能成功地在国内教派区分的隔阂上搭建坚实的桥梁。实际上，由于“伊斯兰团结”这一口号伴随而来的是伊朗影响力的外溢，其固有的政治诉求反而妨碍了目标的达成，有时反而拉大了两派间的距离。
可见，不论是伊斯兰团结还是教派主义带来的问题中，政治因素与宗教因素难分彼此，如伊朗与沙特的紧张关系和互相攻讦，可以说是两者作为什叶派和瓦哈比派在宗教教义方面的根本差异所致，但也是两个地区大国间的政治博弈。伊朗对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既是为了配合自己反美的战略目标、争取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也可以看作是对穆斯林兄弟正义事业的一种支持。而伊朗国内逊尼派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与宗教因素相互纠葛，却更加难以处置。
三、什叶派新月地带与地区政治
“9·11”事件之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但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阿拉伯国家什叶派却赢得了新的发展契机。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暴力斗争道路逐步被摒弃，什叶派社团走向与其他派别和解并对话的道路。他们借助政治手段，逐步摆脱了此前的弱势地位，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政治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政治上长期受压制的什叶派影响力开始扩大。战争之初，美国的军事存在遭到逊尼派的激烈抵抗。什叶派作为伊拉克国民，同样对美国在伊拉克的长期目标亦怀有戒心，但占领毕竟为一直处于弱势的什叶派提供了难得的政治活动空间。这促使什叶派重新自我定位，改变逊尼派主宰近一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少数派心理，也让什叶派政治反对派重新充满活力，并将人口优势转化为政治权力。事实上，自美国入侵伊拉克至今的10多年里，什叶派已经从萨达姆时期人口统计学上的多数派，变成了事实上的多数派，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日益重要。
在黎巴嫩这个中东教派最为复杂的国家里，以真主党为代表的什叶派也在政治上迅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真主党的宗旨和策略已经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从一个什叶派政治军事组织向全国性政党过渡，并成为黎巴嫩民主进程的积极参与者。自1992年真主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以来，一直在议会中占据约10%的席位。90年代中期，真主党成功地在黎巴嫩领导了一场重建地方民主管理的运动。在1998年一人一票的地方选举中，真主党在15%左右的市镇取得绝对优势。2004年真主党控制的市镇增至21%。同时，真主党以“服务于民”为口号，积极从事社会服务。真主党及其附属组织在贝鲁特郊区、黎巴嫩南部等政府公共服务缺失的地区，提供垃圾清运、电力和饮水供应的服务。此外，还在政府不愿或无力企及的地方修建学校、医院、公共卫生设施、低收入人群住房，并为小商业者提供贷款和资助。这些服务不仅针对什叶派，而是面向所有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一些低收入的基督徒也把自己的子女送进真主党开办的学校学习。
与此同时，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什叶派社团组织与伊朗一样，一直坚持反美反以立场。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已普遍放弃与以色列的正面对抗之时，真主党还在坚持同以色列展开武装斗争。什叶派坚定的反以立场使其在中东各国都有不少拥护者，一些逊尼派因对其政治态度的认同转而受到什叶派信仰的吸引。美国著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近年在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国都有相当数量的逊尼派改宗什叶派。[7]这一情况引发了逊尼派对什叶派复兴、什叶派主宰中东地区的猜疑和警惕，而什叶派在阿以关系问题上的统一立场，更使得他们被认为隶属于同一个阵营。
实际上，早在海湾战争之后，沙特的一些瓦哈比派学者就认为以什叶派为核心的中东新秩序正在出现，最典型的例子是沙特著名的宗教学者麦加乌姆·库拉大学伊斯兰学院的院长萨法尔·哈瓦里和利雅得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沙特大学从事《古兰经》研究的教授纳斯尔·伊本·苏莱曼·欧麦尔向沙特高级乌勒玛协会提交的备忘录。哈瓦里警告说，一个由伊朗、（阿拉维派领导的）叙利亚、伊拉克，以及沙特和海湾其他君主国的什叶派组成的什叶派阵营将要形成。[8]此后，这一概念逐渐清晰。2004年1月，约旦国王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达了对什叶派在伊拉克政局中影响力的关切，并提出了“什叶派新月地带”的说法[9]，这一概念迅速成为地区新秩序辩论中的核心词汇。一些人认为，在伊朗的支持下，从黎巴嫩到海湾国家会出现一个什叶派掌握政治主导权的“新月地带”，由此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为此，沙特在2006年开展了题为《什叶派新月地带与什叶派复兴：神话和现实》的国家安全评估项目，专门对伊朗的经济实力、油气资源、军备等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可以说，由于伊拉克和黎巴嫩什叶派新近的赋权，他们在地区政治中力量有所上升。结合此前一直特立独行的伊朗，在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看来，似乎确实存在一个什叶派力量的复兴趋势。对这一趋势及其可能带来的威胁，更成为地区政治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成为中东地区反美阵营中的主要力量，它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严峻。巴沙尔政权不断受到西方“纵容恐怖主义”、“殖民黎巴嫩”、“邪恶轴心成员”、“破坏和平进程”的指责。自2012年初以来，叙利亚问题不断恶化。中东地区政治中以教派主义为标准，对局势进行分析、判断，甚至定性的做法屡见不鲜。叙利亚周边的阿拉伯诸国多对目前的巴沙尔政权持反对态度，急于促其政权更迭的企图极为明显。在这种局面下，阿盟成员国反对制裁巴沙尔政权的只有伊拉克和黎巴嫩，而阿盟之外的支持者只有民族上与叙利亚有异的伊朗。阿拉伯国家多指责阿萨德家族的统治是少数的阿拉维派对多数逊尼派的暴政。在一些较极端的逊尼派人士看来，叙利亚和伊朗的联合，已成为逊尼派世界的最大威胁，其危害远超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分析者就把这场国际政治的博弈归因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差异，认为伊朗支持叙利亚是因为宗教上的同源性，目前的动荡主要源自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长期不和。
那么，目前凝聚所谓“什叶派集团”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从宗教上说，叙利亚的执政者是阿拉维派（又称努赛里派），隶属于什叶派中的一个支派伊斯玛仪派。该派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地中海沿岸各种宗教混杂的因素，长期被正统的什叶派宗教人士视为“异端”，与伊朗和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奉行的十二伊玛目派有着非常重要的差异。可以说伊朗对叙利亚的支持，并不是单纯出自宗教上的亲近感。在目前局势中，叙利亚国内逊尼派有很大一部分支持现政权。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起，伊朗就一直在阿拉伯世界精心培育逊尼派背景的政治力量，如支持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秘密支持埃及和利比亚的穆斯林兄弟会、约旦的伊斯兰行动阵线等，这些都反证了在目前政局中，教派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可以说，使所谓什叶派集团在目前的政治变局中结盟的仍是国家利益问题。在叙利亚目前的政治动荡中，阿盟和西方国家的共识是变更大马士革政权，进而削弱伊朗，并最终将伊朗的影响力压缩到波斯湾一带甚至封杀在伊朗本土。作为地区大国的伊朗，尽管一直受西方的制裁和围堵，但它从来没有放弃成为地区强国的梦想。支持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国的什叶派也一直是伊朗扩大其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为避免战略上的孤立，伊朗必然也必须和叙利亚现政权持同一立场，这远比宗教上的共性或是内部的差异性重要。
四、结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中东地区主要的国家形式。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多数国家未能成功寻找到一个作为全体国民共识并分享的认同体系，或虽然宣扬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但对其的认识却分歧重重。在这种局面下，教派主义的因素非但没有削弱，相反，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不同群体在国家体制内的政治利益之争，更加强化了教派身份认同，使之成为国内政治博弈中的主要因素。在缺乏稳固的国家认同的局面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各国宗教少数派闻风而起。
在地区政治中，教派主义是宗教在国际政治中惯常会发挥的作用的缩微反映。自苏联解体、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文明冲突（包含宗教冲突）的理论范式受到广泛关注。对宗教在政治领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的研究越来越多。具体到中东地区政治问题，就是关注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派别在地区政治中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这同在更大的国际政治范围内强调伊斯兰教、基督教或犹太教的区分，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类似的。
然而，正如冷战范式从未完全决定国际关系的本质，也未能解释其复杂性一样，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既不能忽视，也毋需高估。国家行为是多种因素和动机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不是任何单一因素就可完全予以解释。宗教既非当前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也非治愈该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果把教派差异视为目前中东政治变动产生主因，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所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成为真正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注释：
[1]Wilfried Buchta, “Tehran's Ecumenical Sociaty: A Veritable Ecumenical Revival or Trojan Horse of Iran?”, in Rainer Brunner,Werner Ende,eds., The Twelver Shia in Modern Times: Religious Culture & Political Culture, London: Brill, 2001, PP.333-334.
[2][4][5]Joshua Teitelbaum, The “Shiites of Saudi Arabia”,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2010, Vol.10.
[3]吴彦：“沙特阿拉伯‘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初探”，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
[6]Alex Vatanka, “Baluchistan gives Iran policy headache”, Jane's Islamic Affairs Analyst, February 2011.
[7]Isaac Hasson, Contemporary Polemics Between Neo-Wahhabis and Post-Khomeinist Shiites, Research Monographs on the Muslim World, city: Hudson Institute, October, 2009.
[8]Yitzhak Nakash, Reaching for Power: The Shi'a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53.
[9]Robin Wright, Peter Baker, “Iraq, Jordan See Threat to Elections from Iran，”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8,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