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戴笠所领导之“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抗战期间长期从事对日情报工作，收获甚丰。据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军统局共收集对日军事情报达1021863件。根据这些情报，在诸多战事(如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开始前，戴笠及军统局对日军动向均作出过相当精准的评估。这些情报亦惠及美军。譬如，美在琉球海空歼灭战中一举击溃日本海军，即得益于军统局事先提供了日军在台、澎、琉球地区的精确战机数目，使美军能预先针对性集结优势力量。
但也正因为对日情报工作如此璀璨，反倒使后世鲜有人注意物资抢购，也是军统在抗战期间极重要的工作——如2013年大陆出版的一本号称“尽可能地引用国内外的可信资料以为依据”的《戴笠传》，即对此一字不提，实可慨叹。
在沦陷区开展“物资抢购”，是抗战中后期军统的重要工作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于“军事作战”外，另布置有“经济作战”，主要内容之一即“物资抢购”。所谓“物资抢购”，乃针对前线各战区(主要指沦陷区)而言，涉及种类甚广，如浙江之茶叶桐油、湘鄂之丝麻猪鬃、河南之皮张蛋品，均在抢购范围之内。抢购目的，一是缓解抗战大后方物资紧缺、降低通货膨胀，二是打破日军“以战养战”之阴谋。
物资抢购，本由财政部下属之贸易委员会主持，但蒋介石对其工作成效颇为不满，遂于1941年5月，转命戴笠负责其事，并嘱其受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领导，切实办理。但孔、戴矛盾颇深，由来已久，孔遂以从事“经济作战”之机构已相当完备，无需另设为由，将戴的计划束之高阁。直至次年10月，蒋再度明确批示：沦陷区的物资抢购，当“以设局办理为宜，并须从速负责办理”，孔才勉强同意推动成立“货运管理局”，由戴笠兼任局长，王抚洲专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其时，已是1943年4月。
诚然，确如孔祥熙所言，财政部下属负责对敌经济作战的机构相当之多，如贸易委员会负责统制桐油、茶叶、钨砂等物资，且专办对外易货与采购;经济部设有棉花纱布管理局;五金器材有工矿调查处统制调配。但沦陷区的物资抢购自有其特殊性，非依赖强有力的情报部门不能成功。首当其冲者，即经济情报的收集与处理;其次，须与各种势力如伪军、土匪乃至帮会合作，抢购、抢运始能顺畅。尤其重要者，物资抢购与打击走私乃沦陷区经济作战的一体两面。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一份档案统计，自1935年8月1日，到1936年4月30日，中国海关因走私而损失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三分之一。全面抗战时期，政府打击走私的能力变弱，损失亦相应扩大，且有大量军、政机构加入到了走私大军之中——如国防最高委员会总结中条山战役之惨败，其报告中即有一条：“原因之一为敌人贬价输送敌货毒品，军队上下唯利是图，走私风炽，战斗力削弱……尤其以走私贩毒为最大之原因。”简言之，欲使物资抢购发生效用，必须同时打击走私;而要打击走私，则非得有不怕地方压力、不惧武力威胁的特殊实力机构。
这也正是蒋介石在1940年11月命军统于财政部下设“缉私署”、由戴笠兼任署长的缘故。货运管理局与缉私署，遂成为军统经济作战的两大前沿阵地。
内耗严重，执掌“货运管理局”仅两月，戴笠即递交辞呈
军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介入物资抢购与打击走私，自不免与政府内部的既得利益团体发生尖锐冲突。先是，货运管理局虽然成立，但原拟定的3.5亿法币预算，被财政部核减为8000万，至实拨时，已仅剩1000万;更致命者，财政部下属各既得利益机构，设置重重障碍，以致货运管理局成立不过两个月，戴笠已被逼至向蒋介石递交辞呈的地步。在辞呈中，戴扼要描述了他所面对的种种刁难：
查纱布为军需、民用所必需，此次生(戴笠)在东南，本可大量抢购;而纱布为棉花纱布管制局所管，抢购之纱布，须按该局定价，交其收购。该局定价远低于前方，赔亏之款，概不拨补，生之计划为之停顿。桐油为东南过剩物资，曾拟输出贸易;而输出须经贸易委员会核准，并应向外汇管理委员会结汇，手续辗转，费时两月，尚未办竣。现时江浙生丝上市，正可大量抢购;而生丝为复兴公司统购物资，事前须向该公司洽商，始能办理，洽商月余，仅见端倪。此外，五金、机器、化学原料，须向工矿调整处报运，否则不能内运。几乎每一物资，均有一主管机关;每次抢运，均系另办一次手续。重复淆杂，牵制叠架，而使一般商民莫知所从。生洞见时弊，于拟具《对沦陷区输出入实物比例结算办法》之外，并请求修改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意在调整权责，集中管制，力求手续简单，便利商民，以期实现三十年五月三日，钧座手令统一指挥之政策。无如有关机构，视职权为固有，历时半载，一再审查，尚无结果;公布实施，不知何时?以此而言，经济作战，对敌争取物资，虽有智者莫能为力，以生愚鲁，曷能有济?而反视敌人之对我经济作战，不仅有系统，有计划，而且动作灵敏，运用机动……对此强敌，岂迂缓迟滞，淆杂牵制如我今日之办法所能致胜?
后经蒋介石批示，孔祥熙始与戴笠共同“研究”，拿出一种解决方案：一、从沦陷区输入后方的物资，只要有货运管理局颁发的登记证，即可通行无阻。到达后方时，再通知每项物资的相应主管机构，依法加以管制或收购。二、货运管理局业务机关所抢购、抢运的物资，一律交各主管机关给价收购，不得自行处理。收购价格为实际购运成本，酌加管理杂费，不加任何利润或其他费用。至此，军统在沦陷区的物资抢购工作，才得以正式开展。以蒋之最高权力，及戴之坚韧执行力，欲成立一“货运管理局”，前后费时竟达两年有余，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耗程度之严重，可见一斑。
开罪巨室，戴笠不得不“主动辞去”缉私署署长一职
货运管理局之外，缉私署的工作亦阻力颇大。及至1943年6月，戴笠终以工作繁杂无力兼顾为由，辞去缉私署署长一职。其真实原因，乃是在1942年侦办了“林世良案”，严重开罪孔祥熙，孔遂联合“中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陈立夫，向戴发难。戴力不能支，只得在蒋的授意下“主动辞职”;缉私署人事虽有蒋“不可随意调动”的面谕，但终不免渐渐脱离军统的掌控。
所谓“林世良案”，乃军统运输统制局监察处所侦办的案件。抗战时期，为从国外运进战略物资，国民政府曾设立专门机构“西南运输处”，后改组为“运输统制局”，主要负责管理、协调滇缅公路与滇越铁路的物资运输工作。运输统制局下设监察处，负责监督军用物资的运输，查禁不法商运，保证运输安全;1941年7月，由戴笠兼任处长，张炎元任副处长，负实际责任。
1942年3月，运输统制局监察处昆明监察所查扣了以“中央信托局”名义，自缅甸仰光内运的35辆卡车货物。经查实，该货物系商人章德武所有，为逃避检查，乃重金贿赂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以政府公车名义内运——1941年蒋介石启用戴笠为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其目的，即整顿运务，加速滇缅线战略物资的抢运。当时，美援物资正不断运至仰光港，但整个滇缅公路因管理无方、贪腐横行，运输效率极差。据国军机械化学校教育长徐庭瑶1941年9月所作公开分析，900余公里的滇缅公路，可容纳18000辆卡车，每月至少可运输60000吨以上物资，而实际运输量却不足7000吨。迫不得已，蒋介石不得不在同月下达手令，停止滇缅公路一切商车自由活动，每月运输商货数量，须由运输统制局统筹计划、管理——章德武勾结林世良，商货公运，自是违法之举。然林世良当日所在的中央信托局，乃孔系势力之重镇;林本人，且正与孔二小姐热恋，已到谈婚论嫁地步。此案如何办理，对戴笠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即便是在戴笠向下属传达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之后，该案仍迁延时日达8月之久，其间种种政治内斗，自不难想象。直至得到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与批示，林世良才被交至军法执行总监部，判处死刑。
1942年，军统在福建抢购日军散失汽油六千余桶
蒋在1942年前后，频繁利用戴笠的军统力量，来领导货运管理局、缉私署与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究其目的，固在拯救沉疴，却也反映出：在军统力量之外，蒋可依赖、可信任的政治力量至为有限。这恰是国民政府另一重致命的沉疴。戴笠毕生，选择拥护蒋介石为唯一领袖，以实现蒋的政治抱负为唯一志向，也是他在情报工作之外，能获蒋重用的根源。
具体到军统在“物资抢购(抢运)”方面的成绩——略而言之，其抢购范围虽广，但总体上，仍以汽油、五金器材与纱布为最重要的抢购对象。其中，汽油与五金器材的抢购，主要集中在1942年前后;1944年前后，则以纱布的抢购为主。此种侧重点的不同，与抗战时期关键物资缺乏程度的变化有关。汽油虽始终极缺，乃至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宣传口号，但到抗战晚期，已有“酒精汽车”“木炭汽车”作为替代，玉门油矿的产油量也渐趋可观;五金器材则有美军以飞机不断运入。唯后方产棉有限，外运阻绝，以至于自1943年以后，阴丹士林布在后方已成为囤积、储蓄、保值的对象，几乎具备了货币的功能。
台湾军情局近年解密的“戴笠档案”，颇能反映上述史实。如戴笠曾多次密电军统在缅甸仰光的负责人陈质平，令其设法采购汽油：“现……宁波各口，敌已实行封锁，本局在上海所购之汽油，不能进口，现存油不能支持一个月之用。兄处尚能设法购买若干否?盼复。”(1940年7月20日)“最近由仰运渝之汽油，今午已有四卡车到达，兄对本局工作之热忱，殊深感佩。”(1941年5月15日)
就档案所见，军统在沦陷区所办理的最大一宗汽油抢购，在1942年末。该年9月，有日本运输舰一艘，运载汽油(内有大量飞机用油)一万余桶，每桶53加仑，驶至闽浙交界海面，被美军飞机炸沉，诸多油桶散浮海面漂流四散，沿海百姓捞获甚多。戴笠闻讯后即向蒋介石汇报。因总量颇大，蒋向福建沿海各驻军及地方政府下达手令，严命此项汽油由军统统一负责收购，运往重庆军委会分配使用，余人不得擅藏擅收。戴笠随即密电福州缉私处处长江秀清，命其秘密抢购。
抢购工作之要义在于秘密，意图暴露，轻则损失资金，重则招致敌军破坏。为此，戴笠曾以“特急”密电，严厉责备福州缉私处处长江秀清及军统闽北站站长严灵峰：“今日此间各报载有福州通讯，内称闽海敌舰两艘载有飞机汽油等，遇同盟国潜艇炸沉，所有飞机油均浮海面，现已捞获四百余桶，并已有八十余桶运至福州转入某地云。吾人对抢购抢运工作如此不能守密，势必影响今后之工作也。希即密切注意并查究此消息之露布，系由何人所泄漏，电复为要。”(1942年10月1日)
稍后查明，抢购工作暴露并陷于停顿，与顾祝同所主持的第三战区插手有关。戴笠为此不得不以“特急”密电向蒋介石汇报申诉：“第三战区派来福州负责收购人员，不遵委座电令，仍多方阻挠，致抢购工作陷于停顿，而已抢购至本处者亦不能内运。现风声所播，各方均出重价秘密抢购……”(1942年，原始档案具体日期不详)
此次抢购的具体成绩，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军统干部郭则杰披露，“经议定伪军从渔民手中所抢夺的全部汽油交军统收购，收购价格为每大桶四千元(以后逐渐调整增至八千到一万元不等)……总计由日伪军郑德铭等处收购到的汽油约五千余大桶……直接向民间收购的有四百余大桶，这批收购价提高到二万元至二万五千元不等……一九四四年底，收购汽油工作大致结束。总共收购汽油六千余大桶。”
海外五金抢购艰难，戴笠向蒋介石求助
抗战期间军统对五金器材的抢运、抢购，主要以汽车零件及相关修理工具为主。据1944年12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一项统计资料，大后方“直辖各公路局”，共有卡车、客车4498辆，完好者仅1907辆，待修者2591辆。其对五金零件的需求之殷切，可见一斑。
因军统在“西南运输处”深植力量，且在东南亚布局甚广，仰光遂成为其采购五金器材的主要市场。1941年前后，“戴笠档案”中有关汽车零件及相关修理工具采购的密电，语调普遍相当迫切，显然与军统在西南运输处及后来的运输统制局内，身负蒋介石所交代的加速抢运美援战略物资的重任，有莫大关系。
如1940年，戴笠密电陈质平：“敌进兵西贡，图截断我滇缅线至为明显，本局无线电制造所停工待料已久，而所有卡车又因缺乏零件进厂待修。故弟极为焦急。”
但海外抢购效果似仍有限，以至戴笠不得不密电蒋介石求助。一者，希望政府出面与缅英当局交涉，改善军统在缅甸的抢购环境：“查腊戍西南运输支处所有运输车辆，多系福特与雪佛兰两种。近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英缅当局限制购买该项汽车零件，致使腊处车辆修配困难，妨碍运输。窃意：此时中英同盟作战，似可交涉，予我方一切之便利。”再者，希望政府另外选派有声望的外交人员赴缅，以利于相关交涉。
略而言之，军统的“五金抢购”，多用于维系滇缅公路运输及沦陷区物资抢运。殆至1943年，大后方汽油、五金输入状况有所好转，戴笠档案”中此类焦迫言辞渐少。“布疋”转而成为军统物资抢购、抢运的重心。
1944年，军统联合杜月笙，打通沿路伪军，自上海抢购1200吨纱布运至后方
1943年5月22日，戴笠密电毛人凤及王抚洲，明确指示军统此一时期的物资抢购、抢运工作，应以纱布为第一中心。
军统最大一宗纱布抢购、抢运，系在1944年初，将总计6000件约1200吨纱布，自上海秘密内运至后方，其大略运作情形如下：
货运管理局成立后，它在沦陷区抢购物资的三大基地，乃是上海、香港、汉口。在上海，军统的主要合作对象是青帮的杜月笙与汪伪的周佛海。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命门生徐采承留沪，并设立一家“民华公司”，由该公司出面，掩护军统的纱布抢购工作。徐采承长袖善舞，与驻上海之日军“登部队”陆军部长川本少将交情甚好，加之当时的汪伪财政部长兼上海市长周佛海已秘密加入军统，抢购工作进展相当顺利。
这1200吨纱布出上海后，均分为二，由水、陆两路抢运。水路运往浙江淳安，就近交东南战区各军需机关使用;陆路先运抵安徽界首，再转往洛阳。因军统对沿路伪军策动已相当成熟，两线皆顺利抵达——陆路最危险地带，并得伪军郝鹏举部尽力护送。
“戴笠档案”中涉及此次抢购抢运之函电颇多。如1944年2月23日，戴密电界首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周兆祺(军统骨干)，切切嘱咐：“临汝训练班前天自渝驶来货运局卡车十辆，弟已手令丁善庆立即开往界首装运裕中庄之布疋矣，不足之数，并已令善庆向长官部交涉，加拨车辆矣。总之界首万不可存货，有货到界首，无论多少，应即启尽种种可能，抢运来洛，万不可疏忽与迟延，至要至盼。”所谓“裕中庄之布疋”，即抢购自上海的1200吨纱布的一部分。
1944年3月3日，戴于病中向蒋介石报告：“沪来第一批纱布已自界首向洛阳运输，余者亦正由商丘内运。生在此(临汝风穴寺)亦便于指挥抢运。日内当拟往界首一行。生病现已能起来，不敢因已蒙钧座赐准病假，延误紧要关头之工作。”
当然，此行也有波折。1944年4月26日，戴笠曾有一函电透露，第一批纱布以“通济公司”(戴笠与杜月笙联合设立，专为抢购抢运棉纱，公司雇员不拿薪水，光尽义务。因工作乃通达接济性质，故名“通济”——笔者注)名义，经商丘运往洛阳时，曾遭遇当地伪军刁难。函电称：“此系通济公司第一批纱布壹千件，自沪运抵商丘，内运时经过伪军张岚峰防地，张当时要征过境税三千五百万圆。后由兆槐(王兆槐，军统骨干)赴商，面告张此物系中央所有，故张下令放行，亦不收税。后来各批，亦同样办理。”可见非军统、青帮、伪军三方联手，此事难成。
廉洁否?贪腐否?
一方面，整个抗战期间，军统共抢购了多少物资，因缺乏档案材料，已无法统计。然其数量甚巨，则属显然。据国民政府财政部1943年底公布的一份报告，自4月份货运管理局成立，“至八月底止，业经抢运之物资，计五金、机械、仪器、交通器材、生丝、橡胶及花、纱、布等，约值五千余万元。八月以后，更与花纱布管制局及四联总处购料委员会合作，大量抢购花、纱、布。九、十月份可抢购近2亿元以上。”其时，货运管理局尚饱受财政部排挤，六月份并有戴笠被迫辞职之风波，已有如此成绩，其执行效率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物资抢购、抢运，系与金钱及紧俏物资打交道，自不免招来物议。如四川军阀、帮会分子范绍增即谓：“通济公司依仗戴(笠)的特权，做尽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当时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如当时不准出口的军火工业原料，这个公司却大量运到沦陷区去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制成军火来屠杀中国人，又能从沦陷区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还经常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范绍增与杜月笙及青帮交往颇深，但显然并不了解通济公司的运作内幕。范所谓“不准出口的军火工业原料”，当指桐油、柏油等物。1943年，军统通过秘密渠道获悉日方愿通过它控制下的商人，以纱布等物资换取桐油、柏油。此事经军统局内部仔细研究，并报蒋介石，蒋斟酌后认为利大于弊，遂同意实施。抢购棉纱布匹至大后方，则是当时维系前线战事及后方基本民生的要务。至于所谓“赚大钱”，运至后方的物资，军统自身并无权处置。
范的这种言论，代表了当时一般人对军统介入物资抢购、抢运的认知，固不免有诸多误解。但军统中人自己也承认，在“经济作战”中，确实存在贪腐行为。如据郭则杰披露，1942年抢购闽海日军散失汽油时，负责具体收购事务的军统骨干“江秀清和张驰二人就(向军统局)虚报了八十万元”，“军统局在向军事委员会报价时，又多浮报一倍以上。其报价手续，是由福建货运管理处上报的，而货运管理处则是根据收购人报价转报货运管理局的。当时郭则杰是主要经手人，所以知道这件事的底细”，“向军事委员会多报的价款，约在五千万元以上”……
郭作为经手人，其言辞具备相当高的可信度。虚报款项如此之巨，必是奉了戴笠的旨意。至于郭称该款项被“用来充作军统特务的活动经费”，则事关军统内部复杂的经济运作，是另一个更幽微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