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又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因此《诗经》的影响早已超越我国的范围，不仅对东亚的日本、朝鲜等国有明显的影响，而且对欧洲、美、俄等国也有广泛的影响，从而成为世界诗歌史上的瑰宝之一。本文主要是介绍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的概况，并对其《诗经》研究的方法及其势态有所评述。
欧洲的诗经研究
《诗经》流传到欧洲始于十七世纪，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诗经》的影响逐步扩大，而到了二十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批研究《诗经》的名家与论著。
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是《诗经》的译著者与研究者。他从1913年开始从事《诗经》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在1937年出版了《诗经》的译注本。他的《诗经》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具有纯文学研究的鲜明倾向，他的译诗的编排，打破了传统的风、雅、颂的编排次序，而以诗歌的内容性质和艺术特征加以分类编排，这样就便于读者从文学角度了解《诗经》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二、他把《诗经》与一些欧洲文学作品作了比较研究，成为欧洲《诗经》研究走比较文学道路的先驱者之一。
法国著名汉学家格拉内，在1919年出版了《诗经》研究的名著《中国古代的祭祀与歌谣》，1922年，该书的英译本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格拉内以东南亚的歌谣与《诗经》作了比较研究，开辟了以比较文学研究《诗经》的新途径。该书比较新颖独到的见解主要有两点：一、他认为舞蹈、歌谣与古代宗教性的祭祀庆典活动是紧密相连的，因而这些歌谣都是当事人的即兴之作，具有明显的口头文学的特征。如《周南·汉广》，我国古代的三家诗认为是祭祀水神的歌谣，格拉内据此就确认此诗为即兴之作。二、格拉内又认为《诗经》中的采草、伐薪和狩猎，都是恋人在恋爱时争风吃醋的行为。这些论断未必都很正确，但其中确实包含着一些符合事实的合理推测的因素；因为在《诗经》中的这些行为和套语，确实与爱情婚姻有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由于格拉内对我国古代的文化、社会背景缺乏深切的了解，因而在解释《诗经》的一些篇章时，也难免有偏颇或不确之处。但就总体而言，格拉内在《诗经》研究方面仍然是有较大的贡献的。一则他用比较文学、宗教学、民俗学的方法，对《诗经》的祭祀庆典和爱情婚姻的诗歌，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开拓了《诗经》研究的视野。二则他的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也能给人以启迪与深思。
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不仅精通汉语史，也是研究《诗经》的名家。他擅长从中国的方言学与古音韵来研究《诗经》，1932年出版的《诗经研究及诗经的韵律》，就是这方面的名作。他在40年代又先后发表了《国风注译》、《大雅注译》与《小雅注译》，这三个本子后来又汇集为《诗经注释》，这是欧洲学者研究《诗经》声望颇高的著作。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经》，并能摆脱我国传统诗学的影响，而能对《诗经》的一些诗章作出较合情理的解释，这是高本汉对《诗经》研究的新贡献。
德国学者维克多·斯特劳斯是欧洲有名的《诗经》翻译家与研究者，他的《诗经：中国经典式的诗集》（1844年）的长达60页的《序言》，实际上是一篇综合研究《诗经》的很有份量的论文。德国学者京特·德博的专著《公元前12—前7世纪的歌谣》（1958年），也是欧洲学者研究《诗经》一部颇有深度的重要著作。
美、俄的诗经研究
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才有《诗经》的译著，因而《诗经》研究的起步较晚。但由于美国具有资料、人才、研究经费等方面的优势，特别是有众多华裔学者的合作和参与，因而美国《诗经》研究的成果颇有后来居上之势。美国自60年代以来，对《诗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其一，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经》。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多布逊教授的专著《诗经的语言》（1968年），与他的论文《诗经年代的确定和语言学证据》。此外，尚有杨奋进的专著《押韵诗：封建诸侯的标准；封建诸侯的韵律》；马托斯的论文《国风中音调的异例》。这是对高本汉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经》的继承与发展。这些专著与论文，均有较高的难度与深度。
其二、偏重社会学的《诗经》研究，有海陶玮的《韩诗外传：体现古典诗歌说教的韩婴诗说》（1952年）。韩婴的《韩诗外传》对《诗经》的内涵研究并无多大参考价值，但却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西汉前期以《诗经》说教的颇为独特的风尚。因而从这一角度研究《诗经》，颇能揭示《诗经》在古代社会的教育功能，对《诗经》的外延研究是有价值的。Tam，Koo—yin的博士论文《左传中诗的引用：赋诗应用的分析》（1975年）也值得注意。我国春秋时期的外交官员，擅长引用《诗经》篇章或诗句，作为表情达意的特殊手段，这是世界诗歌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对这一特殊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但赋诗言志的记载并不限于《左传》，研究的范围略嫌不足。
其三、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经》。这方面的著作，较值得注意的有麦克诺顿的《诗经综合映象》（1963年）和《诗经》（1971年）。但影响更大的是美国汉学家王靖献的《钟鼓集》（1974年），他用帕利—劳德的诗歌理论来研究《诗经》。所谓帕利—劳德，是指美国学者帕利和他的学生劳德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古代诗歌的一种很有新意的理论。这种理论的要点是：诗歌可以分成口头诗歌与书写诗歌两大类，口头诗歌是即兴之作，所以爱用当时流行的习用套语；所谓习用套语，以《诗经》而言，就是指这一类格式相近的习惯用语。如：
之子于归之子于苗之子于征
之子于垣之子于狩之子于钓
根据这种理论，大约套语占20%以上的，一般可归入口头诗歌；套语在20%以下的，则为书写诗歌。凡套语比例越高的，说明原始色彩较浓，因而其诗歌产生的时间也就越古。按此理论，王靖献对《诗经》的各类诗歌，作了有关套语的统计，列表如下：
类别 套语所占比例 时间 类型
国风 26.6% 最早 口头
小雅 22.8% 次早 口头
大雅 12.9% 最晚 书写
三颂 13.1% 次晚 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用这种理论研究《诗经》所得的结论，就风、雅、颂产生的时间先后而言，与日本学者松本雅明以“兴”为标志划分时间先后的结论，颇有类似之处（详见后）。就《诗经》口头诗歌与书写诗歌的区分情况来看，与我国现代《诗经》研究者的观点也相当接近；《国风》中确实有较多的口耳相传的民歌，而《小雅》的诗风与《国风》也比较接近。因此王靖献用帕利—劳德的理论来研究《诗经》，其中确有一些可供借鉴的地方。
根据上述情况来判断，在《诗经》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方面，美国学者的《诗经》研究成果并不亚于欧洲学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
就俄国而言，《诗经》的流传约始于十九世纪的50年代，但直到1957年才有《诗经》的全译本。俄国著名学者王西里与阿列克谢耶夫是早期的《诗经》译介者与研究者，如王西里院士的专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其中便有对《诗经》较为有系统的述评，他认为《诗经·国风》基本上属于民间口头创作的歌谣。前苏联时期，著名汉学家费德林院士，于1958年出版了《〈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对《诗经》的起源，《诗经》的风、雅、颂，研究《诗经》的历代著名学者的主要学术观点，作了较有系统的述评，并对《诗经》中的民歌、故事、传说、谚语、格言、词汇与韵律，作了综合性的研究。费德林对《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中瑰丽的珍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耀眼的明珠。
日本的诗经研究
《诗经》流传到日本，至少可以追溯到八世纪的万叶时代。万叶时代著名诗人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云：“虽云天地广，何以于我却狭偏？”显然来自《小雅·正月》的“谓天盖高，不敢不跼；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另一位万叶时代重要诗人柿本人麻吕的《长夜》云：“孤零只一人，辗转如何睡？”则明显受《周南·关睢》“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影响。又《古今和歌序》的汉文序说：“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华于词林。人之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感生于志，吟形于言。是以逸者其声乐，怨者其声悲，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和歌。和歌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若夫春莺之啭花中，秋蝉之吟树上，虽无曲折，各发歌谣，物皆有之，自然之理也。”这些诗歌理论，很明显是受《诗大序》、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与钟嵘《诗品序》的影响。此外，我国历代的重要《诗经》专著，如《毛诗》、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朱熹的《诗集传》等也先后传入日本，因此日本研究《诗经》的学者与著作，自九世纪起迄至今日，从未间断过，其总体成果是很可观的。
自二十世纪以来，日本涌现了一批《诗经》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丰硕的研究成果，从数量到质量，都可与我国《诗经》研究的成果相抗衡，而在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方面，则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我国学者自“五四”运动以来，研究《诗经》较偏重于《国风》，至于建国以后则更偏重于《国风》。而日本学者较重视对《诗经》的全面研究。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概论》（1936年出版了隋树森所译的中文版），对《国风》、《小雅》、《大雅》与《三颂》作了较为全面而中肯的述评。目田加诚的专著《诗经》（1943年），更认为：“《大雅》可说恰是周诗精髓。”冈村繁教授的论文《诗经及其诗人们》（收入《中国诗人论》1986年出版），也认为《大雅》中的不少诗篇，都是忧国忧民之作，宣扬的是为振兴国业而奋斗的壮志。这使人联想起李白的诗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与陈子昂、白居易所强调的“风雅比兴”。重视对《大雅》的研究，并肯定《大雅》的地位与价值，确有其客观的必要性。
日本学者研究《诗经》较有新意的，是松本雅明与白川静。松本雅明以日本奄美大岛残存的古代舞蹈研究为基础，提出以《诗经》的“兴”作为辨别作品时代先后的标志，对《诗经》风、雅、颂的产生期作了新的探测。他认为《国风》是《诗经》最早的诗歌，产生于西周的后期，这是因为风诗多用“兴”的手法，与古代舞蹈是同时期的产物。他认为雅诗、颂诗大都是东周时期的作品，因为雅、颂很少用“兴”的手法；这与日本民族风舞崩溃之后，转化为宴飨之歌的情况大体是相同的。松本雅明的这些推论当然不是定论。但这种以文化史上的实例为基础的用比较法推论出来的新见解，仍然是值得重视与思考的。他的结论与王靖献《钟鼓集》所得出的结论颇有类似之处，这些意见为我们考察《诗经》风、雅、颂的产生期，提供了新的视角。
白川静的《诗经稿本研究》，着重用宗教学、民俗学的方法来研究《诗经》。他认为古代歌谣都有祝告的性质，所以《诗经》中的采草、采薪都是具有预祝意义的行为，而“鱼”与“鸟”则可以理解为神灵的化身。这些意见与法国学者格拉内及我国学者闻一多的见解颇为近似，并可互相发明与补充。此外，白川静对“兴”的作用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更强调“兴”的渲染气氛与暗示象征的作用。如《周南·关睢》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认为可以理解成：“吹着略有寒意的风，春天水边的新鲜空气，和萌芽而有生民的喜悦，唤起了淑女和君子。”这种理解是新颖的，虽然略感现代化了一点，但至少可以起到开拓我们思路的作用。
韩国、新加坡的诗经研究
自殷末周初的贤人箕子分封朝鲜之后，朝鲜便深受我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韩国建立乡校（主要宣扬儒家文化）历史长达1700年之久。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诗经》，理应在1700年前同时传入。公元541年，新罗国王曾遣使从中国梁朝招请《毛诗》博士。自765年起，更把《毛诗》列为培养宫吏的必读书目之一。在958年，高丽王朝实行科举制以后，《诗经》又成为赶考士人的必读书目之一。由此可见《诗经》对朝鲜文化的影响之深。
但正因为《毛诗》对朝鲜有如此深远的历史影响，因而韩国《诗经》研究的创新精神反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如金时俊教授的《毛诗研究》（1981年），还只限于推重朱熹《诗集传》而批评《毛诗序》的阶段。当然对深受儒教影响的韩国来说，这篇论文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如南宫铉的《朱熹文学观研究》、金英美的《诗经赋比兴研究》等，都属于传统的《诗经》研究。也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论文，如李明淑的《诗经里描写的福思想研究》（1984年），有一定的新意。该文认为《诗经》的“福”思想有三个要点：一、《诗经》“福”思想，以祈祝长寿为主；二、“福”是神的礼物与报酬，具有宗教性；三、“福”、“天命”与“德”有密切的关联，因而《诗经》的“福”思想，还具有强调人类自我完善的特别意义。
自1945年至1990年，韩国发表的有关《诗经》的论文共有314篇。其中《诗经》一般论述的有107篇，关于语言音韵训诂考证的有50篇，笺释今译的有29篇，探讨诗六义的有17篇，研究风、雅、颂的有111篇。
就总体而言，韩国当今《诗经》研究的水平尚属一般，数量也偏少。但韩国现有将近40所高校开设有《诗经》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其《诗经》研究的基础较为雄厚，其《诗经》研究的前景将是可观的。
新加坡的林徐典教授是《诗经》研究名家，他的《诗经》研究的系列论文：《关于诗经》、《诗经的特色和影响》、《雅颂的思想与艺术》、《国风的思想与艺术》，均是较有深度的研究论文。在《关于诗经》一文中，他着重介绍分析《诗经》由诗歌总集逐渐变为儒家文化典籍的来龙去脉，颇有参考价值。他的《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一文，认为《诗经》的主要特色是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能真实地反映出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因而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及《诗经》诗歌在形式上、结构上和形象塑造等方面，均能对历代诗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新加坡华裔人口占70%以上，中华文化影响深厚，经济发达，研究条件较好，《诗经》研究不仅能占一席之地，而且颇有发扬光大的趋势。
台湾的诗经研究
台湾近40年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据台湾学者林庆彰先生说：“专书约百余种，论文则有一千多篇。”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显著。
在台湾老一辈的《诗经》学中，屈万里、王静芝与李辰冬是三位颇有代表性的学者，屈、王二位以稳健的传统治学方法而著称，李氏则以横扫古说、独倡一格而闻名。
屈万里的《诗经释义》是一部用传统治学方法注释《诗经》的较有功力的著作。该书自50年代出版以来，成为台湾各大学普遍采用的学习《诗经》的课本。屈万里先生故世后，他的夫人又搜集了他书上有关的批语二百多条，合在原书中，更名为《诗经诠释》重新出版。他在训诂方面，主要是博采众长，择善而从，但也时有新见。如《邶风·凯风》“吹彼棘心”的“心”，他批注说：“心，盖谓嫩叶之始生者，如莲心之比。《战国策·秦三》范睢说秦王章：‘《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以《战国策》所引的《诗经》逸诗，来佐证“棘心”之“心”，就显得依据充实而有说服力。屈氏在阐述诗歌的题旨方面，较偏重于《诗集传》的朱熹说，但也时有独到之见。如《郑风·有女同车》，《毛诗序》附会《左传》，认为是“郑人刺忽（郑太子）不昏（婚）于齐。”而屈氏则理解为“婚者美其新妇之诗”，很切合原诗的本义。可见屈万里先生的《诗经诠释》确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此外，屈氏在《诗经》的字词考释方面也有精深的研究，如《罔极解》、《诗经三百篇成语零拾》、《河字意义的演变》、《岳义稽古》、《兕觥问题重探》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重视《诗经》的字词研究，本是王国维的擅长之处，而屈氏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有所创见。
王静芝教授的《诗经通释》（1968年）也是颇有功力的《诗经》注释本，其特点是简明扼要，稳健圆通，且在诗篇各章之后都有述评，意见颇为中肯得体，因而该书流传也相当广泛，是台湾《诗经》注释本的代表作之一。
李辰冬在《诗经》研究方面是独倡一格的，他的主要著作有《诗经通释》、《诗经研究方法论》三部，他认为古今学者对《诗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都搞错了，他确认《诗经》305篇诗歌都是周宣王时期尹吉甫的作品。为此，他花费了不少于10年的时间，引证了大量的资料来证实这一观点。这种非常独特的见解，很自然引起了台湾学术界的轰动，可是除了少数学者给予一定的肯定与支持外，多数学者是反对和否定的。李辰冬的这个观点当然是难以成立的，但他的著作引证材料相当丰富，对一些篇章诗旨的理解，对一些诗句与词义的解释，也有一些可取之处。他在否定传统诗说的保守方面，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但在维护自己的主张方面，则显得软弱无力。从客观事实来判断，他的10年的努力是一次不成功的探索；但从学贵发疑的角度来看，他仍不失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诗经》研究者。
偏重于《诗经》赏析方面的著作，当以糜文开、裴普贤两位教授合著的《诗经欣赏与研究》为代表，该书共四册，经20年的努力才完成。该书的《诗经》赏析部分，文笔流畅，持论平稳又不乏新见，是《诗经》入门雅、俗共赏的佳作。该书的《诗经》研究部分，指糜氏伉俪在各册之后所附的《诗经》专题论文。裴普贤又著有《诗经评注读本》，偏重于历代学者对《诗经》各诗的评论。
从民俗学角度研究《诗经》的，值得一提的有冯作民的《诗经》一书。该书对部分诗篇的分析颇有新意，如对《诗经》中三篇《杨之水》的分析便是较有代表性的例证。该书是沿着法国格拉内与我国闻一多的研究路子的新著。
在《诗经》论文集方面，值得介绍的有林庆彰编著的《诗经研究论集》（1983年）。这部论文集共收集了“五四”以来大陆与台湾学者的35篇论文，论文是分类收集的，共分五个部分：一、《诗经》的基本问题；二、《诗经》的内涵研究，指从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去研究《诗经》；三、诗篇解析举隅；四、《诗经》学史；五、对《诗经》基本书目的介绍。从论文的编排来看，显然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诗经研究论文集》是前进了一步，论文的学术质量也略胜一筹。其后，林庆彰又于1987年编了《诗经研究论集》二集。此外，尚有孔孟学会主编的《诗经研究论集》（1981年），由《孔孟学报》和《孔孟月刊》所发表的《诗经》论文编辑而成，共收集论文35篇。
台湾年轻一辈的学者，《诗经》研究成绩显著的当推林庆彰。他不仅主编了两部《诗经研究论集》，而且还发表了不少《诗经》论文，如《释诗“彼其之子”》、《朱谋讳诗故研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析论》、《诗经中人文思想的脉动》、《诗经基本书目》等，研究的面较为宽广，且有相当的深度。
大体而言，在《诗经》研究方面，台湾的学术界不失为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当然，这与台湾重视国学传统的风气，资料较为齐全，拥有一定的人才优势与研究经费比较充裕等条件是密切相关的。
纵观海外与台湾《诗经》研究的概况，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一是《诗经》研究的方法与视角的多样化是必然趋势；二是必须及时了解世界《诗经》研究的信息，减少重复研究，在《诗经》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下更大的功夫。
（本文的撰写，参考了石家庄召开的“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三篇交流论文，即北京图书馆王丽娜女士的《“诗经”在海外》、韩国宋昌基先生的《当代韩国诗经研究概况》与台湾林庆彰先生的《台湾近四十年诗经学研究概况》，在此特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