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三本书发现了文化和概念攻击下的真理。
人们一直在说屁话，却总是否认自己说屁话，指责别人多年来都在说屁话。17世纪一个英语剧本中的人物说“哑巴说话者，纯粹放屁。”同一时代的政治家说“在战争时期谈论共同的和平不是屁话。”人们用“bull”这个词表示说话内容来源不确定。一个有说服力的猜测是它最初指代教皇法令为“bull” (来自附加在文件上的玉玺bulla或者图章seal)。另外一种说法和亨利7世时期伦敦著名的爱尔兰律师荒唐的Obadiah Bull有关。只是到了20世纪“Bull”才被用来指牛一样迟钝的男性使用的虚假、欺骗、和枯燥空洞的语言，具体的说，字面意思就是牛的排泄物。如今，一般都认为Bull是1915年开始使用的字典中的“放屁”（bullshit）的缩短了的委婉语，虽然这是错误的。
如果““bullshit”和“bull”不一样是现代语言的创新，可能与其他现代特征的东西如广告，公共关系，政治宣传，学校教育等相关。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杰出的道德哲学家哈里•弗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说“我们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屁话太多。”他注意到屁话无处不在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绝大多数人非常自信有能力识破屁话，所以我们不觉得屁话有多大的危害。我们好像对说屁话的人比说谎话的人更加仁慈些。（在爱瑞克•安博勒（Eric Ambler）的小说中父亲劝自己的儿子说“能用屁话糊弄过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谎话）这些都让弗兰克福非常担心。他觉得，只有对什么是屁话有了清楚的认识后，我们才能真正知道屁话对我们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屁话的理论。
弗兰克福沿着这条线的努力包括20年前在耶鲁大学教师讨论会上宣读的一个论文，后来文章发表在杂志上，后又被收进弗兰克福著作集，在此期间复印本一直在流传，今年早些时候，以“屁话考” （On Bullshit） (Princeton; $9.95) （中译文见〈世纪中国〉2005年4月及《剑虹评论》等网站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3604）为题出版，一本67页的排版松散的小书迅速成为奇异的畅销书。
哲学家们有个职业习惯试图把多数人眼里的没有意义的基本事实神圣化，“屁话”就是个说明问题的例子。难道所有屁话的例子真的有特征，而非屁话的例子缺乏这些特征？这个问题可能听起来荒唐可笑，但事实上是的，至少形式上是，这和哲学家们探索真理时的态度一样。在当今哲学最招致分裂的话题中就是关于真理的基本特征有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讲。相反，屁话可能只不过是小玩意儿。但是两者之间确实有类似的东西导致产生同样的困惑。
如果你是个学院哲学家，要研究屁话的本质从哪里开始呢？弗兰克福冷冰冰地说“就我所知，这个话题的研究非常少。”他确实发现一个哲学家早期的尝试---分析比较高雅的名称下的类似的概念：鬼话。哲学家认定鬼话是虚张声势的虚假陈述但还没有达到撒谎的程度。（让人想到政客在谈论他的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弗兰克福不完全赞同这个定义。在他看来，谎话和屁话的区别不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从新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谈到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奇怪的佚事。在1930年代，维特根斯坦到医院看望扁桃体被摘除的朋友。她向维特根斯坦抱怨说“我感觉就像被车轧了的狗。”朋友回忆说维特根斯坦听她这样说感到很恶心，就说“你怎么知道狗被车轧了是什么感觉？”当然，维特根斯坦只是在开玩笑。但是弗兰克福怀疑他的严厉是真的，不是假装的。毕竟，他是个一生都在与各种不加思考的恶习做斗争的人。弗兰克福猜想维特根斯坦对朋友的比喻感到恼火的是因为她粗心大意。“她的错误不在于她没有能把事情做好，而是她根本就没有尝试去做。”
弗兰克福认为屁话的本质是说话人根本就不关心是不是真实。屁话不一定都是假的。“说屁话者在捏造事实，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就说错。” 说屁话者的伪装不在于歪曲表达了事实真相，而在于掩盖他对说话内容的漠不关心。相反，撒谎者用相反的方式关心事实真相，他想引导我们远离真相。正如弗兰克福说的，撒谎者和说实话者在相反的两极玩同一个由真理权威性定义的游戏。说屁话者完全抛开这个游戏。和撒谎者和说实话者都不一样，他说的话不受他的观念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弗兰克福说屁话危险，它让说实话者成为不适宜的人。
弗兰克福对屁话的描述实在厉害。他不仅用崭新的方式区分了屁话和谎话的区别，还用他的定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说法：“屁话对真理来说是个比谎话更加危险的敌人。”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对说屁话者应该比对撒谎者更加严厉才对。和说屁话者不同，撒谎者至少还在乎真理。但是这是不是太抬举撒谎者了？当然，从理论上说，可能有纯粹出于喜欢骗人的动机而撒谎的人，这种人就是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在他的论文《论撒谎》说的。有人撒谎是为了撒谎以外的原因，得到别的东西，是不情愿的。纯粹的撒谎者“以撒谎为乐，从虚假本身得到快乐。”弗兰克福承认这种撒谎者非常罕见。即使埃古（Iago莎士比亚《奥塞罗》中狡猾残忍的人物）也没有那种纯粹的心。普通的撒谎者根本不是原则性真理的敌人。比如一个奸诈的旧车推销员让你看一种车，告诉你这辆车的主人是个老太太，只是星期天开开车而已，发动机好好的，车跑得很好。现在，如果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那他是在撒谎，他的目标是让你相信真理的反面，确切地说是要让你买这辆车。如果他说的碰巧是事实，他仍然会这样说，就算他根本不知道这辆车从前的主人是谁，发动机状况如何。
弗兰克福会说这个旧车推销员只是碰巧成了撒谎者。即使他碰巧知道事实真相，他仍然会这样说根本不会考虑是不是真的。但是当然几乎每个撒谎者在心里都是个说屁话者。两者都有个目标，或者卖东西，或者捞选票，或在尴尬事情暴露时保住配偶不离婚，或赢得别人的好感，或误导抓犹太人的纳粹分子。撒谎者和假象的联盟关系是临时性的，一旦不能为其目标服务，这个联盟就被抛弃。
年轻的加拿大大学教师劳拉•佩尼（Laura Penny）在“你的呼叫很重要：关于屁话的真理”（Your Call Is Important to Us: The Truth About Bullshit）(Crown; $21.95)中指出了弗兰克福关于谎话和屁话界限的理论漏洞。该文作者是前工会组织者，刚开始赞扬弗兰克福的“细致和有用的”区分：“撒谎者仍然关心真相。说屁话者不再为此伤脑筋。”接着她用“bullshit”这个词指各种欺骗，为了金钱的利益试图欺骗公众。佩尼承认“许多新闻都是屁话，律师和保险销售商的语言也是屁话，广告中的使用的滚石歌曲也是。她甚至引伸说这不光用在话语上还用在事情上：“改变你生活的新产品可能更便宜是适应一切的屁话。”她说。有时候，尽管她赞同弗兰克福的观点，佩尼好像把屁话等同于有意的欺骗。“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说他们明知虚假的话语。”但是她接着说布什总统（世界上空前的说屁话者）和他的团队“惊人地相信自己的屁话”说明他们自己也被欺骗了。
弗兰克福承认屁话通常被用来指“滥用的属名，没有非常具体的字面意义。”他说，他就是要搞清楚其本质。但是屁话有单一的本质吗？几年前牛津大学众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研究员科恩（ G. A. Cohen）发表的一篇文章“探索屁话”（Deeper Into Bullshit）批评弗兰克福排除了整整一个类别的屁话：学术文章中的屁话。科恩说如果日常生活中的屁话来自对真相的漠不关心，那么学术上的屁话就是来自对意义的漠不关心。或许完全出于真诚，但是荒谬可笑、毫无意义。科恩这个马克思主义专家在1960年代，年轻的时候抱怨受到这类屁话的严重伤害，当时他受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激励，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法国学派的著作。他挣扎着从这些反叛的晦涩的文本中寻找意义，吃尽苦头，因而在1970年代末期又创立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以 Marxismus sine stercore tauri “没有屁话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他们的格言。
任何熟悉从巴黎左岸会馆传到美国英语系的各种理论的人都能够随意立即提供高等屁话的例子。几年以前，物理学家阿兰•索克尔（Alan Sokal）有意编造了荒谬的模仿文章，题目是“超越边界：通向改革的量子引力阐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后来被“社会文本”杂志当作严肃的投稿采用。当然，把所有不清楚的文章都称为屁话过于草率。科恩举出更加准确的标准：话语必须不仅不清楚而且无法弄清楚。也就是说屁话是无法搞清楚的晦涩费解。那么人们如何为像黑格尔或海德格尔这样费解的哲学家辩护呢？能说他们的著作是屁话么？科恩说不能，因为他们在探索真理（这足以让它们摆脱困境，如果它们在弗兰克福的定义中被指控为屁话）而且，人们往往试图显示他们的著作实际上有意义。但是人们怎么证明相反的情况呢？一个给出的命题无可救药地模糊不清，因此是屁话。有人提议可以在该命题上加词“不”来看是否会在貌似真实上有变化。如果没有，那就是屁话。其实，海德格尔自己曾几乎做了同样的事。在他的论文“什么是形而上学” （What Is Metaphysics? 1943版）中说“存在实际上可以不依靠存在而存在（Being can indeed be without beings.）到了1949年的第5版，这句话变成了“存在从来不能不依靠存在而存在（Being never is without beings.）。
弗兰克福承认更高层次的屁话属于一个特别的类型，但是他不认为这种屁话比他关心的普通屁话更危险。他说真正没有意义的文章可能“让人生气”，但是它们不可能被长久地认真对待，就算在学术界。弗兰克福说涉及对真实性漠不关心的那类屁话更危险狡诈，因为“文明生活的行为，以及与这种生活密不可分的机构的活力都依赖真实和虚假的根本区分上面。”
说屁话者有多邪恶？这要看真相的价值有多大。弗兰克福注意到真实对维护社会合作赖以生存的信任至关重要，因而呼吁真理的工具价值。至于真理本身有没有价值，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了比较，我们假设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依靠对上帝的信仰，不管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有反叛意识的人可能质疑上帝是否存在，根本不担心可能都公众道德产生的消极影响。对待真理可能有同样的态度。正如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2002年出版的书里说的，在他去世前不久，对真理的怀疑一直是现代思想的主流。威廉姆斯认为这是令人惋惜的。“如果你并不真的相信真理的存在，还有追求真理的热情么？”
怀疑真理的存在可能显得荒诞。没有哪个理智的人当说到这个命题“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席子上一只猫”时，会怀疑真实和虚假的截然区别。但是当说到是否有趣，或是否美丽的判断，或宏大的历史叙事，或交谈可能性，或无法观察到的东西的科学判断时，真理的客观性就不那么容易捍卫了。威廉姆斯所说的真理否定者坚持我们每个人都受限于自己的视角，我们形成关于世界的看法，并试图将自己的世界强加到别人身上。
这样奇怪的线就划出来区分绝对真理的否认者和辩护者。在赞成真理一方，人们发现教皇尼狄克16世（Benedict XVI）以道德真理的神圣化反对“相对主义独裁”的命令和责骂。在“任何事都可能”一方，人们发现布什政府，他们嘲笑客观事实说“我们现在是个帝国，我们行动的时候，就在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在哲学家中间，欧洲大陆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让•博德里亚尔（Jean Baudrillard）如以及去世的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都属于真理否认者阵营。人们可能认为英美两国奉行分析哲学的坚定信徒应该是属于真理辩护者阵营的吧。实际上，正如西蒙•布雷克本（Simon Blackburn）在书（Truth: A Guide）(Oxford; $25)中指出的，过去50年里名牌英美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奎因（W. V. Quine）,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已经形成强大的主张好像来破坏真理是和现实吻合的常识。布雷克本曾说，“上个年代严肃哲学家的所有趋势好像给了“真理否认者”帮助和安慰，正是这个气候鼓励了屁话的泛滥。
布雷克本自己在剑桥大学当哲学教授，他想振奋支持真理的力量，但是他也留心给予对方公道的评价。在“真理”中，他谨慎地考虑反对真理的多种形式，回顾了古代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被苏格拉底抓住当作危险的相对主义来批判。最简单形式的相对主义很容易反驳。拿斯坦福大学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说法，“真理就是你的同代人让你免受惩罚的东西。”问题是当代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不会让你拥有真理的特征而不受惩罚。因此，按自己的标准也是不真实的。已去世的摩根贝沙（Sidney Morgenbesser）关于实用主义的说法---笼统的说，把真理等同于用途是一回事。人们常常听到的对完整真理的抱怨往往把我们难倒。公平地说，布雷克本说，部分真理仍然能完全客观。当怀疑论者问克里孟梭（Clemenceau）将来的历史学家会怎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克里孟梭机敏的还击说“他们不会说比利时侵略了德国。”
如果相对主义需要一个宣传口号，应该是尼采的格言“没有事实，只有对事实的解释。”尼采想说真理是编造出来的而不是发现的，是操纵别人同意我们的观点而不是让那些观点“符合现实”。还有如“真理是我们忘记了是假象的假象。” 如果真是这样，很难认为根本不在乎真理的说屁话者是凶恶的坏蛋。也许，按尼采的说法，真理就是失去了恶臭的屁话。布雷克本对尼采的感情非常复杂，要不是他的“异乎寻常的尖锐深刻，足以成为哲学酒馆里的讨厌鬼”。然而，他注意到尼采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大哲学家，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的守护神”。因此必须紧紧抓住不放。尼采另一个更加臭名昭著的观点是透视法学说，即我们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或环境及事物的独特关系中认识世界，我们的世界是片面的和歪曲了的，因为受我们的利益和价值的影响。至少在他成熟的作品中，他的嘲弄指向形而上学真理的观点，而不是科学或历史的真理。不管怎么说，布雷克本指责尼采思想的马虎和凌乱。他说，没有理由认定我们永远受限于一个视角，或者不同的视角就不能根据精确性进行排列。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外一个视角，什么能阻碍我们将自己片面的观点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对世界非常客观的图像？
如今，理查德•罗蒂可能是学术界最知名的“真理否定者”了。他的厉害之处是他批驳真理，隐含的是批驳西方哲学传统的案例的清晰和说服力。他说我们的思想并不像镜子一样反射世界。那种认为我们可以站在我们的皮肤之外研究我们的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幻想。语言是改编，词语是工具。谈论世界时有许多相互竞争的词语，有些更有用些，因为满足了人类的需要和兴趣。但是没有一个完全对应事情的真实情况。探索是个过程，用最好的和世界合作的方式要达到一致，“真理”只是我们为结果提供的赞赏而已。理查德•罗蒂喜欢引用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说法追求真理实际上实在追求幸福的一部分。他还喜欢引用尼采对真理的观察说是上帝的替代物。问一个人“和热爱真理吗？” 理查德•罗蒂说就等于说“他得到救赎么？”他说在我们的道德推论中，我们不再担心我们的结论是否和上帝的意志相吻合，在我们剩下的探索中，我们应该不用担心我们的结论是否和不受思想约束的现实一致。
理查德•罗蒂的观点给说屁话者帮助和安慰吗？布雷克本认为如此。在他们的同行中间创造出个共识是努力工作的实验室科学家竭力要做的事。同时也是上帝造人论者和纳粹集中营否认者做的事。罗蒂坚持认为即使真理和共识之间的区别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区分“轻浮的”和“严肃的”。有些人“严肃，体面，可靠”，有些人“不善言谈的，平淡无奇，自我封闭的”。布雷克本认为做出这个区分的唯一办法是依靠真理：严肃的人在乎真理，轻浮的人不在乎。但是从罗蒂的著作中推断另外一种可能性：严肃的人不仅在乎达成一致而且还要证明他们达成一致的方法是合理的。（比如，天文学家做的，而占星家就不）对真理的先验论效忠不是罗蒂区分严肃的探索者和说屁话者的标准。
布雷克本说不光实用主义者和透视法学说论者是敌人，他的书的大部分篇幅来讨论颠覆性的术语如整体论（holism）不可理解性（incommensurability） 给予神话（Myth of the Given）的现代争论。就拿最后一个为例子。人们应该假设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是建立在我们和世界上的事物之间的随意互动的基础上的。分子和我们身体上的光子产生感觉，这些感觉带来基本的信念---如我看见了红色---这个作为关于世界的高层判断的证据。这个范式难对付的部分在于感觉和信念之间的联系。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的“感觉更像一个将案子交给律师的客户，只能被动地在法庭上听别人对他的案子的描述，不管开心还是不开心，而律师怎么合适怎么说。”感觉可以完全进入推理过程的观点成为“给予神话”。对说英语的哲学家影响最大的已故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传神地指出“没有什么能充当拥有某种信念的原因，除了另外一个信念。”
正如布雷克本指出的，思想这条线威胁切断知识和世界的联系。如果观念只能用另外的观念检验，那么判断观念真实的唯一的标准就是观念形成一个连贯的网络：一个整体性的已知的图画。不同的人与世界的随意的波动的互动会发现处在独特却同样连贯的观念网络中---一个不可猜测性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环境中，谁来说哪是真理哪是屁话？但是布雷克本不认可这些。“没有什么能充当拥有某种信念的原因，除了另外一个信念。”的口号是不对的，他说。毕竟，如果“约翰进来，闻到一股狗的气味，他得到流浪者Rover在房间的理由。如果玛丽打开冰箱看了看，发现了黄油，她得到了冰箱里有黄油的理由。”没有这么快，戴维森论者可能回答。感觉并不是贴上“闻见狗气味”或“看见黄油”标签到来的，这样的描述暗示先前形成的概念。让约翰有理由相信流浪汉在房间确实是另外一个信念：他闻见的属于“狗的气味”。布雷克本显然是对的。观念来自与世界的随意的互动，而不是来自我们的头脑中的声音。但是证明那些观念---决定我们形成这些观念是不是好---是拿它们与别的观念比较的问题。德里达说（Il n\'y a pas de hors-texte）“文本以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并不是在说屁话。
虽然布雷克本总结说客观真理能够和必须经受批评者的攻击，他自己被迫减少要辩护的东西。人们或许认为他和他的同伴应该愿意回答嘲弄的彼拉多（Pilate）向耶稣提的问题：什么是真理？最明显的答案，真理与事实相吻合，创立者认为这种一致应该是什么样的形式，“事实”和真理究竟有什么不同是很难回答的。确实，人们都认同的唯一东西是每个命题按照自己的标准是真实的。“雪是白的”的说法只有在雪确实是白的的情况下才是真实的。“死刑是错误的”只有在死刑是错误的情况下才是真实的。等等。就布雷克本来说，任何试图超越这个简单的观察塑造一个普通的理论说明真理和谬误的区分标准都是头脑有毛病。这使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为真理的“最简论者（minimalist）”。把真理简化成微小和无足轻重，布雷克本希望引导他的敌人放弃围攻。
这个策略的问题是这让我们没有什么可关心的了。如果真理必要地逃避我们理论上的理解，我们又如何知道它有价值呢，更不必说它是绝对的好呢？我们为什么要担心我们的观念是否配成为真理？再深一步，我们可能更愿意相信不管什么只要能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让我们成功，哪还考虑是否真实呢？我们甚至很高兴的相信上帝的存在，即使根本没有上帝。我们可能高兴地认为我们做的很好即使它是个假象。（研究发现真正了解自己能力的人往往非常沮丧）不管人们对真理的权威性感觉如何，有个单独的理由探索屁话，那就是屁话是丑陋的。当它以政治宣传，管理讲话，公关活动P.R出现的时候，它充满了委婉语，套话，空话，虚假的友好亲切，冠冕堂皇的抽象。弗兰克福文章中基本忽略了屁话的审美维度。但是我们称为诗学的东西包含用高雅的语言包装的陈腐或虚假的观点（王尔德（Oscar Wilde）在他的“撒谎的衰落”（The Decay of Lying）在中建议艺术的正确目标是“讲述美丽的不真实的东西”。屁话包含了某种程度的艺术性，按弗兰克福承认的，屁话提供了机会展现“即兴创作的才能，流光溢彩的想象力”如果屁话是来自别有用心的动机，如兜售产品，或操纵选民，结果可能是语言的滥用。但如果屁话就是为说屁话本身，有可能产生让人开心的效果。这里的范式是福斯塔夫（Falstaff莎士比亚笔下的小丑），拒绝被真理的权威奴役是他的喜剧天才的核心。福斯塔夫将哲学和屁话完美的结合是让他成为这么讨人喜欢的原因，远远胜过闷闷不乐的维特根斯坦。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严厉对待政治的，经济的，和学术的屁话，但是不要驱逐胖胖的福斯塔夫。
译自：“SAY ANYTHING” by JIM HOLT
http://www.newyorker.com/critics/atlarge/articles/050822crat_atlarge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