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建立了由执政党最高层决定国内外一切大政方针和掌控全部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体制、决策机制和行政管理系统，形成了在党中央领导下，政党、政府两套既合作配合、又彼此制约的权力运营系统。苏联的外交政策的拟制、决定、实施和演变，一直是一个处于黑箱操作中的秘密决策过程，党.政.军.警、情报等国家权力子系统各自在政府外交决策体制中占有何种地位、拥有何种权力、发挥何种作用、维持何种关系，从来都是讳莫如深、鲜为人知。特别是同为外交事务部门的苏共中央国际部与苏联政府外交部，分别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学术界长期以来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拟通过对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形成演变、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和系统功能等方面的阐述，分析和研究其在苏联外交决策和对外事务中的权力、地位、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及其与外交部之间竞争合作、权力博弈的关系。
关键词：苏联外交 外交部 国际部 组织史
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建立了由执政党最高层决定国内外一切大政方针和掌控全部国家权力机构的决策机制、管理系统和政治体制，形成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政党、政府两套既相互合作配合、又彼此掣肘制约的权力运营系统。在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的框架内，苏联政府有关对外政策的决定一直是一个处于黑箱操作中的秘密决策过程，苏联的党.政.军.警、情报等国家权力子系统各自在政府外交决策体制中占有何种地位、拥有何种权力、发挥何种作用、维持何种关系，更是讳莫如深、鲜为人知。尤其是同为外交事务担当部门的苏共中央国际部与苏联政府外交部，分别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更是研究者、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苏共中央国际部掌握着苏联对外政策的决定权,外交部只是执行党中央决定的行政机构(1)。也有的学者认为:苏联外交部在对外事务中具有特殊地位，直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2)。还有的学者在访问了前苏联外交官以后主张:苏共中央国际部与政府系统的外交部既有权力竞争，也有互相合作，是一种“竞合关系”(3)。随着俄罗斯政府逐步公开包括包括大量外交文件的苏联秘密档案，使学术界逐渐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了解。
本文作为政治结构分析和外交史的论文，拟通过对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形成演变、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和系统功能等方面的阐述，分析和研究其在苏联外交决策和对外事务中的权力、地位、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及其与外交部之间组织机构、竞争合作和权力博弈的关系，从而描述和阐释，当权力演化成为一种具体的政治行为在外交政策的制订、外交事务的处理过程之中，反复交错的组织构成性及其在政治构造和党政机关内部的权力转化性，力图从“组织构成性及在政治构造内部的权力转化性”的组织史和权力博弈的演变过程，讨论和揭示苏联外交的政治运营、权力运作和政策实施等问题。
一、共产国际的解散和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的成立
苏共中央之所以决定成立一个主管对外事务的中央直属部门与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密切相关的。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宣布解散，这个决定无疑是在斯大林主导下、由苏共中央作出的。斯大林在阐述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时说:“经验证明，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国际性指导中心是不可能的。无论马克思时代，还是列宁时代，或是今天，都是不可能的。恐怕还是要象南美.美国和加拿大.部分西欧国家那样，推进和加强地区性的联合。当然，这样的事不能着急。”(4)斯大林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虽然只是一句话，但却提到了两个判断：一是“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国际性指导中心是不可能的”;二是“推进和加强地区性的联合”是必要的。但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国际共运的实践，还是苏联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现实，以及苏共作为世界各国共产党之指导者的现实需要，都不能没有一个搜集、调查、分析和研究国际情报,指导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并向党中央决策核心提出有关政策建议的专门从事管理对外事务的机构;这样的机构即使不是“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国际性指导中心”，也应该是“推进和加强地区性的联合”。同时，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中央仍然需要对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指导，也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和工作人员,来接管共产国际留下来的卷帙浩繁资料和宝贵的资源,因此在苏共中央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平心而论，斯大林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因为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国际性指导中心是不可能的”，而“推进和加强地区性的联合”又是什么样的、应该怎样进行。而且就在几年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恰恰又是斯大林本人提出，需要成立一个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用以指导和协调各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对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来说，为了从莫斯科有效地控制各国共产党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指导中心总是需要的。问题在于这个指导中心应该何时成立、形成何种运行机制和决策程序、由谁控制和主导、怎样运转才能符合苏联的利益。
考虑到当时处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最后阶段的国际环境、历史背景和政治外交现实，可以看出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其实是另有原因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外交方面的原因。战胜纳粹德国是当时苏联一切政策行为的第一任务和最大目标，为此就必须加强与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尤其是与美英等国的合作关系，共同抵抗法西斯德国的进攻，没有美英等国的支持和援助，精疲力竭的苏联无法独自战胜德国法西斯;而共产国际一直从事指导各国共产党人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而奋斗的工作，这就不能不影响苏联与美英等国政府建立和发展互助关系，不利于苏联实现这一现实利益和战略目标。
二是为改善国际形象，争取国际舆论。1943年4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令屠杀近2万名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被揭露出来以后，苏联的国际形象受到很大损害，国际舆论谴责苏联残杀战俘、违反国际法，苏联与波兰断交，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转趋紧张，在国际社会趋于孤立;斯大林为恢复苏联的国际形象和改善与西方各国的关系，需要以解散共产国际来表明放弃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目标，向美英等国传递一个愿意改善彼此关系的信息。
三是军事方面的原因。为了减轻苏联红军所蒙受的来自德军的巨大军事压力，急需美英等国开辟第二战场，对德军实施东西两面夹击;这就有必要减轻和缓解西方国家对倡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恐惧和敌意，而解散共产国际则不失为一个现实而有效的策略选择、信息传递和姿态表白。
四是对于世界战略格局的考量。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红军逐步转入战略反攻，纳粹德国虽然困兽犹斗，但其灭亡之时已指日可待;斯大林开始思考如何在战后欧洲和世界瓜分和建立势力范围的问题，为了苏联的国家安全，斯大林力图在苏联与西欧之间的中欧东欧地区设立一个缓冲区，构成保障苏联国家安全的战略空间，这就需要与当时还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东欧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负责指导东欧各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共产国际的存在与这一外交政策方针显然是不大适应的。综上所述，解散共产国际完全是斯大林的个人意志，是他在现实主义政治外交理念指导下，基于苏联国家的战略利益和安全需求，从现实国际环境出发所作出的一次策略性战术调整。
通过对共产国际之解散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在这一过程中不容置疑的权威、巨大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1943年5月8日，莫洛托夫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执委会组织人事书记马伊利斯基转达了斯大林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季米特洛夫、马伊利斯基两人对莫洛托夫转达的斯大林的决定，自然不会提出什么反对或不同的意见。季米特洛夫和马伊利斯基随即草拟了宣告共产国际解散的执委会决议草案，于5月11日晚提交斯大林批准。5月12日，季米特洛夫把经斯大林同意的决议草案分别通知了执委会全体成员，并准备翌日召开执委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议。但这时斯大林对如何解散共产国际却又有了新的指示: 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必急于开会通过决议，留出2-3天，让执委会成员有时间提出不同意见。斯大林之所以要推迟开会通过决议，留出几天时间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以便提出不同意见，是为了避免给外界留下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专权专断，把一己意见强加于各国共产党人的负面印象。既然斯大林允许提意见，那么确实在心里有不同意见，只是慑于斯大林的权威而不敢明言的执委会成员，也就不再一言不发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皮克提出，鉴于德国国内目前处于非常时期，此时解散共产国际恐怕不大合适。当然，这些意见不足以使斯大林改变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到了5月15日, 虽然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报告还没有经过执委会的讨论、并作出决议通过，但斯大林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意见已经在苏共各级干部之间和共产国际内部非正式地流传开来。
当时，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共党内，在斯大林威望极高和权倾一时的环境下,他的意见自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几乎没有人敢于从正面加以反对。这就在实际上左右了当时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内部的舆论导向，毫无疑问会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形成巨大的压力。因此当5月17日再次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共产国际是否需要解散的问题时，就再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了(5)。5月20日,斯大林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询问能否立即在报刊上公布执委会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要求季米特洛夫公开发布共产国际执委会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正是宣布共产国际的解散。按惯例，共产国际作出的任何涉及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决议，都应首先送交各国共产党征求意见，然后再公开发表。但共产国际的解散，却是斯大林提出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遵照实施，有关解散共产国际的执委会决议草案在公布之前必须要提交斯大林批准，甚至共产国际执委会什么时候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解散问题，什么时候公开执委会决议，都取决于斯大林的个人意志。
而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对共产国际的事务说一不二、一言九鼎，关键在于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形成的以苏共为核心、以斯大林为领袖的运行规则和处事惯例。依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是各国共产党之组织形态的国际联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指导者。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绝对服从和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指示和指令，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无条件执行，绝不允许推诿。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和取消各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各国共产党中央必须定期向共产国际寄送会议记录、工作报告，并交纳党费，各国共产党的定期会议或紧急会议，必须事先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才能召集，共产国际有权派遣全权代表指导、监督和审查各国共产党的工作。更为关键的一条“潜规则”虽然不见于共产国际章程之明文，却实际存在并严格遵照执行，即：共产国际掌控着各国共产党中央的最高人事任免权，实际上成为高踞于各国共产党中央之上的“太上党部”。而共产国际实际上又掌控在苏共中央之手。共产国际的决策，首先从苏联的利益出发，随着苏联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要而调整，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指导，是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作为苏共中央领导人的斯大林虽然在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内未担任任何职务，却实实在在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共产国际一切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完全掌控于斯大林之手。各国共产党党内一直对共产国际很迷信，对俄国革命经验很信仰，因此几乎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命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国际共运内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一旦斯大林决定解散共产国际，几乎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反对意见，即使有反对意见也不足以改变或阻止斯大林个人一直的贯彻和实施。
但考察上述共产国际解散的时间和过程时，可以发现斯大林在解散共产国际一事上的行事风格并非其一贯的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其考量在短短二周之内反反复复地发生了几次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似乎是前后矛盾的:一方面，是他首先提出要求解散共产国际，但当共产国际执委会准备开会讨论并通过决议解散共产国际时，他又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必急于通过决议，要求征询和听取各方的意见，竭力避免给外界留下独断专行，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共产国际的印象;另一方面，仅仅一周之后，他又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施加压力，要求免去例行的一切程序，尽快公开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斯大林为何在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上如此反复无常呢?究其原因，恐怕最大的考量还在于，怎样才能让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选择更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之需要。从当时都国际局势看，斯大林是为了改善苏联的国际形象，对当时正在举行的罗斯福与邱吉尔的美英首脑会谈施加某种影响,避免美英两国作出不利于苏联的决定，争取美英等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和继续对苏联进行军事援助(6)，所以才会在短短十几天内就解散共产国际的时间、过程进行了反复的考虑，并作出了多变的决定。这就再一次证明，解散共产国际的时间、过程和形式，都要服从于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争取美英援助的现实利益需要。
让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苏共中央内部对于是否有必要在此时解散共产国际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1943年5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是否要解散共产国际的有关问题时，加里宁当场表示反对解散共产国际。他针对斯大林所提出的解散理由提出建议:如果仅仅是为了避免被国际社会指责为共产国际是由苏联发出指示、指导各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傀儡组织,可以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办公地点转移到其它国家，不必非要解散不可。但斯大林重复前述的解散理由，说服了、毋宁说是慑服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其他政治局成员没有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5月22日,《真理报》以头版头条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全文，正式宣布了共产国际的解散(7)。
如果说，共产国际作为组织形态的解散并非一个难于上青天的困难，那么如何处理它所遗留下来的巨大遗产性资源，就是一个需要煞费苦心的问题了。因为共产国际的遗产实在是太庞大、太繁杂了，它包括：与各国共产党的通信网络和秘密交通渠道、使用18国语言的对外广播电台、多种外国语的出版社、新闻通讯社、培养各国共产党人的学校，以及卷佚浩繁、汗牛充栋的大量内部文件、各种书籍和秘密档案等，无一不是极为宝贵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情报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共中央都是极其珍贵的，如果任其散失或弃之不用，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如果落入西方国家手中，甚至会对国际共运和苏共以及苏联政府构成重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必须妥善保管和有效利用。1943年6月12日,斯大林在自己的书房召集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谢尔巴科夫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处理共产国际的巨大遗产。最后由斯大林提出建议，并经与会者同意，决定在苏共中央设立国际情报部，仍由季米特洛夫主持工作。但为了避免被西方国家指责为共产国际只是改头换面的假解散，名义上由谢尔巴科夫任国际情报部部长。为了进一步掩人耳目,国际情报部的下属机构也都改用了研究机关的名称,如:负责对战俘进行工作和向敌军派遣情报员的部门改称第99科学研究所，负责与各国共产党联络和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的部门改称第100科学研究所，从事对外广播宣传的部门改称为第205科学研究所。1944年7月,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正式成立。下设英联邦.美国与南美.斯拉夫与巴尔干.中欧.西南欧.中近东.太平洋诸国等7个地区局以及情报出版局,共8个局级机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系统和运作机制;其工作人员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技术和外语方面的专业人员,大部分是原共产国际的留用人员;二是从苏联党政各部门调入的苏联人,大多担任各级行政管理工作(8)。
因此可见，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成立的直接原因就是共产国际的解散。
二、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的演变：名称、机构与职能
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成立后，其工作内容、职能性质和职权范围与作为共产国际之下属机构时并无太大的区别和变化。主要涉及有以下几个大类：
一是作为国际共运的中枢机构和情报中心，负责各国共产党之间的通信与情报的搜集、整理、传递和共享。如:1944年12月,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转交了从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处得到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进行情况和美国对华对日政策演变的情报;1945年6月，季米特洛夫又向斯大林请示：如何评价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对德共应采取何种态度和政策。当然，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和处理的结果，比如：斯大林的相关指示，共产国际综合各方情报后得出的结论或研判等，也会向有关国家的共产党转发和通报。
二是协调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由于所在国家、所处位置所导致的国情不同和地缘战略关切不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有自己关注和面对的国内问题和涉外事务，如:季米特洛夫非常关心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陶里亚蒂则对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的事务尤为关注。如何帮助各国共产党在保持各自关切的同时，根据国际共运的整体利益协调政策行为，推进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协调发展，一直都是共产国际的基本工作内容之一，这一任务自然也顺理成章地转移到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的工作范围之内。
三是指导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如:1945年3月，鉴于苏联红军即将攻入德国境内，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第一副部长帕纽什金联名致信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提出建议：在“与德国同志协商,并听取红军中央政治局情报员的汇报和对现有情报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改变我们在德国的政治组织和活动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建议所提出的应加以改善的具体工作内容有:1、如何组织对德国民众的宣传并确定其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2、组织德国各地的反法西斯团体迎接和支援苏联红军;3、在德国境内积极培养认同共产主义理念、亲近苏联的反法西斯活动家和社会团体。从这些建议的内容看，都没有涉及到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外交的政策行为，仍然属于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范畴。只是管理部门和担当机构从名义上独立的共产国际转变为苏共中央下属的对外工作部门----国际情报部。
从以上活动情况来分析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的权利范围和工作情况，我们大致上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1、工作范围，主要还是在东欧地区，工作中心还是侧重于各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和民族解放运动。2、工作程序，几乎所有的工作计划在付诸实施之前，都要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请示报告，并得到确实的批准和同意之后，才能安排布置、付诸实施。3、工作方针，密切配合苏联的国际战略、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维护苏联主张的国际共运的整体利益。但随着各国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返回自己的祖国,其中一些还掌握了国家政权，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继续沿用传统方式、在党对党的系统范围内，像共产国际那样对各国共产党进行工作指导就难免出现不太顺畅的问题;毕竟由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之下属部门来指导别国党和政府的工作总是不大符合国际惯例的，不仅很容易招致国际社会的非议或抨击，而且无助于树立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形象。有鉴于此，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逐渐将工作中心从党对党的范畴转移和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开始作为苏共中央所属的主管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部门，指导和协助由政府对外工作部门所主管的涉外事务,并于1945年更名为“对外政策部”，以便名实相符(9)。但这样一种由分属于党政不同系统的两个部门分别负责同一类工作的双轨制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必然会导致党务系统的国际部与政府系统的外交部在权力边界、职责范围和工作内容等多个方面的掣肘和冲突。
1946年4月,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进一步调整充实和调整了组织结构。新设置了斯堪的那维亚地区局和东南亚地区局，将拉美局与美国局分开、各自独立;而最重要、最值得注意的组织机构变革是新设立了“苏联国家社会组织局”，此举无疑是企图把苏联国内所有涉及对外事务的人员、组织和团体都纳入党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之下，加强对国内各民间社会团体及其对外交往的掌握和控制。因此，这一机构的设置意味着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对苏联国内涉外事务的监督权、审查权和掌控权的大大加强和扩张。另外，对外政策部还将部属的外事人员培养中心一分为二，成立“外事人员培养审查中心”和“外国共产党及社会组织情报员调查登录中心”，显然是意图使党务部门通过对外事人员的培养和审查，掌握对政府各部门、国内各单位的涉外人员的控制权,从组织人事方面介入和掌控政府外交系统的工作运营(10)。
对外政策部进行机构调整的背景主要在于苏共中央的人事关系和权力争夺。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对外交部的工作一直表示不满意并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试图通过苏共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对外政策部的权力扩张、机构扩充和职能调整，扩大苏共中央对国家外交事务的监管、掌控、指导和领导。为此，他亲自选择了苏斯洛夫出任对外政策部的部长。苏斯洛夫曾作为苏联的全权代表，在拉脱维亚以铁和血的方式地镇压了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一个以残酷无情而著称的铁腕人物。
苏斯洛夫新官上任伊始,即埋头于对苏联国内所有涉外机关和团体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构思和设计对外政策部组织机构的改革方案。苏斯洛夫的工作效率极高，仅仅不到两个月，他就完成了上述浩繁而庞大的工作，并于6月1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日丹诺夫本人提出了一份内容详尽、范围广泛的报告，题为《关于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的状况和组织结构及其当前任务》。报告首先提出了对外政策部当前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主要有:1.外事人员的培养。报告认为由于以前外交部、塔斯社等涉外机关对外事人员的培养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致使苏联党政各部门的涉外工作者人员缺乏、素质不足，尤其是对现有外事人员的马列主义教育也极不充分和缺乏系统性,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外事人员的培养、管理、检查和监督。2.要从工作人员、组织机构和宣传内容等多个方面，加强和改善现有对外宣传工作。3.积极促进和指导各政府机关以及社会组织的对外活动。报告严厉批评政府所属各对外宣传机构，认为其工作效率甚至不如资产阶级新闻社,并提出改革方案，即应尽快由对外政策部牵头,与党中央宣传局合作,对塔斯社、国际图书公司、全斯拉夫委员会、全苏总工会国际部等各涉外机构的全部活动进行有效地监督、管理和督导。4.改善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报告提出必须适应战后新的国际形势和苏联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重新评估和定义苏共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通过改善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加强苏共对各国共产党之活动和工作的指导，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和强化苏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对外政策部的机构改革方案。苏斯洛夫向苏共中央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要求增设2名副部长、10名局长、45-50名情报分析官员,从文科大学和外语大学选拔50-100名优秀学生到第205研究所进修,为外事部门培养后备力量，以便进一步加强对外政策部的组织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和提高工作效率。他还要求苏共中央将国内各单位、各系统、以及从各个渠道得来的全部涉外情报的管理权力赋予对外政策部(11)。
很明显，如果苏共中央批准了苏斯洛夫的机构改革方案，使其上述设想全部实现，则不仅是政府系统的外交部等外事工作部门、甚至苏联全国所有的涉外部门的全部人员和一切工作，都要接受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的监督、管理、检查和掌控，党的对外政策部将成为苏共中央之下总揽和监控苏联对外政策、外事活动和情报系统的唯一部门，其部门权力必将极度膨胀和广泛扩张。也许正是因为担心出现这样一个超级大部可能会导致尾大不掉的后果，致使苏共中央大权旁落，行政管理系统失衡。所以苏共中央认为把那样庞大而广泛的权力交给一个部门，导致外事和情报的管理权力的过度集中，不仅在党政权力系统内部的各机构之间产生新的不平衡，也可能会导致苏共中央领导大权旁落和分散，反而不利于苏联外交的推进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因此并未全部采纳苏斯洛夫的建议，只是赋予对外政策部监督除外交部以外的其他涉外部门的权力和对部分外交事务的审议权。如:1946年8月，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要求派代表参加世界犹太人学生大会，依照外事部门之间的职能权限划分，这一报告从外交部转到对外政策部。苏斯洛夫审阅报告后认为，世界犹太人学生大会对苏联党和政府的态度暧昧，而且这一大会的性质不明，不能批准参会。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因此未能出席大会。9月,苏斯洛夫又向日丹诺夫报告说: 对外政策部与党中央宣传局合作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学者反法西斯委员会、以及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进行之后，发现上述团体的涉外活动均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12)。显然,上述这些社会团体的涉外活动虽然是“归口管理”的，但对外政策部即使没有全面控制或直接管理的权力，至少也有相当广泛而强有力的监督权和审查权，以及提请党中央注意并给与指示的报告权和建议权。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的这些工作职能和权力范围，不能不涉及到外交部对政府涉外事务的管理权限，因此也就难免导致与政府的外交部之间的权利争夺和利益博弈。
在外交部和对外政策部之间，对于外事权力的争夺和竞合关系在很多领域都表现得较为明显。如:1946年7月20日,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致函基塔诺夫，指出:外交部一般不赋予驻外大使超出其正式权力之外的任务，因此党中央对外政策部委托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大使替拉科西(匈共领导人)和哥特瓦尔德(捷共领导人)转交致苏共中央的信件恐怕不大合适。从而委婉地拒绝了对外政策部把与各国共产党之联系纳入驻外大使工作范畴，利用驻外大使介入外交部工作，重新开辟对外信息传递管道的企图。但是另一方面，外交部副部长德卡诺索夫在1946年11月致基塔诺夫的信中又转达了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关于应该加强苏联在南斯拉夫的宣传工作、以对抗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文化渗透的建议，请对外政策部予以批准并给与协作。这显然是因为全苏党和政府各部门以及媒体的对外宣传工作都是由对外政策部归口管理以便监督控制的缘故(13)。由此可见，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并不拥有领导或控制外交部的权力，外交部也不接受或服从对外政策部的指令。但是在某些由对外政策部主管或监管的涉外事务方面，外交部如果不能取得对外政策部的支持与合作，就很难积极而有效地开展工作。
外交部和对外政策部之间的这种权力博弈与部门竞合的关系还表现在对很多涉外领域的具体事务的处理方面，而对外政策部的管理权、监督权、审批权和控制权则通过对一系列具体涉外事务的处理而得到体现和实现:
1、1946年7月1日，外交部副部长罗索夫斯基向外交部长提出报告，要求批准苏联红十字会派代表以政府公务身份正式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红十字大会。因为全国社会团体的涉外活动都由对外政策部监控和管理，所以外交部长把罗索夫斯基的报告转交对外政策部请求审查和批准。接到报告的苏斯洛夫只是向日丹诺夫作了汇报，但却把外交部的报告“留中不发”，并未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也没有回复外交部和做任何说明，苏联红十字会代表因此未能与会。这种“冷处理”的方式也许可以表明苏斯洛夫对外交部的不满，同时也是外交部和对外政策部之间权力博弈的一种表现形式。
2，1946年7月16日,外交部和邮电部联合提出报告,要求派出苏联政府的代表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世界通讯大会。由于这一类涉外活动的审批权限属于对外政策部,所以仍报请对外政策部审核批复。苏斯洛夫认为: 世界通讯大会的组织者及其宗旨是反苏的，应拒绝参加。所以苏联政府未能派出代表与会。对外政策部否决了外交部报告事项的事实可以说明，在同类事项的处理方面，对外政策部拥有审核批复的权力，地位和权限在外交部之上。
3，1946年9月5日，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要求对外政策部对即将参加巴黎会议的各国代表之政治背景及其对苏联的态度作出详细的介绍和评价。苏斯洛夫对美国国务卿赫斯的评价是“民主党右翼的代表人物，杜鲁门的亲密朋友，与工会敌对的反动分子，代表了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对抗政策的反动集团的意见”。这样的消极语言和负面评价对于苏共领导人形成“反共死硬分子”、“忘我之心不死”的对美认知，以及在此种固化的认识指导下决定对西方政策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不难想象的。这固然是战后东西方冷战对抗的国际大环境的客观反映,但同时也说明在苏共中央制定和决策对外政策时，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拥有相当大的建议权、发言权和影响力。
4，由于苏共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日趋激化与扩大，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决定在国际共运内部展开对南共及其领导人铁托的批判。1947年9月，对外政策部遵照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指令，专门就南共和铁托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随后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提出了具有结论性质的报告。报告认为:“南共领导人对自己的成就和成绩评价过高，试图把南共置于巴尔干地区独立的‘领导党’的位置”。[14]报告指责南共及其领导人铁托不仅自高自大，无视苏联的援助，抹杀苏联红军浴血奋战为解放东欧地区各国做出的贡献，而且试图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排斥苏联对于国际共运的领导和权威。这一相当严厉的评价对于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对于南共及其领导人铁托的看法和判断,对于苏共有关开除南共、批判铁托的政策选择，以及苏南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对立乃至最终走向决裂，恐怕不会毫无影响吧。
5，除了一般涉及到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和事务之外，在处理苏联、苏共与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和事务方面，对外政策部作为党中央的职能部门，承担着大量的具体性事务工作、发挥着主要的基础性作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第一次会议，以及苏共中央领导人与其他国家党政领导人的会晤，都是由对外政策部承担全部筹备和会务工作的。1948年2月，苏联.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三国党和政府领导人举行会谈，苏联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苏斯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佐林。从这个与会人员及其排名顺序也可以看出，在涉及到苏联与共产党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以及对外事务时，外交部与对外政策部的地位和作用似乎不相上下(15)。
以上几个事例可以告诉我们，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个时期之内，在苏联外交以及对外关系的政策决定和事务管理方面，如果涉及到东欧国家、各国共产党、苏联社会团体以及意识形态事务和对外宣传方面的问题，对外政策部不仅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监督权和审议权，而且能够通过政策建议或行使审查批准权，对苏共中央制定和决定对外政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实际上，或许可以这样说，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正是在与政府外交部的权力竞合与部门博弈的过程中，行使着和实现了对于全苏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等诸多部门和多个方面的涉外事务的管理、监督、审查和掌控。
三、情报委员会-对外关系部-对外政策委员会
冷战开始后，美苏两大国及其各自为首的东西两大阵营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安全、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的对抗全面展开，并且愈演愈烈。1947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其主要任务即为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不甘示弱的苏联政府也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领导人的情报委员会，统一管理党.政.军.警.内务和外交以及社会团体等国内各个系统各个领域的对外情报事务，试图通过涉外工作和情报部门的整合，加强党中央对涉外事务的一元化领导，与美国进行对抗。
情报领域的激烈竞争和对抗，进一步加剧了美苏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对抗和战略争夺，其外溢效应也不会不波及到苏联国内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尤其是外交部与对外政策部之间的竞合关系。由于当时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长，所以情报委员会的设立使外交部得以通过这一新机构，在党和政府各部门的涉外情报的搜集.分析.处理.利用和管理等方面，一时处于主导地位。此长彼消，一直致力与外交部之间进行权力博弈的对外政策部的权力、作用和影响，相对而言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和削弱。外交部系统的驻各国大使也因此获得了管理所驻国家之全体苏联情报人员的权力。如:1947-1952年担任驻美国大使的帕纽什金，同时也是苏联各部门情报系统在美国的最高代表(16)。而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虽然因其职能所在，也参与情报委员会的多项工作，但本部门既没有遍布世界各国的大使馆作为情报网点，也没有本部门首长出任情报委员会负责人，不仅情报搜集工作，就连对外事工作的监督管理权，也不免受到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政府外交部系统的掣肘和制衡。
但这一情况不久即因情报工作负责人的意外遭遇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8年12月，莫洛托夫的妻子捷姆乔吉娜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事件的牵连而被开除出党，翌年又被捕入狱。莫洛托夫自1940年代以来在苏联党政系统中的权力地位一直仅次于斯大林、位居苏联领导人第二位，这一突然变故使其权力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急剧下降。1949年3月, 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一职也被维辛斯基所取代。情报委员会虽未因此而解散，但从1949年夏季开始转由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兼管，从而在苏联对外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大大下降(17)。不过这一重要部门仍为外交部系统兼管，并未被其竞争对手—对外政策部—接管,因此对外政策部也未能趁机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
1948年7月，对外政策部改名为“对外关系部”，自1947年9月起转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苏斯洛夫再次担任对外关系部的部长。由于业务范围有所扩大、工作量不断增加，新官上任的苏斯洛夫再次进行了对外关系部的机构改组，进一步充实了组织机构、增加了工作人员，将地域性业务局进一步细致分工，如:原来亚洲地区的3个局分为中国.日本.朝鲜.蒙古.东南亚.中近东诸国和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7个局;原来的人事局也分为外交关系、对外贸易、社会组织3个局。苏斯洛夫进行机构改革的意图也算是故技重施，就是试图再次通过机构和人员的调整扩张所主管之对外政策部的权力范围，意欲总揽、监管和掌控苏联党政机关的所有对外事务(18)。但也许是苏斯洛夫的权力扩张愿望过于强烈和露骨，以致于引起了外交部等所有担心自身权力被削弱的涉外部门的共同抵制，所以他的这一设想最终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当然，苏斯洛夫通过部门扩张以达成权力扩张的愿望未能实现的原因，除了外交部等部门不能容忍自身权力被削弱、本职工作不能受同级部门监督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性的人事方面的原因。即：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里一直坚决支持苏斯洛夫的日丹诺夫于1948年8月末去世，而一直与日丹诺夫争权夺利的苏共中央主管组织人事的书记马林科夫的权力地位相对上升，马林科夫并不支持原本追随竞争对手日丹诺夫的苏斯洛夫插手外交人事工作的企图。在主管领导人的意志起决定性作用的权力系统内，人治在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之中，往往是最大最终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就连对外关系部自身也因为失去了来自于日丹诺夫的强有力支持而陷入了部门架构极不稳定的波动状态，组织机构在很短的时期内不断地被改组被改编，甚至被降低了规格。1949年4月18日，对外关系部改名为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由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为了永久和平和人民民主主义》的主编格里高利扬和波诺马廖夫出任正、副委员长，而外交部第三欧洲局局长安德烈伊·斯米尔诺夫任第二副委员长,主持日常工作。有关苏共中央外事部门的机构改组和人事安排，至少告诉我们以下几个问题:1、苏斯洛夫对于苏联外交事务的影响力和监管权再次下降。2、对外政策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将主要在于一向由斯米尔诺夫所主管的中欧、东欧和南欧等地区各国的事务，范围大大缩小。3、从“部”到“委”，组织机构被降格。4、主管领导人不再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级别降低为副部级。5、接受外交部的兼管，由外交部的局级官员主持日常工作，不再具有管理和监督全苏涉外事务和情报工作的权力、权限和权威。
对外政策委员会成立后的业务范围也比国际情报部或对外政策部时期大为缩减。其主要工作有：一是根据1950年7月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以罗马尼亚工会的名义，创设国际红色工会援助基金，为各国工人运动提供资金援助，使对世界各国左翼运动的资金援助制度化。所需资金由苏联提供一半，剩下的一半由各国共产党分摊，因此在资金分配和事务管理方面苏联的意向必然占居主导地位。这项工作的具体运作和实施由对外政策委员会承担。二是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系统框架内，发动和组织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及其领导人铁托的围攻性批判。这也许是对外政策委员会主管领导人之一格里高利扬同时担任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为了永久和平和人民民主主义》之主编的缘故。在1949年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批判铁托的发言文稿，就是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为之准备起草的。三是对国内各个社会团体的出国访问人员和所邀请的外国人士进行有关政治背景、对苏联的态度等方面的审查工作(19)。以上三项工作中，除了第三项是对外政策部的传统工作之外，第一项属于基金会的管理工作，第二项属于秘书局的文字工作，都与对外政策和情报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由此可见，从对外政策部到对外政策委员会，不仅仅是部门名称的变化，更反映出苏共中央外事部门的地位下降和权力消解。
对外政策委员会成立后，也曾经试图增加人员、设置机构、强化职能，以便扩大职能范围、强化权力边界。1950年，对外政策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报告。报告认为：对外政策委员会“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每天只能应付日常事务，无法把精力集中于更重要的课题”。这些课题主要有:对各国共产党组织、人员及其活动的深入考察并作出结论;对各国左翼友好党派所提要求的回答和援助措施;对全苏总工会、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全苏反法西斯委员会，以及其它国内涉外机构及其活动和人员的监督和审查等。为此，报告要求增加工作人员18人：其中，负责中国、朝鲜、蒙古、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事务的部门各3人，东南亚局2人，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局1人。同时，对外政策委员会于2月召开局级干部会议，研究讨论如何开展更为有效的工作(20)。从上述报告可以看出，对外政策委员会试图拥有的管理权限、工作内容、职责范围，都与作为其前身的共产国际、对外政策部或对外关系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仍然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是与各国共产党、左翼政党、工人运动的联系。二是监控国内的社会团体和涉外活动。
对外政策委员会成立后，与外交部的竞合关系、权力博弈依然固我、大同小异,但经过多年来在具体事务性工作中的磨合与折冲，两大涉外工作部门在涉外事务的分工方面已经形成了虽然没有成文规则、但心照不宣的默契。从工作对象看，大体上对外政策委员会负责东欧各共产党国家的事务,外交部负责处理与西方各国和第三世界诸国的关系;从业务重心上看，对外政策委员会作为党苏共央的直属部门侧重于各国的左翼政党、红色工会和左派民众团体的事务，外交部代表国家处理政府之间和国家层面上的官方外交事务。对外政策部或对外关系部也好，情报委员会或对外政策委员会也好，无论名称怎样变更，多年来的工作重心都一直是侧重与处理各个国家的共产党、左翼政党、红色工会和左派民众团体的有关事务，也许正是因为任务性质和工作侧重的原因，1952年10月，对外政策委员会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委员会”。经过近10年的机构变革，终于做到了名实相符。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外国共产党联络委员会”再次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以后直到1957年,该部又一分为二，分别设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其权力结构和职责范围被进一步细化和分割。对苏共中央外交决策以及政府外事工作的影响也随之下降。
经过多年来名称的变更，机构的调整,特别是主管领导人职务的变化，苏共中央系统的直属外事部门对国家外交政策和事务的介入、管理和影响力逐渐趋于弱化，演变成为只是苏共中央直属各个部级机关中的2个职能工作部门。其权力仅限于负责与各国共产党进行联络和指导工作，既不能监控外交系统的工作，也不能介入国家的外交决策。至此，从1940年代初期共产国际解散、国际情报部成立以来，苏共中央直属涉外事务部门(先后用名：“国际情报部”、“对外政策部”、“对外关系部”、“对外政策委员会”、“外国共产党联络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与外交部系统的权力争夺、部门博弈也基本告一段落。
四、几点分析和思考
综上所述，苏共中央设立直属外事部门的初衷，是继承共产国际的遗产性资源，以便苏共继续作为国际共运的核心和领导，继续拥有指导和掌控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权力、权威和资源。但由于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既然是苏共与别国政党组织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苏共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当别国的共产党执掌政权以后，党与党的关系更是扩展到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因此，党中央的对外政策部门就必然与政府的外交部门之间，在权限、职能、任务和工作等各方面出现交叉和渗透，从而难免导致部门利益和权力争夺的折冲博弈。这在一党执政的国家似乎已经成为了无可避免的怪圈：执政党要领导一切，自然需要设置外事部门来监督、管理和制约政府的外交部门，而依据国际惯例和现实，国家对外关系又应该由政府外交部门负责处理;由政党负责处理国家的对外关系，不仅不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在外交实务中也很难找到对方国家的对口部门;特别是，突出意识形态的政党与注重国家利益的外交，在哲学理念、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上是大相径庭的，而这些差异往往会在外交事务的具体处理过程中产生左右手自搏的矛盾和互相扯皮，以致于损害了一国外交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实效性。同样的外交事务由党、政两个不同系统的不同部门共同负责，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设定职责权限、区别领域、分工负责，但实际上在两大外事部门之间的争权夺利几乎无法避免。这样的权利折冲甚至部门倾轧，说轻了会导致行政资源的浪费和内耗以及降低行政效率，说重了也可能导致国家重大外交安全利益的损失和消减。如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执政党既不能撤销或解散国际部门，轻易放弃对外交事务的监管和掌控，又不能让政党直接冲上外交第一线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乃至违反国际惯例，招致以党代政的批评，遗笑于国际社会;于是就必须依靠党中央的权威和权力，通过会议决议、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指示，不断调整党中央对外政策部门与政府外交部门的机构和职责，规定两大外事部门各自的权限范围，制衡两大外事部门的部门博弈，而党中央对外交事务的领导，一方面是对外政策的决定，另一方面则是对党政两大外事部门的管理和协调，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机构和人员的调整来实现的。
更为重要的是，苏共中央直属外事部门的设置、演变和权限的大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苏共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权力竞争关系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党中央所属外事部门与政府外交部门之间的竞合关系的此消彼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管这两大部门的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地位高低、权力消长和政治影响的大小。人治，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和决策机制内，往往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苏共中央国际部自成立伊始，以至其机构名称的演变沿革，乃至其最后的权力消长和地位式微，无不反映出党中央的权力系统力图全面监控外交事务的意向。但支持苏共中央国际部全面监控外交事务的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无论从哪一方面----地位、资历、权力、声望---来看，似乎都难以与当时位居苏联党政领导人第二位、长期主管外交事务的莫洛托夫相抗衡。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被称为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不仅从1930年代开始就掌管外交部工作，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斯大林参加了多次极为重要的国际会议，在苏联对外事务方面的经验、作用，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影响，在苏共党内的地位、权力和资历，尤其是与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亲密关系，都是日丹诺夫难以望其项背，更无法与之分庭抗礼的。
所以，尽管日丹诺夫在世之时，尚能通过设立国际情报部，利用共产国际的巨大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介入政府外交部门的外事工作，并通过任命苏斯洛夫为国际情报部负责人，大力推进国际情报部的机构改革和人事调整，极力分割和侵消政府外交部门的工作权限和职责范围，使国际情报部取得了对部分外事工作的建议权、审议权和监督权，对涉外团体和组织的管理权、审查权、控制权，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地获得监控政府外交部门和国家全部外事工作的无限权力。直到日丹诺夫去世，成立对外政策委员会之时，党中央所属外事系统的权力范围就只剩下管理涉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会的事务了。而外交部之所以能与苏共中央直属涉外事务部门分庭抗礼，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苏联党政系统内仅次于斯大林的权力地位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外交部虽然属于政府机构系统，但实际上直接听命于苏共中央政治局，按照苏共中央的指令主管苏联政府的对外事务。因此苏共中央国际部在苏联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全面掌控过苏联政府的全部对外政策或主要外事工作，并不象以前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拥有全面而广泛的苏联外交事务的管理权、监控权或决策权。
前苏联高级外交官伊利切夫曾长期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和外交部工作,对这两个部门之间的权力博弈与竞合关系有着深入了解和切身体会。他认为: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政策的拟制和实施方面，外交部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往往把需要请示的问题通过报告的形式向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提出，并按照党中央政治局的相关指示或批示实施对外政策完成涉外工作。外交部重要官员的任免则被置于苏共中央人事部门的严格支配下，而且常常是与安全部门密切合作、经过严格审查以进行人员调整、官员任命的(21)。这一由亲身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结论性看法具有较大的真实性和较高的可信度。由伊利切夫的介绍可知，苏共中央并不是借助党中央所属外事机构，而是通过对外交人员的组织人事方面的管理权、任命权和审查权，来监督掌控外事部门的。
说到底，苏联实行了一党执政、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所有对外政策的初始拟制权和最终决定权毫无疑问都完全掌握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少数最高领导人的手中, 所有对外政策的创意、构想、拟制和决定的过程都是秘不外宣的黑箱操作，党中央所属的国际部和政府系统的外交部，也都只不过是庞大的党政权力系统中的一个普通部门，都只是党中央所决定之对外政策方针的执行机构和管理部门。苏共中央通过设置中央直属的外交事务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党务系统和社会团体的涉外事务，将外交政策的执行权限和外事管理的业务范围加以适度分割,使分别从属于党中央和政府的两大外事部门互相制衡、互相掣肘，哪一个部门也无法全面掌控和管理苏联的对外事务，从而通过组织机构的制度设计，以分而治之的方式，来保证党中央对国家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权，以及对全苏外事工作的全面而牢固的有效控制。苏共中央国际部的组织机构的沿革、职权范围的调整和部门名称的演变，从外交史、组织史的角度，在部门权力博弈的层面，为我们研究分析苏联的政治体制、外事管理体制和权力运作机制，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有价值的案例。
注释：
1，[日]泽英武:《红色贵族》，产经出版社，1986年，第250页。
2，[俄]阿尔卡基.切甫钦科:《诀别莫斯科》，读卖新闻社，1985年，第241页。
3.11.18, [日]横手慎二:《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形成:1943-1957》,[日]《法学研究》第68卷第2号,1995年2月。
4.5.6.7,[日]富田武《改变的共产国际史》，见《危机的社会主义苏联》，社会评论社，1991年。
8.14，苏共中央马列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下卷，1973年，第185页。
9.12.13， [俄]Vojtech Mastny, 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N.Y,1979,pp.94-97.
10.19.20，[日]横手慎二:《冷战时期的苏联外交部》，[日]《法学研究》第66卷12号，1993年。
15.16.17，[俄]克里斯托夫.安德烈，奥列格.戈尔切夫斯基:《克格勃内幕》下,文艺春秋社1993年30页
21，[俄]伊利切夫:《外交生涯》，莫斯科1992年， ho3-4, ctp.182.
参考文献：
1、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P612。
2、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3期。
3、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2年，P31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