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学撩起人们巨大而广泛的兴趣。但这毕竟是西方人自己的“国学”，西方学者的研究已经有了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就中国目前状况来说，古典学仍处于草创、学习阶段，不能急于以我为主，不应该让西方古典学在当前发挥它本不该发挥的作用。

多少人读过不好说，但知道或听过《荷马史诗》的可能比真正见过河马的人还要多;就算没去地中海国家游玩过，跟着《蜜月杀机》也能叩开帕特农神庙的大门，在《角斗士》里身临罗马竞技场倾听那原始野蛮的厮杀呐喊;更不要说，在人生不期而遇的磕磕绊绊处，总能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儿翻出一两句作为心灵抚慰……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仍在以各种方式同我们的现实交织在一起，而一代又一代人不住回望并试图和那个时代所有知识进行连线的努力，使得西方古典从来没退出过人们的视野。

而不得不说的是，古典学在西方的确没落了，他们的学者一边高喊着“谁杀死了荷马”，一边忙不迭地为古典学把脉，忧心忡忡起它的未来。而在中国，古典学更像是个初登场的“新秀”般，撩起的是巨大而广泛的兴趣，大家围绕着“它是谁”、“来自哪里”、“将去向何方”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与死者的对话”

“古典学”这一概念在汉语里很容易引起误解，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专家裘锡圭先生就提出要重建中国古典学，当然，他是用“古典学”这个词来统摄“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国内常用权威辞书如《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未收录“古典学”这一条，对“古典”的解释无外如下：一作名词“典故”解;二作形容词解，释为“古代流传下来的在一定时期认为正宗或典范的”。

英文“古典学”(classics或classical studies)源自拉丁文里的“classicus”，取“高级、优越”之意。相传古罗马公民按照财产多少被分为五个等级，其中最高最富有的等级就被称作“classicus”。公元2世纪，《阿提卡之夜》的作者、罗马作家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第一次用“classicus”来形容“典范的、优秀的希腊作家”。文艺复兴时期，该词被用来称呼所有古希腊罗马作家。欧洲传统上用具有更广泛意义的“philology(语文学)”来表示“古典学”，18世纪以来则更多用德文“Altertumswissenschaft”一词，指对古希腊罗马文献文物和历史的研究，既包括文字也包括涉及文物的考古工作。　　

古典学研究的是古希腊罗马与现代的时间差当中的事情

古典学的定义在西方古典学界确有过争议，用语不一而足，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如今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古代史研究专家晏绍祥就表示，有时会包括埃及学、亚述学等方面的内容。但基本上，自18世纪末以来总的趋势认为，古典学以研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对古希腊罗马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这些“方方面面”正如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在《古典学》一书中介绍的那样：“所涉及的不止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实际遗迹，建筑，雕塑，陶器，绘画。它还涉及古代世界所写的，如今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仍在诵读和辩论的诗歌，戏剧，哲学，科学和历史。”

如果说，古典学研究的是发生在古希腊罗马与现代的漫长时间差当中的事情，那它就不仅包括我们与古代世界的对话，也包括我们与那些在我们之前已经与古代世界进行过对话的前辈的对话。古典学可以说是一系列“与死者的对话”。最先发起这种对话的“前辈”可不是现代人或近代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洋曾在伦敦大学获古典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史，他介绍说，研究古典的源头可追溯到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设立缪斯殿堂(常常讹译为“博物馆”)，旁边又新建了一个图书馆，当时希腊最优秀的学者集中在这里，对公元前5至前4世纪甚至更早的文献进行版本的校勘、整理，留下了丰富成果。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同样是希腊史研究专家的陈恒看来，这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荷马史诗》两部各24卷的整理、编定，即由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完成，成为现今能看到的最古老的希腊文本。

晏绍祥也反复强调，对古典的研究从古代已经开始，“所以德裔学者鲁道夫·普法伊费尔(Rudolf Pfeifer)在其《古典学术史》第1卷就讨论了希腊化到中世纪时代的学术;英国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的《西方古典学史》第1卷，甚至从古典时代有关史诗和修辞的研究说起。”

希腊化时代开创了研究古希腊文献的兴趣和传统，因此被视为古典学奠基的时期。“这种兴趣一直没有断过，即使是在受基督教影响的中世纪。”黄洋认为这从两个线索可以看出：一是拜占庭帝国和基督教修道院里对古典文献抄本的传承，一是阿拉伯人对古希腊文献的翻译和评注。

作为现代学科的古典学1777年诞生于德国

虽然对古典的研习古已有之，但近代意义上的古典学，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世界的再发现和对古典著作的阅读开始的。最初并不完善，主要是搜寻各类古典文献尤其是拉丁文文献，如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遍寻古典文献抄本，还模仿西塞罗书信集汇编了自己的书信(黄洋《西方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意义》)，试图重新回到古典文化传统中。同时为阅读文献，人们开始考虑古代文献的修辞和风格，关注古代的铭文、古迹、钱币，并进行考古发掘。在晏绍祥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学相对原始，表现之一就是片面崇拜、迷信古代，“到18世纪，随着理性主义的兴起和资料批判的产生，古典学才逐渐走向成熟。”

美国瓦莎大学教授刘皓明长期研究欧洲文学和哲学，曾在耶鲁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认为，在学科和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古典语文学是在17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史中兴起的现代分析方法、理性主义和之后的历史主义背景下产生的，是现代性的产物。黄洋也持同样的观点，指出这一时期德国对希腊的兴趣，是人们探求“现代性”的一个路径，“把希腊看做是‘现代性’可以从中发展出来的根源，譬如歌德、席勒等就把希腊当成自己一个家园式的存在。”这其中最有影响的关键人物就是古典艺术史学科创始人约翰·约阿辛·温克尔曼(Johan Joachin Winckelmann)，他以那句著名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将希腊艺术置于无上的审美境界中。

初期的德国古典学中，对古典文献进行校勘的语文学始终占主导地位。19世纪中期，格罗特12卷《希腊史》出来后，在欧洲大陆产生重要影响。本来只是作为鉴定文本背景辅助手段的历史学，因格罗特、尼布尔、蒙森等人的努力，便在古典学当中获得了一定地位，类似的还有后来受温克尔曼、谢里曼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考古学。19世纪后期，在古典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影响下，古典学也开始有了专业化的分工，包括语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与艺术史等几大块。

德国古典学集大成者维拉莫维茨在其著作《古典学的历史》中这样说：

“古典学术的本质——虽然古典学这一头衔不再暗示那种崇高地位，但人们仍旧这样称呼它——可以根据古典学的主旨来定义：从本质上看，从存在的每一个方面看都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该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切地描述这种文明的起始与终结;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诗人的歌词、哲学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观念、庙宇的神圣、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场与港口热闹生活、海洋与陆地的面貌，以及工作与休闲中的人们注入新的活力。……由于我们要努力探询的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的科学方法也是浑然一体的。把古典学划分为语言学和文学、考古学、古代史、铭文学、钱币学以及稍后出现的纸草学等等各自独立的学科，这只能证明是人类对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种折中办法，但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这种独立的东西窒息了整体意识，即使专家也要注意这一点。”

古典学从一家独大变成了众多学科中的“小兄弟”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古典学一直是西方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基础，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也是获得高等教育的必要条件。“只是20世纪以后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古典学的地位才有所下降。”黄洋说。美国德堡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刘津瑜认为，学科化和专业化是古典教育地盘缩小的表征，是现代教育体系和理念打破古典教育过程中的产物：“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西方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拉丁语也不再是知识界的通用语。”她还举例说，马相伯就曾劝过想学拉丁语的蔡元培，“拉丁语在西洋已成为骨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马相伯口述，王瑞霖等校注《一日一谈》)20世纪初的欧洲年轻人甚至把学习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当成桎梏。

确实，随着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古典学从原来的一家独大，变成了众多学科之一，如今还成了一个众多学科的“小兄弟”。“古典学系主要设在西方的知名大学中，普通学校可能仅有几人从事古代历史、文学和哲学等的研究。”但晏绍祥坚信，“一旦需要，西方人仍不自主地去古典世界寻求灵感。有人意图复兴古代的直接民主，来医治现代民主的某些弊病;有人寻求罗马的先例，对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提出警醒;还有人用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先例，提醒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帝国的危险。”这些或许都足以说明，作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古典早已渗入西方人的血脉之中。

西方古典在中国

“文明新旧能相宜，心理东西本自同。”任何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就古典文明何时传入中国，晏绍祥以为单纯从因素论，可能与佛教传入中国同时，“佛教艺术吸收了不少古典艺术的因素，随着佛像艺术的传入，古典文明的因素也随之进入了中国。”然而，从有迹可循的线索来看，陈恒认为可追溯到汉代，当时东西方这两个庞大的帝国——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甚至有了直接接触，“只是双方交往时断时续，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也不够客观，掺杂着许多传说。”

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古典文献

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大举来华。学界认为他们除了宗教活动外，另又功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乃西学东渐的号角先锋(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其间，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们开始合作翻译，使得更多中国民众接触到了古希腊罗马知识。如，利玛窦就应徐光启之邀，一起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除了数学知识，哲学方面的《名理探》、文学方面的《伊索寓言》等，都慢慢为国人熟知。”陈恒表示，虽然传教士的目的不在于传播古典知识，客观上却打开了古典文明进入中国的大门。　　

20世纪初，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时写了很多关于古希腊的文章，如《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等，介绍希腊的历史与思想。与先前从传教士那里被动接受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时似乎有了一种自觉，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聂敏里在《古典学的兴起及现代意义》中提醒我们：清末明初恰恰是“中体西用”、“夷夏之防”这样一些具有鲜明的中西文化之争色彩的概念被创造出来的时期。所以黄洋以为，梁启超著文写希腊主要是为了开民智，“如《斯巴达小志》的核心内容就是讲要学习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来拯救国家。”鲁迅的第一篇小说——1903年在东京以“自树”之名发表的《斯巴达之魂》，也被其好友许寿裳称为“借了异国士女的义勇来唤起中华垂死的国魂”(许寿裳《许寿裳谈鲁迅：诗人、斗士、预言家》)。

不纯粹将西方古典当作救亡图存手段使用的或许是周作人和罗念生，尽管刘皓明觉得，这两人学希腊文的初衷也有“要与被压迫民族站在一起”的情感因素在里面，但他们翻译了大量希腊古典文献，将其视为普遍知识进行推介，对古典文明的传播无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8年，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出版，因用一种客观审视古典的眼光而具有开拓性意义，被看作“中国第一部古希腊罗马文学史”。当然，周作人也有其现实关怀，比如他认为希腊人对美的崇尚可以革新中国人的心智;此外，他对希腊神话的热衷也是众所周知的。从1920年代开始，周作人几乎收集了剑桥学者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的所有作品，不仅翻译其著作，还在《希腊神话一》《希腊神话二》等文章中介绍和评论哈里森。在《希腊之余光》一文中，周作人由日译《古代希腊文学史》的出版生发感慨：“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它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是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它的，我可以担保。”

周作人当时还提出了一个计划，希望通过自己这一代人或者后代更多人的努力，把希腊文的经典都翻译过来。2012年，历时15年的《周作人译文全集》终于出版，共11卷，前4卷均为古希腊文译作，包括《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等。陈恒坦言，再回头看周作人这篇文章，“还是会很惭愧，那时的计划到现在还是进展不大。”

罗念生几十年致力于研究传播古希腊文化

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罗念生。从1929年开始，罗念生相继在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以及雅典美国古典学院攻读英美和希腊文学;1930年代开始翻译古希腊文学作品，延续了几十年，译作包括埃斯库罗斯的悲剧7种、欧里庇得斯的悲剧5种、索福克勒斯的悲剧7种、阿里斯托芬的喜剧6种，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等。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同水建馥合编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收入词条近五万，惠及了中国几代学人。因在研究和传播古希腊文化上的突出贡献，罗念生在1987年被希腊最高文化机关雅典科学院授予“最高文学艺术奖”。周作人和罗念生都是文学出身，所以中国在西方古典文学方面起步较早。此外，古典哲学、历史方面也在缓慢发展：著名哲学家陈康1940年从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开始研究和教授希腊哲学，还有严群和苗力田;西方古代历史稍晚些，成系统地开始研究是在解放后、世界古代史被纳入高校课程体系里面。“50年代初，国内开始培养世界古代史的教学研究人才，当时的教育部拨款请来苏联的专家授课，在东北师范大学由林志纯先生主持。林先生也可以算作是世界古代史学科的缔造者之一。”黄洋介绍说。　　

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依然没有创建起来，用刘皓明的话说，“一种体系自备、研究目的明确、方法论比较确定的学科，到现在也还没有见到”——希腊罗马史属于世界古代史，古典文学划在外国文学里，古典哲学则归为外国或者西方哲学。其实，不仅是中国大陆，哪怕是英国人在香港建立的大学，西方学术的各个学科都有，也唯独没有古典学。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很多常识性的东西我们的确还不了解，很多基础性的准备还没有做好。

但尝试和努力并不需要等什么都准备好了才可以开始。30多年来，国内学者频频挥臂，希望古典学科的建立引起更多重视。1984年，林志纯先生联合几位学者提交的“关于加强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意见和建议”获教育部肯定，当时所谓的古典文明不仅限于希腊罗马。教育部后来批准成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从各高校选拔一些学生，聘请西方学者过来授课。黄洋作为“世界古典文明史试办班”的一员，1985年进研究所学习，“培训从语言开始，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就学希腊语、拉丁语，研究古埃及就学象形文字，研究古代西亚就学楔形文字”。这算是中国最早有机制、成体系的古典学训练了。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办古典学本科实验班，在国内首度以古典学的跨学科模式培养本科生。2011年，北京大学成立西方古典学中心，把对希腊罗马有兴趣的各学科学者集合起来进行教研工作，同时建立起古典学的培养体系。“本科生在这里学习两年的古希腊语、一年的拉丁语，或者两年的拉丁语、一年的古希腊语。”黄洋时任中心主任，介绍起教学计划时直呼“不够”：“其实，学生们至少得有三四年的语言训练，这是最基本的。”

政策制度、人才积累、学生出路都是问题

尽管陆续有这样那样的机构在进行古典学教学训练，但到现在为止都似乎没有太多进步，一直在挣扎。黄洋、晏绍祥、陈恒的看法不约而同，他们认为古典学作为一个独立科系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受限于现有政策制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若不认可、不建立一个学科的话，光靠学者个人自发力量往往是“有实无名”。人大文学院古典学实验班学生毕业时授予的仍是文学学位证书;北大西方古典学中心的学生来自于各院系各专业，最终还是要回归本专业获得相应的学位，而非古典学专业学位。

其次是学术人才积累太少。近些年，不少学者从国外学成归国，但真正精通语言、能够系统训练学生的师资依然不足，这光靠国内学者完全不行，一定要请外援不可。屈指一数，目前在中国从事古典学相关教学的外国学者，除了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教授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雷立柏(Leopold Leeb)、北京外国语大学拉丁语言文化中心教授麦克雷(Michele Ferrero)以外，似乎也没几个人了。

没有语言培训及语文学这个核心，任何研究都无法开展

不管有没有底气和信心、有多少，学者们似乎都没有空谈“抱负”，更多表现出的是冷静和理智。

张巍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古典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一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从事古希腊思想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他认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改变把古典学问割裂开来研究的现状：“古典学应该是打通文史哲艺术等的一个专业，虽然学科分化越来越细，但还是要在某个阶段的教学中兼容并蓄。”他觉得可以借鉴日本建设古典学的经验：“日本最好的几所大学里设有西方古典学，放在以语言为基础、兼及文学的模式里。没有语言的培训及语文学这个核心，其他的任何研究都无法开展。这就好比研究中国古代，不懂文言文、不读文言文文本的话，别的都免谈。”刘皓明也提出先把古典语言文学系成立起来，再与西方古代史、艺术史、考古学等发生横向联系。“鉴于古典语言与西方现代语言的关系，我还建议有志于学习古典学的学生精通一两门现代西方语言。由于德国古典学的发达，尤其应有精通德文的学者。”刘津瑜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不管怎样建设，我坚持语言第一。”

王纬和林云峰目前分别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攻读古典学博士学位，谈到各自的“古典学”之路，无一不强调语言作为基本功的重要性。林云峰说：“这边学校的基础课包括文学史泛读和写作，前者通过大量阅读原文，让学生对主要作者和作品有一定了解，同时锻炼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阅读能力;后者也是希望通过一定程度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写作，让学生进一步巩固语法。”刘津瑜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陆续同好几位在国外学习古典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笔谈，不少学生感慨学语言的“艰苦岁月”也是为后来能扎实做学术打基础的关键时期。　　

接触一手资料比只看书要直观得多

说到自己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的情景，接触第一手资料带来的冲击依然令刘津瑜印象深刻：“第一学期选了《罗马钱币学》，在美国钱币学学会上课，那里藏品非常丰富，老师讲到什么金银铜币，就直接拿来给我们传阅。后来还选了《纸草学》，学年作业就是解读一篇未发表的纸草文书，是哥大自己的收藏品。文书很小，字不好认，更大的麻烦是右边完全缺失了，解读和补充这篇纸草得动用许多资料和技能。”据刘津瑜介绍，欧美古典学专业的学生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都会参加不少能接触到一手资料的学术活动或项目，比如考古、博物馆展览等。“这个经历相对只看书获取知识要直观得多，也是中国建设古典学专业时需要加强的方面。”

就“未来构想”，张巍半开玩笑地说：“目前举全国之力大概能搞好半个古典学系：先建设能提供古典语文学训练的单位，只要四五个人——两个希腊学家、两个罗马学家、一个搞考古艺术。待羽翼丰满后可以从半个向一个努力，这时可能需要10人以上。中间或许不是10年、20年，而是半个世纪。”陈恒和刘皓明都坚持，在目前的情况下，全国不需要遍地开花，宁可少而精，只在几个主要大学建立古典学专业。

学术没有国家队

相较学科建制上的具体性操作，当前中国古典学研究的现状似乎更令人担忧，从学理上如何看待西方古典学、进而把古典学引向哪里的争议一直不断。

就在上个月，“经典与解释”15年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京召开。这套由刘小枫、甘阳主编的丛书自2000年策划以来，已陆续出版图书达350余种，引起了不小反响。然而多年前，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从事西方古典文学等方面研究的高峰枫就著文批驳称，丛书中译介的众多西方学界研究古典学的论著，存在着很深的门户之见，更像是施特劳斯派的“中国派对”，而跟着施特劳斯通向古典学是过“窄门”，于学无益。

施派解读希腊经典的几个根本原则站不住脚

聂敏里也曾指出，这批经由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进入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学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到西方古典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从政治思想角度对古希腊哲学做了施特劳斯式的特殊地解读，但是，还没有等这种解读方式成熟起来，并且产生足够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们已经迅疾地离开了西方古典学的研究领域，转而开始目前看来尚未停止的对中国古典的研究。”他认为基于这样的古典学研究“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性质的”。

张巍认为，施特劳斯的读经方式在那批学者自己看来，正好契合了中国“公羊学派”对古代经典“隐微式”、“微言大义”的解读。“从西方的学术角度来说，这些人必须跟着施特劳斯确立几点，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为什么古希腊经典的作家要采取隐微的写作方式。”张巍进一步解释说，施特劳斯认为这些作家直言观点将会受到迫害，并举例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总是和青年学子躲在角落里喋喋不休地讨论哲学问题”。

“施特劳斯的这个解读站不住脚。苏格拉底是个例外，他并不必要被处以死刑，是自己判处自己死刑，从而实现他为哲学贡献生命的个人人生理想。”张巍觉得身为犹太人的施特劳斯对迫害有点敏感：“事实上，古希腊作家都可以明白无误表达观点，不在这个城邦可以到另外一个城邦，没有受什么迫害也没必要‘微言大义’。个别作家在写作上的‘曲言’也是一种内在需要而非外在逼迫，如柏拉图就认为哲学的最高表达方式不是直接论证而是间接指涉。”张巍还指出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这些学者跟着施特劳斯的解读看到了与儒家的契合，尤其是内圣外王之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王的概念，被后来很多西方人奉为政治哲学思想上的先驱，我认为是误读。而且用中国内圣外王、为王者师的传统来附会地解读哲学王也是对整部《理想国》的误读。柏拉图确有几次西西里之行，也试图把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也知道自己不会成功。柏拉图的具体政治实践和哲学理想之间的关系，要做很深入的探讨。”张巍承认施派在美国政坛很活跃，不少成了政府智囊团，“但施派解读希腊经典的几个根本原则在现代西方学界是站不住脚的，要是作为个人政治抱负无可厚非，但从学理上来说就是一厢情愿。”张巍直言，用这种站不住脚的研究方式来建设中国古典学的话，或许只是服务于某些人的特殊目的而已。

从经典与解释的角度阐发，进而认为古典文本里有着永恒不变的意义，对现代人有价值……黄洋认为，这种解读对引起人们兴趣的确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将经典文本放在当时的背景中去考察，恰恰是现代西方古典学比较重视的。”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人在过去200多年里发生了观念倾向上的变化：“以前认为自己和希腊罗马一脉相承，‘希腊人就是我们’;现在则认为希腊罗马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空里，思想观念有着根本不同，经典文本也是特定时代、社会的产物，西方人和希腊罗马人的关系是‘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在黄洋看来，西方学界现在更多地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待古典，“除了理解共通的地方外，更多是寻找发现不同的东西。”陈恒也认为那种解释路径只是某些学者想要“经世致用”的一种“抱负”。　　

由刘小枫、甘阳主编的《经典与解释》系列自2000年已陆续出版图书350余种，吸引了不少人对古典学的兴趣，但在学术界也引起不小的争议。

研究学术要求真、求是，而不是求热闹、求影响

在呼吁建设古典学的声音中，施派学者打出的“中国特色”、“中西合璧”口号似乎更豪迈、响亮一点。“我的朋友王丁曾说过‘学术没有国家队’。对于那些不论研究何种学问，都条件反射一般地强调‘中国特色’的人来说，这句话值得想一想。”高峰枫强调，研究学术要求真、求是，而不是求热闹、求影响。“西方古典学相当于西方自己的‘国学’，西方学者的研究已经有了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我们必须借鉴西方学者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长期积累的经验，才能更快、更有效地掌握这个领域的基本技能，更迅速地与西方主流学术传统接轨，这主要指技术层面，比如对原文的理解、对其他研究语言的掌握、对古典学术史的通盘了解等。”就中国目前的古典学研究现状，高峰枫认为仍处于草创、学习阶段，不能急于以我为主，不应该让西方古典学在当前发挥它本不该发挥的作用。“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忠实地输入西学’，这个工作看起来简单、没有创意，但做起来需要扎实的学术准备和慎思明辨的功夫。因为需要对西学有全盘的了解，才能从林林总总的学派中辨识出各派的真实价值，才能在引介的过程中不夸大、不走样。”他还建议加强与欧美学者的交流和合作，“只有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和不懈努力，培养出越来越多语言基础扎实、明了西方学术传统的学者，才谈得上真正消化、吸纳西学。”

中国学者可以对古典文明研究做出一些贡献

非要谈所谓的“中国特色”，张巍的理解是，中国学者可以对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做出一些贡献、一些别人难以为之的独特之处。“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基督教文明，被视为西方文明的两个源头，西方人研究古典的重要参照就是基督教这一支。想要‘有一点中国特色’，我们的参照系就应该是中国古代传统，包括儒家、道家、法家等;另一方面是接受史的研究。西方人把各个时期对古典传承的研究即古典传统，包含在古典学中，近些年不断拓展，甚至涉及西方古典在非西方文明地区的传播。对中国来说，从传教士草创的翻译工作直至当下的西方古典学‘热’，无不属于对西方古典接受史的研究范围，是中国学者当仁不让的重要领域。”芝加哥大学古典系教授Shadi Bartsch说她之所以对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感兴趣，就是“因为这是一面镜子，在里面可以看到(西方)自己”。刘津瑜也对“中西合璧”的提法表示疑虑，但不排斥把比较研究、接受史研究作为结合西方古典学和中国研究的途径，“西方古典学古籍研究上的一些手法或许也能反过来影响和促进中国人自己的古籍研究与整理工作。”

晏绍祥和陈恒的态度都很明确：在中国发展古典学，“探家底”的工作要做好，先看看别人做了什么，怎么做的。刘皓明则表示出了一种担忧，他认为如果要建立所谓“中西合璧”的古典学，西方古典学最后多半会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覆辙，变成了不懂这个学科的方法与原则、甚至不懂外语不懂外国文学的人的空谈沙龙。“今天要建立古典学专业，绝不应一开始就怀着以中化洋的情感，带着‘东海西海、其理攸同’的陈腐偏见和无知。”他觉得中国传统和特征不应过分强求：“中国学者在某领域得到系统训练后，如果专攻一两个作家，全面掌握其现有文献，并弄出中译本和注释，这过程本身就必然会有中国的视角，带有中国特征。”

借镜于灿烂文明

现代西方各学科中，古典学的确日趋式微，不再“高高在上”，可能是它“太不现代”了吧;而这，也正是其生命力的来源。虽然很多西方古典学者意识到，古典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不一样”，但没有人会怀疑或犹豫，西方文化的根基和命脉在于古典文明。这一点在黄洋看来，是古典学的魅力之所在：“探求东西之别，不能只看西方面上和现实的东西，要从骨子里摸清它的文化根源，做不到这个就不太可能真正地算是理解西方。”他还谈到，从德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奠基人洪堡开始，古典学就属于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人文教育的作用看不见、摸不着，或许很难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但从纠正极端科学主义的取向，让社会更有人文关怀这个角度来看，古典学意义重大。”

刘皓明指出近代中国思想上有一个认知迷误后来被固化了，也是导致古典学在中国缺失和滞后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出于无知蔑视西方的人文成就，另一方面则在情感认同上错位，不去研究西方之所以在制度、科学和技术上面先进于我们的根本，而是要与所谓被压迫民族站在一起。”张巍举自然科学为例解释说：“中国以往对于自然的研究，以有用为准则，就像研究植物必须要有药用价值;西方人不讲有用，其科学精神就是要穷究自然本身的真理。这种信念就是来自于希腊人。”他认为对处于全球格局、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中的中国来说，古典学意义重大：“借镜于西方当下以及当下所来自的那个传统，是我们反思现代文明的一个方式，灿烂的西方古典文明就是非常有效的镜子。”

(本文原载于《文汇学人》2015年2月6日刊，原题为《古典学在中国的是是非非》，澎湃新闻经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