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2010年底的中东地区动荡至今已过去了两个年头。期间，已有四个国家发生了政权更迭。起初，包括阿拉伯知识阶层在内的国际各大智库皆对事态发展持乐观预期，认为它是一场推动该地区向前发展的正向行动，并赐之以“阿拉伯之春”的美称。然而，时隔两年，当事国不仅没有实现其预想的政治稳定与强大、经济发展与繁荣、社会祥和与开明，反而随着事态向纵深发展，各种矛盾引发的冲突将该地区形势带入到了任何人事先都未曾预料到的动荡混乱境地：地区伊斯兰政治力量借机强势崛起，并在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西亚北非地区乱局外溢效应波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引发民族分裂和教派争端所导致的血腥仇杀。昔日洋溢在乐观派脸上的笑靥不见了，当初的愉悦心情已被焦虑不安所代替，他们疾呼：昔日充满希望的“阿拉伯之春”已幻化成为冷酷无情的“阿拉伯之冬”。值此轮阿拉伯地区动荡两周年之际，一批有良知的阿拉伯学者或亲历了此次社会风暴，或自始至终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紧跟形势发展的进展，撰写了大量相关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事件进行解读与剖析。这其中有受西方影响主张自由民主的世俗代表，也有受伊斯兰文化影响频深的保守派。为较全面客观地反映阿各界人士的观点，编译者在摘编文章时注意兼顾两者之间的平衡。以下观点皆摘自阿拉伯专家学者，不代表编译者个人立场，仅供参考。

一、各方对“阿拉伯之春”发展至今产生的社会效益普遍表示失望与不满，但认为要将运动进行到底。

1、总部设在科威特的“海湾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奥斯曼在2013年1月14日《中东网》网页上发表题为《“阿拉伯之春”第三年，从乐观走向失落》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阿拉伯之春”的经验在于它成功推翻了世袭独裁统治，并实现了通过票箱赢得选举的“民主”制度。但是以这种方式上台的新当权者却采取了比其前任更为暴烈的独裁，其具体行为是通过对前任变本加厉的讨伐与惩治，来树立新政权的权威。判断一场革命的成败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标准：从历史角度衡量要看它是否产生新理念和新原则，如法国大革命使“自由、平等、博爱”等引领时代进步与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其影响力延续至今；从现实角度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阿拉伯之春”以狂飙突进开始，以地区国家经济衰落、社会分裂告终，既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也没有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没有向青年人提供其所企盼的就业机会，这势必使“希望的春天”转化为“沮丧的冬天”。

2、受西方自由派思想影响较深的突尼斯裔美国学者、《半岛网》专栏作家苏海尔·格努西在《阿拉伯革命两周年，经验与教训》中写道，“阿拉伯之春”已持续两年多时间，它虽然推翻了多个国家持续数十年的强权统治，但在该运动经过初期势如破竹的风潮后却逐渐走向迷茫，广大民众对现状极度失望，原以为革命后政治、经济会出现改观，生活水平有望得到提升。然而，在为其付出高昂代价后，一切如故，甚至今不如昔，一些人开始怀念前朝政权的统治时光。突尼斯形势并不乐观，政客们疯狂争权夺利，导致国家陷入混乱，国家重建的过渡期被迫延长。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新总统穆尔西醉心于扩大总统权限，导致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反对派质疑他可能成为又一个穆巴拉克。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厮杀，叙已坠入内战和民族分裂的泥潭不能自拔。

3、沙特阿拉伯资深外交家，后任多个阿拉伯电视台政治评论家贾马勒·哈什格吉在近期发表的标题为《“阿拉伯之春”已结束，但不能容忍走回头路》的文章中认为，虽然目前阿拉伯各国面临着多重挑战与困难，但无论前途多么艰险也要勇敢地走下去，绝不能走回头路。文章说，“阿拉伯之春”结束了吗？是的，它的狂热浪漫期已结束，转而面对残酷悲凉的现实世界，经济凋敝，官员渎职，社会怨声载道。从这个角度看，“阿拉伯之春”的确结束了，但阿拉伯革命仍在继续，它所产生的变革没有停止。乐观的分析家们看到了埃及市民在示威后自动回到解放广场，将便道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名利比亚武装组织的青年听从利新政府的号召，向政府缴械，并投身于国家重建进程中，并以此预言阿拉伯人汲取历次革命的教训，正行走在振兴的道路上。悲观的或称现实主义分析家则唱衰此次运动，并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例证，预言即使是此次革命的最大赢家埃及，也需要至少十年时间才能恢复稳定，要将埃及的社会体制变为西方民主制度至少需要数十年时间。但无论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一致认为，绝不能开历史倒车。以埃及为例，现任总统穆尔西政权有可能倒台，并被迫提前举行总统选举，但埃及绝不会退回到穆巴拉克时代，即使埃及军队接管政权，也只是暂时现象。并预言未来即使埃及实行民主制度，穆斯林兄弟会也不会退出政治舞台，任何人都无权再次对其进行封杀，同样，各种世俗自由派力量也会不受限制地存在下去，未来的阿拉伯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宽容与理智。

二、专家们试图从历史、政治、社会等层面剖析造成此种结局的原因。

1、巴勒斯坦政治学教授、《半岛网》专栏作家阿卜杜勒·斯塔尔·卡西姆认为阿拉伯民族落后的部族制度与现代民主政治难以融合。他认为现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名为“共和国”，但其政治文化中逐水草而居的部落意识和血亲仇杀的沙漠文化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一对本部族的认同超过对国家的效忠，唯部族首领和酋长马首是瞻，为维护部族利益时刻准备与外族展开仇杀，由此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二是唯我独尊，刚愎自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是思想极端、思维褊狭，缺少理性与克制，体现在政治行为上便是对政敌及反对意见的零容忍。当前，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生态仍然酷似部落族群，议会、总统选举像极了酋长推选，获胜者的首要任务是回馈本部族成员，想方设法满足其合理或不合理的各种需要，而不是回应全体国民的政治诉求，保障其物质需要。当今阿拉伯社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和领袖人物，更缺乏带领全体国民实现政治变革、民族自强的核心力量。

2、苏海尔认为，“阿拉伯特色”的政党政治导致各政治力量只顾争名夺利，罔顾民众利益。苏认为20世纪50-60年代，阿拉伯国家的反帝、反殖运动风起云涌，民众把殖民主义者赶走后，并没有自己当家作主的意识，而是将政权交予当时的社会精英，认为可以依靠他们建立民主政权，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复兴。殊不知没有限制的权力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专制制度的诞生，即“阿拉伯特色”政党政治的产生和畸形发展。20世纪伴随民族解放运动一同产生的民族主义政党，与其推翻的殖民主义者一样缺乏政治度量，利用权力对伊斯兰政党进行残酷打压和封杀。后者被迫转入地下，为争取生存权与当局进行着激烈斗争，将推翻现政权并取而代之作为终极目标。这种政治生态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无法正常发育，也就无法产生众望所归的政治领军人物。各党领导人均将本党私利置于所有考量之上，“国家”是其渴望得到的猎物，“民主”则是其获得统治权的方式和工具。目前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多数国家形势持续动荡，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此。

3、《中东网》在2013年1月15日纪念“阿拉伯之春”两周年的社论《变革的种种猜想》一文认为，此次阿拉伯世界爆发全局性动荡充分暴露了阿拉伯国家政治体制长期以来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这些国家政治领导人昏庸无能，缺乏政治敏感性，不能体察、洞悉时代潮流发展的走向，准确判断国家、地区乃至国际形势发展动向，并顺应历史潮流采取应对的政策与策略。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萨达姆家族的覆亡。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伊拉克总统的萨达姆就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形势，并悍然发动侵略科威特战争，导致了其覆灭的结局。其次是各阿拉伯民族缺乏凝聚力，尽管阿拉伯国家人多势众，但却如一盘散沙，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无所作为，致使巴勒斯坦问题成了多个组织，其中有民族主义的、左派自由主义的，以及伊斯兰宗教色彩的形形色色组织进行幕后交易和讨价还价的砝码，和建立独裁统治和政治赌博的借口。第三，早在此轮社会动荡前，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阶层就将国家财富挥霍殆尽，而没有将其用于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国际人类发展报告显示近十年来，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水平除少数非洲穷国外为世界最低。

三、普遍认为只有实施全方位、深层次、循序渐进式的改革才能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复兴。

阿拉伯学者普遍认为，要实现阿民族复兴的梦想并非朝夕之功，需几代人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1、叙利亚籍自由撰稿人、《半岛网》专栏作家纳比尔·阿里·萨利赫认为，要实现阿拉伯民族复兴，首先政治上要实施民族和解政策，尽快恢复国家稳定。“阿拉伯之春”使蛰伏了数十年的伊斯兰政治力量异军突起，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伊斯兰政党与世俗自由派博弈加剧，这在埃及、突尼斯两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为了阿拉伯民族团结与统一的根本利益，宗教与世俗两派须摒弃在政治理念、治国方略上的对立，形成一股合力。这方面执政党应率先垂范，显示出足够的政治智慧与勇气，对反对党采取包容政策，搭建平等对话的平台，就制度创新、经济改革、社会公正等问题展开对话，从而建立互信，实现社会各界观念互动与融合。其次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取信于民。大多数阿拉伯民众投身于“阿拉伯之春”，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此运动改变困窘艰难的生存状况，他们对于新政权的主要期待就是尽快提高生活水平。为此，应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定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规划，逐步改善经济状况，并努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兼顾社会效益，处理好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关系。第三是进行思想启蒙与社会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知识水平与文化素养。要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全面振兴，须制定明确的、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目标，并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广泛参与其中，要以改选民众的思想为先导，改变人群中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浑浑噩噩，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树立积极向上，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加强爱国主义、公正、诚信等现代正能量理念的灌输，使阿拉伯社会逐步从部族社会走向公民社会。

2、苏海尔认为鉴于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为实现阿民族美好未来，应着力加强对青年一代的培养。他在文章中表示，公允地讲，让前朝政客担负起反专制统治、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因为这些人本身就生长在暴政统治下，政治的潜规则告诫他们一旦失去权柄，使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们从未践行过自由与民主，不谙政务公开、团队合作等现代社会的通则，更不知轮流执政为何物，他们是暴政的实施者，也是受害者。因此，要实现令人期待的社会变革只能依靠朝气蓬勃的青年一代，他们信仰自由，渴望机会均等，正因如此，在此轮革命中，阿拉伯各国的年轻人表现得最为抢眼。但要使其真正担负起民族振兴的重任，他们还要经历多重磨炼与考验，并经受严格的教育，使他们在思想上剔除前朝保守思想的余毒，同时逐步树立诸如秉公、诚信等具积极进步向上的理念，使其成为有引领时代潮流的具有崭新面貌的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