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矿难发生了。铜川陈家山矿区，166个鲜活的生命在瓦斯爆炸声中被无情吞噬。噩耗传出，我们愕然，流泪，我们愤怒，无言。

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多少起了。到底何时才能远离这可怕的悲剧，何时才能降服这可恶的魔鬼？

痛定思痛。紧接着一次次矿难的，是一次次反思，一次次求解，一次次整治。然而，当新的矿难又接二连三从地底下传出，我们的这一切努力，还得从头再来。

“缺少预警机制”。看起来，每一起矿难都出人意料，突如其来。但稍加追究，都并非无先兆预警、无轨迹可寻。就谈这次陈家山“11·28”矿难。11月22日工作面起火，井下已出现安全隐患。有经验的矿工都拒绝下井，但煤矿生产队为了增加产量，还是强迫开工。为什么在险象环生之际，我们还心存侥幸呢？

“投入不足，设备老化，技术落后”。这是最直接的原因。记者在沙河“11·20”矿难采访中发现：5家铁矿全都没有通风口，完全靠巷道自然通风；许多工人下井却只有一顶安全帽，新招来的工人一般都没有培训；正规的大矿都用铁架搭建井架，这里用的却是木头……为什么这样的矿井还能蒙混过关、带病运转呢？

“劳动者权益缺乏基本保护”。明明知道生产条件恶劣，随时有生命危险，但矿工无力与矿主抗争。明明劳动法中规定了劳动者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的权利，但他们很难享用这份权利。如何使劳动者真正成为保护自己生命权利的主体？

“有法难依，执法不严”。尽管不少事故过后也有被罚款的、摘帽的、法办的，但人情大于法、权力大于法、利益大于法的现象还是有禁不绝。

“管理体制缺陷多多”。有业内人士感慨：专项整治有时就像一场拔河比赛，绳子的一边是安检工作人员，另一边，不仅有煤窑矿主，还有当地政府。问题的处理牵扯起国家与地方的利益，如何协调？

“市场秩序混乱”。矿主们也有苦衷。办证审批、生产监管、运输经销、事故处理，雁过拔毛，谁都可以“拿一把”，哪一炷香烧不好，“产业链”就断了。为了赢利，只有压缩安全成本，在矿工头上打主意。

“事故的深层还有腐败、黑恶”。当年南丹的“7·17”特大透水事故，暴露出的就是当地长期政商勾结、黑白合流、草菅人命的问题。至于官员失职渎职、公器私用，贪污受贿、包庇纵容，参股入伙、沆瀣一气，在矿难后的清查中并非少见。

“社会安全意识淡薄”。生命的重要，矿主们并非不懂。但如果一个矿工的生命几万元就可抹平，而矿主们的所得却是十倍、百倍，责任也可以不了了之，仅仅以一个商人的思维甚或以一个赌徒的心态去权衡，铤而走险者自然不是个别。生命的价值，矿工们也都会珍惜。但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乡村，那里有难以想像的贫穷。为了肩起家庭沉重的责任、获有做人卑微的尊严，他们只有惟一的选择：再苦再累再危险的活也得干。

“这是发展主义的苦果”。当我们背离人本、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当我们把“发展第一”浓缩为“利润至上”，当我们将劳动者仅仅视为“生产要素”，将劳动者权益甚至生命的付出视为加快发展的必然的成本和代价之际，我们还能逃离危险吗？

“人均GDP 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社会转型期，也是矿难事故高发期”。这样的宏论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宏观的审视不能替代微观的分析。矿难背后那么多的问题岂能仅由这一只“大筐”全都装走？再说，世界上的转型期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但中国煤矿的死亡率之高却绝无仅有。

直面这一起起矿难，我们还留有多少隐患有待排查？还能有多少理由可以开脱？我们还会有多少思想需要开掘？还当有多少教训牢牢记取？

遇难者的生命，竟是如此短暂。矿难背后的原因，就是如此简单。纸面上的哪一条反思、哪一点求解不是要害之所在？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在无奈地一遍遍目睹这矿难的肆虐，还要痛苦地一次次承受那生命的逝去？在这些矿难面前，所有的思考都已显得不再重要，惟有我们的行动能力，这能力的迅速强化和充分释放，才是整治的希望所在。因为，无论上面谈及的哪一条，只要去做了，做到位，就一定会有成效，就一定可以缓解、大大缓解矿难对人的生命的戕害。

这行动能力指向的,是一诺千金、一抓到底的求实精神，是大刀阔斧、壮士断腕的凌厉作风，是依法治矿、规范运行的长效机制。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还当正视矿难牵扯出的更其深广的问题，在社会生态环境的建设中，在生命的尊重和虔敬、生命的呵护和张扬中，为社会的进步奠定更为坚实的伦理基础、更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更可持续的发展导向。

无疑，这行动能力，就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就是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愿每一天的太阳，照亮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矿井，照亮这些矿井下的每一个生命。（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