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个看似普通、轻松且在每个人身边无处不在的话题，我们的共和国从诞生到今天，却用了60年时间去挖掘它、培育它、思考它，不断调整它的角色，不断寻找它的定位。今天中国文化每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都可以在60年间找到其形成、发展、演变的镜头片段。这些片段，与共和国同行，为人民放歌，有过波澜壮阔，也有过曲折反复。透过这些片段，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文化大国的成长与成熟，领悟到一个崇高真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享公共文化服务是13亿人的基本权益。

大众化与小众化：“文道”回归的可贵与困惑

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陈立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各地文化领域呈现出了新的气象，省地县相继建立了文化局以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群众团体，接管、改造了旧的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队）、剧场和剧团，扶持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人民性、反帝反封建的文艺作品。他对比说，1949年4月底，浙江省仅有28个职业剧团，41座剧场，10座电影院，1个电影队；至1957年，浙江已建立电影院27座、电影队216个、电影俱乐部18个，剧团138个，剧场134座。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文化被视为政治教化工具后流于呆板，文化事业由国家包办后弊病多多，但不可低估其正面效应，那就是人民群众享有普遍、廉价的公共文化服务，遍布农村的露天电影和戏曲演出就是例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领域的创造力不断迸发，人民群众享有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但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也导致文化的高消费现象不断凸显，尤其不少文化产品精英化、高端化、小众化，把大多数人挡在大门外。这不仅导致了市场的残缺与丢失，也使群众文化权益的保障付诸阙如。不管是发达地区的城市，还是中西部农村，百姓对健康、有益、质优价廉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都表现出极大的渴望。

可贵的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这一概念，文化共享作为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功能得到了回归。解决文化高消费现象，无疑是“文化民生”破题所无法忽视的环节。当前一些地方降低文化消费价格，让“阳春白雪”重新走进寻常百姓家，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让更多优秀的文化产品更快、更好、更便捷地与群众见面，让城乡共享这些优质文化资源，已成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共识。如文化部与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还为基层剧团配备了近千辆流动舞台车。

60年间，从单纯的政治教化工具到一度在普通百姓中渐行渐远的小众化消费，再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为谁，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这个道理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单一与多样：从禁锢到包容的变奏

回首60年，谁也不能否认当前中国文化的空前繁荣；同时，谁也不能否认当前中国文化的多元、多样与多变。文化内容的变化离不开国家的命运。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年代，文化被泛政治化，内容就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尤其“文化大革命”，在底蕴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化被摧残、破坏之后，全民文化生活呈现出单一的色彩。

文化选择的多元，背后是社会思潮的多元，同样也离不开中国走上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从政府到社会越来越包容的大背景。中国的百姓拥有越来越充分的文化消费主导权，而支撑这一切的就是市场化改革与市场机制，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大众文化产品。

当然，文化领域的多元与包容现象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苗头。如一些反对权威、“去中心化”的文化思潮导致一些年轻人认为“英雄可以歪曲，权威也可以亵渎”，一些对英雄人物的“恶搞”颠覆了社会的道德标准，混淆了是非价值观念。社会对多元文化内容的接受与包容，并非没有底线。这种底线既包括公民权益、伦理道德，也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历了60年文化嬗变的中国人，尽管已从狂热地引进西方多种文化，到回归本土心平气和、从容成熟地创造自己的文化产品，但政府在教育、立法、行政及经济上的适度调节，也必不可少。

事业与产业：“一字之变”完成艰难转型

在很长一段时间，文化机构作为一种国家养、国家办的事业单位，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质疑，“文化产业”则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虽然事业与产业并不矛盾，但对文化产业的争议，直到2004年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出台鼓励部分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之前，始终没有息止。

在争议的背后，饱含着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转型的痛苦与艰难。首先是观念上的阻碍，有的文化单位和传统文化人无法适应新形势，逐渐没落，晚景凄凉，有的却看准体制转型的机会大赚其钱，成为“文化新富”，如上世纪80年代“走穴”现象催生的第一批大众歌星。

地方割据、部门壁垒、所有制歧视，是比观念更难逾越的障碍。国内首家民营报刊发行公司——河北省张家口阳光报业有限责任公司，曾在上世纪末以几位合伙人组成的民营企业身份介入报刊征订发行，以灵活的体制机制开拓市场。但有关行政部门非议不断，并以函件的方式指出阳光报业公开征订报刊的行为“必须予以制止”。在诸多干扰下，阳光报业到2003年时，不得不宣布退出报刊征订发行市场。另一个类似现象是，文化领域的民营企业热衷于戴“红帽子”。

种种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落后观念和制度壁垒，阻碍了文化产业的壮大发展，文化领域实行“对内开放”呼声强烈。由文化部出台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最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还提出“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发展文艺演出院线，推进有线电视网络、电影院线、数字电影院线和出版物发行的跨地区整合”，这些新政都为文化资源的跨区域、跨领域整合提供了政策支撑，长期困扰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将逐一消亡，一个统一开放的文化产业市场体系逐渐形成。

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来自民间和市场的活力与创造无限。在山东、河北、上海、浙江等地，一些文化单位不断探索打破各种壁垒。有的文艺院团主动同电视台联系，把舞蹈节目搬上电视屏幕；有的组建大型出版集团、广电集团、报业集团，突破重重困难，尝试跨地域、跨领域经营。

进口与出口：文化“逆差”困局期待破题　

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曾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而在过去60年间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中国，又遇到了把如何文化送出国门的新课题。

相比较于西方文化产品，中国还缺乏享誉全球的文化品牌，许多国家对中国印象模糊，有的甚至存在错误认识，其背后正是“文化贸易”的“逆差”困局。对此，中国的文艺演出团体深有感触，外国院团“进口”到国内演出增多，而国内“出口”的较少。以北京市场为例，中外演出收益之比为1∶10。

文化界人士认为，文化贸易数字上的逆差还只是表象，内容更堪忧。比如在出版物方面，中国输出的出版物主要是以花草、鸟鱼、茶叶、丝绸与瓷器等传统文化为主，反映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现代理念的内容较少。

摆脱文化“逆差”困局的愿望，在刚刚讨论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已有明确的体现，国家明确提出落实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的政策，扩大对外文化贸易。

“由于我们从世界金融危机中看到了机遇，因此不少文化企业敢于逆势扩张。”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宇说。年初以来，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已签订了30起海外演出合同，并有8起开始履约。文化界人士解释，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甚至低价待售，场租下降，对外资限制可能降低，这都被中国文化企业视作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的理由。

让世界观众眼前一亮的是，在这轮“走出去”的中国文化产品中，更多融合了让外国人易于接受的内容与形式，已出国演出数百场的大型综合舞台剧《功夫传奇》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和尚用英语对话，那种效果十分神奇。”《功夫传奇》策划者曹晓宁说，“我们融合了中国多种文化元素，然后用‘国际表述’，从而创造一种和谐的语境。”

事实上，随着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成熟，让一些西方社会在反思自身体制和运行模式的同时，开始对“中国模式”有了重新认识，并随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这些，都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强大的有利因素，只要我们善以利用、假以时日，中国文化仍有希望大大提升其软实力，并在全球重现辉煌与荣光。（记者 李亚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