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发展给世界政党政治带来重大变化。传统型西方政党逐渐衰退，政党阶级与群众基础的中间化、全民化趋势不断加强，政党意识形态淡化、左右政党政策趋同化发展，加强政策适用性建设和进一步推进政党民主化改革以提高政党合法性，成为了当代西方政党转型与变革的特点和趋势。只有充分厘析西方政党发展的新形势，把握世界政党政治变化的新规律，才能不断地完善中国政党制度建设。

一、中间化是西方政党建设的重要趋势

政党的生存发展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密切相关。随着世界各国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重新分化组合，各国政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功能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各国政党不得不调整自身发展方向，开拓有利于政党发展的广阔空间。随着时代主题和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现代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各个国家在产业结构、经济形式、社会阶层、利益格局、文化传统等方面日益革新，政党加大自身调整力度，增强适应性，应对转型社会的各种危机和挑战，不断顺应赖以存在的且已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是新时期政党得以发展壮大的机遇与契机。诚如马奇和奥尔森所说:“政治主体对外界的依赖性越小，其适应性的必然性就越小，但是忽略环境同样会有长期的隐患，如果一个组织无需监测其所处的环境，它在此方面的竞争力将日益枯竭。”[i]于是，顺应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变化，西方各国政党纷纷掀起了拓展生存空间的策略调整和转变。

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展开，产业结构不断地升级，传统工业逐步衰弱，高新科学技术和第三产业快速崛起，使得许多西方国家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分化调整，社会阶级结构和人口就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无产阶级工人大幅度减少，新兴信息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猛增，科技、金融、管理、教育、文职人员等“白领”阶层人士队伍日益壮大，“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逐渐成为一些国家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主体，日益成为了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向中产阶级靠拢”成为了西方各类政党扩大党的阶级基础、扩充本党人员数量的重要举措。政党存在的目的和意义表现在如何取得或参与政权、巩固政权，为其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群体谋取利益。在选举政治的情况下，政党只有赢得尽可能多选票，才能实现和维持执政、参政地位。而且随着政党体制的多元化和政党数量的增加，各政党之间的竞选更加激烈。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集团的利益，为了争取更多民众的选票，传统的各个政党——无论左右——纷纷把吸引中间阶层选民作为竞选活动重点。为了争取日益壮大的中间阶层队伍，西方绝大多数政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纲领和政策，淡化阶级和意识形态色彩观念，革新与修正曾经激进或极端的理论和纲领，照顾中间阶层的愿望和利益，突出和体现中间阶层的要求和主张，在组织上大力发展中间阶层出身的党员，扩大党的阶级基础，从而赢得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最后得以竞选成功而上台执政或维持执政。一个政党，不论理想多么崇高与远大，意识形态多么纯正和严密，如果不能够取得社会多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维护和实现所代表阶级甚至最广大社会民众的利益，就很难得到广泛意义的赞同和支持。在西方政党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生活中，显然，政党“中间化”趋势是各个政党确保本党利益的一种策略性转变，是西方传统政党顺应新时期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明智选择。

现代西方政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够吸引更多选民的选票，纷纷广泛大力吸纳社会中间阶层党员，或把中间阶层的利益要求作为政策调整的出发点，从而争取数量众多的社会中间阶层的支持。这也是随着传统工业逐步衰落，旧式产业工人队伍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多数西方国家政党因应形势变化探寻发展新的契机。英国工党面对社会结构形势的变化，自80年代以来开始了现代转变的步伐。经过金诺克、史密斯、布莱尔等政党领袖的艰苦努力，英国工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工党诞生于1900年，它本是在职工大会基础上随着工会运动发展壮大起来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主张社会改良和阶级合作的左翼政党。它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是一个广泛代表钢铁工人、造船工人、煤矿工人、汽车工人的政党，目标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工会是工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以集体名义入党。因此，工党常常被选民怀疑为工会的党，而不是人民的或民族的党。自二十世纪20年代以来，工党一直与保守党在英国政坛上轮流坐庄，执掌政权。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改变，到20世纪80年代，工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社会基础遭到侵蚀，民众支持率急剧下降，1983年大选中的失败，得票率和当选议员人数创战后最低记录，面临着可能失去主流政党地位的危险。鉴于这种情况，1983年金诺克担任工党领袖后，全面彻底地审查党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全面改革。从金诺克开始经过史密斯到布莱尔，工党改革历经十多年，持续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使得工党从工运党变成了选举党，从阶级党转为了人民党。1995年布莱尔在法比安协会纪念大选50周年大会上宣称:“想使工党成为其成员包括个体户和失业者、小企业主和他们的顾客、经理和工人、房屋所有者、补贴住房租用者、技术工程师，还有熟练的医生和教师的党。”[ii]改革后的工党极力迎合社会各阶层的要求，大力淡化阶级性质，摒弃阶级政治，寻求跨阶级合作，努力使自己变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工党”。在1997年大选中，布莱尔呼吁跨阶级的合作，一再宣称自己不仅以“工人阶级”名义，也是以人民的名义讲话，工党应该成为“人民的党”“商业界和企业界的党”“应该使党变成一个开放的，拥护它所寻求代表的社会的党”。工党原有鲜明阶级特征逐渐消失，全民化趋势日益明显。在工党纲领中“劳工”的称谓被“所有人”概念代替，“社会”被换成了“共同体”。工党阶级意识消失不仅仅是为了赢得大选的战略手段，而是适应社会结构变化，迎合新时代利益多元化发展趋势，巩固党自身执政地位的现实调整。

适应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中产阶级已成为社会主体的情况下，作为西欧主要社会党之一的法国社会党，为适应时代和形势的变化，提出了锐意变革的“新阶级联盟”战略。“新阶级联盟”战略初创于1999年，由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法国总理若斯潘首先提出并加以倡导，逐渐成为了法国社会党新时期建党的主要指导思想。“新阶级联盟”战略认为，在存在不同群体和阶级的现代法国社会，中产阶级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主体和核心力量，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诸多因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家中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日益增加。社会党应根据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积极调整各项政策以适应新形势，更多关注中产阶级的意愿和要求，取得中产阶级的认同与支持，从而调和中产阶级与民众阶级的利益和矛盾，大力拓展社会党的阶级基础和选民队伍，扩大社会党的力量和影响。由于中产阶级具有较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良好的政治参与能力，社会党加大了对中产阶级的组织发展力度，取消在入党方面的种种限制，广泛吸纳中产阶级精英分子加入组织，建立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中坚力量的跨阶级的政党。“新阶级联盟”战略适应了法国社会新形势，极大地获取了民心和社会更广泛的支持，对增强社会党的政治威望和巩固执政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主义政党，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特性，早年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巨大改变，彻底地从工人阶级政党转向了人民党。这是因为随着工业社会的解体，新技术信息产业和服务业的兴起，工人阶级从强大的多数变成了微弱的少数，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党员人数不断减少，党员素质严重下降的威胁。1959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召开的特别会议，通过了新的基本纲领——《哥德斯堡纲领》，明确指出“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党”“社会民主党欢迎每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的人参加到它的行列中来”。1989年1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跨世纪的纲领”——《柏林纲领》，指出党“必须对成为社会成员多数的中产阶层具有吸引力”。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施罗德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坦诚认为“毫不隐讳要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中间阶级的政治议程代表的意图”[iii]在1998年的竞选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声称“我们依靠高度熟练技术的、积极进取的雇员，依靠在家庭和社会中为我们的子女的教育承担责任的男子和妇女，依靠富于远见、投身事业的经理和企业主，依靠具有革新精神的、灵活的中间等级、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依靠勇敢的创业者，依靠出色的、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信息工作者、医生和工程师，依靠从事大量发明创造的技师和科学家，依靠具有责任感的德国工会。这些都是我们所信赖的人。他们同我们社会中的这些创造效益的人们一起组成德国的中派。”[iv]正是因为越来越争取到了广大中产阶级的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连续赢得了1998年和2002年大选的胜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荷兰工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瑞典社民党等欧洲社会党先后上台执政或参与执政，面对新科技革命推动的不断变化的新环境，针对社会结构“中间势力扩大，两端势力萎缩”的客观现实，纷纷走上温和改良之路。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为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展开了激烈竞争，中间阶层这个多数群体成为了左右政党共同争取的目标。传统的左右翼政党赖以生存的原有社会力量格局被打乱。左右两大政党为了争取日益壮大的中间阶层队伍，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和拥护，都在逐渐向中间靠拢。欧洲人民党明确提出了“欧洲的未来在中间”的口号。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中，选票不再是按阶级分界线来划分，寻求一种跨阶级的联盟与合作，放弃阶级政治和传统政治分野，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成为当今西方各国政党建设的主流趋势。

二、意识形态趋同化成为了西方政党改革的潮流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德斯杜特•特拉西(1754－1836)在《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提出来的，他从哲学认识论和政治伦理实践的意义上把“意识形态”界定为“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的科学”，认为意识形态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是一种负有使命的拯救人类和为人类服务的、使人类摆脱过去的种种偏见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反映，“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v]意识形态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反映了该阶级的立场、信仰、利益和价值取向，为他们的行为和政策提供了合理性辩护。政党是一定阶级利益的组织者、领导者和代表者，为了广泛地号召和动员民众，凝聚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必须要建立一套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灵魂，是政党阶级意识的自觉反映，是特定阶级或阶层对于社会发展规律、发展道路的根本认识或看法，是关于社会发展方向、发展目标的理想诉求。正是政党意识形态为人们的社会生存活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价值导向，从而产生了民众对政党的高度信赖和自愿服从。

根据政党意识形态的不同，通常把政党分为左派（翼）、右派（翼）和中派政党。这种以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为标准的划分方法起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中保守主义者（倾向于维持君主制）坐在发言席的右侧；激进主义者（要求彻底抛弃旧制度，建立自由、平等的共和制）坐在左侧；持中间立场的人（希望某些变革）坐在中间。从此，人们把持有比较激进的意识形态的政党称为左派，把意识形态趋向于保守的政党称作右派，把意识形态上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政党称作中派政党。有一些党派的意识形态处于左中、右中之间，就被称作中左或中右派政党。通常来说，左派政党主张激进变革，拥护平等、权利、进步、友爱，倡导政府适时干预经济，推行社会福利政策。这些主张符合各国工人阶级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因此获得了一些社会中下层人们的支持和拥护。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属于这类政党。右派政党主张权威、效率、秩序、传统、民族主义等，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例如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国保卫共和联盟、意大利天民党和日本自民党等。中派政党努力调和与综合左右政党的主张，主张改良的态度来维护现存社会政治制度，如日本的民主党、公明党等。当然，还存在着极端意识形态类型的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共和党、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社会运动等极右冀政党。

然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形势，使得传统的左右派政党意识形态逐渐向中间靠拢，尽力满足日趋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利益、要求与愿望，努力调和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从而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西方国家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在选举过程中不断地挽回了流失的选票，但是，选民也越来越难以搞清各主要政党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对于政党的情感和思想观念也越来越呈现错综复杂的状态。在西方政党执政模式下，政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参加选举、赢得选举，政党的一切行为以选举需要为出发点。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支持，各个政党不再以意识形态的界限区分支持的民众群体，意识形态出现了兼容化趋势。意识形态的兼容化代表了多数选民的利益和要求，使得政党成为了更多人的利益代言人，扩大了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扩大了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政党意识形态内容和形式的模糊逐渐消融了左右派别的界限，造成了左翼政党向中间靠近，右翼政党向温和发展，政党意识形态的趋同性不断增强。“在美国，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致。德国和奥地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之间以及加拿大的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之间，情况也大致相似。法国、意大利、瑞士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策普遍符合这种模式。”[vi]

西方各国政党在冷战以后纷纷突破传统意识形态观念和理论，不断淡化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革新与修正自己一些较激进或极端的传统政策或纲领，不断向中间靠拢，出现了“左派不左，右派不右”的现象。海伍德认为多数现代政党可归入“兼容型政党”的范畴，这类政党大幅减轻其意识形态的包袱，以期吸引尽可能多的选民，努力建立广泛的支持者联盟，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是典型，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是最佳的例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等现代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政党亦属于此列[vii]。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荷兰工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等西欧社会党纷纷走上左偏中的温和改良之路，由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先后赢得了上台执政的机会。1994年布莱尔在担任英国工党领袖后提出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个人的作用，主张放弃工党坚持70多年的国有化目标，走一条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又不迎合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以“新工党、新英国”为口号，缔造新工党、建设新英国。1998年赢得大选后的布莱尔在《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中阐释“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当作邪恶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viii]正是工党能够及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把握社会形势发展的新特点，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纲领，使得在野18年后的工党能够重新赢得大选且连续执政。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949年举行的战后联邦德国第一次大选开始，数次在选举中以失败告终。从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转向中左立场，及时改变党的纲领和政策，改善自己的政治形象，其中，1959年通过了著名的“哥德斯堡纲领”，淡化了党的意识形态色彩，确立了一系列“中性”的理论和原则，纲领强调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而要建立“植根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之上“思想自由的党”。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宣扬“有用的即正确的”实用主义，强调“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 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野16年之后重新执政并获得了连任。为了顺应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确保德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努力使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坚持兼顾国家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责任与权利相对等的原则。”[ix]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本来是信仰不同的政党，民主党信奉自由主义，共和党信奉保守主义。但是20世纪末以来，民主党在倡导国家干预时也呼吁自由经济，主张通货膨胀、赤字财政等政策时也力推平衡预算、紧缩通货等举措，两党在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上表现趋向一致。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趋同的主导趋势是从右向左，但同时也有从左向右趋同的倾向”[x]

三、增强合法性日益成为西方政党的强烈需求

合法性是一定社会的成员对于国家政权或政治统治者具有的政治倾向性评价，标识着人们接受与支持政治统治的程度。只有当一个政权或政治统治者取得了合法性，得到被统治者的心理认同，获得其成员的内心忠诚，它才能够在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基础上有效地运行或统治。“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一条运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xi]】合法性是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条件，政治权力主体无需依靠强制高压来保持政治系统的稳定。“凡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并以此得到公共舆论承认的即为合法的。【[xii]】”这种来自于被统治者对统治权力的心理认同和价值信仰，对于处于执政或参政地位的政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xiii]】。获得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可、忠诚和支持的政党，所具有的权力或权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高，政党的意志就能够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拥有合法性地位的政党（尤其执政党）能够不断汲取统治性资源，提高民众的价值认同和信任度，提升政治秩序中的权威地位，维护统治者认可的政治体系的稳定性。

政党能否抓住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战略和目标，推行适合国情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政策，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国家和社会得到繁荣进步，成为了现代政党能否取得执政或参政的重要标准，也是政党合法性的关键因素。二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社会公众对于政党的支持和认同不再是更多地以意识形态为界，党员自身对于政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在不断降低。选民中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投票的人越来越少，依据政党政绩、政策和措施效果而选择投票意向的“流动选民”大量增加。政党只有拥有切实的执政业绩，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信任、拥护和认同。现代社会的政治业绩更多地表现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综合国力的增长等方面。1992年底老布什与克林顿竞争美国总统时选民们的一句著名口号，“笨蛋！那是经济！”，表达出了选民们最为关切的内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获得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因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抓住了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提出了适合本国国情、极大促进经济腾飞的发展战略，在人口、资源短缺的基础上，以“生存第一，经济立国”为基本国策，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了亚洲国家经济腾飞的楷模。战后日本自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主宰政坛，也是由于自民党的执政促使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确立了自民党更高的威望和信任，奠定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同样，合法性危机往往是政党发展经济的绩效不足引起的。20世纪90年代西方中左冀政党执政期间由于没有带来令人期待的良好业绩，在21世纪初期右冀保守政党纷纷东山再起，取得了右翼政党政治的合法性。1999年以海德尔为首的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在选举中使得左翼政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失去执政地位，随后意大利、丹麦和葡萄牙的右翼政党相继在大选中击败左翼政党而胜出，右翼政党在21世纪初展开了大规模地反攻。显然，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后中左翼政党虽然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没有解决好经济增长乏力、失业问题、外来移民、治安恶化等社会关键性问题。政党的政策、战略和纲领一旦失去了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性，政党统治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就难以维持，政党合法性危机也会随之而来。

新时期以来，政党民主化改革成为了西方政党增强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途径。政党本来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凝聚社会成员利益并有效表达的重要团体。政党无疑在表达、动员、实现人民的意愿方面，与其它社会团体相比，应当获得更多的信任和依赖。但是，从西方政党近年来获得的公众形象来看，他们越来越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与信任。自70年代中期以来，相当多的公民认为政党远离并且漠视普通人，他们是一些封闭的精英小团体、特权阶级、独裁的寡头组织，甚至是一群腐败和虚伪的谋利集团。德国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新词“Parteinverdrossenheit”表达了对于政党的不信任。公民对于参加政党失去了较高的热情，现有的党员队伍不断减小，党员数量急剧下降，成为了西方政党面临的困境。据统计在欧洲13个民主政体中，与80年代初期相比，党员的流失率很高，党员数量相对选民总数量的比率下降得十分显著。迈尔和范指出1980年选民中有9.8%的人是党员，而到90年代末这个比率几乎下降了一半，只剩下5.7%【[xiv]】。德国社民党党员人数在过去的20年里减少了近25万，平均每年减少1.2万多人，减少幅度为原来党员总数的1/4。【[xv]】英国新工党的党员人数在1997年布菜尔当选首相时有40余万人，此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2005年底，新工党还有近20万名党员，目前新工党的党员人数急剧下降，平均每20分钟有一名党员退党，2000－2006年间，新工党共丧失了16万名党员，如果照此速度发展，新工党的最后一名党员将在2013年4月离开该党【[xvi]】。世界上每一个政党都希望自已的成员和拥护者越来越多，更多成员认同与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赢得越来越强大的合法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xvii]】。面对政党支持率降低、党员数量日益减少的困境，西方政党纷纷采取多种民主化改革措施，以挽回日益下降的政党形象和保持一定的党员数量。

实行政党民主化改革一方面能够提高政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政策执行力，另一方面能够增强政党组织的凝聚力，增加党员对于政党的认同感，尽可能地吸收有志于参与政党事务的社会精英分子。西方政党的民主化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党的组织建设、决策机制、领导方式、机构设置等系列措施，对于提高政党的形象和吸引力有明显的功效。英国工党在布莱尔上台后，调整了工会在政党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从间接民主转向直接民主，废除了代表团制，实行一人一票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党员投票制度，党的领袖由党员投票选出。这一投票制度还推广至党章的修改、竞选宣言确认以及部分执委会的选举。英国工党的种种民主化改革措施唤起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党员人数明显出现了新的变化。本来从50年代开始下降的工党党员数量，在1997年大选之后，个人党员人数增长到40 万【[xviii]】，以致工党在1998年乐观地宣称到2001年时个人党员要达到50万。英国保守党也掀起了党的民主化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末改变党的领袖只由议会党团选举的办法，吸收普通党员组成选举团共同选举领袖，选举团由上下院的议员、欧洲议会的议员和普通党员代表共同组成，完善了党内重大决策须经全体党员投票决定的相关制度。法国社会党把第一书记由党的执行委员会选举改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把党的各级议员候选人由过去自上而下的指定改由地方党组织选出。扩大党员的权利，改革决策机制，进一步促进决策民主化，使党员积极参与党的组织生活，一时成为了西方政党增强合法性的积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