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西方逐步建立了以西方政党制度模式为蓝本、以竞争性政党关系为圭臬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依靠这套理论，西方将其政党制度模式定义为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唯一参照与目标，与其相异的政党制度形态则都被归入“有待转型”之列。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以科学主义的方法构建了看似客观中立的理论形态，实则其主要学说都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一致逻辑。回溯西方政党制度理论形成的背景与过程，剖析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主要理论学说——定义学、类型学、成因学以及转型理论与制度化理论，对于厘清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建构逻辑与方法，揭示其中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主”与“政党”的角色转换
20世纪中叶以前，政党在西方学界不过是边缘性角色，虽然休谟、伯克等学者关注到了政党的作用，但总体而言，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是零散且不受重视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者和政治理论家们对民主和政党一直都无甚好感。美国的立国之父们在设计制度时处处提防着民主，“麦迪逊本人在立宪之后的余生里也极少流露出对这个词的热心。但他确实意识到民主这个新观念现在势力有多深入，而公开抵抗它是多么徒劳无益”。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也毫不避讳地袒露对民众代表的无知、无能与多数人暴政的担忧。与民主的命运相似，政党在美国的立国之父眼中也是一个“坏东西”。杰斐逊曾蔑视地说：“如果不加入政党就不能进入天堂，我宁可不去天堂。”麦迪逊则明确地将党争视为祸害，认为党争“煽动他们彼此仇恨，使他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为公益而合作”。政党与政党制度从西方政治话语的边缘走向中心的地位转变始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建立，而自由主义民主体系则是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而生的。
19世纪中后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西方民众的权利意识空前觉醒，他们不断抗争、要求更多民主。欧洲的工人阶级率先成立了群众型政党，引领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西方自由主义抗拒民主主义和群众型政党，而社会主义却选择与之并肩作战，使大众政治发展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只不过是阶级统治下的遮羞布，国家机器只是资产阶级实行阶级专制的工具，而“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使整个西方的统治者都陷入了恐慌之中。1917年，俄国蓦然吹响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号角，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横空出世。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格局，也大大鼓舞了人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信心。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幽灵”不再仅仅是一种思潮或几次工人运动，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庞然之国，它的一举一动都在以共产主义的名义与资本主义形成对峙之势。
民主与政党在西方话语中的地位与形象的转换正是发生在这场西方与苏联的“大比拼”之间。20世纪30年代，西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产能急剧下降、失业率飙升、滞胀严重，而此时，“苏维埃的发言人在夸口他们如何从俄国成千上万的劳动大众中把有希望的青年人培养成一批新的有技术能力的杰出人物”。1933年，苏联宣布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仅五年时间，苏联就从无到有地创建了150多个大工业企业和航空、汽车等新工业部门，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才实现的工业化进程，快速实现了从落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另一边，美国开始使用宏观经济手段救市，而反对者则批判罗斯福的新政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的招牌显得黯然失色，彼时在许多人看来，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预言似乎就要成真了。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政治生活和人民大众的士气上，萧条心理继续存在。西欧的几个大的民主国家好像生了病——而且谁也不知道什么药可以医治他们。在英国，它所起的作用也是残缺不全的。在法国，它好像在政治的污泥浊水中打滚。人们在问，这样的制度还能维持多久？”此时，大众民主已深入人心，但在西方的代议制政府中，议会的作用微乎其微。为了应对一战后的财务问题以及大萧条期间复杂的经济和财政问题，国家基本依靠行政命令统治。实际上，“内阁成员也并不比议会成员多了解处理危机的技术。有产阶级统治集团和出身名门的人往往重掌政权”，所谓代议制民主也不过只是少数精英的事业。
资本主义迫切需要自证其合法性。恰好此时苏联暴露出了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1934年，苏联开始进行肃反运动，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和政治审查使恐怖气息笼罩整个苏联。对西方国家来说，在此时争取民主主义者成为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且合乎时机。乔万尼·萨托利坦言，自由主义一开始是与民主主义对立的，然而在社会主义出现后，自由主义就完成了对民主的兼并。借此，西方一把抓住了苏联政治问题的“辫子”，意欲扯断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原有联结，给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画上等号。
二、西方民主理论的重塑与政党制度理论的萌芽
“画等号”的工作分两步。第一步，将西方彼时的政治现状等同于民主的本来面貌，这一步主要由约瑟夫·熊彼特来完成。1942年，熊彼特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了“精英民主”理论，确立了西方民主理论的全新内核。熊彼特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缺陷，因而要通过社会主义集中生产的方式进行调整；但他同时坚信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依然是最佳的。熊彼特称，18世纪古典理论学说所秉持的“民主是为了实现人民共同意志和共同福祉”的观念是不切实际的，他奉劝人们放弃对“不真实”的人民主权理想的追求。他说：“人民实际上从未统治过，但他们总被定义弄得像在统治一样。”熊彼特还通过列举欧洲的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的非民主行为来驳斥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天然共生的论断。他指出，西方当时的政治现状就是民主的“真实”状态，“民主方法就是……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决定的权力”。就此，政治精英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状态被定义为唯一现实可行的民主政治形态。
第二步，将竞争性政党制度拽入民主定义的中央，这一步则由谢茨施耐德率先进行。同样是在1942年，谢茨施耐德在其发表的《政党政府》一书中也对古典民主理论进行了相似的批判，他提出古典民主理论存在重大的疏忽，并将民主直接重新定义为政党竞争。他讲道：“政党创造了民主，更确切地说，现代民主是政党竞争的副产品。”谢茨施耐德致力于颠覆西方对政党的固有消极认知，他赋予了政党“民主创造者”的角色定位，他认为美国的建国者疏忽于民主，而正是政党带给了美国民主，“政党使政府民主化”。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修正民主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民主理论契合于现状，“政党占据了这些（古典）民主理论的盲点……而发现政党的唯一途径就是修正这些民主的定义”。保罗·皮尔森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讨论任何长期的有关政党在美国民主中的地位问题而不谈谢茨施耐德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套全新的以政党竞争为中心的民主理论，谢茨施耐德被誉为西方行为主义革命的先行者。西方行为主义革命讲求将价值剥离而追求理论的科学性，但从这场民主理论的革命中可以发现，价值的剥离仅仅是对西方现状无法企及的理想价值的剥离，革命之后，价值被偷换成了西方的现实本身，藏在科学的外衣之下，西方中心主义的民主概念开始大行其道。
通过抛弃古典民主定义和将“政党竞争”与“民主”概念捆绑，一种只能用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能将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拦截在门外的民主概念就恰逢其时地诞生了。“民主”一词完成了彻底的工具化与去价值化，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想变成了一种以政党精英为中心的竞选游戏。同时，政党制度踏入聚光灯，成为与民主同构的主角。“1945年后，民主与自由主义成功联姻。自由民主不再被视为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被视为民主的唯一版本。”由此，西方完成了对民主理论的垄断：“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正是在兼并民主主义、建立新的自由民主理论的过程中，竞争性政党制度被贴上了代表民主的标识，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政党竞争和民主联结成一条纽带，皮尔森则坦诚道：“这条纽带是我们不敢割断的”。此后的西方民主理论与政党制度理论无不是沿着此路径发展。
转换定义后的西方民主理论赋予了政党制度在西方政体中的至上地位，萨托利称：“民主制度在实际运转中主要是一种政党制度”。二战后，大多数欧美国家逐步开始建立更为完备的竞争性的政党制度，而一些新兴国家则选择了社会主义政党体制。随着1947年“铁幕”落下，世界进入冷战格局，此后，构建一套与西方民主理论相契合的政党制度理论成为西方理论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三、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成型
二战后，西方政党制度研究进入了全盛时期，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基本成型。以政党制度的定义学、类型学以及成因学为核心，西方学界建构了一套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政党制度学说。这些理论为政党制度研究明确了方法，提供了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这不妨碍它同时是一套极具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为西方既有的政党制度模式量身打造的理论范式。
（一）政党制度的定义学
政党制度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回答政党制度或政党体系是什么。莫里斯·迪韦尔热认为，政党之间共存的形式和模式决定了特定国家的政党制度。迪韦尔热主要以政党数量来划分政党制度，并着重分析选举制度对政党体系的塑造力，但他对政党体系的定义还是较为模糊的。萨托利对政党制度的定义则要细致得多，他在关注政党数量的基础上强调了系统的重要性：“系统表现出与其构成部分的特性不同的特性；系统产生于并包括其构成部分已模式化了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为这系统明确了边界……”萨托利对系统性的关注使政党制度超越了政党的集合概念，解释了政党的定位、策略和相互形成的约束关系。模式化互动意味着构成系统的组成部分具有连续性，获得政权的重要规则得到各方广泛遵守，以及政党互动模式具有基本的稳定性。政党制度也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于政党的变量，它将影响其他政治制度，同时也受到其他制度或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萨托利对政党制度的系统性的强调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另一方面，萨托利将政党制度的定义限定在“竞争性的政党互动关系”之内，这使其政党制度概念表现出明显的狭隘性。萨托利否认非竞争性政党制度具有政党间互动，认为：“政党体系正是内部政党竞争而产生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以这种相互作用的体系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才应被称为政党体制”。在萨托利的理论设定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体系不能被称为政党体系，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其所谓的政党体系或者政党制度，因为它不符合“竞争性”的标准。这显然是荒谬的。当政党制度被定义为“政党间互动的模式化”时，世界各国的不同政党互动模式都可被此定义所囊括，而当政党制度的定义被限制为“政党间竞争性互动的模式化”时，则唯有西方国家能够被包含在内。这种“非竞争性政党制度不是政党制度”的定义方式是一种“白马非马”的诡辩逻辑。萨托利的定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学界后续的研究基本都是在此范畴内使用政党制度一词，至今未变。进入21世纪，作为当今西方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政党研究者之一，彼得·梅尔仍将竞争视为政党制度的唯一核心标准：“任何政党制度的核心都是对行政职位的竞争。正是这种竞争首先构建了政党制度，并促进了其制度化”。如果说在20世纪考察政党制度时，西方仅关注自身是因为其他模式没有以现实的持续性与成就吸引他们的眼光，那么，到了21世纪，在非西方政党体制长期稳定存在并表现出不俗成绩的情形下，西方学界仍然无视和否认其他模式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则是真实的傲慢。西方学界在使用政党制度一词时几乎默认了政党间关系是仅以“竞选”为维度发生的。西方话语中的“政党制度”一词，看似是对政党互动模式的客观概括，实际却隐含着唯西方模式论的幕后逻辑。
西方关于政党制度的定义无法完全概括许多非西方国家客观存在的政党制度。为此，一些国内学者在批判吸收西方学界关于政党制度的定义的基础上，增加了描述政党间互动关系之外的其他要素维度，形成了“三要素说”或“二要素说”。“三要素说”通常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意涵：国家对政党地位和运行规则的有关法律规定，政党执政、参政的方式和相互关系，政党自身的制度与运行规则。比如，周淑真将政党制度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法律地位，政党同国家政权的关系，政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政党如何实现自身的运转、行使国家政权、干预政治生活的活动方式、方法、规则和程序，是各个政党在争夺对于国家政权支配时逐渐形成的权力和地位划分的模式。”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对政党的有关法律规定不应视做政党制度的具体内容，因为一些西方国家并没有形成与此相关的成文法。因此，他们剔除法律规定要素，形成了“二要素说”。还有一些学者将政党本身的运行制度剔除于政党制度的内涵之外，结合“法律说”与“政党关系说”形成另一种“二要素说”。
本文认为，政党制度一词不能是仅用于描述西方的专属词汇，而应是对世界现有的各种不同政党制度模式的抽象和概括。政党制度的模式与定义不应是唯西方的，也不应是唯东方的。系统性互动的确是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但系统性互动并不等同于是竞争性互动；政党互动的模式是多样化的，政党互动可以是以竞争为主，也可以是以合作为主。本文倾向于将政党制度定义为对不同的政党间互动模式的概括。不同政党制度中，政党因为相对规模和实力的不同、对政府的影响力与影响方式的不同、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方式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相互关系与互动模式。政党制度既可以是竞争性的西方模式，当然也可以是非竞争性的中国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或其他模式。构建更客观且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政党制度定义对于实现世界各国制度的独立平等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党制度的成因学
由于西方学界在定义政党制度时仅将范围圈定在西方模式，在探讨政党制度的成因时，西方学界同样仅关注了不同形态的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成因。最具代表性的政党制度成因理论当属社会裂隙论，其强调社会裂隙结构（cleavages）对于政党制度的根源性影响。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斯特恩·罗坎认为，社会裂隙首先是具有不同社会特质的群体间的割裂，如宗教、种族、社会地位等，不同群体间产生了不同的集体认同或意识，且通过组织的形式紧密联系裂隙内部成员。社会裂隙所产生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偏好冲突需要进一步表达和解决，在选举权的普及中，政党就成为社会分歧下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言人。李普塞特和罗坎认为，17世纪开始的民族国家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了领土的、宗教的和城乡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而欧洲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社会裂隙的数量和性质差异产生的结果，同时，政治精英之间复杂的战略互动和结盟顺序也产生了重要作用。选举规则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政党相互斗争的产物。在前期与选民的联盟中占优势的政党自然有机会参与制定有利于本党的选举制度，同时挤压后继者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当不同政党与主要社会结构获得了“捆绑”，它们又竭力维系自己对于这部分群体的代表性，“冻结”的政党制度就产生了。此后，许多学者沿着裂隙理论分析政党制度。有相当多的文献进一步论证了政党制度的形式和社会裂隙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政党代表着隐藏的社会分裂的政治表现，社会分裂导致了多党制”，“社会裂隙的数量可用以预测有效政党的数量”，“一个社会中的分裂轴心越多，政党的数量就越多”等论断。一些后发国家在经历了西方化变革后，社会裂隙理论也被广泛用来解释这些国家的政党制度。然而，这些国家的西方化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西方国家对它们的“引导”和“干预”是不可否认的关键变量，这些并不能证明西方模式具有天然的普遍适用性。
以社会裂隙理论为代表的政党制度理论是以西方的政党制度作为蓝本的。以西方理论阐释西方故事本身无可厚非，但西方学界选择无视非西方的政党制度形成的客观原因，而是集中讨论这些制度为什么还没有发生西方化的转变，这是十分不公的。社会裂隙理论展示了西方政党制度从社会中逐渐生长成型的过程，但它无法解释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后发国家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这些国家，政党没有如在西方一般漫长的“自然生长”条件，政党是陌生的突如其来的舶来品。政党的首要任务不是代表不同裂隙，而是凝聚不同裂隙，因为国家急需组织力量来领导以实现解放与发展。政党制度生成于特殊的条件和环境下，必然拥有其特殊性。
中国学者在解释中国政党制度的成因时，多从历史发展论视角出发，将中国政党制度的成型置于中国历史与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弥补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政党制度生成条件的忽视。近代中国面对民族独立和国家重建的重任，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与高度集中的权力，而具有极强组织性和动员力的中国共产党恰恰符合历史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列宁主义政党的等级结构、特殊的党员选择标准以及严格的纪律使它成为一个在混乱状态下能够进行快速、有效和集体行动的组织……中共党组织适应了中国人在严重缺乏组织的国家和社会对有效政治权威的要求。它被证明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和重塑社会制度的有效工具”。在西方，政党是现代国家制度发展的产物，而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政党是为了确立和建设现代国家制度而诞生的。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核心主体和支撑力量来推进现代化建设；同时，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又必须要求核心主体能够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建立广泛的同盟。因此在中国，不同社会群体的存在及其分歧没有如同社会裂隙论所预设的那样形成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而是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多党合作制度。历史发展论揭示了中国与其他后发展国家建立的政党制度所具有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合理性与符合国家建设的正当性。
（三）政党制度的类型学
政党制度类型学是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中影响最深远的组成部分，根据政党数量对政党制度进行分类的方式被广为使用。必须注意的是，西方学界对于政党数量的确定是以参与竞选为标准的。迪维尔热在其著作中根据竞争中的政党数量区分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制，开启了以政党数量分析和比较政党制度的先例。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则在政党数量的基础上，关注到了政党的相对实力，通过对议会内政党占席比例的计算，他区分了四种政党制度，分别是两党制、两党半制、有主要政党的多党制和没有主要政党的多党制。道格拉斯·雷在布隆代尔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党体系的“碎片化指数”的概念，用以量化政党之间竞争实力的分散化程度。马尔库·拉克苏和莱茵·塔格佩拉将较为抽象的碎片化指数转化为了一个更直观的指标，即有效政党数量，实现了对政党数量的精细化计算。
即使不以政党数量为分类标准，“竞争”依然是西方学者进行政党制度分类的唯一灵感来源。罗伯特·达尔绕开了对政党数量的纠缠，根据反对党采用的竞争策略区分了四种政党制度类型：严格竞争体系（英国）、合作—竞争体系（美国、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竞争体系（澳大利亚和战时英国）和严格联合体系（哥伦比亚）。罗坎则根据主要政党在竞选中的联盟与对抗方式区分了三种政党体系：英德式体系，两个主要政党进行竞争，偶尔与第三党结盟；斯堪的纳维亚式体系，其中一个大党经常与三个或四个小党组成的正式联盟竞争、交替执政；多党制，由三个或三个以上同等规模政党主导竞争。
在众多的政党制度分类理论中，萨托利提出的政党制度类型学是最具影响力的，被西方视为权威标准。萨托利首先为计算政党数量制定了明确的规则：“在计算政党数量时，对那些或者在形成执政联盟舞台上有执政的相关性，或者在反对派的舞台上有竞争性的相关性的所有政党，必须重视。”即具有加入执政联盟的潜力（coalition potential）或者破坏联盟的敲诈潜力（blackmail potential）的政党都是被计入的政党。根据政党数量，萨托利将政党制度分为七类：一党制、霸权党制、主导党制（一党在选举中始终保持多数）、两党制、有限多党制（3—5个）、极端多党制（6—8个）、粉碎型多党制（8个以上）。以政党间意识形态为标准，萨托利进一步区分了极化多党制与温和多党制。中国则被萨托利赫然列为一党制的代表，他定义的一党制是“只存在一个政党，而且只允许存在一个政党”的制度。西方学界至今仍延续着萨托利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论断，然而事实上，中国一直存在多个政党，只是多个政党并非如西方那样以竞争关系互动，而主要以合作关系互动。西方的政党数量的标准是以竞争为前提的，不以竞争关系互动的政党都被排除在计数之外，然而，为何政党相互关系就必须是以西方式竞争为前提，而不能以合作的方式存在？将中国纳入以西方标准为尺度的政党制度类型学之中进行分类是不公平的，这也是中国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原因。一些后发国家选择服从西方标准而建立起了竞争性政党制度，但是，符合西方标准的“好”是否是真实的“好”？许多失败案例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四、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修缮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民主理论与政党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建构，经过80—90年代的不断再发展，最终形成了统治至今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转型理论开始大行其道，并继续传播“实现政党竞争就等于实现民主”的核心理念。塞缪尔·亨廷顿将民主化界定为政党竞争性选举程序的建立，同时他毫不避讳地谈到美国对于将其民主模式传播到全世界所怀有的“特别的兴趣”。转型理论乐观地认为民主是可以由政治精英“生产”的，亨廷顿提出：“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袖勇敢地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是会前进的”。他们认定这套竞争性程序的建立是一种绝对的“历史的进步”，并相信这种“进步”是较为容易实现的，即如果政治精英们能够学会“正确”的前进方式，民主就会成功。因而，转型理论特别注重研究政治精英间的互动，认为精英间的协议和妥协是将政党竞争程序带到体制内的关键因素。转型理论之所以对许多非西方国家具有吸引力，是因为这套程序被营造为通往繁荣与发达的“必备装置”。仿佛只要搭建了这套程序，国家就会自动地发展起来。
事实上，转型理论仅仅关注如何建立程序性变化，而并不在意程序建立后长期的、综合性的社会变革。为了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建立了民主程序后反而陷入混乱的恶性循环，“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概念和理论粉墨登场。民主巩固理论确认政党竞争程序是不容置疑的民主与繁荣的“入场券”，不过，要实现民主巩固则还有众多的附加条件：民主的历史、支持性的国际条件、合适的转型时间、精英和民众的行为选择、公民社会、经济水平、法治程度、政权结构形式、政党制度类型等。原本的西式民主承诺只要有了政党竞争程序就实现了民主，只要有了西式民主就能逐渐像西方一样发达了，而众说纷纭的民主巩固条件却似乎让原本的民主承诺演变成了“玄学”，没有人能说得清到底怎样才能实现所谓的巩固。但民主巩固理论从不是为了否定竞争性程序而生的，它是为其辩护而生，即民主巩固理论想要强调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建立起政党竞争程序却没有达到发展的目的，那么错绝不在这套程序，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本身有很多其他的漏洞耽误了这套程序作用的发挥。
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党理论界发展出了政党体系的制度化理论，进一步对原有理论进行修补。斯科特·梅因沃林和蒂莫西·史高丽首先提出了衡量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的四个标准：政党间竞争规则和性质的稳定性程度、政党渗透社会并具有稳定的意识形态地位的程度、政党和选举过程的合法性程度、党组织的重要性程度。制度化理论在原本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基础之上，对所谓好的政党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标准，它给予那些学习西方建构了竞争性政党体系却没能获得制度绩效的国家的答案是：竞争性政党制度是基础，要获得良好的制度绩效则必须让竞争性政党制度稳定起来。然而，一个现实悖论是，一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恰恰是因为不管不顾地追求搭建这套制度引起的。21世纪以来，许多西方国家也出现了选举波动性增加、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政党体系稳定性下降的现象，政党政治学家将其归纳为政党制度的去制度化现象。这背后的逻辑仍然是在说，曾经稳定的西方模式就是理想状态了。制度化和去制度化理论，对此前的竞争性政党制度标杆进行了修缮，成为更高一级的标准，但其内核并未发生改变，竞争性政党模式仍然是其认定的最关键前提。无论是何种修缮，不变的是这些理论都继续默认着西方式政党制度的唯一“先进性”，并将其视为一切政党制度的“终点”。
五、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建构逻辑与方法
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形成前提是西方民主理论的重塑。在与苏联的冷战中，西方抛弃了难以企及的人民民主理想，创立了一套以自身制度为蓝本的描述性的民主定义，成功夺取了民主话语权。竞争性的政党制度由此成为步入民主门槛的第一要义。以此前提发展成型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继续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政党制度的定义学拒绝将竞争性政党制度之外的其他政党制度囊括在内；成因学则忽视了非西方政党制度的形成历史与西方的差异；类型学将不以竞争方式互动的政党排除在政党计数之外；转型理论与制度化理论则直接将西方政党模式奉为值得被全世界仿制的唯一发展目标。这些理论话语的形成不是自然随意的，其内在具有鲜明的一致的逻辑，即意在构建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系统和信仰系统。
该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科学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奉行科学主义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价值中立或价值祛除，强调研究要以经验世界的证据为基础，需要理论是可以被解释和验证的。行为主义为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与分析方法。然而，特别是在政治学领域，彻底的价值规避是十分困难的，“概念总是对现实某些特征的有选择地抽象，因而必包含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成见，它们构成一道认识的屏障，过滤着进入人脑的一切感觉和印象，使人们只能发现符合自己理念的事实”。西方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中的概念就是这样一种看似剥离了价值判断，却是有选择地以西方现实为唯一参照进行叙事的产物。与其说这是一种价值消解，更不如说是一种价值替换，将西方模式的现实经验上升为价值的替换。与古典理论不同的是，价值不再以传统的思辨的、哲学的、充满伦理意味的方式直接呈现，而是以观察、实验、量化等所谓科学方法来间接论证。科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浪潮的确为政党和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带来了诸多裨益，但使用这些科学方法并不意味着必然的客观中立。将西方现实政党制度的运作过程描述成民主本身，将西方政党制度的现状描述为政党制度的终点，恰恰是另一种价值塑造。科学主义的方法使得这样的价值替换变得隐蔽，使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统治地位悄无声息地建立起来，并以一种“正确无害”的方式长存。当然，单纯的“科学性”不足以产生如此大的现实影响力，为理论的统治地位背书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大的“世界影响力”，它们插手世界各地事务并不断输出自身的政治理论，造成了西方理论即普世价值的假象。
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政治衰败”的出现，西方学界开始了更多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美国或西方标准渐渐不再是至高理想，按真正理想的标准来检视这个世界，各种制度都还离理想相去甚远，各有自己的困境和难题。然而，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为什么我们要在理论体系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我们要摆脱的不仅仅是西方话语的霸权，更是对所谓现实“最优解”的满足。在西方中心主义看来，西方现实是非西方的应当“理想”，“最优解”只能产于西方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理想不再是超越全部现实的更高指引，人类面临的是理想衰竭的危机。然而，在我们看来，西方虽然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存在，但一定不是所谓完美且普世的终极模式。每个国家的问题是不同的，西方答案是基于西方问题做出的特殊结论，且仍处于不断修正之中，何以成为回答他国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若以西方为中心建立评价体系和标准，不仅将导致评判结果的不公平，更将阻碍世界对现实“最优解”的超越。摆脱政党制度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为了建立另一种非西方的或者其他的中心主义，而是为了使现实世界释放出创新与发展政党制度的更多可能性，丰富并拓展人类政治文明的形态。进步源于多样性之中，多样化源于平等与尊重。若我们皆以西方给出的“最优解”为统一答案，不仅回答不好自己的问题，更失去了探索“更优解”的可能性。赫伯特·马尔库塞称这是一个“想像被经验束缚”的时代，而不再重复为某一种所谓的“最优”现实正名，也许是想像得以解放的第一步。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