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国际贸易，有输入必有输出，否则，只输入而不输出，必将导致贸易逆差增大，从而影响国计民生。文明的交流也应如此。但文明的交流有个特点，其往往依附于国势的强弱，国势强者往往成为输出国，国势弱的则是输入国，其“贸易逆差”之巨大，许多人往往习焉而不查。
近代的中国便是如此。自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纸老虎的外皮被戳穿，列强环伺，国人的危机意识陡然增强，洋务运动兴起，从购买洋枪洋炮，到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再到学习欧美人的政治体制，然后再到引进这些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大家都清楚，不引进、学习这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制度与文化，我们国将不国。科学技术、洋枪洋炮等这些技术层面的引进尚且好说，因为我们本来就欠缺或没有吗。但文化的引进就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原本就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放在那里，新来的文化要立足，势必得让旧文化腾出地方来，于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起矣。因为我们的国力不如人，制度不如人，转而将自己五千年的文化彻底否定，这是当时相当一部分所谓进步人士的论调。
这一点，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者看得十分清楚：
中国真要抛弃她自己全部的文化遗产，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西方国家的物质成果，打算拔除她的古老文明之根，以便为来自欧美的五光十色的东西腾出地盘吗？……急于接受西方文明的所有物质设备，从兵舰到自来水笔……（中国人）正显示出这种征兆：全盘怀疑他们民族圣贤的智慧、民族文学的魅力和民族艺术的光辉。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就在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显得不再荒唐时，她却开始在自己许多儿女眼中显得怪诞……我们曾希望尽己所能说服他们，他们的哲学荒谬，艺术幼稚，宗教邪恶，诗歌平庸，道德粗俗，习俗混乱；然而现在，当我们一大半人都意识到自己判断错误时，他们却令人大惑不解地坚持认为，我们几乎完全正确。（【美】格里德尔著《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样样不如人，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是老祖宗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他们开始错了一点点，才有了今天的差下这么老多！我常常在想，一家的子孙不肖，日子过得不如人，不在自身寻找原因，是天分不如人，还是努力不够，而是迁怒于老祖宗，骂祖宗开了个坏头等等，这样的人，能说是个正常的人么？不幸的是，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许多人就犯了这种错误。
国人如此，一些恃强凌弱的外国人更是如此，他们自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无比，而视中国文明为无物。在这种大背景下，敢于挺身而出，而且有能力据理反驳这些洋人之无知浅见者，在近代的中国，我所见的只有一人——辜鸿铭。
辜鸿铭（1856～1928），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传奇式人物，由于他的文章，大多是用英文所写，给外国人看的，当时之国人，真正了解他的并不多，人们只知他是名保皇派，替慈禧太后辩解，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说好话，认为娶妾合理，脑袋后留着猪尾巴似的小辫子，在伦敦大街上倒着看英文报纸等。就是这么位国人眼中的怪人，在欧美学者眼中，却是位了不起的大学者，因为他敢于逆流而上，替中华文明说好话。在一个只有文化输入的时代，他几乎是孤军奋战，拼着自己的老命，利用一切机会，向西方人宣传着中华古老的文明，并敢于指出西方文明所存在的致命缺陷（他曾在美国《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题作《没有文化的美国》）。而蔡元培当年之所以聘请辜鸿铭任北大英国文学教授，也是因为了解了他在西方学术界的声望。这个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岛的英人管家之子，后来去英国留学，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取得土木工程师文凭，又娶了一个日本小妾之人，居然荣获各国赠送的博士学位达十三次。美国学者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中，曾给辜鸿铭立了专节，并作出如下估计：
“在（欧战的）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冈仓觉三，笔名天心）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和梁启超。”（朱维铮《辜鸿铭，生平及其它非考证》，刊《音调未定的传统》一书中）
泰戈尔大家都知道，冈仓天心许多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只要读过他的《茶道》，我想，就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的。辜鸿铭与他们一样，在欧化大潮冲击亚洲时挺身而出，维护并向世界宣传本民族甚至亚洲的传统文明。有趣的是，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坚持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丝毫不为强势的欧洲文化所动心，敢于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得到了西方有识之士的理解与尊重。道理很简单，人们只会尊重与自己平等的人，而不会去搭理那些奴颜婢膝之人。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不加区别地将赤子与肮脏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固然不可取，但把脏水和孩子同样视为宝贝，而不加区别地介绍给外人同样不可取，遗憾的是，辜鸿铭采取的正是后一种态度。当然，他这种态度，是基于一些外人对中华民族的蔑视有激而发的。比如英人弗尼德里克·特力乌斯曾经说：
“广东是一个地狱般的地方，所见所闻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街道阴暗狭窄，不见天日。空气中散发着毒瓦斯般的、让人窒息的恶臭。一进入巷子，你就会看到到处都充满着阴森可怖的面孔。他们有些衣着极其肮脏，有些衣不蔽体，裸露着黄色的皮肤，他们战战兢兢、鬼鬼祟祟，从一个巷子移向另一个巷子，其神情是那样诡秘、奇异，使人一看见他们，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们的邪恶可怕的暴乱、刻毒的虐待。”《辜鸿铭《东方智慧》之《告准备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人》）
试问，假如是你，读了这样一段文字，能不气愤么？能不替中国辩护么？辜鸿铭引用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予以反驳：“对于一般的、没有什么教养的人而言，即便是美丽的樱花，也不过只是一株樱草而已。”他进一步正告这些英国人，“如果他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人，他们就应该看到，在黄色皮肤后面有一个美好的世界”，“在中国文明当中，有着别处难以找到的社会价值”“上帝创造了四亿中国人，不是为了让到中国的欧美人享乐的，而是让欧美人学习真正社会的、人间的价值”（同上）。他自豪地说：“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我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重大的结论，那就是，这养育滋润我们的东方文明，即便不优越于西方文明，至少也不比他们低劣。我敢说这个结论的得出，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实际上，中日两国的青年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为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体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什么是民主》）
在1914年在北京东方学会上所宣讲的论文《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他阐述了中国人的内在本质是“温良或文雅（源于同情心）”，“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中国人有着一颗爱心”“中国人讲礼貌”，“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性”，“换言之，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成熟民族，一个有着成年人理性智慧的民族，他们至今仍然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成年人的理智而又童心未泯的这样一种人：中国人的精神是心灵与理智完美谐和的产物”。当然，他所说的真正的中国人是“典型的中国人——即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乃是一种新型的中国人——即进步的或者说是现代的中国人”。假如他所言是实，我们就要反省了：今天的中国人，还温良、文雅吗？还富有同情心、爱心吗？还讲礼貌吗？在亚航客机上将碗面泼向空姐的中国人能说是温良、文雅的吗？面对被碾压的小悦悦而无动于衷的中国人还能说是富有同情心、爱心的吗？为琐事动辄在客机上打架的中国人还能说是讲礼貌的吗？显然，辜鸿铭先生当年向外国人所阐述的中国人的精神正在沦丧。也就是说，今日的中国人，早已不是他眼中的真正的中国人了。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呢？
而他于1924年10月14日在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上的演讲的末尾所希望的“但愿日本在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不要依恃武力，而应用文德去光大国威”（《何谓文化教养》），则显示出他的目光是何其的长远啊。
今日之中国，已非辜鸿铭时代的中国所可比的。但这位一生致力于向欧美输出中国文化的先行者，就依然值得我们牢记与尊重。因为，虽然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及全世界，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但影响未及全球，反而在某些国人心目中，也不值一提。
二O一五年元月八日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