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讲《清代学术之系统》时，说：“盖学者亦如官吏中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别，戴氏(震)如政务官，其事务官之职务则后人为之担负也。”可惜他未进一步申论其义。

从一般辞书中可以查到，“政务官”之定义为“凡须经政治会议议决任命之官吏”;承政务官之指挥，执行事务者为事务官，如常务次长以下官吏皆是。政务官由政务任命，依例尽量不从事务官僚系统升上来。以我对台湾政情的了解，过去几十年一直有改革之士提倡严格区别事务官与政务官。也就是说，不鼓励常务次长先晋升为政务次长，然后升为部长。

坚持作这个区分的人认为：事务官是官僚机构中执行业务的主要力量、稳定力量，政务官由于不是由官僚内部逐级而上，往往是由政治家、学者、事业家来担任，所以可以避免窄狭饾饤之见，视野比较宽阔，具有与各部会沟通及关照整个社会、国家的需求与动向的优点。而且因为他们不是常任文官，所以可以随时为政策负责下台。但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政务官更换频繁──更换内阁时可能下台，政策执行有闪失时可能下台，舆论不满时也可能下台，而下去之后又没有过去党国体制的重重照顾，因此，又有“高级打工”之称。

本文的用意其实不是为了厘清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区别，而是要借此说明学术工作中的两种角色。

章太炎心目中的“学术政务官”，是要开启一个学术领域、一个学派、一种研究方向，提出一个学术框架，提出一种看待事物或思考的方式，阐明一种方法论，或提出有潜力的问题等，不一而足。然后有许多人跟着做进一步探索的工作，不管是逐步充实内容，或是在个别问题上做辨正或推翻的工作，而正反两面、各色各样的工作，都大致盘旋于同一个范畴逻辑之中，所以属于该政务官所治理的范围。故政务官不是解决了所有大小问题的人，从来也没听说过各部会的政务官亲身参与了该部会全部的工作。政务官制定政策、指示方向，至于事务官，也有官阶大小之分，小的或许帮忙解决一个问题，或用某一种地域性的材料验证一个理论之可行性，但是事务官也可能解决一个领域中非常具体的、大规模的、重要的工作。所以政务官是规划或开辟一片花园的人，事务官中有人做比较重要的工作，种植了大片的花草，有的只是在花团锦簇的园子旁加种几棵小花。

仅以西方经济学中的传讯理论(Signalling System)为例，1960年代盖瑞·贝克(Gary Stanley Becker)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写了Human Capital一书，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助于人力的提升及生产力的提升，但是很快就有另外的经济学家提出“传讯理论”，并不一定真的是高学历的人就有高本事，认为学历的高低只是用来“传讯”他的本事的大小而已。“传讯理论”是由“信息不对称”理论推出的，此后许许多多经济学家(事务官)在这片花园上劳作，有的从公司征求人才来讨论“传讯理论”，有的从其他主题来验证这个理论，以至于“传讯理论”花繁叶茂、蔚为大国，它的开启者(政务官)获得了诺贝尔奖，而这里面最了不得的事务官，也与原创人合得了诺贝尔奖。

如果照这样的标准来看，在清代思想学术领域中，戴震、阮元当然是政务官，他们开启了许许多多新的方向或题目，许多人跟着他们做各种工作;在民国史学家中，陈寅恪是中古史的政务官，许许多多人在他的工作下面从事扩充、增建、修正的工作;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是政务官，他提出“唐宋变革”，而过去几十年乃至今天，大大小小与“唐宋变革”有关的著作，有许多是事务官的工作。

那么，学者应该走哪一条路?我觉得应该两者互补，而且这两种发展都不能偏废。不管是过度在一枝一节上斤斤计较，或只沉迷于空泛无当的大论，都不是健康而有生机的路。从2014年10月间公布的诺贝尔奖看，得奖的模式与过去历届非常相像，他们大多是“政务官”，或是“政务官”搭配着贡献最大的“事务官”，就像2014年的医学奖，是由数十年前开启大脑内部定位系统研究的英国学者John O’Keefe领头，配以最近一二十年有重大推进之功的学生May‐Britt Moser及Edvard I. Moser夫妇，前一位是花园的开创者，后两位是植下大片花木、使得这个园子为世人所惊艳的人。缺少其中任何一端，这个领域都不可能得奖。不过，从现在华人学术界的整体发展看，这个天平的两端似乎有偏倚的现象，而且偏倚的情形还蛮严重，所以章太炎百年之前的说法，今天仍有参考的价值。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