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按：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是反思极权主义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西方思想界影响很大。但是其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孙传钊译）错误百出，很多地方意思完全译反了。为此，本人特重新翻译了这本书的导言，将分为两次贴出。另外，本人暂时没有重新翻译全书的打算，因此这里的翻译不是逐字逐句，个别地方做了省略】
    在十八世纪，有一种与自由主义民主同时出现的倾向，我准备称之为极权主义民主，而且它们产生于一个同样的前提。
    从二十世纪中期这个有利的视点看，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就像是为经验的、自由的（empirical and liberal）民主与极权的、救世主义的民主的激烈冲突而作的系统准备，今天世界之危机仍然存在于这个冲突之中。
    （I）、民主（democracy）的两种类型：自由主义的和极权主义的
    民主思想的两种流派的本质差异——如同其演进所表明的那样——并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在于一者肯定自由的价值，而另一者则否定这种价值；而在于它们对于政治的不同态度。自由主义的路径（approach）是一种试错法，把政治系统视作人类聪明才智和自发性的实用主义发明（pragmatic contrivance），它同时承认完全处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各种不同层次的个人的和集体的努力。
    相反，极权主义民主学派的基础事实上是关于政治的唯一且排他的真理的假设。它假设了一个预定的、完美的、和谐的事物模式，人被无法抗拒地纳入(be driven to )这个模式，而且命中注定要臻于（arrive at）此模式。在此意义上，极权主义民主可以被叫做是政治救世主义。也就是说，它最终只承认存在的一个维度，即政治的维度。它把政治的范围扩大到包含整个人类存在。它认为所有人类思想和行为都有社会意义，因此都落入政治行为的范围。它的政治观念不是一套实用的规则或设计，只可以用于人类各种努力之中的一种。它们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连贯哲学的内在部分。政治被界定为是把这个哲学应用于社会组织的艺术，政治的最终目的只有当这个哲学王国统治整个生命领域时才能实现。
    两个流派均肯定自由的最高价值，但是一个是在自发性（spontaneity）中、在强制的缺席中发现自由的本质，而另一个则相信，只有通过追求并达到绝对的集体目标，自由才能实现。这个最终的目标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所没有的。自由主义民主的目标是通过否定性术语界定的，并且把通过暴力实现其目标视作是邪恶。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相信，在不存在强制的情况下，通过试错的方法，人和社会可能能够达到一种理想的和谐状态；而在极权主义民主的例子中，这种状态恰恰被界定为是对于正确行动的挑战，是近在眼前的令人厌恶的事件（imminent event），是当下必须解决的危机（urgency）。
    极权主义的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它也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可以被称之为自由的悖论。人的自由是否与社会存在的排他模式相容？即使这个模式的目的是社会正义和社会安全的最大化？极权主义民主的悖论就是认为它们是相容的。作为一个外在于、优越于人的绝对理想，它的目标是从来不可能存在的。源于把自由和绝对目标的理想加以调和、吻合的艰难，产生出了极权主义民主的所有特定问题以及悖论。只有通过把人不是作为人本身思考，而是作为他们在适当的条件下打算要成为什么（what they were meant to be）、将会成为什么来思考，这个困难才能得到解决。就他们与绝对理念不相一致而言，他们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可以强迫他们或者胁迫他们服从，而不会破坏任何相关的民主原则。极权主义民主相信，在适当的条件下，自发性与责任之间的冲突将会消失——当然，伴随它的是对暴力的需要。当然，实际的问题是：由于所有人已经学会步调一致、所有对手（opponents）都业已被清除，强制是否就会消失。
    （II）十八世纪政治救世主义的起源；分裂（schism）
    极权主义的民主同样是西方传统的一部分。关键是要补充指出，极权主义民主的态度已经包含在十八世纪原初的和一般的的启蒙思想方法中。来自同根生的两种民主的分离，只是发生在它们的共同信念在法国大革命的苦难中得到检测之后。3
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发生的最重要变化，是特定的心智状态（state of mind）在十八世纪后期获得了统治地位。人被下面这样一种理念所攫住：他以及他的先辈生活其中的条件，包括信念产品、时间与习俗，是不自然的，应该按照人类理性有意设计的齐一模式——它是自然而又理性的——加以取代。
    这是欧洲传统秩序溃败的结果：宗教失去了知识的和情感的掌控力（hold），等级化的封建秩序在社会与经济因素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以身份为基础的旧的社会概念，逐渐被抽象的和个别的人的概念取代。
    理性主义的理念替代了传统的社会效用概念，作为社会机构与价值的标准。它还暗含一种社会决定论的形式，人必然被纳入这个决定论并且有一天注定会接它。它由此假定了一种单一的有效系统（valid system），当所有事物都通过理性得到解释，而有用性/实用性（utility）被彻底铲除的时候，这个单一的有效系统就会出现。
    宗教权威的衰落意味着人的良知的解放。不知如此，世俗的、社会的道德迅速取代了宗教伦理，伴随对于教会以及超越性正义的拒绝，除了国家，便再也没有道德的源泉和约束力。这是意义重大的事件，它出现在政治被认为与伦理无法分离的那个时代。
    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发生的身份等级观念的衰落招致特权的厄运，同时也包含极权主义的潜在因素。如果经验主义是自由的同盟，教条主义是极权主义的良友，那么，抽象普遍的、独立于其所从属的所有历史群体的人的观念，就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有力手段。
    这三种潮流（反传统，反宗教，平等主义）融合为社会同质性（无差别社会）的观念，在这里，所有人都生活在单一的存在领域，不在存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比如世俗的与超越的，或者阶级身份与公民身份。唯一被承认的判断标准就是社会的整一性——如同总体善（它被说成似乎是一个可见且可触及的目标）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所有的美德被概括为服从理性主义的、自然的模式。在过去，国家可以把许多事情当作只是教会的或上帝的事务，而新的国家则不承认这样的限制。以前的人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的，一个人必须从属于一个群体，而且同时可以从属于不同的群体，而现在，所有活动都必须只有一个架构（framework）：国家。十八世纪从来没有在个人表达领域和社会行动领域进行区分。创造性经验和情感的私人性——它是自由的调味剂（salt），不久就被无差别的、被群体激情绑架的群氓的压力所清除，十八世纪的思想家是自由的热情预言者，人的权利被认为是如此的理所当然。这个事实已经无需赘述。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十八世纪关于美德概念的强烈偏见。美德如果不合乎预先设定的、合乎希望的社会和谐模式，就什么也不是。他们拒绝把自由与美德之间的冲突想象为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他们相信自由和美德以及理性的等同是不可避免。当十八世纪的世俗宗教与这种冲突面对面遭遇的时候，就出现了巨大的分裂。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在巨大的压力下退缩，退回到试错哲学；而极权主义的救世主义则教条化为（hardened into）启蒙先锋所提出的排他教义，他们通过对那些拒绝自由和美德（特指极权主义秩序固定的那种自由和美德）的人们实施强制，而把自己合法化。
    这种分裂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财产问题。政治救世主义的原始冲动不是经济的而是伦理的和政治的。十八世纪的思想家，无论其理论假设多么激进，但在把整体全盘的变革原则应用于经济和财产领域时还是犹豫的。然而把一切纳入秩序而唯独留下经济领域，这样做是非常困难的。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因此卷入了巨大的矛盾，他们想方设法来解决这种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重农主义者的尝试：把政治上的绝对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理论（laissez-faire theory）加以结合。这种尝试认为，人的自由的经济追求将把自己置于一个与供需法则相协调的和谐模式。但是在十八世纪结束前，大革命所预示的政治救世主义的内在逻辑，它的希望，教训和失望，把十八世纪的世俗宗教，从基本上是伦理的教条转化为了以伦理预设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的教条。
    本书考察的是十八世纪的社会理想如何转化为极权主义民主的几个阶段。我认为有三个阶段：十八世纪的假设，雅各宾的推进，巴贝夫主义的最后成型（Babouvist crystallization）。一方面，所有这三个阶段共同导向经济共产主义的出现，另一个方面则是导致大众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与一党专制的结合。自由主义的民主的演变则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列。现代极权主义的民主是以大众狂热（popular enthusiasm）为基础的一种专制，因此不同于产生于君权神授的绝对权力，或产生于篡权暴君的绝对权力。就其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与大众狂热为基础的专制而言，它是十八世纪的自然秩序的理念与卢梭式大众实现（popular fulfilment或译大众满足、大众成就）和自我表达观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理性主义被转化为狂热的信念。卢梭式的“总体意志”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时被理解为有效推理（valid a priori），有时又被理解为内在于人的意志。它是排他的，并且包含无差别性。就是它成为了极权主义民主的驱动力，也是其所有矛盾和悖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