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日本迎来战后70年。新年伊始，日本NHK电视台在元旦特别节目播出了一项最新有关日本民众对国家未来愿景的调查。调查显示，40％的民众希望日本未来能够成为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社会，高居第一位。

自2012年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以来，中国社会较常以“右倾化”，“军事扩张”的框架来理解日本，但一个真实的日本社会远非如此简单。战后70年，日本正在以自身的方式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为国家发展方向定位。

未完结的“后1995时代”

今年的日本，特别关注两大震撼性事件的20周年纪念。一是阪神大地震，二是奥姆真理教毒气事件。两大事件，都发生在20年前的1995年。从正统日本史来看，1868年明治维新，1945年二战战败，1989年昭和天皇驾崩，都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不过，按照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看法，战后日本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不是昭和天皇驾崩的1989年，而是1995年。

曾经担任英国《金融时报》驻东京首席记者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曾经就这一问题采访了远离日本本土创作的村上春树。村上认为，1995年是“日本奇迹成长神话的终结之年”。该年发生的两起震撼性事件，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极为巨大，其留下的课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村上指出，1995年之前，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当时日本人自信万分，相信“日本模式”令这个国家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最安全的，最先进的国家。然而，两场突发震撼性事件，打破了这个神话。

阪神大地震，暗示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令日本社会醒觉到日本高度的技术力量面对大自然之脆弱。奥姆真理教毒气事件，暗示了日本经济高度成长背后的人心的黑暗面（高学历人士竟然发动恐怖袭击），令勤劳团结守礼的日本民族形象瞬间破灭。经过了失去的20年，今天的日本，其实仍未能对以上这两大问题作出圆满回应。因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与福岛核灾难引出的能源问题，以及因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仍是未来日本必须面对的棘手课题。

历史认识的文化隔阂

历史认识，对2015年的日本来说也是绕不过去的课题。1月15日，日本内阁秘书长菅义伟就日军战时南京暴行的遇害人数向中国提出异议。去年末，日本官方又积极利用《朝日新闻》就错误报道慰安妇问题的道歉事件，企图向海外澄清所谓对日本的“误解”，强调战时慰安妇不是国家强制的（即所谓“狭义的强制性”）。

1月19日，首相安倍在以色列向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献花。日本媒体解读首相此举意图反击中国国际舆论攻势，以区别日本和纳粹德国的战争责任。在中国看来，日本的以上种种作为无疑是在为其侵略行为漂白。但日本社会主流舆论又是以何种方式来理解这一问题的呢？

排除死硬右翼分子的历史观，笔者观察到日本官方的说法对民众有一定的说服力。这些民众并不一定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但都倾向认为中国的说法不符合具体史料，这说明日人看待历史的方法在文化上具有一定共性，需要细心区别分析。

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曾指出，中日两种文化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人从普遍原理出发，然后到具体情况，把握全体以包围局部。但日本人则执着于具体情况，重视特殊性，从局部开始以图达到全体。日本学者选题往往从小处着眼，其学风经常出现见树不见林的倾向，也是源于这种对事物理解的精致思维。

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争吵，可以理解为以上思维文化方式的不同造成的。例如，不少日本人认为把战时日军暴行和纳粹德国的暴行相提并论并不妥当，因为在细节层面日军没有像德军那样搞过种族大灭绝。又如慰安妇问题，日本史学界在日本国内没有找到“国家强制妇女”的历史证据。

去年《朝日新闻》就这一问题的公开认错更加强了这一认识，令日本上下觉得有必要向外国澄清“国家强制妇女”和“业者强制妇女”的区别。再如，在南京暴行问题上，日本承认事件本身的存在，但却认为中国提出的30万人遇害人数不符合具体史料，有必要加以纠正。

从学术上来看，日本在细节上的考证精神不可否定，需要进一步加强跨国学术合作。但正如长年从事日本战争罪行研究的中国社科院专家步平教授不止一次的指出，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不只是学术问题，也是受害国的感情问题和政治问题。日本官方在政治上不断纠缠于细节，不但不利于双方和解，反而容易火上浇油，刺激受害者的情绪。

日本前外交官东乡和彦在2015年1月出版的《President》杂志也撰文指出，在国际社会来看（特别是美国），日本所强调的强制性问题根本无法改变各国对暴行本质的判断。在外国人来看，那是“自己的女儿被强行带走成为慰安妇”的那种感觉。日本不断强调“国家没有参与强征”，给海外的印象就是“现在的日本”在为“过去的日本”辩护，令日本的海外形象越来越糟。东乡强调，日本应该致力于和倖存的慰安妇达成和解，好好照顾她们的感受。

跨文化和解是极为复杂的沟通过程。双方往往容易习惯性通过本国文化来解读对方意图，令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误解不断加深。由于二战结束后冷战结构在东亚迅速形成，使得日本和亚洲邻国和解过程中仍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后遗症。新一代中日韩的有识之士应多尝试沟通交流，学习换位思考，为东亚历史和解注入曙光和希望。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