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负责安保事务的前副防卫大臣长岛昭久出版了一本名为《“活用美国”的作风——外交安保的现实主义》的回忆录。在书中，长岛作为2012年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过程的参与人，详细回忆了当时野田内阁的决策内情。长岛在书中认为，野田政府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最大的反省点是日方缺乏和北京最高层之间的沟通管道，导致日方的外交意图和政策目标，无法被传递到中国高层并被准确理解。

如今，日本的国家权力转由自民党掌握。相对老练的安倍政权自今年5月以来陆续派出和北京保有良好关系的党内政治家前往中国沟通，向北京释出善意信号，试图说服中方在本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期间重开中日首脑会谈。11月7日晚，两国终于达成了四点共识，习安会水到渠成。中日关系的这次改善契机，可以说是自民党政权吸取民主党的外交教训，活用与北京通天人脉的结果。

国内政治营造外交空间

自今年初夏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就出现了有利于双方首脑会谈的客观条件。纵观安倍两年以来的执政战略，其基本特色可概括为：以安倍经济学为手段抬高内阁支持率，进而实现修宪和日本军事正常国家化的战略目标。因此，当经济改革出现不顺时，外交往往成为安倍推高内阁支持率的辅助发动机，而中日首脑会谈正是目前安倍国内政治利益所在。

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9月在日本东京电视台的一个政论节目中指出，安倍目前每天实际上就只紧紧盯着两个指标：一个是日经指数（股票市场），另一个就是内阁支持率，而且两者是联动的，前者如果出现暴跌，后者难以独善其身，可见日本经济形势决定安倍政权的生死。9月8日，首相内阁府公布日本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化季率暴跌7.1％，创五年最大下跌幅度，4月消费税增税后的恶果开始浮现，安倍经济学面临考验。但安倍9月通过改组内阁，纳入女性阁员改善形象，10月的内阁支持率反而有所提升，总算躲过一劫。

然而，10月底，安倍改组内阁突然爆出两位招牌阁员的政治资金丑闻，两人同日闪电辞职，震动永田町。最近日本各大报章的民调都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大幅下跌，不支持比例开始接近四成，形势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最近延迟决定明年是否续加消费税至10％，更在10月31日突然宣布加码QE（量化宽松措施），令股市上扬日圆贬值，正是为了延迟安倍经济学乃至其内阁的寿命。外交往往是日本国内政治的救命稻草，和中国关系良好的前首相福田康夫最近（10月29日）第二次前往北京和习近平见面，就是在这样的日本国内政治背景下展开的。

中日互疑格局有待化解

然而，中日关系目前面临着更加根本的结构性障碍，很难通过一两次首脑会谈来化解当前的战略僵局。

从中国角度来看，随着中国国力大幅增强并继续向世界性大国迈进，北京对日研究圈正在调整对日本的认知与定位，出现了所谓“中日关系拐点论”。该论点认为，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强中弱，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后慢慢转向日弱中强，中日到底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是要搞战略互惠还是战略对抗，目前还是未知之数。当前，北京对安倍的真正意图一直有所怀疑，并存有强烈的不信任感。

正如习近平在7月底在博鰲论坛会见福田康夫时明言，看不透将来安倍希望如何和中国打交道？推动集体自卫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积极和平主义”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安倍一方面表示愿意打开大门和中方会谈，另一方面其阁员在历史问题上的发言和在钓鱼岛海域的执法强化，令北京感到日方发出的信号前后矛盾，难以信任。此外，安倍在钓岛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让步。

日本《每日新闻》10月16日报道，安倍目前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有三点：一、尖阁诸岛（日本对钓鱼岛的称呼）是日本固有领土；二、在尖阁诸岛上日本认知到中方的主张；三、中日两国应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以上的方针的措辞基本上反映在本次的中日关系四共识，但离中方一直要求的“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这一条件仍有一定距离。

从日本角度来看，外交防卫界对中国的态度总体上属战略防御，其背后的心理是强烈的不安感和不确定性。同样，从历史上来看，中日关系在过去一直处于日强中弱的态势。如今中国迅速崛起，海军舰队频频东出第一岛链演习，日本在地理上感到中国崛起的第一线压力。

在政治制度上，日本一直自认为西方民主国家一员，潜意识中有标签中国为非普世性的“异质国家”的倾向。不少日本防卫问题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行为不符合惯例（如要求通过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外国民航提前向中方通报飞行计划），挑战现有国际秩序，难以理解。

在政体问题上，日本主流舆论对中国的分析，常常强调其一党专政和非民主国家的一面。但对目前中国国内正在讨论的有关寻求一条非西方的，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普世意义的管治模式的分析较少。有关民主化之前的国家能力（statecapability）建设和如何在中国建立优质民主的讨论，几乎很少在日本学界和舆论中被提及。

11月在早稻田大学召开的一次有关中国的学术研讨会上，有日本的中国问题学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抱有不少担忧。他们的质疑包括：中国的一党制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一党制下政府的纠错制衡机制为何？“中国模式”能否发展成为一个普世性的管治模式？中国惯常以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用武特色，是否呈现出对使用武力的过份自信？

由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过往互动的不快经验和历史问题的残留，中日双方的战略互疑正与日俱增。最近中国国内的一个民调显示，中国社会精英对中日关系的前景比普通民众更加悲观。两国有识之士有必要尝试多去了解对方语言背后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多向对方解释己方不安的来源，力图寻求双方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和对立。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