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当年领导建交谈判的两国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和卡特——都对他们的最后决定做出过内容大致相同的积极评价，“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美正常化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当时以及后来的听众中不少人会认为，这些都是政治家发表的好听的套话，但35年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绝非如此。中美正常化不仅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中美双边关系和两国国内的政治议程，而且给世界政治带来了极为深刻和巨大的变化，尤为重要的是它促成了35年来世界历史进程中两个革命性的和最具持久影响的伟大事件。其一是持续了40年的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和平落幕，人类从随时可能被核战争毁灭的恐怖阴影中解脱出来;其二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经过三十年多年的改革开放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发动机。当然，这两个伟大的事件并不都是因为中美建交并能在很长时期里基本保持了战略性的合作，尤其是冷战和平结束这件事，还有诸多其他重要因素在起作用。但是，没有中美正常化，世界历史的发展肯定会非常不一样，甚至这两个事件会不会以及将以何种方式发生等等，都是有疑问的。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之所以被称为具有远见卓识，并不因为他们能像算命先生一样预见每一个历史奇迹在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发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关键是他们能更早的透过重重迷雾，看清大潮流涌动的方向并能顺势而为，推动历史更快地向前进。当然，也有一些因为误判世界潮流而导致倒行逆施的人物被载入史册，这类历史人物也会反复出现。
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期间，曾经在一次与美国商界人物的会谈中乐观的预言，中美建交后两国的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今天的中美关系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早已大大超出邓小平当时所能想象的极限，例如中美贸易去年就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双方关系涉及的领域之广阔和交往如此之深入，以及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它被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当然，这并不等于中美关系就基础稳固和一帆风顺，实际上双方目前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困难，存在着被称为是深刻的“战略互疑”。一些所谓的“战略家”们如此经常和随意的使用诸如“遏制”、“渗透”、“核战略威慑”一类冷战时代的词汇来界定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项等等，以致人们越来越怀疑和担心，中美是否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或干脆说已经处于“新的冷战”。正是这种充满自相矛盾的现象使人们迫切感到有必要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正是对现实的困惑导致了对冷战时代中美关系历史的关注。
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可以大致分为全球、地区和双边等三个层次，其中第二个“地区层次”即东亚地区是本文叙述的视角。不论是根据冷战时代的历史，还是基于对当代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关切，都应对此视角给与更多的关注。经过建交后35年“合作”与“斗争”，中美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在这种被称为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关系中，存在和不断增高的“相互依存”是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和向前进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倒退的制动器。不过，更需要重视的是中美之间越来越具有战略意味的“竞争”，其中最直接和尖锐的是中美双方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的竞争，其本质就是根据变化的形势，不断调整和定义两国在东亚地区的相对位置，不论是通过何种方式。
东亚地区是中国的主要地缘政治舞台，随着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必定要对美国的权势造成冲击。中国的影响是极为巨大深刻的，这尤其体现在对战后东亚秩序的塑造过程中。中国在冷战时代的诸多重要决策及其后果均表明，在很多重大事态和历史关头，中国是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塑造外部环境的空间的。对历史规律的必然性的笃信和官样的叙述严重限制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思想创造力，也造就了一种宿命式的学术思维方式。这需要通过对冷战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来界定和改变。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不仅在当时与诸多重大事态一起，塑造了冷战时代东亚国际政治包括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对外关系的历史进程，而且一些重要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总之，解读和应付中美在东亚地区日益突出的战略竞争及其后果，是一个极富挑战的课题，从这个视角回顾中美关系与东亚冷战的进程，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东亚冷战
从东亚冷战的视角解读中美关系，首先需要解读东亚冷战的历史特征。冷战作为40多年的历史过程，内容极为丰富庞杂，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包括三个基本的方面。首先是欧洲的衰落与美国和苏联的崛起，以及两国展开的全球战略对抗;其次是意识形态问题，美苏对抗如此激烈，很重要的是因为双方及其支持者都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代表着人类的终极希望，理念之争不仅推动它们相互对抗，而且长时间、大规模的对外干涉，包括非常残酷的军事入侵、支持政变等等。简单地用“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斗争”、“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等等概念来解释美苏对外干涉的本质、动力等等是远远不够的。再次是全球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二战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不是由冷战引起的，但的确为冷战的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性，而大量新兴国家的诞生也形塑了国际政治的很多特点。
以上三个因素构成了东亚国际秩序演变的宏观背景，不过东亚冷战的确有其独特之处，这同美苏在此地的竞逐以及由此导致的热战和军事同盟体系有直接关系。可以这样说，美苏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折射到中美关系之中的，中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战略问题，与东亚国际体系的互动更为直接和明显;两国关系对冷战体系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两国在东亚的战略行为施与的。
从冷战40多年的全过程看，东亚在地缘政治上从来不是美苏竞争的中心地区，这里有与欧洲不同的国际政治议程，例如东亚多数国家面临着反对殖民主义以及之后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性任务。但是，东亚毕竟也笼罩在冷战的巨大阴影之下，特别是这里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热战，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另一方面，东亚或稍微扩大一些到东亚的毗邻地区，也是冷战超级大国的滑铁卢。美国因为在越南十年战争而从世界霸主地位下跌;苏联则因为十年阿富汗战争而彻底衰落乃至解体。
冷战中的东亚国际政治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冷战爆发到1970年代初越南战争结束;从1970年代中期到冷战结束。在冷战前期，美苏的对抗很快蔓延到东亚，结果是造成了这个地区大规模和持续的热战。在整个冷战时代，一方面是处于美苏对抗中心地带的欧洲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美苏之间也没有发生战争;另一方面是在东亚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热战，一次是朝鲜战争;另一次是越南战争，它们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其他地区是罕见的。诸如此类的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东亚独特的冷战形态，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是在二战结束后，东亚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战争期间日本统治的所谓“大东亚”秩序被粉碎了，随之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国家，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状态，面临不同的挑战和问题。对于这些新兴国家，在推翻外来殖民统治之后要建成现代国家，必须完成四个方面的任务，即：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实现或维护国家的统一;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或统称为实现现代化;建构社会核心价值与国家认同。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二战后所有新兴国家的执政集团在建国过程中都面临合法性挑战，这些执政集团最初得到支持是因为他们在革命阶段满足了公众对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独立的诉求，但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能否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必要的荣誉感，以及满足国民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日益强烈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人民是否感到安全和有希望，这成为合法性的根本挑战，应对这种挑战是所有执政的政治集团做出重大决策的决定性动力。在东亚国家，一些政治集团被淘汰，一些政权被推翻，从根本上说是未能合理地回应上述挑战。
东亚所有国家当时不得不面对美苏冷战这个主要而且严峻的外部环境，这可以说是它们的宿命。二战期间，美苏曾经为战后东亚秩序做出过妥协;战后初期，美苏等曾努力协调他们在东亚的行动，但冷战爆发导致了对抗，并加剧了许多东亚国家内部本已经很尖锐的政治斗争。美苏东亚政策这时出现的另一个重大变动非常重要，美国在1948年间选择退出东亚大陆，转向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战略;同时苏联选择在东亚地区(包括南亚)推进革命运动，当时两国对华政策的变动比较突出反映了这些转变，这是中国革命出现大转折的重要外部条件。
美苏冷战给东亚带来严重的后果，包括给有些国家的政治集团夺取权力的进程造成了不同的影响，这不仅是指大国地缘政治的争夺。战后东亚新兴国家都会立即面临着“建什么国”的选择，而美苏之争为每个新生国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可以看得见的建国模式。各国内部几乎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它们会主张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有些国家因为存在不同的选择而发生内战，为“建什么国”打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是意识形态的厉害之处。最突出的结果是在东亚大陆引发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以及一些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内部对立。当时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国共内战，中共取得政权后选择了苏联模式建国，而国民党在台湾最初选择站在美国以便获得保护，后来逐步走上了美国模式的道路，现在两岸还处于分裂，两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朝鲜半岛，美苏的对抗导致了那里的南北分裂。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发动统一战争，遇到美国的军事干涉而失败，后来中国参战使朝鲜半岛又打回原样。北南双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长期截然对立。
印度支那也类似。越南1975年才实现国家统一，但此前断续共经过了20多年的惨烈战争，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可谓创巨痛深。如果向前追溯，从1946年末，越南就开始抗法战争，结果是1954年形成了南北分立的局面，北方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国家，后来实现国家统一进行了十几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机遇，中国、苏联两国为反对美国并同时展开互相竞争，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对后者能取得最后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越南能否完成统一是有疑问的。那之后，越南又为了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地区，打了10年的柬埔寨战争，结果以惨败收场，国家经济几乎崩溃。
东亚在冷战前期持续的大规模战争，导致在这里形成了对立的军事集团。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约结成军事同盟。这一事件同朝鲜战争一起，成为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的重要原因。此后还有中朝结盟、中越也是盟友，它们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同盟体系。站在对立面的是1951年建立的美日同盟，以及随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同盟、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军事同盟。后来由于中苏同盟破裂、中越发生战争，社会主义国同盟在冷战结束前就基本解体了，仅剩的中朝同盟也很难说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冷战留给东亚的安全体系就是至今还存在的美国领导的各种军事同盟和看上去岌岌可危的中美战略合作。
东亚冷战的第二阶段从1970年代前期开始。从冷战的大背景看，首先是由于苏联领导集团对全球战略形势做出了独特的判断，他们将1973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决定退出越战、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和支持欧洲缓和的行动、石油危机导致的欧洲经济大衰退等等，都视为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的证明，以致他们放手在世界范围推进革命运动，并为此急剧扩大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和持续的军事干涉，从大规模支持古巴在非洲的武装干涉，直至自己发动了入侵阿富汗的10年战争。
苏联的扩张使很多东亚国家因感受到苏联威胁而逐步走上更紧密联合的道路。首先是中国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日两国在当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邓小平1978年10月访日签订中日友好条约;随后不久，中美于1979年 1月建交。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改善也是为了抵抗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当时的首要目标则是建立共同反对越南侵占柬埔寨的地区性国际统一战线。历史从来不是按想象的逻辑发展的，此一时彼一时而已。正是冷战在这个阶段上的特点给东亚国家实现合作提供了足够的外部理由，使它们愿意搁置争议，联合起来。这不是哪个伟大国家预先设计好的，也没什么理由证明历史必须是这样前行，但冷战就是用这种方式为东亚创造了特殊的条件，造成了这样的诱因，当时东亚主要国家都把防止苏联扩张视为战略优先，所以就可以做出各种妥协，搁置诸多争议，建立起联合战线，而有了安全感以后就可以致力于经济建设和社会革新。
这个阶段在东亚出现了另一个从长远看更为重大的事态，这里开启了东亚兴起和持续繁荣的进程。与贯穿20世纪始终的工业社会增长相伴，资本、生产和贸易中心在冷战时代实现了两次大规模的转移。第一次是从欧洲转到北美，第二次是向东亚大转移，东亚的兴起与繁荣是这种历史性转移的原因，也是结果。首先是日本重建取得成功，得益于美国遏制战略，尤其是东亚的两次战争，日本经济出现腾飞，1970年代成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1980年代在地区的投资和援助甚至超过了美国。
随日本之后的是所谓东亚“四小龙”和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相继兴起，它们都陆续走上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并随后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终于漫卷东亚，这里的新兴国家与美国、日本等一起，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东亚。不过，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变化当推1979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它导致中国开始同比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的苏联体系更有生命力的国际体系接轨，从而实现了整个东亚地区(除北朝鲜外)整体进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
直到今天，东亚成为与欧洲、北美鼎足而立的三个世界中心之一。尤为有趣的是，1949年夏天，苏共和斯大林曾经想象的是另一个“中心转移”。按他的说法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正从西方向东方大转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到苏联，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移到东亚，他对亚洲革命的前景寄予厚望，并因此希望刚从革命中诞生的新中国能够勇挑领导东亚革命之重担。事实证明，斯大林对世界潮流的本质判断是不合理的和没有远见的，它没有经受住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从这个角度，可以说1979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个战略误判的一次历史性纠偏，其结果是成就了发端于冷战中期并持续至今的东亚40繁荣。
二，中美对抗的年代
叙述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其源头要追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中国与冷战的互动那时就已经开始了。二战结束后不久即爆发的冷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即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内战中胜出。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在内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将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有关国家将面对一个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国家。
中共夺取政权，一方面是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力逐步扩大，美国的影响和利益则朝相反的方向演变，逐步衰落直至被彻底清除出中国。导致上述结果的基本原因当然是美苏同中共存在根本不同的关系，简单地说苏联是中共的支持者，美国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对者或阻挠者。这种本质的区别大致决定了美苏对华政策演变的方向和中美关系的演变方向，至于演变的过程则是相当复杂的，它们最终会达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很多具体事件的积累。
首先出现这种结局与前述美苏东亚政策几乎同时发生的变化有关。1948年春，苏联决定更积极地干预东亚事务，主要表现是积极支持中共的革命。与之相反，美国政府同时酝酿“退出”东亚大陆地区，将战略的重点转到日本。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对华政策《白皮书》，实际上宣布美国政府不打算再介入中国的事态。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讲话，划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台湾地区、朝鲜半岛等都被划在该防线的外面。美苏这种相互反向演变的东亚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时代，决定中美关系的最主要因素还是中共领导人的选择。在建国之前，中共领导人已经同外部世界建立了独特的联系，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此外还与一些国家从事民族和革命运动的组织有过断断续续或微不足道的关系。重要的是在他们心目中，这些都不是“外交关系”，真正的外交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与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机构之间有过来往，同驻华美军领导人打过交道，而且美国政府于1944年夏季向延安派遣了一个官方机构——美军观察组，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撤走。抗战结束前后一度接受美国调停，同一位美国大使赫尔利和一位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谈判。建国前夕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有过秘密交往。这些关系远谈不上是丰富全面的，但对中共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的形成、外交机构的组织和人员构成等等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毛泽东早在在1948年冬季就明确提到过建国后与美国建外交，其间多次反复，直到1949年6月刘少奇踏上访苏之路，才暂时放弃了这方面的试探。美国领导人和中共领导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选择了暂时搁置双方的关系。非常有趣的是他们竟然都在用非常形象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政策。在美国方面，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著名的“等待尘埃落定”，即中国的变局犹如一棵大树倒下，必然会扬起一阵巨大的尘埃，美国要等尘埃落定即中国政局明朗(包括国民政府消失)后，再处理与那里新政府的关系。在中国方面，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取得全国政权并内部大局安定后，再与美国等谈判建交。后来周恩来解释说，他们设想这个时间大约是3到5年，实际上中美官方的正式谈判就是从1954年开始的。所以，至少在建国前后这个阶段上，还不能说中美就没有机会更早一些的和解。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国隔绝了整整20年。导致这一结果的最关键事件就是朝鲜战争，中美在各自境外的朝鲜半岛打了三年多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如同历史上所有的大国战争一样，除非分出胜负，总会给当事国家的关系留下影响长久的巨创。其实朝鲜战争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发动的。历史学家沈志华对朝鲜战争起源的卓越研究非常充分地证明，是金日成和斯大林点燃了这场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的战火。问题是美中两国先后卷入其中，成为战场上作战双方的主角，并因此长期处于尖锐的敌对状态。
关于美中两国先后参战的原因的研究成果非常的丰富。对美国相关政策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从对凯南8000字长电报一直到NSC68号文字的系统解读，以及对杜鲁门政府在这个时期的全部活动的详细叙述等等，在此不赘述。对于中国有关政策的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也有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其中对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和美国军事干涉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威胁等，做了有足够说服力的阐述。不过，非常值得重视的是历史学家陈兼最早用“革命外交”的范式对中国参战的内在动力的解释，他的阐述实际上也揭示了中美走向对抗过程中，中国政策的内在逻辑和中国领导人存在难以避免的选择，尽管不是完全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简言之，新中国外交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历史顺序上，都是同中国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在建国后根本不可能立即消退，中国革命在最后阶段那种大规模群众动员和暴力斗争的进程与形态，以及这种形态之深层反映的革命领袖对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认知与经验，也必然要反映在外交决策过程中。
中共领导人从考虑新政府的对外政策之日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试图实现革命运动的目标。尤为重要的是，在与苏联结盟过程中，斯大林向中共领导人推销了一套后来被证明是没有前途的历史观，即前述所谓世界革命的中心曾经从欧洲移到俄罗斯，“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他告诉中共领导人 “应对于东亚各国的革命应该履行你们的责任”。毛泽东访苏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在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说“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部分逻辑其实也包含于其中，实际上在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之前，中国军事顾问团已经进入越南，指导越共军队发起了边界战役。
中国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等等事件一起，导致了冷战向东亚地区的大规模蔓延，此后东亚一度成为冷战中“热战”规模最大、最激烈的地区。一方面是出现了以中苏同盟为核心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中国则站在东亚冷战的前沿，与美国长期尖锐的对抗。另一方面是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开始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建立了一个被称为是“半月形”包围圈，其核心是1951年旧金山和会后立即缔结的美日军事同盟，它对东亚安全格局造成了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深刻影响。
美国的遏制战略中，中国一度成为危险性超过苏联的首要威胁。实际上，当世界的注意力集中于中美在朝鲜半岛的殊死搏杀之时，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也进入白热化，那里冲突的严重程度被朝鲜战争暂时遮盖了。当时中国向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斗争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不过从长远看，这个阶段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人的反应。美国领导人尽管没有直接军事介入，但在他们的政策话语中已经出现了“多米诺骨牌”的概念，并很快成为支配美国处理东南亚事务的战略逻辑。他们将东南亚地区的所有冲突都视为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如果不在每个地方的每件事情上进行干涉，那里最终都会被“共产主义化”。最典型的是肯尼迪总统本人，它经常会幻觉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的中国军队沿着老挝的山中小路，涌向整个中南半岛。“多米诺骨牌”理论(有时是一种心理状态)在此后很长时期里左右着美国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政策，并最终酿成了10年对越南的军事干涉。
经过朝鲜战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在东亚的对抗大致稳定下来，出现了沿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中南半岛的十七度线和台湾海峡的一条对持的战线，中美开始了大使级会谈并没有再发生军事冲突，毛泽东称东亚进入到“冷和平”的状态。不过这并没有持续很久，1960年代初越南爆发战争，美国终于再次大规模军事干涉，中国则展开了持续十年的最大规模的对外军事援助——“援越抗美”。美国在越南战场投入50万军队，中国则先后派遣了32万之众的“支援部队”到北越参加军事行动。中美军队的确没有直接作战，而且两国领导人都非常谨慎小心的避免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是，说越南战争也是中美两国间接的战争并不是非常没有道理的。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以不同的方式卷入这场战争，都有比安全利益要复杂的多的理由。
美国在越南的大规模干涉是逐步升级的，这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对卷入这场战争的犹豫不定和对“多米诺效应”的担心与恐惧，当然最深刻的思想根源是他们直到这时还笃信美国人无所不能，肩负着“解放”的使命，并有保护所有地方的所有人民的责任。最典型的是当时一位美国政论家的名言：“美国是如此的强大，以致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养活一个个国家”。但是，在越南的干涉证明美国人并非无所不能，正如陈兼教授在他的论著《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对华政策及东亚政策转变及其涵义》中所说的，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恰恰证明，美国超过其能力的过度扩张导致了美国霸权的衰落。美国历史学家韩德(Micheal H. Hunt)与梁思文(Steven Levine)则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揭示，毋宁说东亚是美国世界地位的宿命，美国是通过在东亚的战争而崛起——从菲律宾战争到太平战争走到顶点，也是从这里的战争中衰落——朝鲜战争的结果意味着美国终于止升，越南战争则导致了美国的衰落。
就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之时，援越抗美同样极大的消耗了中国的国力。中国从1963年开始的“援越抗美”的确有比美国多得多的安全利益考虑，毕竟战争发生在中国毗邻地区，美国海空军在北部湾和海南岛一带频繁的行动，极大增加了中国国防的压力。从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笃信美国企图称霸全球，以及联合苏联反对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干涉中国的内政和破坏中国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对付美国的军事威胁是中国在60年代中期大力支持北越的的重要原因。但是也不能否认，中国援越政策的背后有大大超出维护国家安全需求的动力。
196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在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推动下，如脱缰之马在激进化的轨道上狂奔。特别是由于中苏论战，争论的逻辑推动毛泽东等将支持第三世界革命运动提升到无比重要的地位，援越抗美则成为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佐证，使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口号得以在印度支那落到实处，同时成为暴露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叛卖行经的有力武器。此外，抗美援越还可以在国内斗争中，鼓舞人们更加热情地投入到越来越仅仅的极左政治运动中。援越抗美政策由于能同时反映并满足了上述多方面的需要，从而能成为当时中国外交中的象征物。
比较中美开始在印度支那激烈对抗的大背景是非常有意义的。1965年是美国全面干涉的开端，也是中国的“革命外交路线”全面贯彻的开端，双方对外战略的缺陷也从此开始暴露。约翰逊政府决定战争大规模升级固然被证明是灾难性的选择，中国在这一年也遇到严重而挫折。这表现在当年相继发生的第二次亚非会议流产、印度尼西亚的“9.30事变”、巴基斯坦在印巴战争的受挫、以及中苏同盟的破裂，加上中南半岛的紧张局势加剧，中国在东亚的政治地位已经大幅受挫。然而，由于1966年夏季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对外政策不仅没有能做合理的调整，反而更加激进，甚至一度进入癫狂的状态。中国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当今是“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则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而文化大革命则被描述成为了世界革命和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对世界形势的描述和如此强烈地“自我中心”的宣传，不严重地影响这中国的对外思维和行为，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从地理上看，中国是亚洲地区名符其实的“中央”国家，这种地理位置既决定的了中国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中国的外部问题必定是“四面八方”的。如果说好的战略就是使敌人或对手最少化，那么对于中国最不好的战略就是“四面出击”。毛泽东是有战略谋划经验的，他并非没有看到中国在东亚陷入的困局。1969年3月，几乎与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思考如何改变对华政策同时，毛泽东向他的老战友们发出感叹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的确，在东亚激烈对抗了20年的两个大国的领导人几乎同时感到并承认，已经有必要改变各自国家不合理的对外战略，他们在思考和酝酿改变中美关系，从而根本改变东亚的国际战略布局。他们有足够的勇气，需要的只是历史契机。
三，走向合作的时代
1960年代后期，美苏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形成了战略均势，特别是核均势，换句话说也就是美国失去了以往的优势。美苏都面临着是继续对抗，还是“缓和”的抉择。美国选择了“缓和”，苏联选择了对抗。与此相联系的是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同苏联从盟友变成敌人，苏联勃列日涅夫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既是对中国革命外交的严重挑战，也正在演变成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196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成为推动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考虑苏联威胁问题的关键因素。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形势，会议决定对苏联进行严厉的谴责。《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即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结果”。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确认了美苏“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判断。在此期间，毛泽东一再提出，现在需要考虑世界大战的问题。他认为不仅美国，苏联也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能力，而且它们都在准备扩大战争。
1969年3月，中苏军队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当年8月中旬，苏联军队在中国的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有计划地伏击了中国边防部队，造成中国人员的严重伤亡。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的升级推动中国领导人最终得出结论，苏联已经成为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同时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安全的主要和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国安全战略的重大改变带动了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当中国领导人确定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时，他们立刻联想到《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联吴抗曹”的三角战略，并决心通过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来避免两面受敌。1969年秋季，在初步稳定了中苏边界局势并大致判断清楚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方向和决心之后，中国领导人决定迈出与美国和解的步伐。也许因为历史的机缘，他们正是从调整东亚政策起步。
当时中国对美政策能否转变，以及转变的方、速度和程度等等，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国内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它一方面极大地助长了对外政策的左倾，另一方面严重破坏了国家外交的决策系统。这两方面的问题在经历了1967年8月外交部夺权造成的大混乱以后毛泽东的坚决决整肃，都有所改变。第二个因素则是中国与北越的关系。60年代中期中国与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对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美在东亚地区层次上的矛盾和斗争。换句话说，只要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中国就必定要加强同北越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承担援助和支持北越的义务，因而也就很难改变对美国的政策。
历史的机缘是中国与北越的关系恰恰在1968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68年初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了新春攻势。这场军事攻势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空前高涨的美国反战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的战争意志趋于瓦解。但是从军事角度看，越南武装力量在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作战能力明显下降，士气也因牺牲巨大而严重低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逊于3月31日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停止轰炸北越北纬20度以北地区。4月3日北越即同意派代表与美国谈判。
中国领导人在事后获知北越的决定，他们坚决反对北越立即开始与美国举行和谈。在同北越领导人的多次会谈中，中国领导人表示，北越的谈判决定与它过去宣布的立场不符，而且当前时机对北越并不有利。中国在和谈问题上与北越方面的分歧严重地损害了双方的关系，11月14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等北越领导人的会谈后说：“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1969年6月9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谈时，公开说明了中国与北越拉开距离的方针。
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角度看，中国因种种原因而决定与北越拉开距离，的确是历史提供的机缘。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越南战争因为美越开始和谈而相对降温，中国国防重点完成向北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进一步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同北越的密切关系并因此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特别是北越自己不首先迈出调整与美国关系的步伐，后来中国领导人要作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至少也会困难得多。
美国对华政策从1960年代中期也开始酝酿重大的调整，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大国，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在政策层面上，越南战争是横亘于中美之间的实质性障碍。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无一不信奉 “多米诺骨牌”理论, 而且将这种理论同遏制中国联系在一起。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就是为了遏止中国在东亚的扩张，但美国也因此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国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就限制了美国干预的规模和限度，而北越由于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一再拒绝美国举行和谈的建议。据美国方面的统计，直到1968年，美国为和谈而进行的大大小小的试探多达2000多次，但从未有结果。北越坚持武装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向北越提供全面援助的同时，也一再劝告北越领导人不要轻易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中国还在国际上制造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论。
中国支持北越坚决抵抗和顽强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政策，确实使美国政府举步维艰。美国如要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就有必要改变对华政策，起码不能将遏制中国作为军事干涉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要调整对华政策，缓和中美关系，就必须放弃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至少需要首先表明，它确实打算为结束军事干涉作出切实的努力。尼克松看懂了美国政策的症结，1967年秋季，他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阐述了结束越南战争必须要同改变对华政策结合起来，美国需要构建全新的东亚战略，以适应全球战略形势的变化。这篇文章是他周游世界后认真思考的结果，其逻辑是美国的战略调整必须从改变东亚战略起步。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不久，就提出了以“缓和”和在亚洲收缩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尼克松主义”。1969年7月，尼克松出访亚洲，在关岛发表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政策的讲话，强调美国将继续承担条约义务，但是美国不能在每个地方的每个事情上承担每个责任，亚洲的盟友也要分担管理亚洲事务的责任。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交了《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新战略》的报告，提出美国可以帮助盟友的防务，但不会承担保卫它们的所有义务。美国对外政策将包括“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的三个支柱。根据这种倾向于现实和灵活外交战略思想，尼克松政府逐步认识到，应该“抓住中国的现实”，并终于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行“联华制苏”政策。
1972年2月，在经过艰苦的外交努力以后，尼克松终于实现访华，中美迈出了进行战略合作的关键一步。中美的战略性和解对于两国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美国开始通过新的战略均势来扭转因在印度支那均势干涉而造成的极为被动的局面;中国则启动了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在中苏全面敌对和中美走向和解的背景下，中国从1973年开始推行名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战略，目的是尽可能地联合世界政治中的各种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扩张。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变是有长远意义的。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由此开始了从革命者到建设者的过程;对于苏联治下的国际体系，中国从盟友变成了强大的敌人。这在当时还很难说就是中国的胜利，但肯定是苏联噩梦的开端。
尼克松称他对中国的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七天”，这在当时主要是针对全球战略形势而言的。不过，中美和解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战略后果还是给东亚冷战体系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首先是在尼克松访华半年后，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大胆搞了个“越顶外交”，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和解与中日正常化从根本上解构了此前的东亚冷战格局，中国由此改变了对美日关系和美日军事同盟的敌对态度，中美战略合作与美日同盟成为东亚战略稳定的两个牢固的基石。
其次是在大约1年后，美国同越南签订巴黎和约，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军。这一事件不能说都是中美和解造成的，但它肯定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几乎立即改变了以往坚决反对北越与美国和谈的立场，并试图影响北越代表在巴黎谈判中采取务实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中美战略合作遏制了苏联利用美国撤军在这个地区扩张其势力的可能性。苏联虽然在美军撤出后一度加强了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存在，但最终没有能够稳定和长期的立足。由于中国在1979年发动对越作战，苏联利用越南在东南亚扩张的意图化为泡影，越南对苏联则越来越成为一个负资产。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的一大特点是形成了一种所谓“外力推动型”的关系，即中美实现历史性和解的主要动力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遏制苏联战略扩张的安全需要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似乎又一次证明了历史学家们的观察，中美关系的起伏总是取决于有什么样的“第三者”。的确，当时中国领导人在决定与美国和解时，主要是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对美政策的调整与国内的极左政策是背道而驰的;美国领导人同样将安全战略放在首要位置。他们甚至没有考虑，中美关系是否存在不受战略关系支配的内在价值。何况中美领导人是靠秘密外交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他们在走向和解时，各自社会内部的支持力量都非常薄弱。所以，双方都需要采取措施来塑造对方的好形象，以便使对方在本国公众中至少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样做的结果与中美合作必然产生的巨大震动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对对方过高的期望，并使人们误以为只要有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就足以使中美关系万古长青。但是事实表明，共同的战略利益只是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中美正常化则是8年之后的事情，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同步的。
从时间上看，中美和解同缓和在时间上是重叠的。1970年代初开启的东西方缓和是冷战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一进程是否和如何影响了中国政局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不过当时中国内部的确同时出现了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历史学家戴超武的有关分析是非常有启发的，他在《尼克松政府、巴黎统筹委员会与美国对华贸易自由化政策(1969-1972)》中，详细叙述了尼克松政府从1969年开始调整对华贸易政策的过程，并指出中国恰在文革中的这个时段上启动了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现代化工业技术的进程。文革这时表面上看仍然如火如荼，实际上以“四个现代化”为主要诉求的政治潮流已然逐步汇聚起来，并很快被清楚地证明这才是真正的人心所向。针对文革乱象的“治理整顿”与欧洲缓和几乎同步展开，虽然不久即随着邓小平被再次打倒而夭折，但到了1970代末，中国终于发生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
可以确定地说，邓小平是将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结合在一起思考的，他将建立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与中美战略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从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看，邓小平在指导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的谈判的同时，一直在主持中央全国工作会议。他和他的战友们并不仅仅是在准备对越作战，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推动中国的国家战略进行革命性的转变。12月13日，邓小平在参加建交谈判前，刚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做了后来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其核心就是全党要“解放思想”，开始一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革命”。邓小平这时积极推动中美建交，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首先就是“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所以他在建交谈判中要亲历亲为，而且一定要亲自访美。他当时说访美后已完成了历史使命，“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事实上这确实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出访，此后18年从未跨出国门。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一大批范围广泛的合作协议，而且邓小平每到一处都会掀起一股热潮，几天时间便为中美关系打造了相当可观的社会基础，不论在美国公众中、还是在中国百姓中，都是如此，后者可能更甚。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邓小平访美的效果。他说1979年以后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规模和持续性都超过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点燃这场革命的火星固然有许多，但其中迅速形成燎原之势的火星，当推邓小平访美”。不论是从当时中美两国中突然喷发的炽热气氛，还是从后来中美关系达到的规模和深度，以及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所受的积极影响等哪个方面衡量，傅高义的评价基本都是恰如其分的。当然，邓小平当时未必就预见到后来中美之间会发生如此多的矛盾、冲突甚至危机，但他将发展中美关系视为长期的战略这一点从未没有动摇，不论经历多少风雨和挫折都要推向前进。不夸张地说，没有邓小平当年的努力，中美战略合作能否维持到今天是有疑问的。
从东亚冷战的角度看，中美建交的意义首先是夯实了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中美各自内部都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在美国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和福特任期内的行政当局执行力严重受限;在中国则是周恩来受到打击、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等等。这种背景下，中美通过建交再次确认并加固了战略合作的基础，从而能形成了对东亚安全形势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战略关系。这充分体现在建交后不久即发生的中国打击越南的战争，2月15日,中国决策层做出开战的最后决定，邓小平第二天通报美方，中方将对越南展开速战速决式的军事打击，这将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中国开战后，卡特政府向苏联发出了不得军事介入的明确信息，也进行了威慑苏联的军事调动，而且还向中国提供了有关苏军部署的战略情报。中美合作的结果苏联势力不仅最终被决定的挤出印度支那，而且逐步被相当彻底地赶出东亚地区。
如前所述，此时正值东亚地区繁荣兴起之际。中美战略合作不仅为东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战略安全环境，它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结合在一起，也彻底杜绝了苏联模式在东亚扩展的可能，为整个地区(除北朝鲜外)的市场经济改革和经济持续增长与繁荣等，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条件。与此同时, 两国关系也完成了由相对脆弱的“外力驱动型”向比较稳定的“内、外力双向驱动型”的转变，即在两国内部形成了维护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巨大动力，而且还在不断强化，双边关系尽管不断波动但基础稳定，一般的突发事件并不会导致两国关系出现根本性的逆转。这一特点被各种事件反复证明过，最严重的一次是冷战以苏联解体的方式结束，这部分地摧毁了曾经支撑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但事实证明两国关系已经拥有了能承受住这种历史性冲击的新基础。
结束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60多年的关系中，有40多年即三分之二的时间处于冷战时代。那时两国经历了从对抗到和解、再到正常化的复杂过程，留下了大量非常值得思考和回味的内容。本文只是从东亚的视角提供了一小部分解读，即便如此也还是很有启发的。中美关系现在的确面对诸多的挑战，不论是基于何种原因，两国似乎正在接近一个十字路口并需要做出历史性的选择，所以有必要从东亚冷战的视角强调中美两国领导人何以能够做出从对抗转向合作的选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当年对东亚地区的前途达成了共识并做出了承诺，这被明白无误地记载在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与周恩来在上海签署的史上第一个《中美联合公报》之中：“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是中美两国在东亚冷战时代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它证明了当时两国领导人的确目光远大，后来者的确望尘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