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1年——编者注）12月17日是胡适120岁的生日，海峡两岸都举行纪念胡适的学术研讨会。一个出生在晚清，成名在五四前後的知识分子。至今还让无数的中国人缅怀追思，这究竟是因为胡适的思想历久常新，还是因为社会的变动不大，使胡适的思想始终不过时？

由於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往返於两岸三地，有机会和美国、大陆、港台的学生谈到胡适的思想。对美国学生来说，胡适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只是常识（common sense），他们很难理解，这样的「卑之无甚高论」，何以竟能震动一时，开启一个新时代。对台湾学生而言，胡适只是一个过气的白话作家和政论家，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直言、敢言，衡之以今日的言论尺度，都不免失之「温吞」，很难激动台湾少年人的心。至於五四时期胡适意气风发的言论，对80後、90後的台湾青年来说，都已是遥远的「中国上古史」。他们两手一摊，肩膀一耸，来一句，「这和我们台湾人有什麽关系呢？」无论是美国学生也好，港台的学生也好——胡适，毫无疑问的已是个过去的人物。

但和中国大陆学生谈胡适，他们还有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感。读到胡适1919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这几句话：

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

我相信，只要是经过「反右」和「文革」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不能不在心中引起深沉而恒久的震撼。「主义」和「革命」这两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被孔丘、朱熹牵?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今天回看这几句话，依旧是光焰常新。

邓小平与胡适不谋而合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论，一般都将此文视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从此以後，「革命」这个在中国风光了几十年的词，渐渐地，悄悄地被「改革」取代了。中国人也终於从「主义」的迷幻中，走出了「革命」的梦魇。胡适毕生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一点一滴渐进式的改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其精义无非就是「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唯一的试金石。」（《杜威先生与中国》）30年来对胡适思想的打压、铲除，结果竟走回了胡适「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老路。而毛泽东与邓小平之别，也无非只是「主义」与「问题」之争。中国人猛然醒悟到，原来，改革开放大设计师的思路竟和胡适思想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而今我们回看1950年代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无非只是一个政权集全国之力，对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诬蔑和歪曲。但有趣的是被批判的，不但不曾被打倒，反而浴火重生。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後的甘霖。当政者费尽心机要打倒，铲除胡适的思想，结果却把一个在五四时期「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先时之人物」了。（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语）

这一改变，绝不是因为胡适思想，在他晚年有了飞跃，有了进步。恰恰相反的是，胡适思想定型的很早，他不像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胡适四十岁之後，无论在学术上或政治上都少有新理论的提出。然而胡适由20世纪初期「应时之人物」，到80年代反而成了「先时之人物」，却又实事俱在。由此推论，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

胡适幸运不曾被偶像

和鲁迅相比，胡适最幸运的是他始终不曾被偶像化过，始终不曾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毫无保留的赞扬。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三家」—「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褒扬，把鲁迅变成了一个为共产主义冲锋陷阵的旗手。鲁迅地下有知，也会哭笑不得的。鲁迅自己写过一篇题为《骂杀与捧杀》的短文，值得警惕的是被骂的未必被骂杀，但被捧的已被捧得鼻青脸肿，失了本来面目，成了一个人神之间的怪物。

偶像和傀儡，表面上看来，一个受人顶礼膜拜，而一个受人摆布戏弄，似是两极。但实质上相去是极其有限的。所谓偶像化，无非就是要偶像来为一个目的服务，一旦有了服务的对象，偶像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了傀儡了。鲁迅在死前10年，1926年发表《无花的蔷薇》，就已经指出：「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不幸的是，他自己竟防止不了这个「傀儡化」的过程。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就说到，「（鲁迅）死後，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真是一针见血。

胡适始终没有被偶像化，这正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独立自主最好的说明。北大红楼前的五四纪念碑上，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浮雕，而独缺主将胡适。多年来有人倡议在北大为胡适立像，但始终没有得到当局的同意。这种种都说明，胡适至今是个「违碍」。胡适不但没有被偶像化，甚至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平反」。其实平反不平反，对死者来说，已毫无意义。平反胡适，既不能为他增添什麽，也不能为他减少什麽；但对当年判他「有罪」的当局来说，平反胡适这样一个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尊荣，做出过划时代贡献的人物，是可以为当道统治的合法性，加上一个可观的砝码的。

胡适一生服膺吕坤《呻吟语》中「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句话。一个大有为的政府，竟不能为胡适这样一个惊天的「冤假错案」，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当道的道德勇气又何在？

过去30年来，是胡适思想在中国大陆，重见天日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想起《呻吟语》中的另一段话：

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於天下万世。

用政权的力量来迫害知识分子，钳制言论自由，基本上是一种「理」与「势」的斗争。表面上，短时期，「势」往往居於上风，但「理」终将「伸於天下万世」。掌管言论的当道，在禁令下达之前，不妨三复《呻吟语》中的这段话，就能知道「禁毁」的工作是如何的失人心，而又徒劳了。

不自由毋宁死

1954年胡适发表题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文章，将范仲淹九百多年前在《灵乌赋》中的这两句话比作与18世纪Patrick Henry 所说「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有同等的意义，都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言论自由的名言。21世纪中国人的一点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如果依旧要靠知识分子不怕死的脊梁来撑，那麽，近一千年来，中国人在言论自由上的进步又在哪里？我们不能始终冒?生命的危险来「鸣」。范仲淹把「鸣」看成是「人臣」对「人主」的言责，所谓「死谏」是「宁鸣而死」的极致表现，这与其说是争权利，不如说是尽职责。

1948年10月5日，胡适在武昌对公教人员发表题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演说，他痛切地指出：

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

这段话，在今天看来，依旧是切中时弊的。没有政治上的自由，不但「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甚至经济上的富裕，也成了一定的虚幻，因为个人财产，是和言论自由一样神圣而不可随意剥夺的。若因为思想上的问题而可以失去人身的自由，那麽，经济上的富裕，对这个失去了自由的人而言，又有什麽意义呢？

周质平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 

转自：《明报》文化人间官方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