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现在才弄明白，为什么周文王要亲临磻溪，刘玄德要三顾茅庐，问题就出在“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左思·咏史》）草野有遗贤，已成为历史共识，庙堂多陈腐，仍为人们所忌惮。比如，在喧闹嘈杂的网络论坛里，就有一种看法很精辟——“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而在庙堂之上，偏偏就盛产这种荒唐的“中国逻辑”。
应当介绍一下这个逻辑的出台背景。北方有一个“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他们研究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中国特色”的；不仅要研究“理论”，还要研究“体系”。这种研究显然是“高大上”的。《内蒙古日报》（1月16日第九版）专门为这批人开辟了一个“论道”专栏。专栏的功能是什么呢？“论热点之事，明发展之道，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理应如此！”专栏的作用是什么呢？那就是“针对一些模糊观点和错误思潮，正本清源，以正视听……让广大人民群众知事懂理。”（开栏语）
开局新篇，果然出手不凡。在这里，“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这些传统的宣教口径统统忘记了，在他们眼里，人民群众都是“不知事、不懂理”的懵懵懂懂，不明事理的愚众与群氓，只有接受了这个专栏和这些学者的教诲，才能“让人民群众知事懂理”，他们这些人似乎就是起人民群众于愚蒙的开蒙先生。
他们开辟的第一个论题是——《“倒奶”事件怎么看？》如果说《内蒙古乳业发展经验对预防和化解“倒奶”问题的启示》，着眼于当地乳业发展问题的分析，应当被看作体现了“活的灵魂”，下面两个问题，即《“倒奶”事件争论背后的经济学话语危机》、《“倒奶杀牛”:非典型的供给过剩事件》，经过新华网转发，在舆论空间却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对国内乳业发展中的倒奶杀牛事件，如果就什么问题研究什么问题，分析事件成因，提出解决之道，协助政府做好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奶农解决燃眉之急，作为以民脂民膏为活动经费和工资来源的学者们，也是本份所在。然而，他们却不，不知是否认为这样的研究维度，上不了档次，还是引不起重视，他们更注重其观点的宏观性与历史性。他们先是宏观地指出，倒奶事件关乎经济学的话语危机，继而，他们又历史地指出，社会主义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有着本质区别。于是这个奇葩的“中国逻辑”横空出世。
“社会主义倒奶”和“资本主义倒奶”何以就有“本质区别”，他们回答的很眼熟，“资本主义倒奶”具有必然性，“社会主义倒奶”只有偶然性，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规律“肯定”了倒奶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基本规律否定了倒奶的必然性。可见，这个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搬弄的只是已经过时的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他们根本不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37）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似乎比邓小平还高明，竟然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包括倒奶这样的具体事件也区分得泾渭分明。他们根本不懂得何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视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客观评述，“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同上，P225）显然他们也不了解我国为何主动融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甚至为加入WTO大幅度修改了相关的经济与贸易法规。正是包括以上诸点在内的客观因素，才构成了这些学者之研究方向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研究这个理论体系的学者，不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我国现阶段奉行的经济社会政策出发，只会在陈旧的教科书中寻找答案，这样的研究只能是刻舟求剑的教条主义。从其诡辩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却又可以能动性地进行纠偏控制”的说法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我国宪法已经废弃了的“计划经济”体系之中。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不是曾经被派定为计划经济的客观规律么？当这些脑袋尚且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学者，为你解析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几十年的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又怎么可能不产生驴唇不对马嘴的感触呢？
他们之所以会发明这样一种奇葩的“中国逻辑”，大概有其难言之隐，如果不强调资本主义倒奶与社会主义倒奶的本质区别，可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论断缺乏普适价值；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倒奶与社会主义倒奶没有本质区别，如何解释我国当前的社会性质他们又会陷入两难境地。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囿于其理论造诣、学养积累与学风养成的局限，他们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于是借助近年来极左思潮抬头的氛围，从故纸堆里找答案，就成为既省事又保险的学术选择。尽管邓小平同志严肃批评过：“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43）然而，物是人非，时移势易。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已经丝毫不会对他们的学术声望构成任何影响。
一个连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历史阶段与时代背景都搞不清的学者，只会用凝固的、对立的理论教条与传统结论，框定一个既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的运行机制。他们也许根本不了解在资本主义基本规律与社会主义基本规律二者之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世界各个经济体之中真正发生作用的其实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如此的顽强而可恶，无论苏联的坦克，还是中国的文革，都无法将其彻底驱除，最终的结局是，价值规律左右了强权与暴力，而不是强权与暴力左右了价值规律。可惜的是，价值规律却不是划分“姓社”“姓资”的标准与依据，而是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应当指出的是，当今时代，确有一些学者，更加热衷研究政治规律，而不是经济规律，学术邀宠，上达天听，“朝为田舍郎”，说不准就会“暮登天子堂”。
乳业问题，既是生产问题，也是市场问题，研究这样的问题，无视价值规律，无视市场供求，在姓社姓资方面大做文章，甚至试图在经济学领域攻城略地，争夺什么话语权，“本质区别”云云，是否意味着要为迫在眉睫的学术批判或理论斗争进行舆论准备。价值规律是这样的，供大于求，价格走低；求大于供，价格走高。难不成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是贱买贵卖，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偏要贵买贱卖，难不成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不同于价值规律的“中国特色价值规律”。恰恰相反，正是倒奶事件本身，体现了供需失衡之下奶农作出的理性的、无奈的选择。这种选择是这些学者们无法用高头讲章，无法用道德、政治尺度来裁定的利益抉择。一些网友愤愤地说，如果说一定要有“本质区别”，那就是资本主义牛奶倒在了美国，社会主义牛奶倒在了中国。还有的话更刻薄，资本主义倒掉的是牛奶，社会主义倒掉的是毒奶。在笔者写作本文之际，凤凰网转载的《专家：中国奶农倒奶与资本主义倒奶有本质区别》，点击率竟达34037人次，评论居然22740条。这些学者们是否有勇气看看网友们这些评论， 95%以上都是对这些学者提出的批评与指责，其中有些留言比起该学者的长篇大论要客观、理性、深刻的多。
评论这一事件，其实不需要经济学，其中只是体现了某种国民性。鲁迅先生去世前发表了一组《立此存照》，他在其三中写道：“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鲁迅全集》第六卷，P649）“资本主义倒奶与社会主义倒奶有本质区别”，按照这套“中国逻辑”来类推，很容易得出如下一些荒唐结论——资本主义的贪官与社会主义的贪官有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的卖淫与社会主义的卖淫有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的雾霾与社会主义的雾霾有本质区别。“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看来已是病入膏肓。当此之际，真不知何者才是“模糊观念与错误思潮”，莫非学者们就是以此来“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