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近六十年，一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除了资源丰富的国家外，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是实现追赶型增长的成功典范，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几十年持续的高速增长，是因为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具备了一些共同的条件。

数量众多的发展中经济体中仅少数得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这表明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备可以支持经济在一段时间保持高速增长的优越条件。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呢？通过比较技术前沿国家和相对落后的追赶型经济体所适用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不同，研究发现要实现后发经济体对前沿国家的追赶并使其得以在一个阶段内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对前沿技术的模仿学习、经济的开放程度、市场准入限制的降低、教育和科研的投入这样几个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关键性的。

相对于技术前沿国家更应关注原创、创新而言，追赶型经济体应将重点放在学习、模仿和吸收运用上。对于教育的投入来说专业技术方面的教育培训是与追赶型经济体技术学习和模仿更相匹配的，而前沿国家则更需要加大高等教育和研究型大学的投入。对于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这一要求，越接近前沿国家要求越严格，因为准入门槛造成的对竞争的阻碍会越来越妨碍生产率的提升。贸易进出口的GDP占比——经济的开放程度也随着与前沿国家距离的缩小重要性会有所上升。

从东亚国家的追赶发展经验中概括总结，这其中包括政府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制度安排向有利于引进模仿前沿国家先进技术调整、对外开放、出口导向的政策策略以及吸引外资的相应政策安排等多个方面，这些当时相对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基于此才得以有效地吸收先进技术，技术进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实现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并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中国过去三十五年经济发展的成功也正是源于此。

现实世界中，通过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熊彼特增长模式往往与亚当斯密增长模式的要素积累、劳动生产率提升交织在一起。中国的增长故事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不仅激发出个人和企业创造财富的巨大活力，而且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加速了中国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同时，农村一系列体制改革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逐步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中去，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成倍提升。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快速推进，从1980年的18%上升至2013年的52%，总计约有2.6亿农村劳动力在这一期间进入城市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国目前农业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差距仍很大 ，推动劳动力转移的市场力量巨大。中国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将随着这些劳动力进入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而继续上升。辅以对劳动力流动限制的进一步放松，城市化率将进一步提高。

当然，追赶型增长模式的这种高速增长阶段并不是可以无止境地永远持续下去的，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与前沿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可供模仿的技术越来越少，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空间也越来越小。技术引进和模仿进行到一定阶段随着增长空间的被压缩，再要继续保持高增长就需要自主创新的支持。那么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个阀值来标明这样一个从所谓高增长阶段开始下台阶的收入增长水平的界限呢？

逻辑上，追赶型增长到底能走多远，这一发展路径的空间有没有用完主要看与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多大，因为差距的存在尤其是差距还很大的时候就意味着在技术、管理和制度上还是可以继续学习、模仿、消化和改良。对于技术水平的差距可以具体体现在劳动生产率和人均产出水平的差距上。因而，相对前沿国家技术水平的距离决定了追赶型增长是否还有空间，而与过去已经高增长了多少年以及绝对收入水平是否达到某一水平没有太大关系。

目前似有一个共识，即认为按购买力平价估算的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1990不变价）时增长速度开始明显下降，并据此推导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增速下台阶的阀值。这一看法的依据是，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DP分别在1970年和1992年左右达到这一水平，并在之后经历了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而中国在2012年人均GDP已经接近这一水平，因而将面临经济大幅减速。

这一看法是有问题的。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关键取决于与前沿国家的相对差距，而非绝对收入水平。这种差距是动态的，随着前沿国家技术进步的持续推进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简单地以10000国际元（是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方法）作为分水岭不能准确反映相对差距。

同样是从前期接近9%的高增长阶段放缓至5%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不同经济体所对应的绝对收入水平并不相同，以日本、韩国为例：日本在1970年人均GDP达到9714国际元时，相当于当时美国收入水平的65%，之后经济从9%以上的平均增速放缓至4%左右；韩国在1996年人均GDP达到12600国际元时，相当于美国当时人均收入水平的50%，之后GDP增速降至5%左右。如果以现价美元人均GDP来进行国际比较，会发现日本、韩国在经济增速从高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时期，其相对前沿国家的收入水平为30-40%。因而，按购买力平价估算的人均GDP达到前沿国家的50-60%以及按现价估算的人均GDP达到相当于前沿国家30-40%才是追赶型经济体从高速增长阶段减速至中速增长阶段的阀值区域。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仅为美国按购买力平价估算的收入水平的22%，现价人均收入水平的12%，差距仍然巨大。我们还有继续模仿追赶的差距和巨大空间。现在就认为中国的追赶型高增长阶段已经结束为时过早。

换言之，就与前沿国家的差距而言，日本和韩国用了10-15年的时间进一步追赶，其中日本在60年代实现了年均8.8%的高增长，韩国在80年代实现了接近8%左右的增长。借鉴这两个国家的追赶经验，我们认为中国有潜力在未来十年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虽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接近峰值，但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负面影响不宜夸大，因为过去十年的10%以上的年均GDP增长中来自劳动力增长的贡献仅为0.3 个百分点。而且随着50、60后劳动力会被90后替代，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也就是人力资本，在未来10年反而会加速增长，可能会完全抵销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负面效应。近六年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对整体经济效率的外溢效应也将在未来十年逐渐显现，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潜在增长率。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仍将保持在8%左右。

当然，潜在增长率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实际增长。要使这一潜在能力转化为现实，就需要通过改革来消除增长路径上的障碍：反腐败的目标在于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权利制衡的制度设计以及依法治国体制的落实贯彻，政府致力于为企业建设法制化营商环境；户籍制度改革对于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有帮助并推动劳动力从生产率相对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金融体制改革则有助于推动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和融资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