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贫困代际传递理论是一个在西方具有较大影响的贫困理论流派。这一理论在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则是我国反贫困实践中遇到的一个新的难题，因此，对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进行深入 研究和借鉴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贫困 代际传递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是近年来在西方反贫困理论研究和反贫实践中兴起的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重要理论流派。英美等国的一些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在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撒哈拉以南非洲[1]、南亚和东南亚地区[2]、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3]、以及芬兰[4]、美国[5]等国家社会底层阶级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反贫困战略和政策的制订与实施。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在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则是我国反贫困实践中遇到的一个新的难题，因此，对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进行必要的研究和借鉴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贫困代际传递概念

“代”的概念本来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借用到社会学中，便具有了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其自然属性表示人类自身繁衍过程中祖辈、父辈、子辈等代际之间的关系；其社会属性是指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不同代人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代沟”。在后代与前代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在思想观念、文化习俗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就是“代际传递”。

贫困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概念是从社会学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中发展出来的。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贫困的代际传承现象，从而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贫困代际传递”概念。贫困代际传递就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对贫困代际传递概念也存在多种解释。斯坦因伯格（Stenberg，2000）就提出了三种相关性解释，即：与文化行为相关、与政策相关、与经济结构等因素相关。[6]第一种解释强调文化行为因素，与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 1965，1969）的观点相类似。刘易斯在提出贫困文化概念后认为，贫困代际传递以具有各种相互作用的经济的和心理的特征为表征。例如，缺乏适当的学校教育, 穷困的经济境遇，猜疑和缺少社会活动的参预，或者缺乏除了家庭以外的其他任何社会资源，构成贫困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代际传递。一个坚固的核心家庭其家庭成员之间可产生强烈的相互依赖和信任关系，这样可以使年轻一代从年老的一代那里继承其价值观、态度和习俗，从而确保贫困文化代际传递。与社会政策相关的解释特别强调了福利依赖的代际传递性。米德（Mead， 1992）认为，依赖福利的家庭陷入贫困陷阱是因为长期接受福利救济已经使这些家庭的父母和孩子改变了价值观。[7]第三种解释强调了经济结构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贝克尔与托马斯的研究（Becker & Tomes，1986）强调了贫困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8]他们的研究显示，缺乏经济资源阻碍了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也由于人力资本低，孩子们缺少找到好工作的能力。同时，贫困父母与非贫困父母相比缺少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Coleman，1990）。[9]威尔逊（Wilson，1987）指出，贫困代际传递和城市下层阶级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大批制造业迁出城市中心区，使他们失去了城市中心制造业的工作，这使他们减少了摆脱贫困的机会。[10]也有研究表明，贫困父母存在与贫困代际传递相关的非经济资源。如学校教育和家庭结构。由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低影响他们鼓励和帮助自己的孩子完成适当的教育。家庭结构也是造成贫困本身及其代际传递的一个基本因素。如家庭中兄弟姊妹多，或父母离异等都可能导致孩子贫困、缺乏营养和监管甚至缺乏行为榜样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儿童成人后的贫困。在贫困代际传递研究中，儿童贫困（child poverty）也是一个核心概念。儿童贫困意味着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接近资源的机会，而这些资源对他们的成长和摆脱贫困来说恰恰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资源主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环境和政治等资源。儿童贫困也不仅仅是因家庭经济困窘而不能享有适当的物质生活，同时，还包括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的匮乏、家庭社会网络资源的贫乏、表达自己要求和希望的权利缺乏、以及参与权利的缺失等。儿童贫困既是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

二、贫困代际传递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关于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入手，揭示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趋势，得出了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结论：即随着资本积累而产生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1]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和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命运的根本出路——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第一次指明了工人阶级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与后代无法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受贫穷困扰的命运，贫困将在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中代代相传。

社会分层学家认为，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封闭型社会(或传统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主要继承着父亲的阶级位置，阶级继承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如自己通过学习所获得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等)，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或现代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的社会地位主要由自己后天努力取得的人力资本所决定。社会学中的代际流动理论认为，贫困的世代相传问题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中代际之间垂直流动率及流动机制的问题。在一个社会流动率较高的“开放社会”中，个人有较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穷人及其子女也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摆脱贫困，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反之，在一个流动率较低的相对“封闭社会”中，穷人的子女也成为穷人的可能性则大得多。[12]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M.Blau）与邓肯(O.D.Duncan)认为，一个人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它可能受个人的天赋才能、后天努力和家庭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上一代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可能全部或部分地在下一代中再现。为了测量与把握这一再现程度与过程，他们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以“16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为先赋性变量(继承性因素)；以被访问者(年龄在20-64岁的男性)获得的“受教育水平”、“初职职业地位”和“目前职业地位”为自获性变量(后致性因素)，并以邓肯发明的社会经济指数量化了父亲与被访问者本人的职业地位，以路径分析递归模型计算了各个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目前职业地位”的影响。[13]这一“地位实现模型”可用来反映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子女成人后所取得的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但是，这一分析模型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一是该模型的阶层测定将不平等结构纳入了一个简单的等级秩序之中，而现实中的不平等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同时该模型缺乏对社会结构影响因素的考虑，表现出一种个体还原论的倾向。二是该模型采用的路径分析技术假设太多，无法处理复杂因果关系问题，以及该模型忽略了地位获得过程对时间的依赖性。

从国家层面对贫困代际传递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格纳•纳克斯（Ragnar•Narkse）。他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考察了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根源，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造成的，其中，“贫困的恶性循环”居于支配地位。从资本的供给方面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纳克斯认为，产生供给和需求两个恶性循环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人均收入过低的原因是资本稀缺，而资本稀缺的根源又在于人均收入过低，低收入使一国贫穷，低收入和贫困无法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而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其结果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这是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14]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R•Nelson）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中，也提出了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相类似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他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系的循环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为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只要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逼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固定不变。在一个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齐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15]纳克斯、纳尔逊的理论都把持续性贫困看成只是经济欠发展的缘故，强调贫困的存在只因为缺乏资本投资。他们过分强调了储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具有片面性。

从文化角度讨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他在《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ty)的概念，并从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层面对其作了系统研究。[16]他在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比较研究中，发现社会文化是贫困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在社会文化方面是相互隔离的。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穷人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文化体系、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如贫民窟中会形成特有的群体意识和归属感，还使生活于其中的人形成特殊的生活方式（如赌博、举债、靠典当度日等）和行为方式（如自我控制力较弱、自暴自弃等）。这是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贫困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圈内”的人甚至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对贫困者的后代产生影响。贫困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逐渐脱离社会生活的主流，在封闭的状态下，不断复制着贫困。贫困文化论者试图从穷人自身的因素中寻找原因，把贫困归咎于穷人在智力上和文化上的缺陷；将贫困的主要责任推给穷人，认为穷人应该对自己的贫困负责，从而完全忽视了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为一些社会强势集团谴责穷人提供了口实。

近年来，不少西方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十分关注。除了继续从传统的社会代际流动、贫困文化、经济收入等方面研究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之外，还分别从权利的缺失、公共参与、政治资源、环境资源、社会网络资源、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结构、家庭规模与结构、儿童劳动、儿童贫困、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社会安全网的构建、种族、性别、遗传性疾病等方面，拓展了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研究的视角，并取得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三、贫困代际传递理论的主要观点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在分析造成几代人都难以摆脱的持续性贫困成因时不仅强调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强调文化性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侧重从国家、社会、社区、家庭、贫困者个体等几个层面分析贫困何以发生何以再生的根本原因。认为贫困农户的家庭经济行为、社区文化、政治体制、资源、环境和贫困者个体素质等因素在自身逻辑的推动下相互渗透、长期积累和沉淀，导致了这部分群体的代际贫困。

（一）、关于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原因，不少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形成了众多的理论观点。概括起来讲，其中较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要素短缺论。美国著名学者戴维•S•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提出，贫困的原因在于要素的短缺。[17]他所说的要素主要是指脱贫致富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如资本、资源、科学技术等。并由此派生出资本短缺论，资源短缺论、科技落后论等等观点。经济学者倾向于从经济要素配置角度研究贫困性质，认为贫困是贫困者对生产要素——土地、资金和劳动力不能进行有效配置的结果。贫困地区资金和土地都是短缺要素，贫困农户所能够控制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因此，用人力投入替代资金技术的投入，不断增加劳动投入来扩大或维持土地产出和物质再生产，以保证最基本生活消费需求，成为贫困农户经济行为的基本模式。由于贫困地区技术条件的限制，农民增加劳动投入的方法通常是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人口。人口增加不仅直接降低生活水平，而且使得短缺的生产要素更为短缺，达不到正常积累点，贫困无法缓解。贫困农户陷入生产要素流程的恶性循环或低水平资源配置均衡。要素短缺论虽有一定解释力，但忽视了文化和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2、智力低下论。1973年，理查德•赫伦斯坦曾提出，穷人的智商要低于不贫困的人，而他们又常常同智力较低的人结婚，因此生育出低智力的孩子。认为贫困的产生是因为智力的原因。在1994年《钟形曲线》一书中，赫伦斯坦和查尔斯•莫雷重申了这种遗传学观点，将低智商和贫困、福利依赖、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18]这一令人怀疑的理论观点成为某些人指责穷人的口实。

3、贫困文化论。根据奥斯卡•刘易斯以及爱德华•班菲尔德等人的观点，认为穷人已经形成了一种贫困文化。贫困现象的持续加强和循环发生是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引起贫困的价值观和态度。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信仰和行为方式，包括冷漠、屈从和宿命论的态度，对学校教育的不重视，倾向即刻的满足而不是节俭，早期性体验和导致的意外怀孕，不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对权威——无论是警察、学校、政府或社会机构等任何形式——的不信任。当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们对生活和工作的消极倾向使他们难以进入社会的主流。贫困文化既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又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他们试图分析贫困者在文化、价值观上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而后，这些差异又被错误地界定为造成贫困代际传递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和结果。[19]贫困文化虽然存在，但他们将贫困完全归因于有缺陷的亚文化价值体系，忽视了造成贫困的社会结构力量的持续影响。这种主张贫困的原因在于贫困者个人的观点，在国外已受到质疑。

4、环境成因论。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交通条件是贫困的根源。将持续性贫困归因于贫困者与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失败，要么以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为前提认为贫困人口过多，要么以一定的人口数量为前提认为现有自然资源贫乏。[20]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事实上，尽管在大多数贫困地区确实存在着人与环境的矛盾，如人口过多造成的过度垦荒引起环境退化以及自然环境超载从而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等，但这些并不能充分解释贫困地区的长期性贫困成因。因为在人口与环境同样存在着矛盾的很多地区，人们并不贫困；贫困的地区中也有富裕者，而且对发达地区存在的贫困不能解释。不利的自然环境虽然对贫困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

5、素质贫困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贫困的真正原因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发展速度的快慢和收入的多少，而是“人的素质差”——即人们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能力差。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 Inkeles）主张，不发达国家应当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提高个人现代性，以适应工业化进程的要求。[21]“素质贫困观”曾被广为接受并在学界、政界和市民态度中流行。与之相应的大众话语是，既然穷人懒，素质差，那么扶贫是扶懒、保护落后。相应的政策话语是，扶贫牺牲了效率，扶贫本身的合理性值得怀疑。这一观点采用一种单线因果决定论来分析社会、经济这样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失之偏颇；而且，将贫困根源归咎到人的素质差时，其原因又返回到了基础设施薄弱、经济要素水平低、资源条件约束，陷入循环论证。

6、功能贫困论。功能贫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著名哲学家斯宾塞的影响，但与斯宾塞的思想又不完全相同。斯宾塞认为，富人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比别人更强，更优秀；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适应自己生存环境的能力，是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结果。功能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功能和一种需要。功能贫困理论的著名代表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J•甘斯（Herbert•J•Gans）指出：一方面，贫困者之所以贫困，主要是因为他们天赋较低，或者是由于他们不愿意为接受较高的教育培训而付出代价，因而只能担当一些重要程度较低的职位，低职位决定低工资，低工资决定他们处于贫困状态。另一方面，贫困自身的存在对整个社会也有积极的作用；它发挥着某种有利于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有助于保持社会效率。[22]

7、社会排斥论。英国学者Peter Townsend在1979年提出了“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认为当个人、家庭和社会集团缺乏必要的资源，不易获取食物、参加活动、拥有公认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并且被排除在一般的居住条件、社会习惯和活动之外时，即为贫困。[23]与“社会剥夺” （social deprivation）相联系，“社会排斥” （social exclusion ）主要是指一个社会成员被排斥在一般社会大众所应享受的各种社会经济待遇之外。[24]但是，社会排斥只是描述了贫困阶层被歧视、被剥夺的过程和现象，对造成“社会排斥”的原因和结果缺乏深入的分析。

8、能力贫困论。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 Sen .Amartyak）在其代表作《贫困与饥荒》和《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深刻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生产方式的作用，以及贫困的实质。他认为：“要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5]他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所有权是权利关系之一），以及他所面临的交换权利映射（exchange entitlement mapping），而饥饿的直接原因是个人交换权利的下降。一个人所具有的交换权利就其本质而言，取决于“他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地位，以及经济中的生产方式”，但同时也依赖于“市场交换”以及“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他主张，应该改变传统的以个人收入或资源的占有量为参照来衡量贫富，而应该引入关于能力的参数来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核心意义是必须考察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因为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26]同时，森提出，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没有能力，机会的平等是一句空话，也就是说“真正的机会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27]森的“能力贫困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强调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提高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发放失业救济。但是，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只强调主观的能力，却忽略了客观的机会。而且，如果说个人能力的增强主要依靠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话，那么，机会和权利的提供、增加和保障，则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由此，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权利贫困论”，认为森的“能力贫困论”忽视了从权利角度去观察社会排斥。穷人不一定是由于个人能力不足而受到社会排斥，更多的情况是由于权利不足和机会缺失而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

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具体原因，“国际持续性贫困研究中心”的Karen Moore等专家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28] 他们认为，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人口与健康因素：（1）、父母或监护人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教育和技能水平、意愿、态度与品质等；（2）、家庭结构和儿童数量及出生秩序；（3）、流行性或遗传性疾病；（4）、生育和养育过程（包括产妇及婴幼儿保健和营养）；（5）、伤残与智障；（6）、儿童受教育程度与心理素质。

2、政治性因素：（1）、基层政府管理体制与机制；（2）、国家发展战略与扶贫策略；（3）、获得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以及参与决策的权利与机会；（4）、医疗与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5）、教育体制与投入机制。

3、社会与文化性因素：（1）、提供社会服务和社会安全网的质量、获取的途径与机会；（2）、家庭或社区的传统、风俗、规范与价值观；（3）、歧视与偏见（性别、年龄、职业、家庭成份、社会阶层、阶级、民族、语言、身体外貌等）；（4）、家庭社会网络资源；（5）、贫困文化；（6）、历史性因素（包括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各项政策的影响）。

4、经济因素：（1）、劳动力市场（含儿童、青年、老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2）、低生产力与简单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3）、家庭经济收入；（4）、缺乏科学技术、技能和信息；（5）、农产品市场状况及距离市场的远近；（6）、土地资源的数量与质量；（7）、税费负担及其它经济负担。

5、生活环境因素：（1）、低质量的自然资源；（2）、环境退化；（3）、自然灾害（洪涝/干旱/地质灾害等）；（4）、交通通讯条件；（5）、医疗卫生设施；（6）、社区安全与家庭暴力；（7）、社区归属感；（8）、偏僻程度。

（二）、关于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的对策方面，不少学者提出了很多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减少社会排斥，保障穷人的各项社会权利。

许多穷人的代际贫困不是主观因素造成的，而主要是由客观社会环境所导致的机会不公正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许多穷人“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29]政府政策法规的制订者之所以忽视穷人权利，而政府政策法规的执行者也有法不依，其重要原因是弱势群体往往在政策法规的制订过程和执行过程中“缺位”。由于长期无法参与有关规则制度的制订，越来越多的贫困者产生了对社会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对权力集团充满对立与敌意。[30]长此以往，这一弱势群体将被日益边缘化，并进而导致他们对政权合法性产生怀疑，对社会产生反叛行为。因此，政府在政策法规的制订过程中，应强调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要让弱势群体参与制度规则的制订，并促使现有的规则趋于更合理、更公平，从而充分保障穷人的各项社会权利的实现。

2、对贫困家庭的广泛支持

由于贫困家庭的经济贫困影响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政府除了有义务为儿童提供接受正规教育所需的学校、教材及其它一切条件和设备之外，应针对贫困家庭给予广泛的政策性支持，从而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在人力资本的形成上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如免除一切上学费用，并适当给以经济补贴。让每一个贫困家庭的儿童完成公认的摆脱贫困代际传递所需的中学教育。此外，对低收入父母应在两方面给予支持，一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使他们获得工作机会；二是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藉此以增加贫困家庭的经济收入，以保障贫困家庭的生存和贫困儿童获得正规的学校教育。[31]

3、提供健康服务与教育

持续的高人口出生率、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代际传递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因此，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为贫困家庭无论男女提供高质量的生殖健康服务。在妇女健康方面，主要应加强妇女产前产后的照顾、孕妇食物补充、婴幼儿营养和保健、基础公共卫生保健设施等的公共投资。加强生殖健康教育，从而有效控制人口出生率；同时，减少对妇女的各种歧视，提高对妇女适当的社会和经济保护。有效减少不必要的人口出生,缩小贫困家庭规模，提高儿童人力资本质量。这些项目都是基本医疗服务的重点，它们都能够在人口体质和智力发展中的关键时刻和关键环节上产生影响，决定着未来劳动者在市场竞争起跑点上的人力资源素质。如果在这些环节上集中采取公共干预政策，必将起到有效防范和减少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32]

4、为成人尤其是母亲提供教育与技术培训

鉴于在任何国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即使比较低，也能有助于增加儿童完成中等教育的可能性这一事实，加强成人识字计划中的母亲教育对后代教育的获得有重大效益。大多数针对贫困成人的技术培训都限制在25-30 岁的成人。相对地针对30岁以上的贫困者的技术培训项目却很少，使这些人在他们的后半生陷入贫困陷阱。因此，针对穷人的免费教育和技术培训应力求覆盖所有年龄段的成人，尤其是母亲。[33]

5、对少数民族采取特殊的支持政策

少数民族在贫困人口中所占比重大，公共减贫计划应为少数民族社区和家庭提供特别的目标与内容。努力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使少数民族群体跟上社会发展步伐。在公共财政支出方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提高他们的基础教育水平和社区组织化程度；改善少数民族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条件；保护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身份；[34] 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通讯、安全饮水，公共卫生等），构建适合少数民族社区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健全的社会安全保障网。

6、缩小城乡差别

农村贫困地区不仅缺少必要的社会服务设施，而且缺少生产性服务设施。如基础设施、技术服务、信贷市场服务等。农村贫困地区缺少学校，而且教育质量差；农村贫困地区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和服务。在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优先考虑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对农村贫困居民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和行为，统筹城乡发展。彻底打破城乡分治与二元对立的格局，给农民以公平公正的待遇，还农民以创造的机会与空间，这是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生产力、实现人力资源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必然要求，更是使贫困农民彻底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必然要求。

7、实施儿童发展计划

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环节在于消除儿童贫困，促进儿童发展。要消除儿童贫困，促进儿童发展，最有效的办法是国家实施“儿童发展计划”。国家把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放在儿童身上，这是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方法。实践证明，早期儿童保育和发展计划为父母、儿童和社会带来了许多的利益。可有效减少年龄稍大一些的小学和中学生对弟妹的照看时间，他们将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他们的父母作为政府对儿童投入增加的结果而节约更多的可用资源，从而可增加其生产性投入。社会则可以从减少反社会行为和青少年犯罪中获利。[35]教育投资非常高昂而且时间长，即使有较高的回报率，贫困家庭也难以负担这笔投入经费。政府对贫困家庭的这种教育投资支持也是有限的。大多数支持也只限于学前教育、小学和初级中学的学费或教材费，其它开支（如食物、住宿、制报、学习用品、往返路费等）占了教育投资的绝大部分，仍只能由贫困父母负担。因此，政府应有计划地帮助贫困家庭缓解因教育投资增加而带来的预算紧张。这些措施将会有效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

8、调整扶贫战略，提高扶贫绩效

检讨以往的扶贫策略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扶贫瞄准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扶贫对象的确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复杂，常常难以找准真正的贫困人群。二是扶贫项目确定过程中的随意性。扶贫项目难以依据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素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气候条件和市场前景等选择最适合发展的项目，科学论证不充分。三是扶贫项目重立项，轻管理。这也是许多地区扶贫项目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扶贫开发项目立项之后，都安排了一定的起动资金。当项目起动后，却因为没有相应的管理资金和后续资金保障，以及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轻视项目的后期管理，而使得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开发性项目没有效益。四是扶贫资金管理不善。扶贫款的腐败现象和监管漏洞一直是人们深恶痛绝的问题。五是扶贫绩效评估不规范。政府对扶贫效果的评价着重于观察贫困发生率的变化，较少顾及贫困人口中的贫困程度分布，由此导致扶贫项目向贫困程度较轻的群体特别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农户倾斜，使得以往减少的贫困人口大多属于贫困程度较轻的群体，留下的长期性贫困人口往往是贫困程度深且社会关系缺乏的群体。因此，在继续认真实施投资性扶贫计划的同时，加强补救性扶贫计划。在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对遭遇突发性收入打击的单个家庭进行紧急救助，以免这些家庭陷入长期性贫困而不能自拔。

总之，贫困代际传递理论是近年来在西方国家流行的一种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流派。这一理论对贫困本质及贫困发展趋势的理解有其独特的视角。学习借鉴这一理论，为我们调整反贫困战略，寻求对贫困者在社会政治权利的分享、经济机会的获得、受教育权利的保证、社会安全网的构建等制度体制层面上加以创新，作出公平公正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保障贫困者的发展机会与各项社会权利，构建和谐稳定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借鉴。

A Review on The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Li Xiao Ming

(Wu Zhou Teachers College Hezhou 542800)

Abstract: The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ITP) is a quite influencing poverty theory in the West. This theory is not recognized sufficiently in the domestic academia in China. ITP is a new problem in our anti-poverty 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study the theory and to use it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review theor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注释：

[1] Aliber, M, (2001), An Overview Study of the Incidence and Nature of Chronic Poverty in South Africa, Forthcoming CPRC Working Paper. http:// www.chronicpoverty.org

[2] Karen Moore, (2004), Chronic, life-course and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and South-East Asian youth, Research Associate,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CPRC) http://www.chronicpoverty.org

[3] Aldaz-Caroll, Enrique, (1999),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Significanc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IDB,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Social Development Division, Washington, D. C.

[4] Ilpo Airio & Pasi Moisio & Mikko Niemelä，(2004),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n Finland in the 1990s, University of Turku，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Series C:13，http://www.soc.utu.fi/sospol/julkaisut/

[5] Joan Rosalie Rodgers, 1995,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6(1), P187-194

[6] Sten-Åke Stenberg，(2000), Inheritance of Welfare Recipiency：An Intergenerational Study of Social Assistance Recipiency in Postwar Swed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 (1), P228-239,

[7] Lawrence M • Mead,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http://www.soc.utu.fi/sospol/julkaisut/

[8] Becker Gary, Nigel Tomes,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4 (3), 1-39, 1986，http://www.soc.utu.fi/sospol/julkaisut/

[9] James S.Coleman，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Belknap Press, Cambridge, 1990

[10] William Julius. Wilson，The Truly Disadvantaged：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7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08页

[12> Peter M. Blau and Otis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 Y. The Free Press, 1967, P6

[13] Hill, M. S., & Duncan, G. J. (1987). Parental family income and the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of childre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6, P39-73

[14] 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 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15] Nelson.R.R. (1956),《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转引自：于中琴《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世界经济导刊》2002年第12期

[16]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1966)，（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New York，Basic Books——1966,“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215(4), P19-25，

[17]《国富国穷》（美）戴维•S•兰德斯著，门洪华等译, 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8], [20], [22]（美）文森特.帕里罗等著，周兵等译《当代社会问题》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第210, 598-600, 233-234页

[19] 郭晓君，《贫困文化：内涵与界定》，《人民日報》， 2004年03月16日 第九版

[21]（美）英格尔斯（Alex Inkeles）著，殷随君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23] Peter Townsend，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P31

[24] Bill Jordan, A Theory of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P1-39

[25]阿玛蒂亚•森（ Sen .Amartyak）《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页

[26]Amartya.K.Sen，\"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in The Quality of Life，eds.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P30-50.

[27]Amartya.K.Sen，Inequality Reexamined,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7

[28] David Hulme, Karen Moore and Andrew Shepherd, (2001), Chronic poverty: meaning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s, CPRC Working Paper 2,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www.chronicpoverty.org.

[29]克莱尔，“消除贫困与社会整合：英国的立场”，《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年11月第4期第54页

[30] Zhaohui Hong，”The Role of Power-Capital Economy in Chinese Reform”,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a Review（Fall 2002）

[31] Castañeda, T. and Aldaz-Carroll, E. 1999.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some caus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http://www.iadb.org/sds/doc/1258eng.pdf

[32] Karen Moore, (2001),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nd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CPRC Working Paper 8,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www.chronicpoverty.org.

[33] IADB 1998, “The Path out of poverty”, 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s approach to reducing poverty P23, http://www.iadb.org/sds,

[34] Pradeep,Bhargava, 2003, The Threshold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Poverty,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DPM,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7-9 April 2003 on Staying Poor: Chronic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35] Karoly, Lynn., Greened, Peter., Everingham, Susan., Houbé, Jill., Kilburn, Rebeca., Rydell,Peter., Sanders, Matthew. And Chiesa, James. (1998). Investing in our children: What we know and don\'t know about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http://www.questia.com/ ;

作者简介：李晓明（1964--），男，湖南安化县人，高级政工师，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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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农村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