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印度阿萨姆邦的民族冲突震动了这个南亚大国内外。同时，东北部地区的民族冲突还溢出到了印度其他地区，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多地穆斯林组织发动暴力示威，参加者动辄数以千计，游行者砸毁、焚烧公交车辆，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由于传言印度南部地区穆斯林将报复原籍为东北地区的人，成千上万名在南部地区就业的印度东北人逃离南部地区。

其实，民族、宗教冲突是印度的老大难问题，无论是在首都新德里、最大城市孟买这样的腹心地带，还是克什米尔、东北地区之类边疆，都能深切感受到这一问题的冲击。从三甘地之死，到延续数十年的克什米尔动乱，到1980年特里普拉邦大规模民族仇杀，到2008年11月震动世界的孟买特大恐怖袭击案件，到2011年7月13日孟买闹市区的三起连环爆炸案，以及9月7日新德里高等法院爆炸案，再到这次的阿萨姆冲突，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印度民族、宗教冲突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还会继续看到。

思想误区加剧冲突的恶性循环

印度民族宗教冲突之所以历久难息，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刻的经济利益之争就是其中之一。各个族群、宗教群体对自己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满，争夺经济政治发展的机会和财政投入“肉桶”……这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民族宗教冲突的导火索。

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为例，印度穆斯林贫困率就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4年，印度新德里国家应用经济委员会(NCAER)对全印33000个代表性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就总体而言，生活在乡村地区的穆斯林贫困率远远高于全印乡村平均贫困率，城市穆斯林贫困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2005年间，印度穆斯林贫困率(38.4%)为全国最高，比全国平均水平(22.7%)几乎高出七成，甚至高于表列部落或表列种姓的贫困率(36.4%)。而且，印度穆斯林自主创业和在小型私人企业等非正式经济部门就业者多，在正式部门就业者少，致使其收入波动大。2004―2005年间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有 61%的穆斯林劳动力自主创业，印度教徒则为 55%;有 25%的高种姓印度教徒拥有稳定工作，穆斯林则仅为13%。在现代工业和贸易中，很少有穆斯林拥有大型企业或在大型企业中工作;左右印度经济的塔塔、安巴尼、米塔尔和博拉四大垄断财团家族代表的并非印度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而是少数民族帕西族和锡克族，但印度企业前50强中没有一家属于穆斯林。

印度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的贫困与民族宗教冲突之间已经形成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因为贫困，部分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将其归咎于大民族、大宗教，积郁在心，往往诉诸民族宗教冲突的暴力手段以求改变现状，甚至单纯泄愤;且这些极端做法往往打着“维权”之类旗号，令某些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实施极端行为时备感“理直气壮”。倘若领头这么干的人能够藉此赢得民族、宗教“领袖”地位而名利双收，民族宗教冲突将更频繁，更暴烈。但这种诉诸民族宗教冲突的暴力手段反而从两个方面损害了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自身：一方面，主流社会、大民族因此对这些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不良看法滋长，民间投资和就业机会对其避而远之，对政府也颇多怨言;另一方面，这些冲突又驱使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备感不安全，迁居本民族本宗教信徒聚居区，结果使得自己更加孤立，减少了族际交流的机会和就业机会，损害自己发展的前景。在印度穆斯林群体中，这种恶性循环就暴露得相当鲜明。

文化教育水平低下更对印度众多少数民族和小宗教信徒摆脱贫困、对减少民族宗教冲突产生了消极作用。这一问题在穆斯林群体中极为突出。2001年印度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印度穆斯林 7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为 59.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1%)，也远远低于信仰其他宗教的少数群体。其中，城市地区穆斯林识字率为70.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1.1%)11个百分点;农村地区穆斯林识字率则只有52.7%。此后几年，印度穆斯林识字率仍然上升缓慢。2004―2005年间，穆斯林6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只有59.9%，比普通印度教徒识字率(80.5%)低得多。由于穆斯林入学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文化教育水平提高的前景也不乐观。2005年，印度穆斯林入学率为50.7%，低种姓穆斯林入学率只有 36%，在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人当中，穆斯林所占比率最高，达到了 32.6%，1/3的穆斯林女孩从未入学。文化教育水平低下是印度穆斯林人口难以改变贫困命运的重要原因，贫困本身又妨碍了穆斯林家庭子弟接受教育，扭转贫困命运，从而形成贫困与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

民族冲突地区脱贫建设深陷两难困境

印度民族冲突已经一次又一次震动国内外，而其民族冲突背后又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若欲根治，却难上加难。发展经济本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但在印度这样一个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一致性的国家，要在少数民族贫困动荡地区开展经济建设却在三个方面陷入两难处境，这一点在东北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

首先，国防需求与经济开发、凝聚民心难以兼顾。印度政府认为东北地区落后封闭有利于防堵外来渗透，道路等基础设施稀少失修有助于避免未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长驱直入，因此长期刻意规避该地区的经济开发。鉴于东北地区与印度本土民族构成、历史存在根本性差异，这一策略确有其不得已之处;假如印度动荡地区邻国都是经济停滞的国家，这一策略也未尝不可行。但东北地区毗邻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当地土著民族多数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地区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滞后，当地土著居民亲眼目睹西藏天翻地覆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后，对印度的离心力油然增长。

其次，发展经济、开展建设之举往往会成为触发民族宗教冲突的新导火索。在特里普拉等少数民族、原住民聚居区，地方政府为建设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工程而征用土地，使得许多原住民离开家园成为非自愿移民，低效的印度政府又使得他们往往得不到合理安置，最终不得不诉诸暴力冲突手段。而在冲突发生之后，同样是由于印度政府的低效，冲突、暴乱乃至反政府武装长久得不到解决。

同时，虽然印度联邦政府向少数民族聚居的落后地区投入了不少援助资金，但由此催生的经济增长果实绝大多数被头脑灵活、资本雄厚、商业和人际关系网络广泛深厚的外来移民摘取，本地原住民、少数民族所得甚少，新矛盾由此而生。

再次，由于反政府武装活跃，印度联邦政府对东北地区的投入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沦为“资敌”之举。东北地区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仅强迫众多公务员根据其薪金水平向其贡奉“合情合理”的份额，而且直接恐吓威胁地方政府部门，勒索联邦政府发放的开发基金，负责工程承包的总工程师经常在武装分子枪口胁迫下将承包合同批给反政府武装指定的成员，高级官员经常被召集到郊区按照武装分子的命令行事，政府补贴的汽油、柴油、煤油、大米等生活必需品常常被与分离主义组织和地下武装关系密切的经销商垄断经营……结果，印度联邦政府对东北地区下发的开发补助金大部分流入了反政府武装的金库，联邦政府拨给曼尼普尔警察机关用以购置装备的补助金尚未发放到基层就被分离主义组织和地下武装敲诈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