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评赞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1] (P23)。杜甫之庄严、瑰丽、永久，在于他有仁民爱物的博大襟怀和忧国忧民的深挚感情，在于他在唐代诗歌史上集大成与开新境的历史地位。杜诗开辟的新境界，表现在诗歌的题材、主题、意象、意境、体裁、语言等诸多方面。其中，有一点是不应当为我们所忽略的，那就是大量哲理的融入，使其诗中渗透着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智慧。杜甫乃大诗人兼大哲人，是中国古代诗史上继屈原、陶渊明之后的又一位诗哲。本文试对诗哲杜甫和杜甫的哲理诗作初步的探讨。
一
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杜甫，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社会现实，思考矛盾重重的唐王朝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他具有“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与“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2] (P292)，因此他在诗中不仅对当时的朝政国事提出非常切实、具体的意见，而且能够从中提炼、概括成具有纲领性、普遍性的政治原则和社会哲理。例如，《伤春五首》之五说：“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① 指出君臣注重修德，就可以营造出太平时代和谐社会。而君王修德，需能善于纳谏：“先朝纳谏诤，直气横乾坤”(《别李义》)、“端拱且纳谏，和风日冲融”(《往在》)。他还主张君臣节俭，贫富平均，如“众僚宜洁白，万物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往在》)又有《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诗云：“吾闻聪明主，治国用轻刑。销兵铸农器，今古岁方宁。文王日俭德，俊义始盈庭。荣华贵少壮，岂食楚江萍。”这些诗句，是对孟子“以民为本”“仁政”思想的具体阐发，体现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这些诗句，似乎缺少哲理思辨色彩，但中国哲学本来即富有道德政治。正如许思园先生所说：“中国哲人心志不离人事，切于救世。”[3] (P5)因此，上引诗句，正是杜甫终身奉守且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儒家政治人生哲学的表现。
杜甫对社会生活的表现具有一般诗人不可企及的强大概括力。其《有感五首》(其三)写道：
洛下舟车入，天中贡赋均。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诗作于广德元年(763)秋。针对安史之乱后，朝中有迁都洛阳之议，杜甫认为国家政权的巩固，不能仅靠地险，他指出，皇帝必须躬行俭德，减少靡费，所谓的“盗贼”本来就是皇帝的臣民。言外之意，是说君王不行俭德，不能使百姓安乐，饥寒交困的百姓是被逼才造反的。杜甫以其对社会现实隐患的深邃洞察，写出了“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深刻地概括出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他在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则以强烈的意象对比手法，揭露了封建社会贫富悬殊与阶级对立的本质真实，体现了杜甫敏锐感知和高度概括社会苦难的能力。
杜甫反对穷兵黩武。他在《前出塞九首》(其六)中写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诗句申明武备是为了制止外来侵略，立国在守卫边疆；朝廷制敌之道，原不在劳师以用武，以多杀伤为快，擒王则贼众自降。诗人对唐玄宗穷兵黩武、不恤百姓予以批判与讽刺，体现了仁爱精神与仁者无敌的哲思。诚如清代杨伦所评：“大识议，非诗人语。”[4] (P49)
对于君臣遇合之道，杜甫也有深切、独到的理解。《述古三首》(其一)云：“赤骥顿长缨，非无万里姿。悲鸣泪至地，为问驭者谁。凤凰从东来，何意复高飞。竹花不结实，念子忍朝饥。古来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贤人识定分，进退固其宜。”没有好的驭者，良马纵有万里之姿，也会挣扎于长缨之下；没有竹食，凤凰便因无法忍受饥饿而远走高飞。君臣遇合之道，其情其理亦然。君王赏识并善待贤臣，使其心情怡悦，贤臣便会竭尽所能，为国效力，从而使双方达到最佳的遇合状态。杜甫从物理“推”出了古来君臣遇合之理，述古讽今，言浅意深，言简意赅。
饱经战乱灾难的杜甫，对于乱世中的世态人情也多有体味和感悟，常在诗中表达出他对乱世人生的理性认识。例如：“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佳人》)、“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盐井》)、“乱世轻全物，微声乃祸枢”(《麂》)、“穷途多俊异，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这些理性认识是建立在诗人切身感受与丰富体验的基础上的，因此真实深刻，有着感染与启迪人心的力量。
尽管世情如此浇薄，杜甫却从未妥协。他的诗，始终贯穿着一种扬善去恶的爱憎感情。《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对于恶的东西，诗人嫉之如仇，恨不能把它们全部铲除。《除草》诗亦有句云：“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恶树》诗写道：“独绕虚斋径，常持小斧柯。幽阴成颇杂，恶木剪还多。枸杞因吾有，鸡栖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长漫婆娑。”诗中那手持斧柯剪除恶木的人物，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对于美好的事物，诗人满怀爱心，希望它们勿遭厄运，蓬勃成长。再看《严郑公宅同咏竹》：“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浮云长。”看到绿竹其色、其净、其香、其阴凉，都给人美好的享受，诗人多么盼望它们不受剪伐，茁壮成长。对绿竹的赞美，寄寓着杜甫对一切美好的新生事物深切关爱的哲理情思。杜甫对月凝望时，想到的是“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一百五日夜对月》)。正因为他无限珍惜与向往光明，所以地一再呼吁要铲除那些遮掩、侵蚀光明的黑暗邪恶势力。从以上杜甫诗中所揭示的社会生活哲理足以见出，杜甫不仅有超凡的想象力，而且有“从事实中发现概念，从局部中发现一般意义的深刻的智力”。[5] (P124)他是杰出的诗人，也是智慧的长者。
二
饱经战乱忧患的杜甫，对人生有丰富的体验，经常在诗中以饶有理趣的语言表达出种种人生况味或人生感悟，如：“人生交契无老少，论心何必先同调”(《徒步归行》)，“人生意气豁，不在相逢早”(《奉赠射洪李四丈》)，“人生相感动，金石两青荧”(《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但使芝兰秀，何须栋宇邻”(《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这些诗句都表达出他对友谊、知音的珍重。又如：“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义鹘行》)，“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赠卫八处士》)，“人生有离合，岂在衰老端”(《垂老别》)，“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表现了遭逢乱世的诗人对于人生聚散无常、会少离多的悲欢苦甘的体味与感喟。
杜甫满怀高远理想，却一生失意，流离漂泊，因此他对于岁月流逝、壮志难酬的精神苦痛，体验尤为深切。他对季节的变迁非常敏感，在诗中经常写到节候。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说“公诗善记节候”，卷二十四又曰：“杜诗不特善于记事，抑且善于记历。”这正是敏感而强烈的时间意识的表现。“星霜玄鸟度，身世白驹催”(《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一联，以“玄鸟度”与“白驹催”的意象叠加，表达对岁月倏忽而去的惊惧感。但杜甫绝不只关注一己之命运，他在《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诗中写道：“形容劳宇宙，质朴谢轩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壮士悲。”抒发出自古以来壮士流年失意的悲怆。他的《天末怀李白》诗云：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诗中表达对被贬夜郎生死不明的李白的忧念之情。“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二句，意为文才出众者总是命途多舛，魑魅之类的恶人总是喜欢别人有过错。这不仅是为李白的不幸遭遇鸣不平，更是高度概括了千古才士共同的悲剧命运。浦起龙评曰：“直隐括《天问》、《招魂》两篇。”[6] (P401)这一联诗，感情沉郁，思想深刻，蕴含丰厚，不知激荡了多少怀才失意之士的心灵！
仕途失意、漂泊不定的生活境遇，使杜甫常在诗中发出浮生不定乃至人生虚幻的感叹。他写道：“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是生如浮云，安可限南北”(《别赞上人》)、“人生无贤愚，飘飘若尘埃”(《寄薛三郎中》)、“浮生有定分，饥饱岂可逃”(《飞仙阁》)、“此生随万物，何处出尘氛”(《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其二)、“儿童相识尽，宇宙此生浮”(《重题》)、“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可叹》)、“浮生看物变，为恨与年深”(《又示两儿》)、“不虞一蹶多损伤，人生快意多所辱”(《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天意高难问，人情老亦悲”(《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等。这些诗句，反复抒写人生如浮萍飘荡，如白云苍狗，如尘埃野马，的确表达出诗人在颠沛流离艰难困顿中对人生漂泊、命运难测的深切感受。然而，作为一位有着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与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的诗哲，杜甫并没有陷溺于这种浮生虚幻的悲恨之中。相反，他能以达观超脱的胸襟，努力解脱人生失意之痛。请听：“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二)、“人生半哀乐，天地有顺逆”(《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世路多所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复醉，乘兴即为家”(《春归》)。诗人还在《写怀二首》中写道：“达生如弦直，小人似钩曲。曲直吾不知，负暄候樵牧。”坦率地表明他正直耿介又达观任运的人生态度。顾随先生曾赞赏辛稼轩词能“深入人生核心，咀嚼人生真味”[7] (P125)，我们认为，此二语用以评论杜诗，更为精当。
是的，杜甫诗中确有不少悲苦语、愤世语，但更多的，是他执著于人生、并已融入其生命中的积极有为、奋发进取的精神。早在他二十四岁时，遥望壮丽的泰山，心潮激荡，在《望岳》中写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表达奋发向上、攀登绝顶的雄心壮志，与盛唐初期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前后呼应，却比王诗声音更响亮，境界更高远，气魄更宏大。在寄居秦州的艰难境况中，杜甫写作了《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云：“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诗的结尾描绘一匹老马，它悲鸣着渴望去战斗，向苍天挺起坚强的脊梁。沈德潜评云：“伏枥长鸣，隐然自寓。”[8] (P152)这匹老马正是诗人的自我象征。“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这一联诗，同曹操《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样，具有激发人们壮志不衰的哲理意蕴。我们再看杜甫逝世前两年流寓湖北江陵、公安时写的《江汉》：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诗的颔联写他虽远在天外，一片忠心却像孤月般皎洁。颈联借“落日”比喻暮年，抒发老而不衰的壮心。明代胡应麟赞扬这两联“含阔大于沉深”[9] (P72)。尾联，诗人又一次以老马自喻，袒露老当益壮的情怀，并显示人老智高的自信，同样蕴含着激励和启迪人们奋发进取的哲理意味。杜甫在《可叹》中抒怀：“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休？”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念的确是至死不渝。
胸怀博大的杜甫，不仅在诗中表达政治的、社会的、人生的哲理，而且揭示有关自然宇宙的哲理。所谓宇宙，《淮南子•齐俗训》解释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10] (P178)也就是古今天地，无尽无垠的时间和空间。韩成武先生说：“杜甫大概是最先把宇宙意识和时空感受介入诗歌联语中的人。”[11] (P48)与前述《望岳》诗作于同一年的《登兖州城楼》云：“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中二联借海岱、青徐和秦碑、鲁殿表现出宇宙时空的阔大无垠与漫长永久，尾联说他自己素来多存古人的宇宙意识。在登临之际，不免浩叹天地永恒而人生短促，并为此而惆怅徘徊。此诗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样，都表现了宇宙意识和时空感受。不同的是，杜甫用了联语对仗的形式。此后，杜甫在诗中经常目接乾坤，心怅百年，如：“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发秦州》)、“乾坤虽宽大，所适装囊空”(《赠苏四徯》)、“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三)、“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衡州送李大夫之广州》)、“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春日江村五首》)等等，不胜枚举。韩成武先生指出：杜甫“以巨笔写宇宙，以微笔写自身”，“是以时空的绵长、广阔，反衬出作者壮志落空而偃蹇孤微的身世”[11] (P47)；同时，杜甫“把自身的形象放置于广大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之坐标点上，……从塑造抒情形象的审美角度来考察，处在这样的坐标点上，抒情形象便具有了视通万里、思抚百年的特征。这个形象无疑是巨大的，它具有广博的视野，又具有深邃的思维。既具有现实的高度，又具有历史的厚度。深沉的宇宙意识，强烈的时空感受，蕴涵在其中。”[11] (P53)论析颇精辟。从杜甫作为诗哲这个角度来考察，渗透在杜诗中的“深沉的宇宙意识”和“强烈的时空感受”，证明了杜诗哲理意味的浓厚和深广。
杜甫具有广博的仁爱精神，他不仅把仁爱之心推广到天下苍生，而且推广到自然万物。他特别关爱大自然中那些稚嫩幼小却富于生命力之物，用饱含深情的语言，去表现这些小生物活泼可爱的神情、动态与意趣。请看《绝句漫兴九首》其七：“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再看《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类似诗句还有“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等等。在杜甫笔下，物态、物情、物趣连同诗人怜爱、体贴的深情一并跃然纸上。我们品味这些诗意盎然的小诗，从中可以感受到自然万物随性自适的道理。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云：
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俱入理趣。[12] (P252)沈氏所举的这三联诗，都是自然物理的名句。“江山”、“花柳”这一联说：江山好像是在等待我重来，花柳也乐意为我无私地奉献它们的美。诗人在这里揭示了大自然对人类是有情无私的，其弦外之音则是人世间多的是冷酷无情、势利偏私。可见，这一联诗把自然哲理与社会人生哲理的表现融于一炉，含蕴深厚。杜甫《秋野五首》(其二)诗云：“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衰老甘贫病，荣华有是非。秋风吹几杖，不厌北山薇。”此诗乃大历二年(767)杜甫居夔州夔西时作，抒写秋野出游的感兴。诗的首联，便说他很懂得浮生的真谛，所以从不违背自然之常理。“水深”、“林茂”这一联说：水深的地方，鱼儿格外快乐；树林茂密，鸟儿都知道归来。诗人以鱼乐鸟归的自然现象，生动表现了环境对人的生活和心情的重要影响。宋人张戒评曰：“鱼不厌深，鸟不厌高，人岂厌山林乎？……此子美悟理之句也。”[13] (P474)明代谢榛也评赞说：“此适会物情，殊有天趣。”[14] (P1215)杜甫《江亭》诗云：“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这是上元二年(761)杜甫卜居成都草堂时所作。“水流”、“云在”一联，写他看到河水缓缓流淌，云都停止不动，这使他竞争的心思和飞驰的意念都消失了。这两句物与情融，神与景会，极富理趣。明人王嗣奭说：“居然有道之言。盖当闲适时，道机自露，非公说不得如此通透。”仇兆鳌评：“二句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又评：“此章云‘欣欣物自私’，有物各得所之意。前诗云‘花柳更无私’，有与物同春之意。分明是沂水春风气象。”[15] (P800)
杜甫以爱抚的笔触描绘自然生物自由自在、相亲相爱、随性自适的意趣，使他的诗歌对物情、物态与物理的表现生动、丰富又微妙，在这方面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
此外，在杜甫谈诗论艺的诗作中，也有一些蕴含哲理的名句。例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道出了自古文人视作文为不朽盛事的崇高感和写作的甘苦得失感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明多读书、腹笥富才能达到落笔如有神助的境界；“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概括了作诗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又如“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一)等诗句，都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诗文和绘画创作的艺术奥秘，从而具有美学即艺术哲学的高深意蕴。
三
在诗中表现哲理的思考，当然不可能完全避免议论。杜甫确有以议论说理为主的诗作，但这些诗作都饱含强烈或深沉的感情，诗人在议论中挟情韵以行，并以意象的生动描绘映衬，故而既有思想的冲击力，又富于艺术的感染力。例如《前出塞九首》(其六)通篇议论，却无枯燥乏味之感。诗的前四句运用生动通俗的比喻来说理，又用于语言明快活泼的谣谚体，使得诗句饶有韵致。前四句说如何强兵用兵，后四句却道出节制武力的思想。浦起龙评云：“上四如此飞腾，下四忽然掠转，兔起鹘落，如是！如是！”[6] (P7)又如上文引述的《有感五首》(其三)诗，首联先交待洛阳优越的地理条件，颔联又说洛阳仓廪充实、百姓正在盼望皇帝的到来；颈联、尾联却笔锋一转，提出自己真正要表达的思想：不应当只为地险而迁都洛阳，更重要的是革新政治。如何革新呢？“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诗人运用欲擒故纵的手段，使得后面的议论既出人意料又掷地有声、切中要害，引人深思。《滟滪堆》也是一首以议论为主的诗：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天意存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连解缆，行止忆垂堂。[15] (P1281)
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当时崔旰之乱未平，杜甫自成都、云安漂泊至夔州。“滟滪堆，在夔州之西，蜀江中心。夏水涨，半没；冬水浅，出二十余丈。”(引《寰宇记》)全篇以议论为主，但诗人从描写滟滪堆的形象落笔，又以“江寒”、“沉牛”、“云雨”、“如马”等自然意象烘托，在议论滟滪堆之险中注入对国事与人生艰险的忧虑，使情、景、理交融。黄生对此诗评价很高：“此诗，天道神灵，人事物理，贯穿烂熟，又说得玲珑宛转，自非腹笥与手笔兼具者，不能道只字。俯视三唐，独步千古，诚非偶然。”[15] (P1281)
杜甫说他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因此，他有不少诗歌的哲理，是以精美的警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刘勰《文心雕龙•隐秀》曰：“……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16] (P359)又云：“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16] (P361)所谓“秀”，正是指诗中警句，往往有“独拔”、“卓绝”、“动心惊耳，逸响笙匏”的艺术效果。例如《贫交行》：“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愤激斥责世态炎凉与世人的轻佻浮薄。上句形容势利小人如天气一样变化迅速无常，比喻新颖，生动警策，概括力强，“翻云覆雨”成了人们常用的成语。又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联，其意蕴，前有《孟子•梁惠王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又有《淮南子》“贫民糟粮不接于口，而虎狼餍雏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而杜甫仅用十个字，便对贫富生活境况如天壤之别的社会现实作出了更生动精辟的概括，这二句诗便挺秀于长篇叙事诗中。赵翼评赞说：“此皆古人已说过，而一入少陵手，便觉惊心动魄，似未经人道者。”[17] (P22)再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只写对景物的特殊感觉，而思乡忆亲的深情已饱含其中。表面悖理却蕴涵哲理，加之语言凝炼，句法新颖，因此传诵千载。上文所引沈德潜赞赏的“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也都是意象优美，感情深挚、蕴含理趣的警句，它们是杜甫的深刻思想与超凡智慧凝成的璀璨明珠。
有些杜诗，通篇叙事议论，却把哲理“藏”起来，让读者自己去寻思、体味。例如《缚鸡行》：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此诗当于大历元年(766)冬在夔州作，叙写家人厌恶鸡吃虫蚁而缚鸡去卖这件生活小事。得虫失鸡，得鸡失虫，使他陷于两难选择。诗人并不说出他因此事而引起哲理思考，而以“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收束，诱发读者思考世间许多得失是非之事，如以超旷态度看待，人的精神才能得到自由解脱，海阔天空。全篇叙事简洁率真，尾句突然展现一个开阔高远的境界，理趣含蓄有味。前人赞赏此诗“宕开作结，妙不说尽”[8] (P102)，“天机高妙”②，“结语有举头天外之致”③。
杜甫更多的是借助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意象来寄寓哲理。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在论诗中理趣时指出：“……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者；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朕者，著述而如见。”[18] (P228)杜诗即是如此。杜甫的生花妙笔，生动鲜明地描绘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中的人情事物，诸如山水、日月、花草树木、鹰马鹘鹤、皇妃公子、歌人舞者、老叟儿童，还有战乱漂泊、兄弟离散、卜邻择居、故人重逢等等，从中寄寓哲理内涵，引发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他的许多诗篇，是诗情、画意与理趣三者完美的结合，绝无理障。其中一些诗，先写自然景物，表现诗情画意，然后在已营造出的审美情境中自然生发出哲理。如《望岳》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前三联写景。远望，是齐鲁大地无尽的青色；近观，泰山神奇秀丽高大巍峨；山中云气升腾，激荡心胸；暮色时分，极尽眼力，追视归山的小鸟。面对如此壮美的景象，青年杜甫情不自禁地从内心中迸涌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句，把诗提升到哲理的境界。
有些诗通篇描写自然景物，其中蕴含诗人哲理的思考。如《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诗写于杜甫寓居成都草堂时期，咏一场春天夜雨。在对“好雨”的吟咏中，诗人的“‘喜’意从罅缝里迸透”[6] (P914)。这“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是诗人仁民爱物的儒家精神的诗意体现，闪耀着崇高人格的光辉，是审美与求道、灵性与智性的融合。
在杜甫的诗中，诗人与自然物往往融为一体，表现出一种物我忘机、与物偕息、天人合一的哲理境界。如《晚》诗写幽居情事，尾联“归翼飞栖定，寒灯亦闭门”，仇兆鳌分析说：“末言与物偕息，写出优游自在之意。”[15] (P1756)《春水生二绝》(其一)云：“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鸬鹚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仇氏亦评：“公可谓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矣。”[15] (P809)
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往往是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由于杜甫总是怀着一颗深挚的爱心去表现自然景物，因此他的诸多诗歌，总是能令人从物情物态中感悟出普遍深刻的思想哲理。如《绝句二首》(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宋人罗大经评曰：
杜诗“迟日江山丽”四句，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异？余曰：不。上二句，见两间无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情。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15] (P1134)“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这几句话，说出了杜甫有些作品，本无心说理，但诗中自然景物意象仍能使人感悟出哲理来。杜诗中许多写景咏物的佳句，例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春气晚更生，江流静犹涌”(《晚登瀼上堂》)、“大江蟠嵌根，归海成一家”(《柴门》)、“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五盘》)等句，都是深切地描写物情物态的，却能引发人们去思考宇宙、人生、社会的某种道理。试读“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和“一丘藏曲折，缓步有跻攀”(《早起》)二联，诗人说：远方不一定风平浪静，但远方也自有美妙的风景；山路隐藏着许多曲折，只有攀登者才能体味其中的妙处。这不是给予远行人、进取者以哲理的启迪么？写景雄浑壮阔而蕴含最丰富浓厚的，是那首被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诗薮》内篇卷五)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的颔联描绘落叶无边无际，萧萧飘落，长江波浪滚滚，奔腾不息。这是诗人在夔州登高所见三峡秋景。这幅动荡壮阔和景物画面，传达出诗人忧时伤世的悲凉郁勃之情，表现了诗人对宇宙无穷、韶华易逝的人类困境的体认，更展示着诗人对天地自然运动变化的深切感受。而现代的人们，却“从这秋叶飘落的景象中悟出生命发展过程和新陈代谢的规律”，“从滚滚东去的江流悟出事物运动发展辩证过程的原理”[19] (P53)，可见这一联诗所蕴含的情思哲理多么丰富深远！
四
杜甫诗中丰富、深刻的哲理内涵，其生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变动的时代是触发杜甫思考的大背景。杜甫出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开元盛世开始于713年，结束于741年，而天宝十四载(755)冬，“安史之乱”爆发。杜甫的一生正好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相始终。他经历了唐王朝的繁华，体味到了繁华表象下渐渐滋生、激化的社会矛盾，看到了朝政的腐败和这腐败朝政下民生的疾苦，更切身地感受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置身于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作为感觉敏锐、感情丰富、思力沉厚的诗人，杜甫对于这个动乱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生的命运前途，做出超卓而深邃的思考。
以儒为主，兼收佛道的思想特点使杜甫的诗歌折射出缤纷的哲理的光彩。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儒家民胞物与精神是其思想的核心与灵魂。他爱国、爱民、爱家庭、爱生命、爱生活，爱自然界的山水草木、猿鸟虫鱼，关爱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正是这种博大而深沉的爱，使得他能于精细体物中观察物理，能在苦难中思考社会人生，能“寓民胞物与之怀于吟花看鸟之际”④。同时，佛、道思想也是其精神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佛教，“他则一生中始终保持着持久的热情，而且佛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确实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从总体看，佛教固然带给杜甫某些消极影响，但他却能够汲取佛教特别是禅宗的积极成分，给自己的思想和创作增添许多新鲜内容。”[20] 杜甫晚年参与洪州禅同源的南岳系禅法⑤。佛禅思想必然会影响其心境并渗透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那种处患难不惧不馁，保持心灵的平静和谐的精神正是通于禅的”[20]。《后游(修觉寺)》诗“所表现出的那种对现世不忮不求、对外物不粘不滞的心态，让人体会到自心与万物生机契合如一，从而难解的‘客愁’得以消解，则正合禅思。”而其诗中旷达忘机的心态，又无不有老庄思想的浸润。
杜甫颠沛流离的人生体验，是引发其哲理思考的直接原因。杜甫曾经历过裘马轻狂的青年时代，曾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自信狂妄，又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困居长安十年生活，“安史之乱”中被叛军囚禁于长安，冒死逃脱。在任左拾遗时上疏为宰相房琯辩冤，触怒肃宗，遭受审讯。后迫于生计由秦入蜀，漂泊西南，最后病死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上。人生的漂泊、失意，心境的沉郁、苦闷，处境的艰难、困窘，是触发敏感、善思的诗人对自然、人生、社会作深刻思考的直接诱因。如《赠卫八处士》，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诗句开篇，正是诗人对人生聚少离多的体悟和概括，没有这样的体验，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杨德周《读杜漫语》中有这样一段话评杜诗：“‘世情只益睡’，是阅世语。‘吾生亦有涯’，是达生语。‘男儿行处是，客子斗身强’，是真阅历语。‘物情尤可见，词客未能忘’，是真声气语。‘侏儒应共饱，渔父忌偏醒’，‘心微傍鱼鸟，肉瘦怯豺狼’，必身经忧患，才晓读斯语。‘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贝锦无停织，朱丝有断弦’，必身罹谗谤，才晓读斯语。”[15] (P655)正道出丰厚艰困的人生阅历与杜诗富于精辟深微思致的密切关系。
曲尽物理，是杜甫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在中国古代诗中，恐怕很难找出另一位像杜甫这样经常反复地说要“体物”、要写“物情”、要推“物理”这样的诗人了。请看：“流年疲蟋蟀，体物幸鹪鹩”(《奉赠卢五丈参谋(琚)》)；“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屏迹三首》其二)；“物情尤可见，词客不能忘”(《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英雄割据非天意，霸主并吞在物情”(《夔州歌十绝句》其二)。“物理”一词，在杜诗中共用六次：“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伴此身”(《曲江二首》其一)，“高怀见物理，识者安可哂”(《赠郑十八贲》)，“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盐井》)，“古来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述古三首》其一)，“挥金应物理，拖玉岂吾身”(《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三首》其三)，“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难齐”(《水宿遣兴奉呈群公》)。“物理”，指事物本有的特性或盛衰兴亡的规律，这“事物”包括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杜甫还有《病柏》诗云：“静求元精理，浩荡难倚凭。”仇兆鳌评解：“观盛衰倏异，知造化为难凭矣。”[15] (P853)这个在自然、人生、社会的困惑面前，“细推物理”、“静求元精理”的诗哲，正是善于思考和推究事物情事的杜甫的自我形象。
杜甫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人在心境闲静的时候，最能体察物情。《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说：“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屏迹三首》(其二)云：“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仇兆鳌评曰：“拙者心静，故能存道。幽居身暇，故近物情。”[15] (P883)正道出了杜甫的意思。在漂泊时期，当生活稍微安定，心情略微闲适的时候，诗人便得以详玩物情，其对物情细致的体味就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典型的就是成都草堂时期，他写出了许多体物微妙、氤氲着诗情与理趣的杰作。如《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水槛心亭二首》、《徐步》等诗。其《徐步》诗云：“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须。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敢论才见忌，实有醉如愚。”诗人徐步庭中，细观默察，才能见到燕衔泥、蜂采蕊的细微情事。钟惺云：“老杜蜀中诗，非唯山川阴霁，云日朝昏，写得刻骨。即细草败叶，破屋危垣，皆具性情。千载之下，身历如见。”[15] (P683)关于杜甫诗歌体物之精，后世多有评价。如宝应元年《又观打鱼》诗，黄生评：“体物既精，命意复远。”[15] (P921)大历元年寓居夔州时，杜甫有《鹦鹉》、《孤雁》、《鸥》、《猿》、《麂》、《鸡》、《黄鱼》、《白小》一组咏物诗，黄生评曰：“前后咏物诸诗，合作一处读，始见杜公本领含蓄无限。”[15] (P1536)黄生评杜甫大历二年所作《晨雨》诗：“光处始见，叶上始闻，体物而精，而布置风雨云雾四字，能将是日景色，曲折描出。”[15] (P1631)在天宝十载所作《敬赠郑谏议十韵》诗中，杜甫称赞郑的诗才，有“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之语，王洙解曰：“曲尽物理，故无遗憾，才气浩瀚，故有波澜。”可见，在精细地体贴物情物态中，“曲尽物理”，正是杜甫作诗的自觉追求。
杜诗中哲理意味的融入，也是诗歌自身发展创新的必然趋势。诗歌发展到唐代，十分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尤其在王维的笔下，意境诗已经完全成熟。当一种艺术发展到圆熟的境地时，其内在就会有一种求新求变的要求。唐诗新变的力量，突出地表现在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大诗人的诗作中。北宋王禹偁评杜诗曰：“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杜甫诗歌创新表现在题材、体裁、意象、意境、语言、表现手法等方面，影响到中晚唐乃至宋诗的创作。在许多方面，杜甫都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他以诗歌表现日常生活，影响韩愈、白居易等人的创作，宋诗在这方面更是成为一大特色；其以文为诗直接影响韩愈，可以说是宋诗以文为诗的滥觞。其诗中议论，影响宋诗以议论为诗特点的形成；其作诗讲求功力，提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宋诗以学问为诗，明显受其影响。而杜甫诗中哲理，则直接影响到中晚唐刘禹锡、李商隐、杜牧诗中哲理的呈现，并推动宋诗理趣特色的形成。因此，杜甫也是宋诗理趣的开山祖师。
诗哲杜甫与杜甫的哲诗，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开掘其丰富深邃的思想智慧，总结其炉火纯青的表现艺术。
注释：
①本文所引杜诗，均见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浦起龙《读杜心解》引张远评语，第304页。
③杨伦《杜诗镜铨》卷一五引俞瑒评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12月版，第735页。
④《杜诗详注》卷十三引黄生评《题桃树》语，第1119页。
⑤参见张培锋《杜甫“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新考——兼论唐代七祖禅之争》，《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