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随时敏捷”（《进雕赋表》），以诗记史，读其诗可知其世，亦可见其史家笔力。尤其在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时事政局更是详陈于诗。孟棨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注：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甫对安史之乱极为关注，在两京的失而复收问题上倾注了莫大的心力，惟恐君王有遗失，如对当时借外夷以平内乱的政治热点就深致拾遗之意。他具有政治器识，但毕竟是诗人；他具有仁爱之怀，但战争是残酷的；他喜论君国大事，但免不了诗人情怀的局限。前人所谓杜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注：《新唐书·杜甫传》）即以其诗人资质着眼之论。肃宗在危难之时即位于外，欲形成中兴之势，其首要国策是平乱安国。而此时唐王朝已国力不振，唐军势力无以平乱收京，且向唐王朝自称外甥臣国的吐蕃仍有不顺之心，时有边扰。当时回纥势力强大，且居西域关扼要冲之地，气盛势威，是肃宗借外力以平内攘外的最佳选择。肃宗毅然决定用和亲借兵之策，将亲女宁国公主下降回纥可汗，得以借回纥兵力助唐军平叛收京。杜甫就其得失于诗中频申之以非计。本文就杜甫议肃宗用回纥之得失与回纥出援唐军收京的重要作用进行论析，以考杜甫对唐王朝与西域的关系和降公主借回纥问题的观点之得失。
一、唐边事状况与肃宗借兵回纥的背景
唐各朝君主都重视边土的安宁，与邻国的和睦。李渊父子建立唐王朝，对当时强大的外族突厥、吐谷浑采取且战且和的态度，突厥和吐谷浑慑于唐王朝的强大，先后内附请和。贞观八年（634 ）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注：《旧唐书·高祖本纪》）又置酒未央宫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注：《旧唐书·高祖本纪》）高祖镇服四夷的威慑力，开创帝国之威，正如史臣所谓：“高皇创图，势若摧枯。”（注：《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朝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四夷不敢轻唐。贞观中先后平吐谷浑、高昌，破薛延陀，二十年（646）北荒悉平，各置都护府。攻破龟兹、 大拨等五十城，龟兹平，西域震骇。太宗亲阵，东伐高丽，十九年（645 ）破高丽。太宗多次以宗室女嫁各边族首领，如以弘化公主嫁吐谷浑、文成公主嫁吐蕃。十七年（643）薛延陀请婚，许之。 太宗以和亲与外夷建立起甥舅关系，加强了与边国的友好往来，而且在外夷中他威信颇高，被尊为“天可汗”。二十二年（648），“四月甲寅， 碛外蕃人争牧马出界，上亲临断决，然后咸服。”（注：《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年间社会经济繁荣，四周安宁，是历史上有名的治世。高宗朝有太宗传下的基业，一个强盛的帝国，且作有《帝范》十二篇给他借鉴。显庆三年（658）破西突厥，西域平，以其地置都护府。龙朔三年（663）平铁勒。总章元年（669）攻破高丽，拔平壤城，境内尽降， 在其地置安东都护府。三年（670）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置安西四镇。
平吐谷浑，吐谷浑全国尽没。永隆二年（681）尽平突厥馀党。仪凤三年（678）九月，“上以蕃寇为患，问计于侍臣中书舍人郭正一等，咸以备边不深，讨为上策。”（注：《旧唐书·高宗本纪》）上元二年（675 ）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不许。调露元年（679）吐蕃又请和亲， 仍不许。极见大唐气盛，国力之强。武则天朝注重边境镇抚。吐蕃、突厥轮番入寇，皆讨击大破之，收回安西四镇，在庭州设北庭都护府，进一步攻固边疆。圣历元年（698）突厥上言有女请和，“秋七月， 令淮阳王武延秀往突厥，纳默啜女为妃”（注：《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武则天朝边防稳固，能保边守土，颇显国势之强。中宗朝对外夷以安抚和亲为主。突厥寇边，中宗甚忧患，“制募猛士武艺超绝者，各令自举，内外群官各进破灭突厥之策。”（注：《旧唐书·中宗本纪》）景龙三年（709）突厥首领遣使来降，吐蕃赞普遣大臣来逆女。为了安边，
中宗以嗣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中宗能保边境安宁，与周边外族保持友好关系。玄宗朝国力强盛，对外夷的战争有开边动机。如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乙卯， 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乙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注：《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八载（749
）六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注：《旧唐书·玄宗本纪》）。攻拔新罗城，破突骑施于碎叶城，杀苏禄，威震西陲。讨契丹，传首东都，破其余众于禁禄山。玄宗亦以和亲求安，先后以燕郡公主降奚、东华公主降契丹，东光公主降奚、静乐公主降契丹，宜方公主降奚等。契丹和奚降服，吐蕃多次与唐磨擦，尤其是立界碑和石堡城争夺战，迫于唐王朝的国力武威而称臣。开元治世是唐王朝的全盛时期，然最终祸从内起，安史叛乱将辉煌的盛世推到危难境地，玄宗成了弃国逃奔的耻辱之君。他给肃宗留下的是两京的沦陷，灾难重重的乱世。肃宗于危难之时即位，招集兵马欲挽回唐王朝的衰微，既需平内乱又需防外扰，而他的当务之急是收复两京还宫。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756 ）八月回纥、吐蕃遣使至灵武，请和亲，愿助国讨逆，肃宗皆宴赐遣之。肃宗决定借外夷之力助王师平叛收京，而最可靠最强有力可借助的是回纥。
肃宗的降公主借回纥平乱安国之策是在极其艰难的状况下逐步实施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二、杜甫对肃宗降公主借回纥的讽评及杜学家的评笺
杜甫亲历玄肃代三朝，目睹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肃宗治国平叛问题至为关切，在降公主借回纥上否定肃宗的举措，并在诗中提出异议。此时他避难客居秦州，因宁国公主事而动忧国忧民情怀，作《即事》诗议论之。诗曰：
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已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剩宝衣。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
肃宗乾元元年（758）七月册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
以宁国公主嫁之。乾元二年（759）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死， 宁国公主“依回纥法，剺面大哭，竟以无子得归。秋八月，宁国公主自回纥还，诏百官于明凤门外迎之。”（注：《旧唐书·回纥传》）杜甫开篇即否定肃宗和亲之举为非计，末言叛军气焰犹嚣张，而借回纥平叛收京并非上策，事与愿违，和亲实无益。黄鹤谓此诗当作于乾元二年。王嗣奭曰：“和亲作俑于汉，而历代遵为御戎之策，公却非之，盖验诸已事也。结语正发其意。”（注：王嗣奭《杜臆》卷三。）杨伦谓此诗“言回纥本不足恃，至此云知和亲无益耳”（注：杨伦《杜诗镜铨》卷六。）。朱鹤龄曰：“此诗言和亲之无益也。时人主不肯殉葬，又以无子归唐，则回纥之好失矣。然向者结婚回纥，实欲资其力以讨贼，今贼方索战而回纥之好中绝，其如和亲之本意何？”（注：杨伦《杜诗镜铨》卷六。）仇兆鳌评曰：“此诗讽时事也。和亲事却非，谓一失而三失具焉。初与回纥结婚，本欲借兵以平北寇，孰知滏水一溃，花门同破，此一失也。且可汗既死，公主剺面而归，抛髻剩衣，忍耻含羞之状见矣，此二失也。是时思明济河索战，而回纥之好已绝，与和亲本意始终违悖，此三失也。”（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七。）诸家均揭示出杜甫对肃宗降公主借回纥的非议。显而易见，杜甫特作此诗以表示对肃宗和亲借兵回纥之事的否定态度。
回纥收京后久留不遣，杜甫忧其为害，作《留花门》以讽，诗曰：
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长戟鸟休飞，哀笳曙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此诗按仇注当亦是杜甫乾元二年秋适秦州后作。花门，赵次公注曰：“花门即回纥之别名也。”（注：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内帙卷七）钱谦益注曰：“唐地理志：甘州领县二，张掖、删丹。删丹县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军之东北有居延海，又三百里，有花门堡，又东北千里，至回纥衙帐，盖花门在回纥东南，置堡于此，所以为控扼也。岑参《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宝中，匈奴回纥寇边，逾花门。”（注：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二）回纥助唐军收复西京后以战兵留在沙苑，回纥叶护云归灵夏取马，再助唐收范阳讨除叛军残部。王嗣奭评此诗曰：“隐忍用此物，隐忍二字，有说不尽之苦在。不得已而用之，如何可留？题曰《留花门》，病在留字。……钟云：说尽客兵之害，千古永戒，曰此物，盖厌恶之极矣。”（注：王嗣奭《杜臆》卷二）张潜云：“此物二字言不得比于人类也。”（注：杨伦《杜诗镜铨》卷五）杨伦引唐仲言曰：“肃宗以回纥兵收京，久留不遣，子美虑其为害而作是诗。”（注：杨伦《杜诗镜铨》卷五）仇兆鳌注曰：“言缔婚之举，适足骚扰畿辅。”（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七。）末二句言养马苑中，不能剿贼而反以妨民。仇兆鳌曰：“言回纥千骑撇烈如此，而太行烟尘之侵逼又如彼，然则花门之留，亦何救于原野萧瑟乎。盖甚言借兵之无益也。”（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七。）此诗反映出杜甫对回纥恃功恣肆，久留不归本蕃的忧患，并讽肃宗和亲借兵非计，留下后患。
杜甫于至德二载（757）作《北征》诗，
其中有对肃宗乞师回纥的议论。其曰：
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改色，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佇，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此诗记安史之乱时杜甫自行在往鄜州途中事。黄鹤注曰：“此诗述在路及到家之事，当在《羌村》后，至德二载九月作。”（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五）诗言肃宗虚心以待破贼，但当时众议纷然，恐回纥不能助唐军收京而反会为害，时议非计，以为国家自有恢复中原之理，唐军自可破敌，不必用回纥之力。王嗣奭评曰：“观下文所以为君国虑者，如言回纥云：其王愿助顺，其俗喜驰突。二语曲尽夷情，所以却之难，而禁之不易。而少为贵三字，深得处置之宜。又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见不可全恃夷兵，但借为先驱耳。语语经济中窾，此必平日所熟筹于心者，始知怵惕未出，恐君遗失，非回头话也。自比稷、契欺我哉？……公深以借回纥兵为非计，故云圣心颇虚佇，时议气欲夺，后回纥果为唐患。”（注：王嗣奭《杜臆》卷二）仇兆鳌曰：“此忧借兵回纥之害，妖氛豁，天意回矣。回纥助，人心顺矣。此兴复大机也。但借兵外夷，终为国患，故云少为贵。虚佇，帝望回纥，气夺，群议沮丧。”（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五）复曰：“是时名将统兵，夺正兼出，可以收两京、定河北，而擒安史，此为制胜万全之策。”（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五）杜甫以肃宗乞师回纥为非计，以为唐军自可长驱收京，因于诗中叙专用官军之利，直陈肃宗当专用官军之意。颇见其惟恐君王有遗失之忧。除上列几项外，杜诗中议肃宗和亲借兵平叛收京之事，并以为无益者尚多，如：“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青海今谁得，西戎实饱飞”（《警急》）。“复道收京邑，兼闻杀犬戎。衣冠却扈从，车驾已还宫。克复诚如此，安危在数公。莫令回首地，恸哭起悲风”（《收京》）。“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忆昔二首》之一）。等等。又如其《遣愤》诗曰：“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仇兆鳌注曰：“此为回纥骄横，作诗以遣愤也。回纥方矜功邀赏，而总戎又不得其人。此皆时事之可愤者。今朝廷之上，宜思养毒贻患，急震威制防之。毋令其再恃军功辱及廷臣也。”（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七）仇所谓辱及廷臣，其事唐书有载。此诗追忆回纥助讨史朝义时，矜功恣肆侮辱朝臣，甚至搒捶至死，因愤言回纥之害，谓肃宗降公主借回纥之举实为国招祸，养毒贻患。
三、肃宗借回纥平叛收京的成功与有益
杜甫频申降公主借回纥之弊，那么肃宗借兵回纥之举对平叛收京究竟是否正确，回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起到的作用如何，和亲是否无益，以及肃宗借回纥苦心对收复两京是否有实效，重振唐王朝国威于国于民是否有益，都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其真相。
国不可一日无君，而肃宗则被拥戴在外。肃宗于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即位于灵武，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