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以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一个时间段对明朝从财政－经济－社会－官方文化－政府的关系进行逻辑探析，揭示了明朝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科学的说明了明朝灭亡的原因。被誉为“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黄先生倡导“大历史观” 并主张“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影响巨大。
这本书其实是黄仁宇先生一部有关中国历史体系的随感。其叙述简约但思想深邃，视野开阔并逻辑明晰，作者的史学素养和叙写的时间贯穿（从夏商周到近现代），使“大历史观”凸显并将中国的历史性格深刻展现。
黄仁宇先生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重大贡献，首先是推翻笼罩半个多世纪的郭沫若标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苏式教条历史发展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从此，中国史学再不复以阶级斗争论。他开拓性将中国历史发展划分为：部落阶段、封建时代、帝国时代和现代社会，核心将帝国时代分为第一帝国（秦汉：树立楷模）、第二帝国（隋唐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第三帝国（明清：内向非竞争性）。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他深刻分析并重点阐述帝国阶段及各个朝代的特性，系统展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性格特征。
本书突出特点是深刻的实证分析，论述相当精辟。仍然以税收－财政－政府－国防与产业－人口－意识形态的矛盾为分析核心，强调“自耕农”和“数目字管理”等关键字，探析朝代更替与历史变迁的根本原因。突出中国的历史性格。说明中国历史性格除标题的简约概括外，又从多个特殊点具体阐释。这些特殊点包括考古发现的历史遗迹和宗教艺术、文化心理、族群关系、行政体制与文官心理等等。行文看似随意，然而逻辑清晰。
（一）实证“人本”的基本观念。“如果秦始皇完全相信超自然的力量，那么他为何不以大规模的人像代替数目众多的兵俑？为何不用超人的神像，每座几丈高，有如今日犹俯视阿斯旺水坝（Aswan Darm）的努比亚（Nubian）大神像？或者制造出来三头六臂，有如印度教的传统？实际上陶塑兵俑大可以成批用翻砂的模式依样制成，有如大流士之听政所（Darius’Hall of Audience）前的浮雕像，甚至如康士坦丁大帝凯旋门（Arch of Constantine）上个个千篇一律、生气全无的人像群。”（p042）“陶制兵涌可以视作一种历史文件，它证实了历史书里所说战国时全面动员的事迹，它也指出当日百家争鸣之所述非虚。它也表明中国2200年的历史，确有垂直的茎干存在，很多带有中国性格的特征在当日即已出现。这种系统在上端必有设想而成的成分在内，而介于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间。”（p042-043）
（二）强调中国历史性格中“天下”理念与怀化文化魅力。“匈奴组织上的初期成熟对中国的帝制一统有连带关系。这也就是说当中国全境一统时，游牧民族也必具有类似的结构，反之亦然。汉时匈奴已有24个部落的结盟，他们力之所及绵亘1500英里，自东北至于青海。公元前200年，他们曾号称以30万骑兵围汉代创始者刘邦于今日之山西。上述数字可能夸大，但是无疑的，在重要战役里他们不难以10万之众，投人战斗，并且不必全数集结，而是在战场上协定，分成若干纵队。因为他们以游牧为生，在环境上占优势，此即军事理论家所谓‘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当中国人尚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之际，北方之劲敌则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骤。他们的及龄壮丁早已在马背上，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他们从来不缺乏流动性”。（p050）“两方交战时其程序极为残酷，因为战场就是沙漠及其周边的草原地带，环境本来就萧条。当两方交锋之际，绝无后撤退却之可能，而以汉军尤然。战败者固然难幸存，即战胜者亦死伤惨重，逃脱几全不可能。俘虏数少，而交换之俘虏尤少。投降的则依例改换身份，从此终身夷狄。汉军战胜时则对部落之牛羊一网打尽，视作战利品。反之游牧民族要能伸手抓住南方汉人，其惨酷少恩，也少幸免之地。汉代的征伐无非展开一种序幕，以后这两种文化尚要长久地在历史中胶结，没有一方能以永久的胜利或全面的失败改变局面。影响所及在中国的文艺作品里留下一大堆抒情的作品，有些爱国心长，摩拳擦掌地发出好战喜功的声调。也有很多在吟咏间，表现着厌战而盼望和平的衷曲。”（p050－051）
（三）剖析早熟的国家形式与文官生态与意识形态的内部矛盾。“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以知识为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提倡”。（p073-074）“地方政府原来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而短于经理上的能力，如此一来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p073）“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p178）“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可是他们讨论的范围纵使渊博，彼此间的不同纵然多途，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在这前提之下，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但丁（Dante）抛弃了衰落贵族身份而参加了富豪政治圈；乔叟(Chaucer)为伦敦一位关税监督所雇用；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至伦勃(Rembrandt)，他们的赞助人或为教皇或为大绅商。与之相较，上述5位宋朝的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p178）“明代的官僚既缺乏技术上的能力去解剖‘硬’的问题，转而以争辩对付‘软’的问题，于是涉及道德标准与皇位之继承。而对于朝代覆亡的责任，也以同样方式对付，亦即避坚而从柔，在各种传说之中夹杂着理智上取巧之处”。（p241）“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它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有泥土气息”。（p268）
（四）宗教精神的形式化。“可是这些石窟看似各随己意的构成，而无全面的设计，也缺乏统一的尺寸。虽说有些设计，有皇帝皇后的资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争光，然其构造却摆在风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壮观同时也是满目疮扉的，有如梦吃。这和法国亚眠（Amiens）和沙特儿（Chartes）教堂门前“石刻圣经”之整饬成为一种尖刻的对照。虽然如此，露天博物馆也真能表现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种在野之人的宗教，不借宗派的力量而能及于细民。它的神学宗旨，不必有待于苦修，可以立即发生顿悟之功效。同时它也可以为知识分子作为形而上思考的一种题材。它之五花八门也确 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 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p100-101）
（五）“人本”理念与专制体制的矛盾。“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天性不容于代议政治”。“汉朝以一种推荐制度使百官来自各地区，可是代议政治无从下手，因为下端的小自耕农每人只有小块耕地，而全国如是之农户以百万千万计，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农为佃农。过去的经验，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国的税收来源，使官僚组织僵化，因之而使全国瓦解。唐朝已推行科举取士，也控制着政府基层的人事权，只是让人更觉得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p122）
（六）意识形态的泛化。“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p126）“朝代之富庶根据当日的标准，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它是一种被动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种筹谋协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为国家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纽带”。（p170-171）
书中以下有关近现代中国的论述应该引起思考：
“当社会下面各阶层仍无法管制，而且上下之间适当的联系尚未形成的时候，威士敏斯特的人物换班不足以构成任何突破。我们必须注意问题症结在整个国家组织，不仅是权力的分配或执政者的个性”。（p319）
“以这样的眼光看来，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明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p325）
“另一方面，又有对意识形态死硬不肯放松的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工具，而是倚之为自身安全的保障，这样一来纠纷才多了”。“总之则20世纪末期没有人能够说他全部遵守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整个国家”（p340）
“这样看来，今后中国可能继续其典型的矛盾而避免极端。这种办法也是环境逼然。实际上，一方面既要扶植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防止其过度发展，也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揭橥的宗旨，已在半个世纪之前宣布流传。很可能这也是发展较迟的国家今后通用的办法。只是在中国一切还未成定型之前，这个两端讨好的办法免不了产生一种照片上双重曝光的印象。以一个国家追求两种“主义”，也使人猜想它们所代表的力量必将斗争得你死我活”。（p340-341）
“因内战而在1945年及1949年来留下来的恶劣情绪亦不足为永久的仇恨。中国国民党和中共都曾与日本作战，不仅两方都已与日本采取和平方式，而且在很多方面两方都已从事善意合作。宽大之美德，也为两方所重视。蒋介石生前即已原宥一打以上和他作对的军阀，毛泽东有一个儿子在韩战中殒身，可是他开怀接待尼克松。如果年轻一代并未实际参战，倒要将双方的仇恨永久化，则是不可思议了”。（p346）
2014-12-29于峻修堂书斋
（作者系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