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商”的内涵、演变及其特征

“客商”的说法源于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商帮中的“客家商帮”。“客家商帮”是明清时期广东四大商帮（潮商帮、广府商帮、客家商帮、海南商帮）之一。客家人在粤闽赣交界山区发布比较集中，在明清以至民国时期这些客居地方都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商界巨子、实业家，但由于传统商帮的地域性很强，一般江西的客籍商人归属“江右帮”，福建的客籍商人归属“福建帮”。比如大名鼎鼎的商界巨子胡文虎，虽是客籍商人，但是福建人，在商帮文化视野中仍归属“福建帮”。目前中国商业史研究中的“客商”亦特指粤系“客商”，即广东“客家商帮”，简称“客商”。经过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传统商帮大都消失，但由于“客家商帮”强大的社团组织作用，在剧烈变革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存在中壮大。“客商”是在现当代仍然活跃的传统商帮，也是目前仅存的两大传统商帮之一（潮商、客商）。由于客家社团超地域甚至超国界的文化社会联络作用，目前“客商”已经不再是传统商帮的内涵，而是指全世界的客籍商人、实业家，是目前华商网络的重要成员和积极组织者。

“客商”的形成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期“客商”，以清中后期“过番”到南洋的广东客家人为主体，活动时间在“洋务运动”以前，以南洋垦殖开发和建设为主要活动特征。早期“客商”是当时南洋各地的开埠先锋，为南太平洋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至今当地人民还对他们塑像或立碑纪念。代表人物有罗芳伯﹝1738-1795，广东梅县人，曾任东万律（今印尼加里曼丹）“大唐总长”﹞、叶德来﹝1837-1885，广东惠阳人，吉隆坡开埠功臣，曾任吉隆坡的甲必丹（相当于今天的市长）﹞。二是近代“客商”，以洋务运动后回国兴办实业的广东客籍实业家为主体，以高举实业救国旗帜和弘扬儒商文化为主要特征，代表人物有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张弼士（1841—1916年，广东大埔人，中国葡萄酒制造业、农业机械制造业和玻璃制造业的创始人，中国近代海运业、铁路业和金融业的奠基人之一，近代海外华文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海外

“华商”组织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张榕轩张耀轩兄弟（1851-1911、1861-1921，广东梅县人，曾任印尼的“甲必丹”和“雷珍兰”，近代中国铁路业发展的奠基者和推动者之一）、姚德胜（1859—1915，广东平远人，马来西亚怡保的开埠功臣，当地中华商会的创始人，著名爱国侨领，粤东山区近代工业的先导者）。三是现当代“客商”，属于华商网络的重要成员，没有籍贯和国界限制，以客籍为标志，以海内外的产业大王为领袖，以客家社团为纽带，以爱国爱乡连

结海外侨商积极支持国家建设尤其是文教事业为主要特征，代表人物有曾宪梓（1934－，广东梅县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原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领带大王”、香港金利来企业集团董事局主席）、田家炳（1919－，广东大埔人，著名慈善家、“人造革大王”、 香港田氏化工厂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家炳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从“客商”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看，“客商”具有明显的四大特征。第一，“客商”多为外拓商。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早期“客商”和近代“客商”多从事海外垦殖和贸易，主要是东南亚诸国和港澳地区，洋务运动以后才回国兴办实业，但海外尤其南洋仍是“客商”重要集聚地和大本营。二是“客商”包括当代“客商”的资本形成主要是以侨资为主，经营市场也多面向海外，“四海为商”是“客商”的美誉。经济往来历来是世界沟通交流的主要方式。近代以降，经济贸易成为国与国之间友好往来和交流的核心内容。因此，可以说，两百多年 “客商” 的发展之路，不简单是经商谋生之路，而是开拓和平之路。第二，“客商”多是创业商。因为客家人独特的传统情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客家传统意识里，读书致仕才是正途，作生意是迫不得已。因此，“客商”们成功以后，大多或从政或作乡绅，子女多读书治学或从政，较少形成专业的商业家族。第三，政、商结合的事业观。客家教育中的致仕情结很重，祖屋的堂号堂联显示着先祖的致仕功业，堂前专门设有功名柱，堂屋中陈列的大多是功名匾誉。这种教育导向形成“客商”浓烈的致仕意识，积极参政议政。早期“客商”多为南洋各地的地方官员，近代“客商”多为“红顶商人”，张弼士曾担任清政府首任驻马来西亚槟榔屿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太仆寺正卿、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戴头品顶戴，后又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及南洋宣慰使、约法会议员、参议院参政、华侨联合会名誉会长等；姚德胜得清廷诰授资政大夫候选道职衔、赏戴二品顶戴；张榕轩曾任清驻槟榔屿副领事、花翎二品顶戴候补四品京堂，张耀轩花翎三品卿衔江西补用知府。现当代“客商”在参政议政方面也显示了他们卓越的才能。第四，“客商”是以文化认知为纽带的团体。客家概念是历史移民的产物，客家话是客家人认知的最直接形式。“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列宁语） 也是文化的基本符号。客家人、客家话的基础是客家文化。中国传统商帮基本是以地域或行业结帮，而“客商”则以文化集聚。[1] (P6)

由于资料限制，本文论述以广东“客商”为主体，同时采用大历史概念，本文的“现代”也包括当代，即泛指现当代。

二、“客商”与近现代中国

（一）“客商”是近现代“实业救国”和“实业兴国”的重要力量。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工业化。兴办实业，发展民族工业，和西方列强竞争，是近现代爱国兴国的根本，是爱国实业家的历史使命。“客商”是近现代高举“实业救国”的爱国商帮。仅张弼士一人，就是中国葡萄酒制造业、农业机械制造业和玻璃制造业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近代海运业、铁路业、金融业和海外华文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张榕轩张耀轩兄弟是近代铁路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姚德胜回国定居后，锐志建设家乡，投资创办印刷厂、纺织厂，开客家地区农村发展现代工业之先河。据统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香港及海外被称为行业大王的“客商”，仅“客都”广东梅州市就有10人左右。[2]

近现代史也是中国走出“天朝大国”迷梦，融入国际竞争的历史。经济实力的角逐，是国际竞争的核心和基础。发展实业，提升民族工业的竞争力，不仅是实业家的职责，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的保护和支持。晚清和北洋政府的腐败，使爱国实业家“实业救国”的理想屡屡受挫。呼吁社会引导政府重视支持民族实业的发展，是当时先进实业家的伟大举措。张弼士在清末首倡设立商部，保护华商利益。他在担任清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太仆寺正卿以及北洋政府的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和南洋宣慰使期间，多次倡议政府兴办实业，振兴民族工业，积极鼓动政府保护民族工业利益。1910年，江南开劝业会，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带头捐资20万光洋，用于倡导“实业救国”。1911年的“保路运动”，广东的带头人就是张弼士，他强烈要求清政府收回出卖的路权，呼吁保路权在于“夺外蔑视之奸胆，申张正义以绝阻谋”。中国第一个具有比较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实业家、一代“儒商”郑观应对张弼士尊崇备至，誉其为“商务中伟人”，并亲自撰写《张弼士君生平事略》，书中有感言：“所最难者，拥厚资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惮焦劳，无非欲提倡实业，遂其救国救民之志”。[3]

改革开放后，当代海外“客商”不仅携巨资回国兴办实业，振兴民族工业，而且“客商”领袖还利用参政议政的机会，为政府出谋划策，改善引资环境，支持实业发展，同时还利用海外中华商会的组织功能，团结海内外华商，积极开拓民族品牌，为“实业兴国”作出杰出贡献。著名的除曾宪梓、田家炳外，还有熊德龙（1947－，美国中华工商团体联合会会长、美国熊氏集团主席）、余国春（1951年－，广东梅县人，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国货大王”、“裕华国货”董事会主席）、刘宇新（1940年－，广东兴宁人，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外商投资公会副会长、香港宝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侨生（1945年－，广东丰顺人，南洋客属总会副会长、“东南亚钢材大王”、新加坡隆英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等。国内“客商”也在改革中迅速崛起，继承先贤的优良传统，在“实业兴国”方面成绩显著。著名的有洗涤业巨子梁亮胜（广东梅县人，全国政协委员、丝宝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2003年福布斯富豪榜第33名）、地产巨子朱梦依（广东丰顺人，合生创展董事局主席、2006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第3名）、印刷业巨子林光如（广东梅县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星光集团董事局主席）等，梅县雁洋镇在上个世纪末崛起一个客籍实业家群体，名震广东，极大地壮大了国内“客商”的声势，其中有著名的现代农业典范模式――“雁南飞模式”的创造者、宝丽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叶华能等。

（二）“客商”为中国传统“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杰出贡献，是现代“儒商”文化的积极践行者。在中国传统商帮体系中，“客商”和“徽商”是传统儒商文化的积极代表。徽州是朱子故里，有其他地方不可比的儒学传统。徽人广建书院，崇儒重道，形成了“儒风独茂”的地方风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徽商“贾而好儒”的特征。[4](P96－102) 徽商的“精神领袖”之一、明代汪道昆的两句话是对徽商这种特征的最好解释：“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响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能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太函集》卷五二《海阳处士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余唯乡俗不儒则贾，卑议率左贾而右儒，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太函集》卷五十四) 客家人是衣冠南渡的中原诗礼缙绅后裔，历来“崇文重教”。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客商”文化深厚的“言商向儒”本质。“客商”追求或儒商合一或先贾后儒。前者如谢逸桥谢良牧兄弟、谢枢泗（1886－1972年，广东梅县人，泰国“宜发父子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合艾市的开埠者）等，他们本身就是学者；后者如张榕轩张耀轩兄弟等。张氏兄弟在商事之余，不忘读书修身，于1901、1911年先后出资辑录刊成嘉应五属的《梅水诗传》初集续集共13卷，并鼎力捐资支持翰林院检讨温仲和总纂编成的《光绪嘉应州志》。张榕轩著有《海国公馀辑录》6册和《海国公馀杂著》3卷留世。从近代“客商”开始，“客商”领袖大都有博士或荣誉博士衔，或受聘于大学客座教授、荣誉教授。张弼士初到南洋时，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5](p70-75) 这是对“客商”儒商本质的概括。

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时代背景已经不同，现代儒商文化的内涵不同于传统的儒商文化。传统的“儒商”概念比较抽象，仁义为本、知书达礼，就是“儒商”，本质是个人修养的内涵。现代意义上的“儒商”， 不再是知书达理舞文弄墨而已，而是一个社会意义的具体范畴，是在诚实守信的传统儒商精神基础上，具有爱国济世的人文情怀。爱国，在近现代具体对商人而言，就是振兴民族工业，支持发展教育事业，弘扬民族文化；济世，就是热爱人民，热心公益事业、造福人类。在这几个方面，“客商”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在弘扬诚实守信的传统“儒商”精神方面，比较中国传统商帮文化，相对于“晋商”“徽商”的“重义”，“客商”更表现的是一种“崇仁”。“崇仁”在社会层面，表现为扶危济困、修桥铺路、兴学救世；在经营层面，则表现为诚实守信。“客商”从没有像明清时期“福建帮”“潮帮”那样形成可以对抗朝廷的势力，也没有像“晋商”“徽商”那样形成强大的官商勾结网络。客家人在长期的迁徙中，一直是弱势群体，由此形成客家人好客融合和尊重当地人的传统。“客商”在东南亚尊重当地人，没有利用地位欺压别人，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强势移民。这一点不同于“潮州帮”，仅光绪七年（1884年），“潮州帮”移民暹罗（泰国）就有150万人。[6](p172) 这虽然有助于当地开发，但必定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和种族结构，对当地居民构成生存压力。在与当地人和谐共处的环境下，“客商”经营以诚信为本。成功多靠人格魅力，宣扬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没有欺行霸市的公开记录，这是传统“儒商”风格的体现。“客商”组织的领导者，不是靠财大气粗，而是选以德、义著称的长者。查香港嘉应商会的历史，便深刻印证这一点。“客商”经营的企业，多以诚实守信为经营口号。田家炳的企业一直以“勤俭立身、诚信为本”为精神准则。

在支持发展教育事业、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客商”历来是支持国内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客商”是近现代海外华文教育的开拓者和积极推动者。以张弼士为代表的近代“客商”领袖曾出巨资在广东各地创办学校，现中山大学有张弼士纪念堂。1902年，张耀轩以张榕轩的名义捐献8万两银给广州一所高级中学作基金。他们兄弟捐赠十万元给香港大学，并捐建岭南大学一座两层的“耀轩楼”（在今中山大学校园内）。当代“客商”领袖曾宪梓专门创立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鼓励中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敬业重教和资助品学兼优的在校大学生。田家炳先生坚持自己“中国希望在教育”的信念，全力支持国内教育事业，甚至不惜卖掉自己在香港的豪华别墅，实现“中国每个省的师范大学都有田家炳教学大楼，广东省每个市，梅州市每个县、大埔县每个镇都有田家炳学校”。当代国内“客商”巨子更是热心支持教育事业，仅朱梦依设立的“合生珠江教育发展基金”就有市值约10亿元港币。而海外华文教育则是在“客商”领袖张弼士、姚德胜等的倡导推动下发展的。1923年，中国驻缅甸腊戍领事梁绍文在其《南洋旅行漫记》一书中评道：“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为第一人。”“槟榔屿的中华学校，相传为华侨学校最先创办，最有成绩的，就是弼士所建筑的。中华学校客厅之中，供一尊泥像，只有两尺高，坐在一张椅子上，手执雕毛羽扇，身穿长衫马褂，态度雍容，面圆耳厚，眉间表露忠厚长者的神气，安放在一个玻璃龛内，校内的职员早晚焚香供奉，这就是槟榔屿教育界人士追念张弼士恩德的纪念品了”。[7]姚德胜在马来西亚创办育才中小学校，解决华侨子弟教育问题并传播中华文化。萧畹香（1902－2000年，广东大埔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推动者，南方学院创始人）等一批现当代“客商”更是历尽艰难不遗余力地推动海外华文教育。萧畹香六十年任闻名遐迩的宽柔中学董事长，坚拒马来西亚当局取缔华文教育的禁令，保存了当时唯一的华文中学，使中华文化在当地得到保存和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捐出时值一千多万马币的土地作校园，创办马来西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方学院。为表彰张弼士在海外华文教育方面的杰出贡献，1905年，光绪皇帝御笔亲书“声教南暨”匾颂誉张弼士。7月，张弼士在平章会馆举行的受匾仪式上，慷慨陈词：“国家近来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况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国之人，在各埠设有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堂，以自教其子弟乎？”可见他兴办教育不仅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弘扬中国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正是近现代“儒商”文化的核心体现。据梅州电视台《客商》专题片摄制组在马来西亚的采访报道，目前马来西亚共有华文学校60多间，其中54间是“客商”兴办的。

在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客商”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代表。近现代中国由积贫积弱遭列强宰割到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期间充满艰难辛苦，中国人民为国家和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热爱人民、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是近现代儒商优秀品质的体现。张弼士当年在广东汕头市(当时属主要的通商口岸)购置物业，设置汕头育善堂，堂产用于国内福利基金和资助外出学子读书。1900年，黄河决口成灾，张弼士一次募集白银百万两。他的慈善行为深得光绪皇帝的称誉,清庭为其赐建“乐善好施”牌坊。姚德胜在这次赈灾中一人一次汇出6万银元支援灾区，光绪皇帝赐给他“乐善好施”圣匾一方。“客商”领袖除积极赈灾救济外，还在家乡等各地捐款办学校医院、修桥铺路。到“客商”的主要家乡——广东梅州参观，到处可以看到他们捐款冠名的公益建设。曾宪梓不仅全力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资助人。姚美良（1955－1999，广东大埔人，马来西亚太平局绅、南源永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多次捐款支持文化事业，仅纪念黄遵宪诞辰105周年书画展就囊括当时海内外最著名的华人书画家作品，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整合。

综上所述，可以说，“客商”为中国传统“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杰出贡献，是现代“儒商”文化的积极践行者。

（三）“客商”是近现代“华商”网络的倡建者和积极推动者。由于持续移民迁徙的特殊历史原因，客家人有着强烈的自组织意识。“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会馆一类团体组织，来保护客家人的安全和群体利益。旅外的客家人，往往仍是聚居一处，保持着与当地人不同的生活习俗。在海外的客家人成立了诸如宗亲会、同乡会、会馆等组织，1921年便在香港成立崇正总会，1922年和1923年先后在新加坡成立‘应和会馆’和‘南洋客属总会’。地方性社团很多，比如香港就有惠州客家人组成的社团30个。台湾成立了‘世界客属总会’。……通过客家社团组织，联结海内外乡亲情谊，对客家地区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社团组织的联系，达到维系客家文化的传统、使之持续不断的目的。”[8](P60) 这种积极的组织意识和国家观念相结合，使“客商”成为华商网络建立和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华商网络的核心组织——海外中华商会就是当年在“客商”领袖张弼士的倡导组织下成立的。1906年，张弼士在新加坡组织东南亚各派华商成立“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启用光绪皇帝御赐的印章“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之关防”。商会的宗旨是加强华商（包括各帮商人）的沟通与团结，保护新加坡华侨的利益。这是第一个成立的海外中华商会。海外中华商会的成立意义重大，首先，声明了这些富商是中华儿女，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关的；其次，将海外华商华侨联合起来，增强了中国人的团结。当时东南亚的中国商人分为好多帮派，长期争斗，内耗很大。海外中华商会将他们团结起来，同世界强手竞争。再次，加强了和祖国的联系，后来“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海外侨商的巨大贡献就证明了这一点。差不多与张弼士同时，姚德胜在马来西亚怡保组建马来西亚中华商会。以后，不仅海外各地的“客商”领袖积极成为华商网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客商”的组织机构——各种客属会馆也成为华商网络的主要机构，为海外华商和祖国建设的联系作出杰出贡献。其中的典型有泰国客属总会创始人——伍佐南、原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曾宪梓、牙买加中华会馆主席——陈英豪等。[9](P18)

（四）“客商”是近现代民主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积极支持者，为中华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张弼士不仅多次捐款支持民主革命，最多的一次通过胡汉民捐款30万两白银，还让儿子参加同盟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好几个“客商”子弟。辛亥革命以后，张弼士多次捐款支持国防建设。张弼士去逝，孙中山敬送花圈和挽联，挽联曰：“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10](P337) 谢逸桥谢良牧兄弟倾其家产支持追随孙中山革命，1918年5月，孙中山亲自到松口探望在家养病的谢逸桥，在谢家“爱春楼”住了三天，并为爱春楼题联：“博爱从吾好，宜春有此家”；“爱国爱民，玉树芝兰佳子弟；春风春雨，朱楼画栋好家居”。两联均嵌入“爱春”两字，可见孙中山对谢氏兄弟感情之深挚。孙中山还阅读了谢逸桥的诗抄，欣然命笔填写一曲《虞美人》[11]。姚德胜捐巨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特颁发给他“一等嘉禾勋章”。 张榕轩兄弟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经济拮据，张耀轩在同盟会会员谢逸桥的发动下，以其本人的名义捐了一大笔资金。1912年建立民国后，孙中山先生特为张耀轩亲笔题赠“博爱”大字一幅，以表彰其对革命之贡献。廖安详（1907－1997，广东梅县人，香港 “香港亚洲贸易公司”的创办者），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与廖承志领导的港九“秘密大营救”，掩护抢救陷落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滔奋、胡绳等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这些文化知名分别以丹青翰墨酬赠廖安详。同时，廖安详开办“源吉行”筹集华南抗战经费和物质。抗战后，他在香港创办“香港亚洲贸易公司”，支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当代海内外“客商”领袖捐资支持国家建设已频见与各种媒体，其中曾宪梓、田家炳捐巨款支持国内教育和文化事业，已蜚声中外。为表彰曾宪梓、田家炳对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1994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新发现3388号和2886的小行星报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核准，分别命名为“曾宪梓星”、“田家炳星”。

三、弘扬“儒商”文化，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一）积极充分发挥“客商”及“客商”社团的联络职能，为构建“大中华经济圈”服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是竞争的重要手段和保障。东南亚各国是目前我国经济贸易与合作的重要伙伴，也是关系我国国家安全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和敏感区域。中国作为大国，周边合作与区域合作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保障。从文化和历史角度看，东南亚国家大都属于世界佛教文化圈中的“大中华”次文化圈，以文化认知和沟通为纽带，构建“大中华经济圈”对我国未来的国际化竞争十分有利也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客商”和“客商”社团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首先，由于近代“客商”在南洋开发中杰出的历史贡献，被东南亚各国誉为“开埠先锋”，当地政府和人民对当时的“客商”领袖充满尊重和怀念，至今，仍以各种形式纪念他们。1992年12月21日，为了纪念张弼士开发槟州的重大贡献，槟州行政议会决定将原香港巷易名为张弼士路（Jalan Cheong Fatt Tze）。英国人古利克在《早期吉隆坡史话》一书的序言中写道：“1857-1895年这一段时期，吉隆坡的历史大都同其最伟大的中国甲必丹叶德来的历史不可分割”。叶德来的英名和事迹至今仍在当地广泛传扬，当地人还为他塑像、立祠，并建有叶德来大街。马来西亚怡保议会为纪念姚德胜的功绩，将当年姚德胜在火灾后重建城市区域分别命名为“姚德胜公市场”和“姚德胜街”，并在市场中心为其铸像立碑。1929年，泰国七世皇陛下鉴于谢枢泗的坚毅卓绝，把“芭顿沙默”发展成泰南重要城市，特诰封他为“坤宜发真纳宽”男爵，并御赐勋章。1932年首任国务院长披耶拍凤育社那曾奏请皇上御赐谢枢泗三等白象勋章。以后泰国历届国务院长，均有奏请皇上御赐谢枢泗勋章或纪念别针，先后共有三十余枚。目前，侨居东南亚各国的“客商”领袖，在当地有重大的影响。其次，目前各种“客商”社团是东南亚各国非常活跃和有号召力的跨国籍组织，具有强大的经济和沟通实力。社团与组织联络、爱国共荣是“客商”的优良传统。利用“客商”和“客商”社团的影响，促进我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经济社会交流与合作，对“大中华经济圈”的构建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二）弘扬“儒商”文化，提升华商的国际竞争力。“客商”从传统商帮发展成为今天跨国界的实业家组织，优秀的文化传统起来重要的作用。两百多年时间，“客商”在形成发展壮大过程中创造了优秀的“客商”文化，也形成独特的“客商精神”。 “客商”文化概括起来有四点：一是“崇名务实”的职业品质；二是“仕”“商”相济的人生理念；三是鲜明的“儒商”情怀；四是深沉的“家国意识”。[1](P5-10) “客商精神”可以归结为：开拓、爱国、崇文、务实。“客商”文化和“客商精神”是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发挥，是现当代“儒商”文化的重要组成。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进一步加剧，知识经济挑战的迎面而来，要求当代“客商”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华商网络的联系和沟通，共同弘扬优秀儒商文化，积极充实和发展民族企业文化，团结合作，树立爱国济世、诚实守信、自律自强的儒商情怀，提高竞争与发展素质，为国家富强和民族自强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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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广东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