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当春而发，绽放于艳阳丽日之下，如云似霞，让人感受着一派蓬蓬勃勃的生机，“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①、“何彼秾矣，华若桃李”②，人面桃花，交相辉映，甚是赏心悦目；而且，与诸多“华而不实”的花木相比，桃树繁花落后，便会结出累累硕果，带给人们丰收的喜悦。自古桃树就被赋予种种神话色彩：“东海有山名度索山，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曰蟠木。”③《汉武帝内传》谓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以仙桃四颗与帝，“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寿星老儿的手上往往也都托着一个仙桃；东晋高士陶渊明便是在“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④的田园风光的启迪下，幻想出一个超然物外的桃花源，那里“中无杂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⑤可以说，桃花，简直就是青春、爱情、幸福与欢乐的象征。

然而，在大诗人杜甫的笔下，美艳的桃花却是更多地浸染着难以名状的悲愤与凄凉。在姹紫嫣红的百花园里，诗人最为钟情的便是桃花了，据统计，桃、梅、菊、莲、桂、兰在其诗中出现的次数分别为：36、32、30、23、15、7。他之所以如此流连桃花，大概不只是因为在他的住处周围经常见到的缘故。桃花的灿烂繁盛，在众多花卉中可谓首屈一指，而其花期却又十分短暂，飘忽而逝，这无疑令敏感的诗人产生恍若隔世的感觉，正如唐王朝的盛极而衰，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极大的落差一样。诗人有一名句：“感时花溅泪”，花本无情，何以溅泪，皆因诗人历经丧乱，饱尝忧患，以泪眼观花故也。因此，时局板荡的殷忧、时不我与的悲哀、时不我待的焦虑，还有时不再来的感伤，便都深深融注在片片桃花之中。

　　一、理想破灭的悲哀

生于世代“奉儒守官”家庭的杜甫，自幼受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政通人和，国富民强，这种时代氛围又赋予他一种豁达、自信的气度，加之天资超异、博览群书，使他对前途充满美妙的幻想。然而谁料命途多舛，时运不济，先后两次应试进士落第（第二次是由于奸相李林甫的做梗）的失败，迫使他另寻途径，一面向权贵人物投诗，乞求荐举，一面连续三次向皇帝献赋，并上表陈情，恳求怜悯任用。皇帝虽然赏识其才，命待制集贤院，却并未委以官职，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屈辱、困顿之后，直到天宝十四年(775)，才获得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掌管兵甲及锁钥）的小官，这时他已四十三岁，大好年华白白付诸东流。就在这年冬天，安禄山在范阳叛乱，第二年，叛军就攻陷长安，玄宗仓惶逃往四川。诗人在陷贼后脱险，投奔即位不久的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他自认为从此便可一展“致君尧舜”的抱负了，所以夙兴夜寐、战战兢兢：“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⑥。然而，不久他就清醒过来，所谓“拾遗”、“补阙”之职只不过是个点缀罢了，他为罢相的房琯说了几句真话，就触怒了肃宗，几被问罪，从此倍受疏远。一腔济世热情在无情的社会现实面前，无可奈何地冷却下来。于是在这种心境的驱使下，他常常到曲江之滨借酒浇愁，纷纷飘谢的桃花最易触动他那感伤的情怀：“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⑦，描写暮春之景，肃疏中夹杂着忧怨、淡远中渗透着无奈；而写于同时的“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⑧的诗句，更为准确地透露出诗人对好景不长的敏感以及自己无力回春的悲哀。不惟此时，终其一生，桃花意象总是印证着他那郁郁不得志的怅惘之情，如“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⑨等等。

文艺理论家里普斯曾经说：“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⑩。的确，诗用以抒情，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有意无意间，总是会选择那些最能贴切表现自己心绪的意象，如写于大历四年(769)即诗人去世前一年春天的《南征》一诗：“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为避军阀混战，衰老多病的诗人不得不重新过起漂泊流浪的生活。他一边为自己多年以来的“避难”生涯深深的自责，同时又遏止不住地为朝廷（亦即国家）的安危担忧。一生落魄潦倒，流淌着血泪的歌哭无人理会，“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篇五律可谓说是诗人悲苦的后半生的真实写照。而开首两句，逝者如斯的惆怅、有家难归的怨愤，便通过“桃花水”“枫树林”一静一动两个意象隐曲地传达给读者，真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二、不甘退隐的彷徨

伴随着仕途上坎坷失利的是诗人生活上难以想象的穷困悲惨。自从玄宗天宝五年(746)来到长安之后的十年里，他过着“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11)的生活，只能依赖别人的接济为生：“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12)。安史之乱爆发后，社会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那时，诗人从华州弃官携家流寓秦州、同谷一带，史载：“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13)有时全家只能靠从山中寻觅橡实、土芋充饥。此时，安定、温饱的生活是他所梦寐以求的，所以，听说东柯谷物产丰美，诗人喜出望外：“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14)末句那急切的语气表明，“桃花”对他具有多么强烈的诱惑力。有人以为，此处“桃花”乃是实写，理由是：自古“桃花源”可以简称“桃源”，而从未省称为“桃花”(15)。其实，桃花与桃花源密切相关，桃花既属实景，但又怎能不令饱经忧患的诗人产生幸福欢乐的桃花源的联想呢？这个时期，仕途的挫折、生活的窘迫，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折磨，使杜甫非常痛苦，急欲寻找避难之所。从他留传下来的篇章（如《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别赞上人》等等）可以发现，此时他与之交往颇深的不是僧人就是隐士，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他很有影响。然而，杜甫毕竟是杜甫，即使在他“无食向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的迁徙途中，途经凤凰台，虽然他明知同谷境内的此凤凰台决非陕南周文王发迹之地，但却借题发挥，以披露他愿剖心沥血去哺育作为王者之瑞的凤凰的深衷，期盼着中兴之世的到来。诗人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明知自己与当时的黑暗现实格格不入，却一直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国家的安宁、人民的利益呐喊、奔走（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而一旦他真正走进自己的“桃花源”，伴随而来的便是那深深的怅惘、愧疚之情。在成都的浣花溪旁，他定居下来：“种竹交如翠，栽桃烂熳红。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16)，照理，这儿美丽的风花雪月应该让诗人的沧桑之心得到最惬意的慰藉了，但接下来他却慨叹道：“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岂知牙齿落，名玷荐贤中”，头白齿豁的暮年，才获得在严武幕下一检校工部外郎的微职，自嘲中渗透了多少辛酸！同样的，他一边欣赏着“农务村村急，春流暗暗深……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17)的田园生活，一边却不由得为国家的灾难忧心忡忡：“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可见，成都草堂这段稳定、充裕的生活并未曾解脱他心灵的痛苦，反而让他有时间静下心来深思国家的衰落与人民的不幸，感时伤世、低徊怅惘。在诗人曲折的一生中，他总是由自身的悲苦而想到天下千千万万人的灾难，也总是由一己的安乐而哀叹天下千千万万人正在流离失所。后来，崔宁、徐知道、杨子琳等军阀连年混战，蜀中大乱，而此时的杜甫的好友严武、高适等也相继去世，他无所依归，又开始了漂泊生涯。象当年卜居东柯谷、择栖浣花溪时的心情一样，他又一次盼望找到一个幽美、安宁的去处：“云嶂宽江北，春耕破瀼西。桃红客若至，定似昔人迷”(18)；然而，立刻他就发现，无论多么与世隔绝的环境都无法锁住他的忧思：“百舌欲无语，繁花能几时……战乱何由定，哀伤不在兹”(19)，惊喜于桃红如火，必然要感伤其凋零委尘，处身于“桃花源”的宁静温馨，必定会担心着普天下无数百姓的苦难，这其实早已成为历尽丧乱的诗人的思维定势。

　　三、羁旅天涯的乡思

杜甫“漂泊西南天地间”之际，正是国家灾乱频仍的时期，安史之乱好不容易平定，跟踪而来的便有吐蕃不断侵扰陇东地区，甚至一度攻占长安，四川也连续爆发地方军阀的叛乱，诗人只能靠严武、高适、柏茂琳等达官友人的接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正违拗了他那不屈己、不干人的高傲本性，所以，他曾再三抒写这种抑郁的愁绪：“白头趋幕府，深觉愧平生”(20)，“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21)、“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22)何况此时的诗人已届迟幕之年，百病缠身——肺病、风痹、消渴、耳聋、眼暗等等，在这种心力交瘁的情形下，那灿烂绚丽的桃花总是在无意中触动他怀旧思乡、流年似水之情。“短短桃花临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23)，这清新的意境带给诗人的是那剪不断的乡愁：“春来准拟开怀久，老去亲知见面稀。他日一杯难强进，重嗟筋力故山违。”瞥见“红入桃花嫩，青归柳条新”(24)乃知春去春又回，岁岁人不同，于是，那哀怨的故乡情结再一次绕上心头：“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正如刘勰所言：“物色之动，情亦摇焉”(25)，好景不长，生命苦短，千山万水之外的中原，那里有多少知交、多少亲人，也许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一面了，这多么让人悲慨！

按一般创作规律来说，诗人内在的心理状态总是期望与外部环境同形同构，以便直接地抒发积郁的情感，然而杜甫却善于借丽景以写哀情，从而在字里行间形成一种富于张力的冲激，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与独特的感受。其实，他并非有意为之，诗人曾自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26)，怎奈在彼时彼地，以其泪眼观之，天地万物，何处不悲！正因如此，美丽可爱的桃花有时意会令他恼怒憎恶：“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绵。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27)具有明显的“执情强物”的迹象。说杜甫是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因为他终生“唯歌生民病”，一贯把社会生活鲜明生动地展现于诗篇中。然而就创作方法而言，其前后期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的，如果把他前期的诗作归结为“外师造化”的话，那么，后期则多半是“内得心源”。因此，阳春三月的美好时光，在他的诗中常常沉淀出苦涩与悲哀。如他倘徉于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绝句漫兴九首》，开篇便叹道：“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正是主人公愁闷不堪的时候，“春色”却突然而至，匆匆打发繁花开放，催促黄莺叫个不停，一派热烈喧闹的景象，似乎故意要触怒诗人。《杜臆》说：“人当适意时，春光亦若有情；人当失意时，春色亦成无赖。”第四首所言“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算是道出了恼春的缘由；在第五首中，诗人越发牢骚满腹：“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仿佛不是造化令杨柳飘絮、叫桃花零落，而是她们的凋谢赶跑了季节、催白了人头。的确，苍松翠柏经冬不凋，季节反差不大，因而也就不似桃花如此令人顿生流年暗换之感。以往论者多把诗的后二句说成是诗人对诌媚无行之徒的嘲讽，其实，细味全诗，便知此种议论失之穿凿。而诗人之所以如此嗟老叹衰，皆由思乡怀旧所致，如大历二年满怀深情写下的《江雨有怀郑典设》：“春雨暗暗塞峡中，早晚来自楚王宫。乱波纷披已打岸，弱云狼藉不禁风。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谷口子真正忆汝，岸高瀼滑限西东。”郑典设，即郑虔，乃当年杜甫困居长安十载时的知己，一位诗书画皆绝且通晓地理与用兵之道的奇才(28)，也与杜甫一样，终生与坎坷贫寒相伴。从该诗的字里行间，我们都会感染到诗人那缠绵悱恻的思念之情，而把星星点点娇艳的桃花置于凄风苦雨的背景中，更给人一种韶光易逝、前途难测的无常之感。

其实，诗人思乡，并非只出自叶落归根的天性，也不只为牵挂亲友故知，他日夜悬心的乃是千百万中原百姓的安危与忧乐：“二月饶睡昏昏然，不独夜短昼分眠。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更索钱。”(29)此诗写于大历二年春天，杜甫已移居夔州，据考证，他此时的生活是相当富足的：有公田百顷，柑林四十亩，还有数名奴仆，如獠奴阿段、隶人伯夷、辛秀、信行，女奴阿稽等。对于贫穷潦倒了一辈子的诗人来说，实在应该好好享受一下桑榆晚景了，然而，他既没有追随陶渊明“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30)；也不似晚年的王维用“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31)的处世哲学打发烦忧，他依然执着于儒家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民胞物与的主张；而且，中原地区乃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历代政治文化的中心，如今夷狄横行、豺狼当道，怎不令他义愤填膺！回首历史长河里，流芳百世的英雄大概有两类：一类是应运而兴，挟风雷之势，创下了辉煌业绩；另一类则是终生怀才不遇，却仍然丹心碧血，为自己的理想呐喊奔走，“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为后世子孙谱写了一曲壮美的精神浩歌，相比之下，后者更为难能可贵，杜甫正是如此。

总之，仕途的挫折、生活的困苦、漂零异乡的凄凉都为他的桃花意象涂上一抹浓郁的感伤情调，然而，个中却并无悲观厌世之意，洋溢其间的乃是一腔拳拳报国之情。这正是诗人崇高人格的体现，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注释：

①《诗·召南·桃夭》

②《诗·召南·何彼秾矣》

③《海内十洲记》

④陶渊明《归园田居》

⑤陶渊明《桃花源记》

⑥杜甫《春宿左省》

⑦杜甫《曲江对酒》

⑧杜甫《曲江二首》

⑨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⑩《现代西方文论》，P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11)杜甫《投简成华两县诸子》

(12)杜甫《奉赠韦左丈二十二韵》

(13)《旧唐书·杜甫传》

(14)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

(15)说见《杜诗笺记》，P105-106，巴蜀书社1989年版

(16)杜甫《春日江村五首》

(17) 杜甫《春日江村五首》

(18)杜甫《卜居》

(19)杜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

(20)杜甫《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

(21)杜甫《宿府》

(22)杜甫《百忧集行》

(23)杜甫《十二月一日三首》

(24)杜甫《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25)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26)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27)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

(28)见《新唐书·郑虔传》

(29)杜甫《昼梦》

(30)陶渊明《桃花源记》

(31)王维《酬张少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