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想想，当那个残疾儿长大以后，他会如何面对和评判今天这场法律的审判和法律的讨论！

不久前去河南省法官学院讲课，课后和一些法官一起吃晚饭，席间自然免不了谈论一些法律上的事。一个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年轻人忽然说想请教我一个问题，接着他讲到他们研究室正在讨论的一个请示案件：

原告是一个刚生了小孩的妇女，产前曾去某医院做B超检查，被医生告知胎儿一切正常，但分娩后发现婴儿有残疾（大概是一条腿先天畸形），于是她起诉该医院，主张精神损失赔偿，理由是：如果医院认真检查，则她在发现胎儿畸形后，可以做人工流产。现因医院的过失，导致残疾儿的出生，造成其精神痛苦，故诉请追究医院的赔偿责任。

医院的主要抗辩理由是：医生做B超检查确有疏忽，但并未造成任何损害后果（胎儿畸形并非由检查疏忽所致），故不属医疗事故，医院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案引起的争议问题是：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原告究竟是由残疾婴儿还是其母亲充当？该不该赔偿？赔多少？等等。见我没有马上回答，其他人纷纷发表意见，还争论起来。

我注意地听他们说话，一直没吭声。但我早已知道我将会说什么。此前，同类案件我曾听说过，当时，我忽然想起曾经在一本杂志上读到的让我感动不已的故事，于是我就对当时在场的人讲了那个故事。而今天，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再讲一遍这个故事。

当大家说完了，我就说到：“对不起，我想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

人们好奇地看着我，静下来。我尽量用平静的语调开始了我的讲述：

很久以前，美国某个小镇上最有名的医生为一个难产的孕妇接生。情况很严重。医生小心地检查孕妇肚子里的胎儿，忽然心里一紧：那是个女孩，但是没有双腿！他不由自主地想：这个残疾儿的出生无疑将是一场灾难，痛苦和悲伤必定伴随女孩和他父母的一生！能不能避免这场灾难呢？比如，找个借口把在一旁帮忙的护士支开，悄悄地用手术钳夹着的棉花堵住胎儿的嘴和鼻子，只需要一小会儿，胎儿就会窒息死亡。毕竟是难产，谁能保证胎儿不会死掉？可是，能这样做吗？！激烈的思想斗争使医生感到呼吸困难，面色惨白。但仅仅过去了几秒钟，医生便做出了决定，没有双腿的女孩平安出生了。

医生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无腿的女孩和她的母亲。但是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医生一直耿耿于怀，他不知道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一天，小镇学校举行小学生毕业典礼，医生被邀请参加。学生们表演了一些节目。演出快结束前，在美妙轻盈的竖琴声中，大幕徐徐拉开，柔和的灯光照在舞台中间的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身上，她穿着雪白的裙子，轻轻地演奏竖琴，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一群装扮成小天使的孩子捧着点燃的蜡烛，随着竖琴缓缓地走出来……医生发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

毕业典礼结束了，医生站在草坪上和校长闲聊。一个妇女牵着一个小女孩走到医生面前，医生一下就认出来，那正是舞台上演奏竖琴的可爱的小女孩！那妇女指着医生对小女孩说道：“孩子，这就是我经常向你说起的那位了不起的医生！”这时，医生已经惊愕地认出面前的妇女就是十多年前的那个难产的孕妇！他的目光下意识地迅速移向小女孩的腿。见此情景，女孩的母亲微笑了，淡淡地说：“她装了假肢。”然后她提高嗓音激动地对医生说道：“我们一家人都对你感激不尽！如果不是因为您，我们就会失去女儿！要知道，我女儿的降临，为我们一家带来了多少快乐和幸福！我想，我的女儿一定是仁慈的上帝特意赐给我们家的最珍贵的礼物！”

我的故事讲完了。大家都沉默不语。顿了顿，我接着说道？“我觉得，当我们讨论本案中医院应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我们也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这就是那个残疾儿！如果我们站在那个残疾儿的角度，或者说，我们就是那个残疾儿，我们会怎样想？事实上，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的，这就是那个残疾婴儿根本不应该出生，他的出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是一个由医生的疏忽而导致的灾难！可是，我们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假如把这场纷争交给一个陪审团裁判，而假如陪审团的成员全部由残疾人组成，面对那个母亲对医院的指控，他们会不会做出医院有罪的裁决？如果你是一个用假肢走路的法官，你会不会判决医院应该向原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想想，当那个残疾儿长大以后，他会如何面对和评判今天这场法律的审判和法律的讨论！”

我有些激动，完全不像个法学教授。

看了看四周，大家都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