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当代大学生，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再没有任何经典书籍能够塑造他们的爱好与想象。大体而言，当在生活中遭遇困难或考虑人生理想时，他们不再求助于书本，也不存在任何文学形象能够体现他们心中的善与恶。这种现象反映出更深层的现实：人们对于最重要原则的常见理解和基本共识开始瓦解了，而这些原则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在英语使用者受教育过程中曾起到的作用，如今正大部分被流行的报章杂志和昙花一现的短命作家们的作品所取代。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阅读古典作家，也许更多的人以前所未有的多样的方式在进行阅读。但经典失去了活力，对当代年轻人的状况似乎也提不出什么忠告；一旦位于学术氛围之外，它们便不再是学生们精神生活的必需品。于是经典对人们的生活及其目标的影响明显式微。如今的学生不过是非利士人，尽管在专业上游刃有余。
书本曾经拥有教化和认同的作用，希腊的荷马、意大利的但丁、法国的莫里哀和拉辛、德国的歌德都曾担此重任。如今这种作用正在迅速衰亡。年轻人不再拥有理解世界和自我的基础，也没有一种共同的教育能够形成他们与同伴交流的核心。从前一个马尔堡人会说，他仅仅通过莎士比亚就建立起对英国历史的认识。这种对某个诗人的依赖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持续地阅读并倚赖一本伟大的著作或一位伟大的作家，这种现象消失了。其结果不仅是生活风气的庸俗化，还有整体社会的分裂化，因为对文明人而言，正是对美德与罪恶、高贵与卑贱的理解将他们团结在一起。
莎士比亚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教育资源，提供人类美德和高贵人生的必要课程。他受到我们传统的尊重，并且他属于我们的语言。但是仅仅拥有他的著作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正确地阅读、阐释这些作品。一个人不可能通过对《圣经》的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s）式阅读来重建摩西的教义，同样，一个人在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新批评式解读之后，便无法再将其视为道德和政治教育的范本。
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人们对诗的本质的理解产生了变化。诗是大自然之镜，诗歌意在教化，这些观念被视为对艺术圣殿的玷污。人们相信诗没有意图，而史诗和戏剧是独特的，不应当由市民社会或宗教标准来评判。这个世界上存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使行动中的人类心潮澎湃，如果仅仅把莎士比亚戏剧当作文学作品，它们将与这些重要的问题失去联系。但是，当莎士比亚被更本真地阅读，当他最生动而广泛地展现出暴君的命运、明主的性格、朋友的情谊和公民的责任时，他触动了读者的灵魂。读者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因莎士比亚而深刻，于是他成为不朽的领路人和同行者。他扮演着《圣经》曾经扮演的角色，人们通过他的眼睛观看到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这恰恰是我们已然失落的视角。只有教导人们莎士比亚真正说过什么，莎士比亚才能重新影响亟需他影响的这一代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深谋远虑的意见。因此，批评的正确作用在于复兴莎士比亚的教诲，并且成为他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永久训导的代理人。
本书（《莎士比亚的政治》，本文系该书的前言）收录的文章是一项艰巨工程的初步奠基，这个工程力图使莎士比亚重新成为哲学沉思的主题，以及严肃探讨道德、政治问题的基础。这一任务面临双重困难，那些本身非常深奥而微妙的戏剧必须被阐释，同时这些剧本创作时的人文气氛也必须得到忠实再现。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看待人类、国家与诗歌，因此，如果不能澄清莎士比亚理解它们的方式，所有对文本的仔细研究将收效甚微。我们只能看见我们试图发现的事物，只能看见视力范围之内的世界。文本及其意义显然是唯一重要之物，相对于莎剧永恒的价值而言，莎士比亚思想的来源，或者这些思想与时代的关系都是次要的。我们必须发掘的正是那些永恒的价值。但也要清楚地意识到，由于时代的变迁，它们不再唾手可得。尤其我们的视角受制于种种流行的新学说，这与莎士比亚对读者的期待存在差异。
这些文章的作者是政治学教授，按当下的学科分类来看，他们并不属于莎士比亚批评界。我们尊重文学系同事的能力，也明白他们的学术成就的贡献。但我们主张，在现代大学中莎士比亚不应当被任何一个学科独占。在他写作的时代，大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割，而他预先设想人们拥有的知识，也逾越了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偶然形成的界线。他向我们全面地展现出人类的状况，所以假设文学系对充分理解他的作品拥有某种特权并不正确。以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为例，它首先应当属于哲学系、文学系还是语言系？显然，它属于所有这些学科，又不只属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说，它最属于那些有学养的爱好者。我们认为莎士比亚的情形与之相同。
但显而易见，我们不是仅仅作为爱好者而宣称我们能够有所贡献。我们深信，政治哲学是建立一个综合性框架的合适的出发点，人们可以在这个框架中观察莎士比亚的英雄们遭遇到的问题。简而言之，莎士比亚是一位卓越的政治作家。这种观点大大不同于当下的信仰或偏见，因为不论政治学还是心理学都被理解为诗的对立面，某种程度而言，研习这两门学科只会使人错失诗歌的真谛。
根据现代观念，诗超越了对政治基本的公共的关注，艺术家更像是反政治的波希米亚人，而不是彬彬有礼的政客。一旦有人从政治角度诠释诗歌，他要么被怀疑把诗当作意识形态的武器，要么被怀疑试图进口外来学说——比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于是莎士比亚被当作他们无意识的先驱。当这一切发生时，被遗忘的恰恰是戏剧本身。
毋庸置疑，奠定现代国家基础的政治教育毫无诗意——这是有意的。同时，如果那些庸俗之徒、那些“为暴死的恐惧所驱使”的人是政治生活的产物，那么诗必须寻觅另一片天地，它的对象不应是满足一己私欲的人类。然而，政治生活并非一直充当如此角色，在古典意义上，它是演绎最广阔、最深沉、最高贵的激情与美德的舞台，而政治人物似乎也曾是诗歌最有趣的主题。至少这种说法言之成理：如果认定当下的政治观念是永恒的，我们便曲解了过去的诗学，于是我们将因犯下巨大的历史错误而深感歉疚，但这种错误可以通过对戏剧本身进行开放的研究得以更正。
莎士比亚在几乎所有戏剧中都精心设置了政治背景，他的最伟大的英雄是那些挥斥方遒的统治者，他们发挥着只能在市民社会中发挥的才干。忽视这一点无异于被自身的偏见所蒙蔽。一旦意识到这种现象，人们就会忍不住发问：莎士比亚对优秀政体和开明君主的看法是什么？我们认为富有政治激情、受过政治教育的人比纯粹的个体化的人更能理解莎士比亚。伴随着这种认知，一个全新的视角被开启了，它观察的对象不仅是戏剧，还有我们的政治观念。
如果说政治与诗恰恰相反，那么哲学与诗则是更加对立的。据说诗关注激情与感受，哲学则根植于理智。诗人是灵感四溢的创造者，而哲学家只理解事物本身。在这点上，我们只能再次承认大部分现代哲学的确没有关注过诗。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诗人也未必不能同时成为思想家。
一个对人性没有深邃思索的作家是否能写出令人信服的戏剧，这尚且存疑。莎士比亚对他创造的人物没有连贯的、理性的理解，也只是种假设。只有对所有人物进行最终的、彻底的阐释才能够得出结论。从表面来判断，既然《麦克白》如此令人信服，连林肯都认为它完美地表现了暴君和谋杀，那么剧本的创作者势必对政治有所了解。否则就算语言再华丽，也无法吸引对政治确实有深厚体悟的人。政治与诗在当代的对立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它促使我们想到另一种哲学——敏感地谈论人类事物的哲学，和另一种诗——结合激情之魅与智性之力的诗。
二
在莎士比亚写作的时代，常识依然认为诗人的作用是制造快乐，而伟大诗人的作用是通过快乐教诲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美。常识由漫长的传统所支持，这种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焕发出新的活力。苏格拉底曾经说荷马是希腊人的导师。他的意思是，荷马史诗是希腊统治者的人生指南。阿基里斯（Achilles）是真正的英雄，他死后直到亚历山大，英雄们相互缠斗的背景便是他无上的荣耀。理解荷马的人才是希腊人。如果我们遵循希罗多德的说法，那么荷马，同荷西俄德一起创造了后世膜拜的神明。荷马使他的人民拥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创造出他们被世人铭记的灵魂，他才是希腊人真正的缔造者。这也正是伟大诗人的雄心与抱负。歌德是这样理解的：
一个伟大的戏剧诗人如果同时既是多产的，又能在他的全部作品里表现出强烈而高贵的思想情感，就可以使他剧本中的灵魂变成人民的灵魂。我相信这是值得辛苦经营的事业。高乃依就产生了这种能够造就英雄的影响，这对于需要一个英雄民族的拿破仑是有意义的，所以他提到高乃依时说，如果高乃依还在世，他就要封他为诸侯。所以，一个戏剧诗人如果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应该孜孜不倦地工作，精益求精，这样他对民族的影响就会是高尚的、有益的。
诚如拿破仑所知，唯有诗人才能使整个民族如此心潮澎湃。
诗是修辞最有力的形式，它超越普通修辞的原因是它能对听众产生重大影响。哲学家无法鼓动整个国家，他的对象只是少数人。诗人则能够将哲学家的思考转化成形象，触动心灵最深邃的激情，使人们在浑然不觉中领会真知。一般而言，亚里士多德对美德的描述对普通人毫无意义，而荷马对希腊人、特洛伊人英勇行为的具体刻画使读者刻骨铭心。诗致力于描写人类真理，并渴望人们实践真理，这种热望使诗在史诗和戏剧中达到了巅峰。诗的价值来源于作者的政治崇高性，同时体现在内容和用途中。诗不是自为的，它的内容和用途将它的生命与某些事物牢牢熔铸在一起，正是这些事物激励着行动中的最强者。
诗人面临双重任务——了解他试图表现的对象，同时了解他与之对话的观众。他必须把握真正永恒的人类问题，否则作品将渺小而易逝。他谈论的事物与观众最关注的话题必须有所呼应，否则作品不过是展示了娴熟的技巧。面对伟大的书，一个人意识不到技巧甚至艺术家的存在，他只会感受到手段与目的的完美契合。词语之美不过是事物之美的反映，诗人沉浸在事物之中，那才是真正的美的唯一来源。同时他还必须懂得怎样打动观众。一张照片往往不能传达一个人的性格，对性格的把握需要借助某些极少能被看见的特点。画家能够从对人的印象里抽取掉所有无关紧要的部分，他懂得观众观看的方式。为了看到一个人真正的样子，某些错觉是不可或缺的。所以，真实的获得需要通过并不真实的媒介。诗人的情况也一样，他必须知道如何影响观众，如何在转换视觉形象的同时使他们信以为真。观众是复杂的，层次不尽相同，诗人需要面面俱到，同时吸引简单的心灵与敏感的灵魂。因此他的诗和他的观众一样，复杂而富有层次。诗，首先按照传统秩序，为贵族和平民而作，但从更深刻的自然秩序来看，其对象是理解它的人与不能理解它的人。诗人通过观察和倾谈了解人们的性格，这也正是智者严肃对待诗人的原因，他们与众人相处的经验是从事其他艺术与科学的人所不具备的。
诗人是自然的模仿者，再现所见所闻。然而，使他成为诗人的却是他对世界的沉思。他不是创造者，因为创造意味着从无到有。假如仅仅观望自身以内的世界，诗人将看见一片虚空——它是与生俱来的，能够填补它的只有对事物本质的聆听和理解。优劣诗人的区别在于是否以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观察、是否懂得甄别肤浅与深刻。尤其，诗模仿人类——根据我详尽阐释的古典传统——再现人类的美德与罪恶。很大程度上，人的行为决定人的命运。而一个人之所以被理解，不仅是通过他的存在，还通过他行为的性质——慷慨或贪婪、英勇或怯懦、公正或狡诈、节制或放纵。正是从这些品质中产生出快乐与痛苦，所以它们是人类生生世世关心的主题，也是诗歌特定的对象。激情、感觉乃至整个心理学领域都是次要的，实际上感觉总会涉及到某些行为以及控制这些行为的品德，一旦单独去考量感觉，就会发现它是模糊不清的。嫉妒和野心与爱情和政治相关，而嫉妒和野心的独特性来自于它们的对象，以及感受着它们的主体。所以，诗首先应关注人类纷繁多样的行为。情节，导致成功或不幸的一系列行动是剧作的灵魂，它统辖一切，包括对心理感情的描写。
可以说人类的美德与罪恶最初是在政治术语里被定义的。市民社会及其法律界定了善恶，它的教育塑造着市民。政权的属性对其治下人民生活的性质有着决定性影响，也正是政权鼓励或阻碍各种人的发展。任何生活方式的改变都以政治的变革为先决条件，它们的实现也要依靠政治力量。正是在共同生活中，人们发挥自身的潜能；正是政权决定了共有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此外，在统治和被统治、决定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人们投入自己最大的能力。许多情况下人们不可能成为统治者，由于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无法得到充分发展，也难以对生活感到满足。在政治生活中，不仅普通的品德被投射到更大的背景之上，全新的才能亦被搬上舞台。政治为所有人和所有人性提供自由发展的框架，吸引着最有趣的激情和人物。因此，渴望完美描绘人类的剧作家往往选择政治英雄作为他的对象。他的艺术自由使他塑造的角色更有典型性，不必像史学家那样被人物偶然的特点所束缚。
在极限状态下，人的本质暴露无遗，而通过思考可能的道路我们能够更加理解自己。就某种程度来说，观众在欣赏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活得比日常生活更加真实，因为他们的生活被发生在特定时间地点的偶然事件所决定。也许存在这样的剧院，只涉及私人生活，只关注生计和养家糊口。可是，未能超越这种生活的人将与完满的自我发展绝缘，而默许此类人生观的剧院无疑是加重奴役的帮凶。以上是对戏剧传统观念的通俗阐释，流行于莎士比亚的时代。与其说莎士比亚持有某种现代观念，不如说他的思想是那个时代共有的。争论他是否曾对上述问题沉思冥想毫无必要，因为这种观念无所不在，成为莎士比亚思考的依据也很自然。但实际上，莎士比亚确实详细阐释了他的意图，并且有意识地通过作品传达出他的政治智慧，历史剧便是清晰的佐证。在这些作品里，莎士比亚力图表达一种睿智之见，关于什么是英国政体、这种政体如何得到承认、如何被之后世世代代的英国人尊崇。他是成功的，因为英国人正是依照他的描写去理解他们的历史以及历史的内涵。他的意图无疑带有政治性，同时他认为观众眼中既美好又激动人心的事物，在根本上其实是市民社会所关注的种种问题。说这些作品不过是一系列有趣的故事，这公平吗？它们确实非常精彩，但之所以精彩显然是因为引起了某种兴致。人们能言之凿凿地说莎士比亚是为了金钱才草就出这些历史剧，或者他没受过教育，所以对英国历史的重要史实一无所知？这简直等于说杰弗逊从未考虑政治原则，他撰写《独立宣言》是为了出名，而《独立宣言》的成功是因为它还算一篇不错的独立日演说。
在历史中明显真实的事物，对悲剧和喜剧来说也很可能是真实的。莎士比亚的人性并不局限于英格兰，他写作的目的也不只是为了将英国人塑造成英格兰的良好公民。人类面临一系列根本的难题，我认为莎士比亚想描写所有状况，假如有人能逐个理解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他将会看到生命中每一个可能的重要选择的结果，将会深刻感悟每一种高尚灵魂的特征。这些话题超越了一篇序言的范围，我提及它们只是为了彰显莎士比亚的天才。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莎士比亚认为不论在历史剧还是在其他戏剧中，政治都非常重要；他有教诲的意图；他的学识使他意识到一个首要的抉择：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如果事实的确如此，政治哲学将是阐释莎士比亚作品必不可少的工具。尽管根据现代批评，莎士比亚对诗的真谛的认识可能是错误的，但在理解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使用他的体系，而不是硬生生地把他塞进我们的新范畴。客观性的每条规则都要求首先按照作家理解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他，缺乏这一点，作品除了我们的臆造之外什么也不是。政治哲学在莎士比亚评论中应当承担的角色是，以推理的方式解释剧中强烈的激情。当庞培（Sextus Pompeius）面临抉择，要么杀死他的客人成为寰宇之王，要么在苍白的高贵中自我放逐，我们也遭遇到政治道德的经典问题，对此《安东尼和克莱奥佩特拉》的描写细腻而准确。我们必须这样看待问题，同时也必须进一步理解渴望权力的人和这种渴望对他们的影响。只有在哲学论述中，我们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发展过程，并借此理清莎士比亚笔下的典型案例。在这个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学习政治哲学的历史，因为我们无法迅速获得对政治、道德现象的各种可能的解释，也因为我们必须寻觅解释莎士比亚的最恰如其分的途径。
莎士比亚的戏剧设置在历史上的许多国家和各个时代，美德随着国家的不同而变迁，这正是探讨莎士比亚教诲的合适起点。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不可能存在所有类型的人，而异教和基督教的差异对人们珍视的事物产生着重大影响。为了展现丰富的可能性，必须有一个环境使典型人物能够大显身手。为了揭示英雄们特定的气质，莎士比亚精心选择了戏剧的时间与地点。唯有在威尼斯，奥瑟罗和夏洛克才能释放自己的潜能，他们是异乡客，只有这个城邦为他们提供了自由和一席之地。唯有在罗马，人们能亲眼目睹政治雄心的扩张，其他任何人生目标都无法节制蓬勃的野心。联系情节研究戏剧设置，致力于发现某时某地的典型问题，这将是一项值得终生投入的事业。所有努力的目的都在于，了解莎士比亚心目中的最强者，体悟不同的生活方式带来的苦乐悲辛。我们亟需一代又一代的批评——而率真的批评对莎士比亚提出了各种疑问，这些问题格劳孔（Glaucon）和阿迪曼图（Adeimantus）也曾向苏格拉底求教：我们应当怎样活着？成为统治者和成为诗人，哪个更好？可以弑君吗？为了爱，可以背弃父母吗？等等等等，无穷无尽。
席勒指出，现代的特征一方面是抽象的科学，另一方面是粗俗的激情，并且它们是割裂的。一个自由人，一个优秀的公民必须在知识和激情之间拥有自然的和谐，这才是有修养之人的含义，但我们的时代似乎无法造就这样的心灵。我们知道，不理解道德现象的政治科学是粗鄙的，而不为正义之情所激发的艺术是琐屑的。在莎士比亚写作的时代，这些事物尚未分崩离析，我们感到他不仅拥有明澈的智慧，还拥有充沛的感情，并且它们没有相互抵触、彼此削弱。如果静心聆听莎士比亚，我们也许能够重获生命的完满，也许能够重新发现通往失落的和谐的道路。
（潘望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