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威权制的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支持民主化吗？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似乎并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基于概率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考察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情况。本研究的结论表明：(1)威权制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并非一定支持民主化；(2)中产阶级对国家的依赖度与其对民主的支持度之间存在负相关性；(3)中产阶级所感知到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同样也与其对民主的支持呈负相关。
【关键词】中国中产阶级，民主态度，民意调查
过去30年里，随着中国越来越现代化，新兴中产阶级已经稳步发展成为一支显著的社会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面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如此惊人的崛起和壮大，政治学家和决策者不断思索着至少两个重要问题：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会支持政治的民主化吗？这一社会阶级为什么支持或者不支持民主和民主化？
然而，研究中产阶级以及民主化的学者似乎没有在这些问题上达成明确共识。而且，关于这些问题的早期研究几乎都不是以对威权制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个体所进行的系统的概率抽样调查为基础的。本文考察了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情况。具体来说，依据2006年年末至2007年年初在中国三个城市展开的概率抽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本文试图重新阐明中产阶层对民主的支持的程度和根源。我们希望本研究不仅有助于阐明中国中产阶级对民主化的态度取向，而且也能检验关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在民主化中的作用的早期研究论断。
一、关于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的理论
关于中产阶级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态度的文献非常丰富。在一般文献中，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一种可以被称为“单线法”(unilinearapproach)，它吸收了现代化理论的某些内容。该方法强调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联系，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展开，个人收入和教育水平得到提高，社会经济流动加快，对自由的预期也大幅上升。所有这些特征反过来会推动非民主化社会中的民主化进程，强化民主社会中的民主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单线法”，“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身上普遍体现了这些特征”，充当了“民主化运动的中流砥柱”。“单线法”暗含着一系列单线的因果关系：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反过来成为非民主社会中民主化进程的开路先锋。换言之，该方法认为中产阶级通常是民主化和民主的坚定拥护者。
“单线法”的支持者还认为，与有着雄厚的经济资源并与政治精英们保持着密切的代理关系的上层阶级不同，中产阶级不仅经济资源有限，而且与政府里有权势的赞助人缺乏联系。中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而支持民主制度，因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他们的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尽管其财产有限)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此外，支持“单线法”的一些学者从社会行为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产阶级之所以倾向于支持民主，也是因为相对于下层阶级，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拥有充裕的空闲时间，从而能够充分理解并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
关于中产阶级在向民主的转型或民主的维持(主要在西方国家)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研究为这一方法提供了证据支持。这些研究发现，中产阶级通常会拥护民主原则，会采取行动来支持民主制度的产生和维持，并反对非民主制度。
另一种方法可以被称为“权变法”(contingentapproach)。与建立在现代化和民主化之间的单线性因果关系这一前提基础上的“单线法”不同，“权变法”假定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具有动态性。正如狄忠蒲(BruceDickson)所言：“民主化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协商及挫折。”此外，尽管“单线法”坚定地认为作为现代化的结果，中产阶级几乎必然会站在支持民主的立场，然而，“权变法”却认为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态度取向还要取决于一些显著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会因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以及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不同。这些条件或因素包括(但不局限于)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依赖性(或独立性)、他们所感知到的社会经济福利、与其他阶级(比如与上层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政治联合、中产阶级本身的凝聚力(或者分裂程度)以及他们对政治动荡的恐惧等等。简言之，“权变法”的支持者认为中产阶级并非一定支持民主化，尤其是在如下情况下：他们严重依赖威权主义政府或者与该政府关系密切，他们在社会中处境良好或在物质方面得到了满足，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处于分裂状态，他们害怕社会动荡。换句话说，当所有这些(或部分)情况改变时，特定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对民主化和民主的态度也会相应地发生转变。因此，正如具海根(HagenKoo)所言：“将中产阶级的特征一成不变地描述为进步的或保守的……都没有多大意义。”
与“单线法”不同的是，“权变法”得到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经济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研究的支持。其中的大部分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对民主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上的差异源自中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评价以及对社会不稳定的担忧。一些研究还发现，由于受特定社会环境中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不同，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子群体也会对民主形成不同的态度。
上述两种方法哪一种更适合于研究非民主的后发展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正在进行深刻经济变革的国家中的中产阶级？在对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进行基本观察后就能发现，他们对于民主的态度千差万别。就像前文提到的，如此广泛的差异显然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解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态度，“权变法”似乎是更切合、更恰当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这一基本观察反过来也说明了主张“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带来民主压力”的“单线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说服力的。
二、中国的中产阶级支持民主和民主化吗？
借鉴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我们将支持民主视作是对一系列民主准则和制度持有的积极态度。詹姆斯·吉布森(JamesGibson)在关于支持民主的文章的综合性论述中认为：“民主的支持者信奉个人自由，在政治上持宽容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不相信政治权威，但与此同时对同一社会中的公民却又充满信任；他服从法律，但会向政府索要自己的权利；他认为国家应具有合法性，并能支持基本的民主制度和民主进程。”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调查对象对三条民主准则(权利意识、对政治自由的评价和公众参与)和一种基本的民主制度(政治领导人的竞争性普选)的态度来衡量他们对民主的支持。尽管这些准则和制度没有涵盖所有的民主原则，但是我们认为它们确实是民主的核心，因此能较好地检测中国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度。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三个城市的城市人口中，约23%(739人)的调查对象属于客观定义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中的这个中产阶级群体将在下文中被用于分析其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政治态度。此外，我们还将比较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对民主的支持。尽管本文的重心在于讨论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但这样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测量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背景下中产阶级对民主支持的相对程度。
1.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是指公民愿意维护自己权利的程度。吉布森、雷蒙德·杜赫(RaymondM.Duch)和肯特-特丁(KentL.Tedin)认为：“当公民对其权利保持警醒时，民主往往就会繁荣发展。”在中国，信奉个人权利是衡量民主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合理的指标，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与这一民主准则相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不应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中国文化强调的是集体的(或群体的)利益以及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的政府权威。
为了考察相对于下层阶级，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达到何种程度，我们要求调查对象指出一系列的权利(共7项)是否应该一直受到保护，或者对权利的保护是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表1显示的是中国中产阶级对有关这7项权利的问题的回答以及城市下层阶级的回答。
与下层阶级的调查对象一样，超过90%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认为，像劳动权、受教育权、信息自由权、个人通信隐私权以及出国旅游权这样的个人权利都应该一直受到保护。此外，超过80%的调查对象认为，像在本国任意地点定居和信仰自由这样的个人权利也应该受到保护。这些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一样，急切渴望他们自己的个人权利得到保护。
表1还包括了对受访者的回答所做的共同因子分析得出的载荷(loading)。如表中所示，在因子分析得出的单个因子方面，所有7个项目的载荷都相当大。该分析得出的因子得分将在下文的分析中充当衡量权利意识的指数。
2.对政治自由的评价(相对于秩序)
关于前苏联国家和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中的公民对政治自由的评价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一群研究了前苏联国家公民对政治自由的评价的学者认为，“民主要求公民忠诚于自由，即使是在有可能处于无序状态的时候”。因此，当设计调查工具以测量前苏联民众对民主的支持水平时，他们设想那些把民主视作一整套政治制度和原则的调查对象应该会选择自由而不是秩序。此外，吉布森和他的同事认为，即使是在“偏好秩序”的政治文化(如苏联的政治文化)中，民主的支持者也应该更有可能选择自由而不是秩序。简言之，他们的理论似乎表明了政治自由优先于秩序是无条件的，这种政治自由优先的理念与对民主制度和原则的支持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分析者强调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认为中国人对某些民主原则的认知和优先选择与其他国家的人，尤其是西方人很不相同。尤其是在社会秩序与民主的关系方面，就像黎安友(AndrewJ.Nathan)所指出的，中国的政治文化倾向于认为“民主应该促进社会和谐(或有序)”。此外，中国的政治文化强调社会秩序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权利和自由。正如白鲁恂(LucianW.Pye)指出的，大多数中国人“完全接受对秩序的需求”。早期一些关于中国城市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支持这一观点。除文化因素外，物质利益也会促使中国中产阶级更加青睐社会秩序而不是民主化或民主。这是因为这些利益——诸如职业流动、就业稳定性和中等水平的私有财产——在一个大多数人口还属于中产阶级以下阶层的社会中会因为社会混乱而受到损害。
为了探讨这两个观点，我们设计了一些问题，假定在政治自由和社会秩序两者之间存在冲突。表2体现的是中国三个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总体而言，表中数据显示，无论是从绝对方面来看，还是从相对方面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对政治自由的支持力度都不是非常大。仅有23%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认同如下观点，即作为政治自由的表达方式的公开示威应该得到允许，即使它可能会变得无序和具有破坏性。与此相比，大约36%的下层阶级调查对象支持这一观点。同样，只有24%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认为公民应该有权利成立独立于政府以外的自己的组织，即使社会的和谐会因此受到破坏；而下层阶级中持有同样想法的人所占比例更高(37%)。这些发现表明，尽管中国中产阶级对自己的权利变得警醒了，但是他们仍然支持社会秩序高于政治自由。显然，这些发现印证了上面提及的一个观点：当政治自由和潜在的社会秩序发生矛盾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会果断地选择后者。我们对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调查对象就两个问题给出的答案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两个问题项在单个因子方面的载荷都非常大。因此，因子得分将会被当作衡量对政治自由的支持度的共同指标。
3.对参与准则的支持
民主价值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公众参与。就像许多民主研究者所指出的，民主是一种民众可以控制政府的制度。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政治权力来源于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民众，并且由人民授权给政府。因此，那些支持民主的人必须愿意参与政治以行使这种公民权利。在中国，对参与准则的支持是衡量民主价值观的一项非常关键的指标，因为据说在中国没有民众影响政府的传统。人们指出，中国的政治文化植根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顺从权威，并且同意被赋予“天命”的圣人来统治国家。
在调查中，我们用两个问题项来测量对这种参与准则的支持度。一个问题项与公民在一般性政府决策中的参与有关，另一个问题项是关于公民在发动重大政治变革中所应起到的作用。表3反映了这两个问题项的频度分布(frequencydistribution)。
结果清楚地表明，无论是在绝对意义还是在相对意义上，中产阶级的调查对象对参与准则的支持力度都非常小，只有1/4(25%)的人支持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不到1/3(28%)的人认为普通民众在发动政治改革中能发挥一定作用。另一方面，下层阶级的调查对象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得分都高于中产阶级(见表3)。这些结论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并不支持参与准则，而这一参与准则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民主原则之一。我们对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调查对象就这两个问题给出的答案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这两个问题项在主导性单个因子方面的载荷都非常大。因此，其因子得分将在下文的分析中作为指标来衡量对参与准则的支持度。
4.对竞争性选举的支持
大多数民主研究者认为，在独立政治组织之间进行的多个候选人参与的差额选举对于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化的过程，才能建立一个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府。就像熊彼特指出的，民主是“一种旨在达成政治决策的制度安排，在其中，个人通过投票的方式获得决策权”。因此，对差额选举的信仰一直被认为是民主价值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民主支持者从非民主政权到民主制度的过渡中必须要养成的观念。
为了测量对竞争性选举的支持力度，我们在三个城市的调查中使用了两个问题项。一个问题项涉及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多名候选人参与的各级政府领导人选举(即“差额”选举)，另一个问题项与多党派参与选举有关。表4反映了这两个问题项的调查结果。
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调查对象中，支持多名候选人参与政府领导人选举的人所占比例大致相同(70%)。然而，在中产阶级的调查对象中，支持这种多党竞争选举的人所占比例(25%)却低于下层阶级中的比例(39%)。显然，从这两个问题项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中产阶级调查对象支持多名候选人参与竞争性领导人选举(即差额选举)，前提条件是这种选举不是在“多个政党之间”进行的。因为在现实情况中，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导和掌控着几乎所有级别的选举，所以，对选举中多党竞争的拒绝似乎也暗示着他们认同当前一党主导的选举制度(在该制度内，存在多名候选人参与的竞争)。我们对两个阶级就这两个问题给出的回答进行了因子分析。分析得出，存在一个主导性的单个因子。因子得分将会被用作共同指标来衡量对竞争性选举的支持度。
5.民主各构成方面的相互关联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间接地证明了构成对民主价值和制度的态度的四个方面是宏观信仰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猜测这四个方面是彼此相关的。为了证实这种猜测，我们对两个阶级的调查对象在这四个方面的因子得分(取自表1至表4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因子分析。这一分析的结果显示，这四个构成方面在主导性单一因子上有载荷，导致了57%的原始方差。
基于因子分析的结果，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我们的调查对象(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对民主价值和制度的这些构成方面的各种态度之间存在合理的一致性。换句话说，那些支持民主的某个构成方面的人往往会支持民主的其他构成方面。鉴于调查对象对民主的这些构成方面的支持所存在的这种一致性，我们将在下文进行的分析中把这一因子分析所得出的因子得分用作衡量支持民主的总指标。
6.总结
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在何种程度上支持基本的民主价值和制度？据我们的分析，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和大部分下层阶级的民众一样，大多数中产阶级对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个人权利很警醒。然而，另一方面，当这些权利“有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时，大部分中产阶级都不愿意行使其政治权利；他们没有意愿对政府事务发表意见以及在发起政治变革中发挥作用；他们似乎只支持当前一党主导和控制的选举制度下的差额选举。从比较视角来看，我们也发现，这些城市的中产阶级在整体上对民主原则和制度的支持度不如下层阶级。
这些结果似乎印证了早先关于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些研究结论：尽管中产阶级或许“希望有一个相互制衡的制度来有效地约束党的权力”，以免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受损，但他们并不乐意支持和参与促进民主的政治变革。此外，这些结论与早期对亚太地区的中产阶级的研究发现也有不谋而合之处。在马来西亚，新兴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马来族的中产阶级，要么非常积极地支持日益走向威权主义的政府，要么继续对政治保持冷淡。在印度尼西亚，新兴中产阶级坚定地支持维持现状。尽管台湾地区和韩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民主转型，但中产阶级在支持民主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在一些研究中一直受到质疑。这些研究表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新兴中产阶级在刺激民主发展上贡献甚微，而且他们的阶级利益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
三、解析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
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什么因素能影响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态度呢？根据上文所讨论的“权变法”的逻辑，我们将重点关注两个主要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因素，我们认为，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这两个因素是中产阶级和现在掌权的威权主义政府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自身社会和经济状况的评价。尽管这两类因素绝不可能涵盖所有影响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的原因，但是它们确实能够很好地检验先前关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研究得出的一些核心观点。同时，这种检验得出的结论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情况。这两类因素在本研究中将作为独立变量，下面将解释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1.对国家的依赖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schenkron)认为，相对于一个早期工业化国家而言，后发展国家的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他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后发展国家需要一个更加强势的政府来弥补其国家经济发展中资金、企业和生产力的不足。
与上述这种关于政府在后发展国家中的作用的观点一致，一些分析家认为，后发展国家的政府在形成各社会阶级(如新兴的中产阶级)、塑造其社会经济特征和政治特征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政府(也)在塑造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诉求方面至关重要”。根据这一理论思路，一些学者尤其认为，后发展国家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不仅在其形成和发展方面依赖于政府，而且和政府有着共同利益。所以，在一个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最有可能支持政府以及政府所认可的并在其中运行的政治制度。其结果是，如果该国的政治制度是非民主的，那么，中产阶级会为了避免与政府为敌而将民主化抛诸脑后。
与其他后发展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也依赖于政府。而且，中国政府在控制社会以及形成或塑造新兴社会阶级(如中产阶级和私营企业主)方面比其他后发展国家政府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仍然拥有两个独一无二的、力量强大的统治支柱：中国共产党具有的统治地位以及政府介入任何社会经济领域的特权。而这两大支柱是其他后发展国家所没有的。正因为有了这两大支柱，这一党政合一国家能够有效地促进新兴中产阶级在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形成和发展。其结果是，中产阶级更加依赖这一党政合一国家的政府。正如大卫·G.古德曼(DavidG.Goodman)所论述的那样，从整体上看，中国的中产阶级“远远还不能与中国的党政合一的政府分离或者寻求自己的政治声音，他们在与政府的紧密联系以及密切合作中运作”。
因此，总体而言，我们预测中产阶级对中国现有的威权主义政府的依赖与他们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态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换言之，中产阶级调查对象对民主的支持程度相对较低(如前文所述)可能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政府的依赖程度高；此外，在降低对民主化的支持程度方面，对政府的依赖在中产阶级中间比在下层阶级中间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前者比后者从这种依赖中获益更多。利用在三个城市所做调查得出的数据，我们将探讨如下两个方面之间的相关性，一方面是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另一方面是该阶级在价值观方面与政府的趋同以及在就业或职业方面对政府的依赖。下文将详细论述这些关系。
价值观趋同的影响。我们在调查中使用一个多项变量作为衡量中产阶级和政府之间价值观趋同的重要指标，至少是在基本价值和利益方面的趋同。这个变量就是对现有党政合一国家的弥散性支持(diffusesupport)。弥散性支持代表了个人的如下价值信念，即现有政权的存在和运作符合他或她关于政治领域中何者是正确的价值原则和道德原则。人们相信，公民通过弥散性支持与该政权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弥散性支持源自公民对政府的基本价值、准则和制度的评价。所以，我们认为，弥散性支持表明了公民与政权之间在政府的基本价值、准则和制度方面的趋同。此外，我们还认为，这种价值观趋同构成了中国现有党政合一政府与中产阶级之间关系的基础。为了测量这种弥散性支持，我们在调查中使用了7个问题项。我们对两个阶级就这7个问题项给出的回答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在这7个问题项中只出现了一个主导性单一因子，导致了78%的原始方差。鉴于这7个问题项之间的一致性，因子得分将在下文的多变量分析中被用作衡量弥散性支持的共同指标。
中国学者的实地观察似乎一致认为，自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始以来，中国党政合一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放松了对公民私生活的控制。但是，学者们也一致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权绝没有放弃一党统治或者停止对政治异议者的控制。因此，整体而言，现有中国政权的准则和行为与本研究所考察的大部分民主准则和原则是相抵触的。因此，我们假设那些支持现有政权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支持民主准则和制度的可能性更小。
就业及职业依赖的影响。如上文所述，比起非共产主义的后发展国家的政府，中国政府在影响新兴中产阶级的职业机会和人生机会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利用其不可挑战的(或者近乎绝对的)的政治权力以及无处不在的组织机构，该党政合一的政府不仅营造了一个有利于整个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的整体社会经济环境，而且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政府机构中的就业和职业机会。比如，在我们的调查中，大部分(约60%)中产阶级调查对象就职于政府机构。
更重要的是，这些职位和机会的获得受到党员身份以及对党政合一的政府的忠诚度的影响。其结果是，政府能通过提供就业和职业机会而直接有效地影响到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魏昂德(AndrewWalder)认为，这种党政合一的政府“提供就业机会的权力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共产党统治的核心支柱，不管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制度(对忠诚的奖赏)，还是一种促进所期待的社会化(至少从表面来看)及意识形态统一的手段”。因此，我们预测那些在“国家机构”(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公共组织)中任职的中产阶级更有可能与政府站在一起，他们支持民主和民主化的可能性也更小。
2.所认知到的社会和经济福利的影响
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研究指出，中产阶级对待民主和民主化的态度也取决于他们对自己在现有政权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福利的认知。不管是在早期工业化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这种认知到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福利显著而普遍地影响着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就像乌尔夫·松德豪森(UlfSundhaussen)所指出的：“如果向民主的发展意味着失去他们的财富和特权，那么，中产阶级显然不会支持这种发展。”换句话说，无论是在早期工业化国家还是在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至少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根据他们所感知到的这种政治变革给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及经济利益带来的影响来对民主化作出判断。
与我们的研究关系更为密切的是，许多研究后发展国家的中产阶级对民主支持力的分析者发现，在威权主义政权下，当中产阶级对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感到满意时，他们发起或者支持民主化的可能性更小。例如，一些研究者发现，在东亚或者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只要新兴中产阶级仍然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的明显“受益者”，他们就没有发起或者支持走向民主的政治变革的动机；然而，一旦他们感到自己的社会经济收益受损，中产阶级就可能会鼓动或者参与挑战政权的政治运动。
更重要的是，一些中国学者也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将他们的民主观与自己的社会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一位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评论道：“这些中产阶级从繁荣发展的经济中所获得的重大利益使得他们很难成为冒险的政治改革家；相反，他们担心太频繁的、太快速的政治变革会危害到他们的物质利益。”因此，基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威权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观察，我们预期那些对自己目前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感到满意的中产阶级比下层阶级支持民主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更低。
3.控制变量
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依赖(通过价值观趋同和就业/职业依赖来衡量)以及他们对自身社会和经济状况的认知影响其对民主化和民主的支持时，这种影响是否独立于其他一些也可能影响到这种支持的因素？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在分析中加入了两类因素作为控制变量：(1)主要的社会人口属性；(2)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
社会人口属性。大量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背景下的民主价值的文献都表明，一些主要的社会人口属性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社会人口属性在决定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反过来又影响着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态度。因此，根据先前的研究结果，我们将诸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中共党员身份和收入这样的主要社会人口属性作为控制变量。我们假设和上文所详细论述过的三个自变量一样，这些社会人口属性也会影响到中产阶级对民主化和民主的支持。
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在这一调查研究中，我们选取了北京、成都和西安三个主要城市，它们大体上代表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三种水平。其中，北京代表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城市，而成都和西安则分别代表人均收入处于中、低水平的城市。根据现代化理论，经济更发达的国家的中产阶级比经济更落后的国家的中产阶级更有可能支持民主化和民主，因为经济更发达的国家的中产阶级更有可能成为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从而会更少感受到下层阶级的威胁，也会对自身在民主政治制度内的政治地位更加自信。因此，我们设想三个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会影响到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具体来说，也就是，北京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应该对民主的支持程度最高，而西安的调查对象对民主的支持程度应该最低。
四、多变量分析结果
为了检验上文所讨论过的这些重要假设，我们建立了一个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最小二乘法)，它以我们调查中的全部样本为基础，这些样本包括了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调查对象。特别是，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加入了一个代表中产阶级的身份的虚拟变量，以确定这种身份在整体上对民主支持的影响，也加入了中产阶级和主要解释变量(即中产阶级同政府的关系以及他们所认知到的社会经济福利)之间的相互作用项(interactiveterm)，目的是为了检验自变量和中产阶级身份之间的假设关系(或相互作用)。表5展现的是这个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的结果。总体而言，其结果与我们的预测一致：独立于一些主要社会人口属性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1)在全部样本中，中产阶级的身份会影响被调查者对民主的支持；(2)中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个人社会经济状况的满意度也会影响到他们对民主的态度。
首先，正如前面所预测的以及上文的双变量分析所表明的，表5中的结果证实，在我们的样本中，中产阶级的身份对调查对象对民主的态度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中国的中产阶级相对于下层阶级而言，支持民主和民主化的可能性更低。
关于价值观趋同的影响，如我们所料，在所有人当中，弥散性支持不仅显著而负面地影响着他们对民主原则和制度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负面影响在中产阶级当中更加显著。这些结果表明，在对现有政府的弥散性支持方面得分更高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对民主原则和制度的支持度要低于下层阶级的调查对象，尽管后者对政府的弥散性支持的程度也不低。
至于就业/职业依赖的影响，表5中的结果显示，在所有人当中，在国家机关工作与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换言之，那些就职于国有部门(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公共组织)的人支持民主的可能性要低于就职于非国有部门的人。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果同时表明，就职于国家机关对民主支持度的负面影响在中产阶级中比在下层阶级中要显著得多。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在国有部门供职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支持民主的可能性要低于那些同样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下层阶级调查对象，低于那些不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中产阶级，也要低于那些既不是中产阶级也不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这些发现与我们前面的预测相一致，那就是中产阶级的身份与就职于国有部门这两种因素共同产生的影响比它们各自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至于所认知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影响，表5中的结果表明，一般而言，在所有人中，对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满意度与他们对民主的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经济条件越满意，他们对民主变革的支持度就越低。此外，同上文所提到的另外两个自变量的影响相似，这种满意度对民主支持度的负面影响在中产阶级中也比在下层阶级中更明显。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对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感到满意的中产阶级支持民主和民主化的可能性要远低于那些同样对自己的社会经济条件感到满意的下层阶级公民。
基于上述发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降低对民主化的支持度方面，对政权的弥散性支持、在国有部门供职以及对社会和经济状况感到满意这些因素对中产阶级比对下层阶级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因为中产阶级比下层阶级从现有政权中受益更多，也更加依赖该政权，所以中产阶级支持民主化的可能性要低于下层阶级。
最后，在控制变量中，教育水平、家庭总收入和党员身份显著影响着对民主的支持。具体而言，不管是来自中产阶级还是下层阶级，那些教育水平更高、家庭收入更多的女性调查对象往往更加支持民主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方面的差异(北京、成都和西安)并不会显著地影响对民主的态度。这一发现与现代化理论不一致。现代化理论强调，经济发展水平与支持民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当然值得更全面地深入研究，但这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
五、讨论和总结
相对于下层阶级而言，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潜在的民主政治转型？该社会阶级为什么支持或者不支持这样的政治变革？贯穿本文的研究结论试图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发现，尽管大多数新兴中产阶级都支持那些在民主制度内普遍受到欢迎和保护的个人权利，但他们却回避支持政治自由(例如游行示威的自由、结社的自由)，而且对诸如不受政党限制的竞争性的领导人选举这样的民主制度不感兴趣，也不热心参与政府事务和政治。此外，中产阶级对本文所研究的民主价值和制度的支持程度低于下层阶级。同时，我们还发现，中产阶级对民主的支持程度低与本文所考察的三个重要变量有关：其中两个变量代表的是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依赖(比如对政权的弥散性支持以及就业/职业依赖)，另外一个变量是中产阶级对自己在现有制度下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评价。我们通过这些发现可以推论出中国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并不支持民主化和民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现有政府的紧密联系和依赖关系，以及他们对自己在现有政权下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感到满意。
那么，我们的调查结果具有何种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呢？就政治意义而言，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现在不可能成为民主化政治变革的代理人或支持者。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多数中产阶级似乎不支持本文所考察的大多数民主准则和制度，而且因为整个中产阶级的民主态度没有下层阶级坚定。此外，如上文所述，中产阶级与政府在价值和物质利益方面的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民主变革的态度。上文在如下两个方面建立起了因果关系，一方面是中产阶级在价值和物质上对党政合一国家的依赖以及他们所认知到的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该阶级对民主的支持度。鉴于这种因果关系，如果这种依赖性大幅削弱，以及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恶化，那么，中产阶级就有可能变得热心于民主化和民主。如此，我们也可以说，除其他一些因素外，如果政府长时间无法为中产阶级带来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增加或维持就业机会以及提高生活水平，那么，中产阶级就可能会支持迈向民主的政治变革。
至于理论意义，与前面提到的现有研究(几乎都不是建立在对威权主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进行系统的概率抽样的基础上)相比，本研究得出了更加稳健的确凿的结论。这些结论建立在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概率抽样所得出的数据之上。具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中，(1)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依赖与其对民主的支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2)中产阶级所认知到的社会和经济福利与其对民主的支持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这些发现至少间接地挑战了“单线法”。单线法的研究框架认为，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新兴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其他一些现代的社会政治现象，而中产阶级的出现反过来也会推动民主化。然而，本研究得出的证据却表明，由于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依赖以及他们对社会地位、经济福利的关注，所以，在后发展国家中，中产阶级并不一定会热衷于民主化和民主。
本文原载美刊《政治研究季刊》(PoliticalResearchQuarterly)2011年第3期，译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