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很多，本文所谓的现代化，指的是由于将工业生产方式引进前工业社会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关于新兴宗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本文所谓的新兴宗教，指的是19世纪中期，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出现的、脱离了传统宗教的常轨并提出了某些新的教义、新的礼仪的宗教团体。
关于现代化的源头，有的学者认为始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有的追溯到文艺复兴，还有的认为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注：参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页。）但上述几种说法，都涉及到了我们给新兴宗教界定的时间范围――19世纪下半叶。今天，现代化浪潮已席卷全球，其涉及的范围之广，引起的震动之大，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一。
美国小说家兼科学家斯诺写过这样一句话：“本世纪以前……‘社会变化’慢到一个人一辈子都看不出来什么。现在，变化的速度已经提高到我们的想象力跟不上的程度。”（注：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15页。）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沃伦·本尼斯也认为，“无论如何夸张、扩大，也无法如实地描述变化的规模和速度……说实在，只有夸大其词才近于真实。”（注：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现代化带来的变化速度具有震憾性，它对社会和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现代化影响的震憾性不仅反映在人的感官上，也反映在人的内心，人的自我意识中。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都市化方面 尽管城市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那时的城市，不过是一些人口略为密集的小社区。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也在逐步扩大。虽然前工业社会的城市规模仍然很小，但它已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人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的证据。在前工业社会的城市里，大多数人彼此相识而且常有来往，人们注重整个群体的利益和活动，持有相同的价值标准，任何个人的异常行为常常引起整个社区的注意并为全体居民所不容。而现代的都市，是伴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的发展而来的，是以现代工业作为基础的。除了在规模上大大扩展了之外，都市的人口急剧增加，例如，在18世纪末，美国只有5％的人居住在城市中，而今天，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还不到5％。而且城市人口更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除了世代居住在城市中的居民之外，人口流动量加速加大，从农村、边远山区乃至异国异邦来的人数急剧增加。都市里的任何人仅可能认识城市中的极少数人，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更多地属于需要，这类交往更多地不是建立在感情之上，而是角色之间的交往。因此，在范围宏大人海茫茫的大城市中，个人的行为不再可能引起广泛的注意，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言，如果现代城市的居民们要严肃地对待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或者对每一种新的情况都表示兴奋或惊讶的话，那么社会生活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注：转引自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728页。）正因为如此，尽管都市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感到孤独的人却比比皆是。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大，以相同的社会背景、相同的职业、相同的种族或民族、相同的出生地为基础的小团体出现了。这些团体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因而形成了若干个亚文化圈。面对这种多样的生活方式，都市居民对个人和小团体的异常行为相对而言更能容忍，在现代大都市中，社会秩序的基础体现是“在钟表和交通信号”（注：沃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依据是法律，而不是传统社会中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他人的承认”或“无形的舆论”，这无疑与小社区或前工业社会的城市的保守和狭隘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二、社会地位方面 社会地位有天生的一方面。比如，是男是女，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是出生在城市还是乡村，穷人家还是富人家，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选择的。但是，除了这些个人无可选择的地位之外，从理论上说，人是可以选择、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如职业、受教育之高低等）的。之所以我们要加上“从理论上说”这个限定词，是因为在传统社会，由于社会的相对封闭，人口流动缓慢，人们可以改变或选择自己的社会位置的机会是不多的。就职业方面而言，子承父业，家族在手艺方面世代相传的现象是极其普遍的，而农民的子孙将永世与黄土打交道，奴隶的后代也只能当奴隶。这样的社会地位又决定了一个人与他人相处的关系（比如在婚姻方面的选择。说明这个问题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发源于印度的种姓制度）。由于人的社会地位相对的稳定，其命运相对而言也是稳定的。然而，现代化的浪潮打破了这一切相对稳定。由于生产发展，城市的扩张，人口流动性的增大，教育的普及，人们选择和改变其社会地位之机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比起过去而言，人自身的努力奋斗就可以使一个出生在乡村穷人家的孩子出人头地，成为过去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大人物”。反之，富家子弟如果自身不去奋斗，也不再可能靠父辈的财产来获得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现代化也把人们带入了激烈的竞争之中，因此，人的命运变得不可捉摸，今天的流浪汉可以在明天成为百万富翁，而昨天的公司总经理，在后天可能会身无分文，遭到各方面的冷遇。现代社会强调的是个人优胜劣汰竞争中的成就而非以一个人的先天环境作为成功和必胜之路。于是，传统社会以先天特征为基础的阶层差异逐步消失，人自身的努力越来越成为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重要条件。即便在个人的努力中，机遇与风险的因素也在不断加大。
第三、家庭方面 我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句话既说明了家庭是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也说明了家庭是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社会的大家庭制度既是生儿育女的保障，又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需求，首先打破了几代同堂、姑嫂妯娌同桌的大家庭制度，然后使亲情关系逐步衰减，一些过去在大家庭制度中朝夕相处的亲戚，现在可能分居异地他乡。于是核心家庭出现了。尽管现代社会家庭的规模大大缩小，但它仍然是一个人的“安乐窝”和“避风港”，也就是说，大多数人仍然能够从家庭中找到一份爱，得到一份关心。而今天，现代化的巨浪连核心家庭也没有放过。由于家庭中丈夫与妻子的地位日趋平等，妇女就业的人越来越多，与他人交往的机会增多而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由于昔日作为家庭中财产的儿童（比如说富家子女的继承权和婚姻带来的益处，穷人子女的劳动力等）日益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父母要为子女的衣食住行和教育花费大量的金钱，而子女则一能独立就离家而去，此外再加上在性关系上的价值观念的变化等等因素，家庭的结构也日益不稳定。离婚率的高涨是当代家庭的一个特征，例如当今被认为是离婚率最高的美国，1979年约有120万对夫妇离异；而在婚姻破裂的家庭中，70％以上是有子女的家庭，因为父母婚姻关系破裂而受到伤害的子女每年达100多万。除了因夫妻离婚出现的畸形家庭，还存在着大量有非婚子女的单亲家庭。这种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或者子女是私生子的家庭，给其成员，尤其是子女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如今，社会中单身家族的人数也在不断地扩大。家庭给人以宁静的“避风港”功能逐渐丧失，家庭的名存实亡使许多人失去了在现代社会中的唯一情感依托。
第四、人口与教育方面 由于医疗卫生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婴儿的死亡率明显下降，世界人口的增加呈爆炸趋势。20世纪初，世界人口为16亿，这是超过以往19个世纪逐步增加达到的创纪录人口。然而，不到一百年，也就是到本世纪90年代，世界人口已翻了两倍多。根据1996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年鉴》的统计，世界人口已达58亿。（注：参见《未来的一百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第24页以下。）在此我们暂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就是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在本世纪也是惊人的。大约从1950年到1965年之间，西欧经历了所谓的“婴儿潮”，使1970年到1980年时的青年人数比任何时期都庞大。美国和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情况。随着这一项社会变迁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高等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这种状况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1950年，美国有大约260万人在高等学校就读，到了1970年，此数字就上升到860万，增长率为239％；高等教育经费也同步增长，1950年为22亿美元，1970年为234亿美元。加拿大在1961年时享有高等教育的人为13万左右，10年之间增加到32万3千人，教育经费则从1960年的17亿加元，增到77亿。（注：参见《新兴宗教与社会变迁》（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第233页。）高等教育扩张的结果，是青年人中平等观念的急剧上升，这种观念上的改变表现在对各种公民权利的支持。因此，在许多发达国家，一方面，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反犹太主义等的市场在收缩，另一方面，从对待不同的宗教信仰，甚至对待无神论和共产主义信仰，到对待同性恋、婚前性关系、堕胎等的态度，也有快速的自由化趋势，也就是说，在青年一代中，宽容的观念得到了迅速的加强。
第五、生态环境方面 人类在进化之初，为了求得生存，紧紧地依赖着自然界。然而，当人类终于可以越来越多地依赖自身的智慧和科学技术资源时，自然界变成了人类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牺牲品。直到今天，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当人类扫除了自然界的一切障碍，取得战天斗地的胜利成果之时，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已摇摇欲坠。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带来了双重的问题，一方面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这种污染造成的连锁反应威胁并破坏了从最小的微生物到人类的生命；另一方面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它造成原料和能源的严重枯竭和匮乏。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仅以支撑着人类生活的四大生物系统――耕地、牧场、森林和渔业中，受到的劫掠和破坏的极小部分状况为例。到目前为此，建筑物和道路已使大面积的耕地永远消失。此外，土地的沙漠化现象也十分严重，拉丁美洲的十分之一耕地，亚非两洲的五分之一，澳洲的四分之一都受到沙漠化的威胁。世界谷类的种植面积在1950年是每人0.241公顷，到了1975年则为每人0.184公顷，而在世纪末还将减少为0.128公顷。现在，世界上可耕地中只有略多于十分之一的土地尚未发生严重的衰退。一旦土壤流失，人所依赖的一切也将随之失去。人类的生存还依赖着其他物种的生存，而森林正是地球上主要动物或植物的保护者。但是到今天，世界的森林正在以每分钟50公顷的速度遭到破坏。今天人类所拥有的900万平方公里的热带森林，如果按现在的采伐速度，只要40年就可以使地球变成一个“秃头”。随着森林的消失，目前已有2万5千种植物和1千多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鱼类品种和亚种受到早期灭绝的威胁。科学家计算过，到本世纪末，世界上的500万到1000万种动物和植物中，有50万到100万种将因人类的行为而毁灭。（注：参见《未来的一百年》，第60页以下。）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谚语：“授人以鱼，足解一日之饥，授人以渔，足食终生之鱼”。而照人类目前的行为，我们将无鱼以授人，更谈不上授人以渔了！
第六、价值标准和生活态度方面 一般而言，一种社会总有适合于其结构的价值标准。在传统社会，这种价值标准的功能一般由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承担。在中国，儒释道长期成为传统社会价值标准。由于人们按照共同的价值标准去生活，因而在价值判断上具有比较高度的一致性。除此之外，在东西方社会，都存在着人类文明史以来共同的准则。正如美国总统富兰克林所说，世上有13种有用的品德：不喝酒、沉默、有条理、果断、俭省、勤奋、真诚、公正、温和、清洁、安宁、贞节和谦逊。（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05页。）然而，现代化的过程使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以西方社会为例，韦伯曾经论述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新教伦理提倡的勤奋、俭省、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曾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成为人们恪守的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套传统价值观在很多人看来，已变成了“上了年纪的干瘪扬基佬的依托”（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09页。扬基佬是对美国人的戏称。）。取而代之的是对金钱的追求和对性的崇拜，强烈的个人主义盛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充斥着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在所谓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口号下，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正如社会学家沃尔芬斯坦博士所说：“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注：玛莎·沃尔芬斯坦：《娱乐道德观的产生》，载于《大众闲暇》（伊州，自由出版社，1958年），第88页。）随这种价值观、道德观而来的，是自由放任、不受约束的生活态度。于是社会的犯罪率增加，各种性病出现，酗酒、暴力、吸毒的已成为许多年青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七、生活方式方面 当人类发明了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当人们使用电冰箱、微波炉、电视机和空调之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短暂、临时、快捷成了现代人生活的几大特征。昔日那种悠闲、安详，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充分体验人与人之间乐融融的生活方式，早已远离了现代人而成为小说和电影的素材了。我们的祖父母辈以“Ilove all old thing--old book, old wine and old friend”（注：莎士比亚语，意为：“我爱一切老和旧的东西――旧书、陈酒和老朋友”）为荣，他们保留着伴随他们生活多年的许多旧东西，永远铭记着爱情和友情。而今，这一切或为人们所鄙视，或为人们所忽视。人与物的关系是短暂的：东西不断地翻新，用完后就丢掉，不喜欢就换掉。人与人的关系是临时的：夫妻间可以随时离异，情人更是可以三天一换，与人交往注重的是有利可图，因此朋友常有后补的。人与物、人与人这种短暂、临时的关系也与人们快捷的生活节奏有着一定的关系。为了保持或争取到更好的生活，赚到更多的钱，人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增多了，家庭失去了天伦之乐，朋友失去了叙旧情之闲。生活就像一辆失控的车，越开越快，四周再好的景致也被它远远地甩在了后边。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到今天年轻一代的特点，他们被称为“滑鼠族”或“新新人类”（注：指滑动鼠标玩电脑的人。），从小就与电脑为伍，与自然和他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以上我们从七个方面概述了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对现代化作整体的估量，而只是立足于社会层面谈及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一些部分。接下来的问题是，现代化与新兴宗教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新兴宗教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现象，如果我们从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直接推导新兴宗教出现的原因，就可能犯简单化的错误。但是，不可怀疑的是，现代化带来的这些重要社会变迁，的的确确为新兴宗教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使之能够在现代社会生根、兴盛。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 现代化为新兴宗教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所谓生存的空间可以指这么几种。首先是有形的可供新兴宗教生长和生存的环境。从世界几大宗教尤其是会众型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来看，宗教与作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社会的城市曾经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提供了活动的舞台。然而，在传统社会，小型城市的文化通常被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所把持，它排斥、打击一切与它相异的东西。这种文化是一种同质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具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规范和价值观，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很容易地把这些信仰、规范和价值观传给下一代。在这种文化中，对于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规范和价值观的惩罚，几乎可以不依靠社会控制的常规方法，仅凭具有巨大威力的舆论，就可以使人规规矩矩、服服贴贴，因而在这种同质文化中，新兴宗教没有立足的环境。现代社会的大型城市当然是人类文化的中心，然而，现代大都市的文化却是多元化的，都市化孕育了各式异质文化。换言之，现代社会拥有多种独特的亚文化，它们尽管不是主流文化，但却可以与主流文化并存，这无疑为新兴宗教的生存提供了条件。此外，除了按照民族、种族、职业、年龄等组成的一系列亚文化圈之外，因共同的信仰、规范和价值观而形成的亚文化圈相比之下更为牢固和具持久性，而它们正是新兴宗教活动的舞台，新兴宗教常常是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往往更忠实于自己所属的文化圈，在这种文化圈内，过去属于异常的信仰、规范和价值观不再被视为异常，而成为各种亚文化圈的特征，成为相互具吸引力的凝结剂与纽带。这种现象在美国很有典型性。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移民到美国后最大的问题是身份认同。为了尽快地美国化，他们几乎抛弃了过去的一切甚至包括语言（这一点在第二代移民身上尤为突出），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始终不曾抛弃自己过去的宗教。再者，现代社会造成的人口的快速流动也为新兴宗教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以本世纪60年代后亚洲移民涌入美国的人口大流动为例，随着亚洲移民而来的，是亚洲传统的宗教和它的各种衍生物。这些宗教不仅在美国本土落下根，而且还与西方宗教交配，生殖出许多新宗教变种。
其次是无形的环境，这是指平等、宽容意识提供的舆论环境，这是现代社会教育程度提高，教育普及之后而产生出的更广的结果。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不再认为信仰与传统宗教不同的宗教是大逆不道，不再视新兴宗教为洪水猛兽，信仰自由获得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此外，信仰什么被认为是自己的事，无需他人过问。再其次，现代社会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们不再为基本生活担心，许多人关注的问题不再是物质本身，而变成了人自身：人的健康长寿、人自身的其他特殊功能、人的灵性生活等等。于是，这类超自然派、人类潜能运动、精神治疗派等型的新兴宗教应运而生。
第二、 现代化为新兴宗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
除了生存的空间之外，任何一种新兴宗教要想在现代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信众的来源是极其重要的事。有人曾经说过，现在的新宗教是青年人的宗教。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新兴宗教要吸收的成员是不分男女老少的，很多新兴宗教组织中妇女占了不小的比例，例如日本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但是新兴宗教中年青的信徒居多，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例如韩国的统一教会在1970年时，就已在全国53所大学中建立了支部，发展了学生会员5千余人；在日本，大约有10％-20％的年青人加入了各种形形色色的非传统性质的宗教团体。（注：参见邢东田：《当今世界宗教热》（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196、254页。）据俄罗斯卫生和医疗工业部1977年统计的资料，参加被视为邪教的人中，有70％是18-27岁的年轻人，而且80％的信徒受过高等教育。（注：资料来源于1997年9月1日的《参考消息》第6版，社会·文教类，俄通社-塔斯社会莫斯科8月27日电。）这种状况在北美和欧洲更为突出。我们在前面提到，在二次大战后到1965年之间，欧洲和北美都经历了“婴儿潮”，这使得70年代与80年代出现了庞大的青年人口，而新兴宗教运动的成员，大部分就来自这部分人口。如欧洲的几个大型新兴宗教如神的子女、爱的家庭、统一教会等，其成员年龄通常在20-35岁之间。
当然，青年只是新兴宗教成员来源的一个方面。现代化引起的巨变除了使人们感到新鲜好奇之外，更多的是使千千万万的人应接不暇，无所适从，产生了头昏眼花的迷失感，越来越无法理解和应付周围的事，患上了“现代化综合症”：伤感怀旧，心理失衡失重，忧虑苦闷，痛苦空虚，焦灼浮燥，孤独冷漠……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些触目惊心的现象：年轻人自杀率节节上升，离不开毒品的瘾君子比比皆是，患有慢性精神病人的数字已高达1000万，从十几岁的青少年到上了年纪的人，都因不满而抱怨着现实社会……“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已变成了一个普遍的问题，而许多的人对此的回答则是：“世界末日”将来临了。面对现代社会物质繁荣的背后的这种种的心理矛盾、困惑、痛苦与危机，传统宗教显得无力苍白，于是从现实中受到挫伤、丧失了信心的人，很容易逃向现实之外，在各种适合自己的新兴宗教与迷信活动中去寻找填补内心空白的“良药”。
尽管与各大传统宗教的信徒人数相比，新兴宗教成员的人数只占世界人口总人数的1/58左右（注：1996年世界总人口为58亿多，其中基督教徒近20亿，伊斯兰教徒约11亿多，而各种新宗教徒只有1亿出头，可参考《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夏季号关于《1996年世界教徒的增减状况》一文。），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点，新兴宗教正式登上社会舞台的历史不到150年，1亿余人的绝对数字及其发展的速度仍然是令人瞩目的。
第三、 现代化为新兴宗教提供了教义和布道的新内容。
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带来的种种矛盾，如生态失衡、人口爆涨、环境污染以及人们产生的“被疏远”、“被遗弃”、“无归宿”等感觉，孕育出了精神和心理上的不安气氛；此外，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不道德及丧失理性的现象处处可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正面临着生存的最大危机。因此，尽管新兴宗教形形色色，但是，绝大多数新兴宗教的教义或布道内容中都有这样一个主题，即当前的世界是一个罪孽的世界，是人类的“黑铁”时代，科学不仅不能拯救这个世界，而且它就是人类大灾难的制造者。传统宗教则被看成是现成世界的一部分，是应被取缔或改换门庭的对象。于是，各种新兴宗教都大肆宣染“世界末日”将至，鼓吹自己是拯救世界的唯一源泉，其教主都是被神召来的救世主。另一方面，由于世界上确实还存在着各种没有解决或没有答案的现象，各新兴宗教便把这些现象当成素材，经过加工或进行神秘注释，或为神秘现象寻找“科学”根据和“有效”的方法，甚至有的纯粹是用巫术、骗术，使之成为他们宗教活动的内容。再者，各种新兴宗教针对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在教义中开出各种名目的“灵丹妙方”，通过布道或宗教活动，进行精神或心理“治疗”。
第四、 现代化为新兴宗教提供了迅速扩张、广泛传播的渠道。
如果说在公元一世纪时，耶稣及其门徒得游走四方进行传教的话，今天的新兴宗教教主只需坐等众人来朝拜。如果说基督教仅在欧洲的传播就花了几个世纪的话，今天的新兴宗教可谓“坐地日行八万里”。一般而言，当代新兴宗教的传教工具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类：媒体类工具、艺术类工具、休闲类工具与保健类工具。其中，利用大众媒介是当今各宗教的主要手段。的确，交通、电讯的革命使世界越来越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任何一种宗教要成为全球性的，已不是不可能的事了。新兴宗教广泛地采用了最具普遍性的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等传教形式，充分地利用起当今最现代化的工具：电话、电视、电脑、网络，为自身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开辟了最快捷、最方便、最普及的途径。例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从其教主麻原彰晃1985年创教始，短短几年之内，在日本就拥有1.2万教徒，29个支部，并在俄罗斯、美国、德国、斯里兰卡设有4个海外分部，在欧洲一些大城市设有办事处，约有教徒5万人。而奥姆真理教吸纳教徒的三大法宝中，除了教主的所谓“超凡魅力”之外，其余的两个则为“定期出版装帧精美、豪华的宣传物”以及吸引追求时尚和自我实现的青年人的“自成系统的计算机通讯网”。（注：参见于长洪、张义敏：《世纪末的疯狂――西方邪教透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0页以下。）除了大众媒介之外，小众传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许多新兴宗教不仅借助电视、广播、各种出版物等现代科技工具，而且根据不同的传教对象设计出了不同的方式，如将宗教艺术化，推出各种艺术活动，举办宗教文物展览、宗教音乐欣赏、宗教歌曲演唱活动、宗教艺术品制作、宗教舞蹈表演、宗教戏剧表演、宗教电影欣赏等等。其次是举办与宗教有关的各种体育、娱乐活动，还教练气功、静坐，开办保健讲座、素食药膳讲座、心理咨询等活动，为宣扬宗教服务。正因为广泛地利用了现代科技的成果，因此，对于一些新兴宗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大量信徒，并且在世界各地有办事处或支部，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总之，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全方位的、立体网络式的巨大变化，必然使整个人类社会处于一种从外部到内部，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的急剧动荡不安之中，而动荡不安正是宗教产生的最佳契机。传统宗教的出现符合这个规律，新兴宗教的雨后春笋，再次证实了这个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