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袁枚、赵翼、蒋士铨以诗相唱和，后世称乾隆三大家，实则才学各有所擅。袁枚古文、骈文俱工，而不能词曲；赵翼学问最博，兼工书法，而不能文；蒋士铨则“自古文辞及填词度曲，无所不工”[1]83。李调元曾说，论词曲袁、赵俱不及蒋，论诗则蒋不及袁、赵，大体为诗家定论。①
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一字苕生，号清容，又号藏园。江西铅山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以词曲名重一时，工部尚书裘颖荐入景山为内伶填词，力辞不赴，遂乞假归。先后主绍兴蕺山书院、扬州安定书院讲席，后入京充国史馆修纂官，寻患风痺告归。其为人极富才情，博雅多能，平生著有《忠雅堂诗集》二十六卷，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稿本未刊的诗篇尚有数千首；另有《忠雅堂文集》十二卷、《铜弦词》二卷、《簪笔集》一卷、《冬青树》等院本、杂剧十余种，《南北杂曲》一卷、《定庵琐语》若干卷[2]2－3，应该说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成就的文学家，学界的研究一向也比较多，专著即已出版数种，其中对蒋士铨的诗学都有所涉及。②
关于蒋士铨的诗学观念，研究者的看法大体接近，都归为性灵派诗学。简有仪将蒋士铨的诗歌理论概括为八点：(1)以文为诗，扩大诗歌境界；(2)诗主性灵，崇尚温柔敦厚；(3)诗以载道，提倡忠孝节烈；(4)诗宗唐宋，反对剽窃模拟；(5)诗善用典，充实诗意内涵；(6)诗尚白描，容易流露真情；(7)诗排神韵，讲求言中有物；(8)诗斥格调，避免流于空疏。[3]310这八点应该说相当全面，只不过其中有的是创作特点，与理论混为一谈殊觉不妥；有些特点又互相矛盾，细究起来颇为复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释清楚。值得注意的是，简氏觉得蒋士铨还不能看作是性灵派诗人，因为他对性情的诠释与袁枚有很大的出入。袁枚将性情看作是个人情感的流露，而蒋士铨则目为“忠孝节烈之心，温柔敦厚之旨”，是故其诗中常流露出浓厚的礼教气息[3]128。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细察的观察，但可惜的是，他没有注意到蒋士铨前后论诗观念的变化，以致判断略有偏差。这也是蒋士铨研究中尚未被触及的地方，本文聊作阐发，以就正于学界。
二
蒋士铨自幼受学于母亲钟令嘉，长而随父南北游历读书，年甫弱冠遇到一位影响他毕生的老师，那就是以诗、书名世的乾隆元年(1736)状元金德瑛(1701—1762)。自乾隆十一年(1746)蒋士铨以应童子试受知，“十七年中，或从游使车，或依侍京邸，昕夕承謦咳者既深且久，故于公雅言绪论，与闻最详”[4]蒋士铨《金桧门先生遗诗后序》，2000。后来又在金德瑛任主考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进士，因此师生情分至深。③金氏的天怀清旷和诗学旨趣都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
金德瑛初为诗出入于杜、韩、苏、黄之间，中年以后贯穿百家，自出机杼。曾说：“予四十后，始刻意篇什，手录汉、魏、唐、宋人诗数本，荟萃研究，贯穿裁择者且十载，于是豁然领悟古人诗法，知所取舍。大约墨守者多泥而窒，诡遇者则肆而野。自古作者本诸性识，发为文章，类皆自开生面，各不相袭。变化神明于规矩之间，使天下后世玩其讴吟，可以知其襟怀品诣之所在，人与言乃因之而不朽。其斤斤于皮相派别者，未尝不雄视一时，迨声势既尽，羽翼渐衰，不待攻击而自归澌灭，亦可哀已。”[4]蒋士铨《金桧门先生遗诗后序》，2000蒋士铨受老师影响，起初也究心于唐宋诸大家，但并不预设艺术目标，而力求表现自我。后来他在《钟叔梧秀才诗序》中回顾早年的写作，曾说：“曩与同学二三子论诗，首戒蹈袭，唯务多读书以养其气，于古人经邦致治之略，咸孜孜焉共求其故，取李杜韩欧苏黄诸集熟读深思之，不自逆他日所作何似。及有所作，则不复记诸贤篇什，庶几所作者皆我之诗。苟传诸后世，而尚论之士，皆得有以谅其心。”[4]2013迨及中年，他也像老师一样，脱弃前人而自出机杼。晚年士铨曾撰《学诗记》，总结平生学诗经历，自述：“予十五龄学诗，读李义山爱之，积之成四百首而病矣，十九付之一炬；改读少陵、昌黎，四十始兼取苏、黄而学之；五十弃去，惟直抒所见，不依傍古人，而为我之诗矣。”[4]蒋士铨《学诗记》，2060这里在李杜韩欧苏黄之外又提到一个新的师法对象——李商隐，由此我们知道他学诗是由李商隐而入杜甫、韩愈，更兼取苏轼、黄庭坚，最终归结于自抒胸臆，不傍前人。
由杜、韩而及苏、黄的师法路径，本是乾、嘉以后诗坛的主流，其最终结果就是晚清的“同光体”。不过，蒋士铨因从义山入手，打下了绵密精工的底色，便使他的诗风于质朴诚挚中更显出长于抒情的特点，略近于北宋的陈师道，而且还不免崇尚苦吟。他曾有《王澹人雨中见过出桧门先生诗卷相示澹人作五言一首见寄次韵奉答》涛云：“文辞比稼穑，艰苦成美好。又如毫末树，岂易到合抱。纬言贵经物，植意必根道。敛实为古干，敷荣发春藻。天风人呼吸，作者迹如扫。吾师贱浮名，把笔压诸老。窃怜贵人诗，望秋各枯槁。篇成使我读，藉心作梨枣。师如韩退之，我郊汝则岛。”而具体说到自己与王澹人之诗，又说：“君诗具国色，颦笑尽闲窕。我诗挺枯林，萦蔓绝藤鸟。求师果同心，稽首证了了。不知千载下，谁附桧门草？”[4]490通篇将自己的诗歌观念与对师门的自豪表达得淋漓尽致。
与袁枚的不傍门户、不立宗旨不同，蒋士铨既然有门户有宗旨，就不能不对诗歌提出特定的要求，而论诗的门槛也自然较袁枚为高。乾隆二十年(1755)所作《书何鹤年在田秀才诗本》就曾批评当时的风气：“时贤困流俗，溷浊为唱酬。竞此无益名，败纸成高丘。颓波日荡激，百怪同喧啾。”同时称赞何鹤年犹如“独驾万斛舟”于滚滚浊流中，“洒然脱倚傍，跌宕筋力遒。风刺各有体，善喻成冥搜。自写哀乐情，中人如饵钩。俯首韩杜间，刻苦为刚柔”[4]427－428。大约在三十岁以前，蒋士铨论诗还是倾向于刻苦用功的，但此后情况就有了变化。乾隆二十一年(1756)夏，有《题南昌闵照堂进士钟陵草后》四首，末一首写道：“历下公安祖述均，我如麋鹿未能驯。近来束缚浑难脱，李杜韩苏太苦人。”[4]483三十二岁的蒋士铨开始觉得，追随唐宋大家终究难免拘束，从而萌发摆脱前贤的意识，经过十多年的挣扎，最终到达“五十弃去”杜韩苏黄的境地。但在这过程中，宋诗也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他甚至很喜欢效仿宋人的次韵唱酬。秦朝釪《消寒诗话》载：“江西蒋翰林士铨诗笔奇秀，语必惊人。在京与顾侍御光旭为邻，诗词唱和，一韵至十数往复，僮奴递送，晨夕疲于奔命。曹庶常锡宝室宇相对，亦与焉。”[5]1013在《王谷原比部又曾三月某日卒于里箨石先生于闰五月八日为位法源寺邀同人哭之》诗中，蒋士铨还曾追忆乾隆二十一年(1756)丙子王又曾来南昌，两人“叠韵屡酬答，险僻誓为难”的情景[4]770，这和袁枚拒绝叠韵酬唱的态度恰好形成有趣的对照。
三
虽然袁枚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就看到《过燕子矶书宏济寺壁》诗而欣赏蒋士铨的才华，并于二十三年(1758)以《寄蒋绍生太史》诗纳交，但直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士铨乞假归里，暂居金陵，两人才在尹继善座上相见。士铨有《喜晤袁简斋前辈即次见怀旧韵》云：“未见相怜已十分，江山题遍始逢君。”[4]953此后三个月间，两人有一段游从往来的经历，得以谈诗校艺。
本来蒋士铨的诗歌趣味与袁枚是有一段距离的。袁枚曾说：“蒋苕生与余互相推许，惟论诗不合者：余不喜黄山谷，而喜杨诚斋；蒋不喜杨，而喜黄：可谓和而不同。”[6]卷八，211实际上两人的差异远不止这么一点。袁枚不太尊崇王渔洋，而蒋士铨则不然，反而很鄙薄讥劾王渔洋的赵执信：“前贤典则亦纷纶，要与新城作替人。却笑《谈龙》枉饶舌，饴山何处付传薪？”[4]蒋士铨《题南昌闵照堂进士钟陵草后》其三，483这种态度与后来诗坛流行的批评王渔洋的风气很不一样。但终因他论诗根于主深情，便埋下了性灵诗学的种子。
性灵诗学不名一体、自成一家的宗旨虽源于叶燮，但叶燮论诗主性情是着眼于见自家面目，而性灵派所言的性情则落实到真情和深情上。在这一点上，蒋士铨开始显出性灵派的倾向。在《胡秀才简麓诗序》中，他称胡诗“或奇逸纵恣，或幽峭深远，如风发泉涌，水流花开，盖能变化古人诗法，而独抒其性真之所至”，而这性真最终又归结于“盖俊杰之士而深于情者也”[4]2014－2015。这就将对诗歌本质的把握由论情之真伪转向论情之深浅。深浅换个说法也就是厚薄。在他看来，人之用情有厚薄，薄情者无以见情；至于奸贼，则都是无情之人。他曾在戏曲《香祖楼·录功》中借末之口说：
大凡五伦百行，皆起于情。有情者，为孝子忠臣，仁人义士；无情者，为乱臣贼子，鄙夫忍人。尔等听著，这情字包罗天地，把三才穿贯总无遗：情光彩是云霞日月，情惨戚是雨雪风雷，情厚重是泰华嵩岳摇不动，情活泼是江淮河海挽难回。情变换是阴阳寒暑，情反覆是治乱安危，情顺逆是征诛揖让，情忠敬是夹辅维持，情刚直是臣工龙比，情友爱是兄弟夷齐。情中伦是颜曾父子，情合式是梁孟夫妻，情结纳是绨袍墓剑，情感戴是敝盖车帷。情之正有尧舜轩羲，情之变有桀辛幽厉，情之正有禹稷皋夔，情之变有廉来奡羿……[7]卷上，33－34不过对写作而言，光有深情还不够，还要有真诚的表达，而且是个性化的表达。诗以道性情的传统命题，到明清之际已被充实了很多内容，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虽说诗终究是情感的表现，但从情感发生到写作完成，其间还有很长的距离，而各种诗学的不同主张也就出于对这个过程的不同理解。袁枚的性灵诗学之所以要破除所有传统规范的绝对性和强迫性，就是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写作过程中妨碍情感表现的环节，使人们的各种生命体验最畅快地表达出来。蒋士铨与袁枚接触后，想必对性灵诗学的宗旨有所体会并且十分认同，观念马上就变得清楚起来。
就在与袁枚别后不久，他写作了《文字》三首，其三明确地宣示了自己的诗学观：“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李杜韩欧苏，异曲原同工。君子各有真，流露字句中。气质出天禀，旨趣根心胸。诵书见其人，如对诸老翁。后贤傍门户，摹仿优孟容。本非伟达士，真气岂能充？各聚无识徒，奉教相推崇。之子强我读，一卷不克终。先生何如人，细绎仍空空。”[4]986几年前对追摹唐宋大家略觉拘束、视为畏途的犹豫态度，至此已彻底抛弃；自抒胸臆真情，自成一家面目，成了理直气壮的口号。其一更洋溢着经历艺术观念的蜕变而焕然一新的精神状态：“心与文字会，飘飘其春云。又如春江流，波澜了无痕。篇成觉微妙，其故亦难云。改念蹊径别，再为工拙分。平时读书力，酝酿即渐醇。此境不易到，可为知者论。”[4]985他曾有的焦虑和迷惘都云消雾散，内心澄明的愉快感觉甚至激起热切渴望表达的冲动，写下集中第一首正式的论诗诗《辩诗》：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一代只数人，余子故多疵。敦厚旨则同，忠孝无改移。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奈何愚贱子，唐宋分藩篱。哆口崇唐音，羊质冒虎皮。习为廓落语，死气蒸伏尸。撑架成气象，桎梏立威仪。可怜馁败物，欲代郊庙牺。使为苏黄仆，终日当鞭笞。七子推王李，不免贻笑嗤。况设土木形，浪拟神仙姿。李杜若生晚，亦自易矩规。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4]986诗中不仅重申了《文字》反对门户摹仿的主张，更从诗歌史的角度说明了唐宋不相袭的道理，大胆肯定了宋诗的创辟和表达了元明两代因袭的无奈，最后以李杜再生也必易规矩，肯定创新的必然趋势，以“唐宋皆吾师”打破分唐界宋的藩篱，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标志性口号，成为乾嘉之际诗坛调和唐宋的先声。乾隆三十一年(1766)他在《沈生拟古乐府序》中更断言：“苟执唐宋之说，强为低昂，互为诋诮，是皆不能自立之士所恃以张皇欺世者，虚车无物，势尽名灭，殊可悯恻。”[4]2018看得出，此时的蒋士铨已大有一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脱态度及相应的优越感。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同“论诗区别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6]卷七，182的袁枚一样，站在一个较高的理论立足点上。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是否受到袁枚启发？现在还难以断言。袁枚折衷唐宋的说法见于晚年所撰《随园诗话》，而且自清初以来这也算不上独绝的见解。现在我们只要知道，四十岁的蒋士铨与袁枚晤游之后，观念明显发生变化就可以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士铨早年论诗虽也言及性灵④，远不如会晤袁枚之后多。《忠雅堂集》中所见，如《怀袁叔论》诗云：“性灵独到删常语，比兴兼存见国风。”[4]995－996《阮见亭诗序》云：“皆自写性灵，非循墙和响之比。”[4]2016《尹文端公诗集后序》云：“其所为诗，专主性灵，兰荃满怀，冰雪在口，倚俪淡澹，切迭稽诣，不袭古人一字，而世俗诗人肺腑中物，更无铢发犯其笔端。”[4]2024－2025《江西南康都丞槐庵何公继配蒋宜人生传略》云：“间作小诗，皆本之性灵，不事修饰。”[4]2159这是不是蒙受袁枚的启发呢？无论答案如何，都不妨碍我们将他视为性灵派批评家了。
四
蒋士铨留下的著述显示他本是一位评点兴趣浓厚的批评家。现知他评点的诗文集，起码有王槐植《毅堂诗钞》一卷、袁守定《说云诗钞》二卷、叶尚琏《石林楼诗钞》十五卷、潘素心《不栉吟》二卷、胡慎容《玉亭女史红鹤山庄诗词合稿》二卷、杨琼华《绿窗吟草》一卷、薛守廷《洛间山人文钞》二卷等七种[8]212－221，此外他还评选过骈文选集《四六法海》，在读书人中很有市场。他的诗论很多场合也都是诗歌批评，晚年有《说诗一首示朱缃》，主体部分是对本朝诗歌的反思：
傅山起明季，高节文章随。国朝多学人，风雅亦未稀。雁门列三冯，于古皆庶几。峥嵘陈泽州，南人敢盱睢。性情出本真，风格除脂韦。虽非三百篇，老苍具威仪。北方有学者，未能或先之。同时王新城，俗士群相推。声色岂不佳，但袭毛与皮。秋谷撰《谈龙》，嫚骂颇有宜。乃观《饴山集》，边幅亦可嗤。鼷鼠入牛角，束缚泯设施。空浮与窘迫，其失堪等夷。李杜韩苏黄，芥子藏须弥。舒卷成波澜，比兴无支离。人亡其诗存，生气何淋漓。岂如优孟容，摹仿攀人篱。余子各自矜，浅俗或难医。依草附木间，标榜徒尔为。后世五百年，识者无所私。[4]1245诗中除了重申以前诗作中流露的反摹仿倾向外，还有两点可注意：首先是将“李杜韩苏黄”并举，同样透露出自清初以来韩愈、黄庭坚与宋诗同步被经典化的消息；其次是对本朝诗歌少所许可，论王渔洋、赵秋谷诗实能切中两家之短。参照他晚年论诗组诗，明显可见他对明清以来的诗歌，几乎一无首肯，而对江西诗家则不无优容。这除了出自地域文化的亲近感外，看来也与他对宋诗的态度有关。迨至清代中后期，江西几乎已成为宋诗的代名词。尽管如此，从他对江西诗家的评论中，也可以察知他为什么推崇这些朋友。比如称赞何鹤年诗，道是“鞭辟刻削，不袭古人一字。凡世俗诗人肺腑中物，无锱铢犯其笔端。廉悍俊杰，生面独开，杂之唐宋人集中，虽智者莫辨，非作者亦不知君诗之迥异乎时人所为也”[4]蒋士铨《何鹤年遗集序》，2010。这里的“不袭古人”三句与《尹文端公诗集后序》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极称尹氏“其所为诗，专主性灵”，则其论何鹤年之旨归可知。
不过，直到晚年，蒋士铨论诗都坚持以道为本，如《胡秀才简麓诗序》所言：“康节云，近世诗人，穷蹙则职于怨怼，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为言，大率溺于情好也。夫道之散于万物者无穷，而心之感于万境者不已，以物观物，则日进于道矣。以心观心，则不累于境矣。诗之为用，微之可以格鬼神而享天祖，显之可以移风俗而厚人伦，雅颂得所，人心和平，则天地之道通焉。若斤斤与前贤论宗门，守绳墨，较工拙，讲声病，虽极尽能巧，而其中无物焉。是亦苟作而已矣。”[4]2015在这一点上，蒋士铨与袁枚论诗旨归殊有不同。黄培芳《香石诗话》已注意到：“蒋心余亦与子才齐名，声气相孚，而其持论有与子才不同者。作某诗序云：‘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放其言之文，君子以兴，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此非半山之言欤？自俗说尚摹拟袭取之术，但求工于声律字句间，而昧咏歌之本，性情日媮，粉饰益伪。界画时代，割据宗门。不知古人外异中同，犹之书家肥瘦好丑虽殊，而笔锋腕力则一也。甚至荣辱挠其外，得丧戕其中，虽极于妍丽，欧公所谓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极心力之劳，迟速之间，同归泯灭。’观此言不逾，则亦异乎恃其笔舌放言高论者矣。”[9]卷二，38这里提到的诗序就是乾隆四十年(1775)初为边连宝所作的《边随园遗集序》，士铨称赞边连宝诗，虽主要着眼于“脱绝町畦，戛然独造，才识邃衍，气力宏放，不名一家”，但终究不离乎“其言有物，诚有合乎风骚之旨”[4]2002的本根。职是之故，蒋士铨持论就不至于像袁枚那样恣肆无忌，在一些场合终究有所保留。如《杜诗详注集成序》有云：“守故而泥，标新而诞，皆未可与言诗也。”[4]2033这种话就是袁枚说不出来的：他既不守故，自然就不会有“泥”的问题；既然推陈出新，百无禁忌，也就不存在“诞”的顾虑。由此说来，蒋士铨虽可视为性灵派中人，但他的一只脚其实还在圈子外。
注释：
①詹杭伦、沈时蓉《雨村诗话校证》，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42页。按：陆元鋐对此说颇不以为然，谓非定论，见邱璋《诸花香处诗集》卷首载陆元鋐札。
②赵舜《蒋士铨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20号，1969年；王建生《蒋心余研究》，学生书局1996年版；简有仪《蒋士铨及其诗文研究》第三章第三节“诗歌的理论”，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91－311页；徐国华《蒋士铨研究》第三章第二节“蒋士铨的诗学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09页。
③蒋士铨《绘桧门先生遗像藏祀于家敬题帧尾》：“窃比终身慕，平生一瓣香。遗诗不忍读，没齿岂能忘。”邵海清、李梦生《忠雅堂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04页。
④如《张廉船仲子舟北来喜而有作》其二：“寄我诗篇好，愁颜藉一开。性灵多慧语，文彩自天来。”邵海清、李梦生《忠雅堂集校笺》，第6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