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以考辨趙厚均先生《袁枚集外書札十九通考釋》中第七通書札《與洪稚存書》關于何水部考釋的一處筆誤爲肇端，訂正信中何水部實係清季著名科舉家族靈石何氏的代表族人何道生而非何承燕，並對該信中所涉袁、何二人詩文交誼始末進行深入發覆與考述，進而引出袁枚關于性靈說的一則重要詩論材料，其標舉詩爲心聲，性情所得的詩學觀，對何道生産生了重要影響，在文學批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而本文正是試圖藉助對袁、何二人文字之交的勾稽來還原該詩論提出的具體歷史語境，以助于袁枚生平行迹與性靈詩論的研究。
【关 键 词】袁枚/何道生/交游/書札
一
趙厚均先生據上海圖書館藏鈔本《清代名人尺牘》補輯了十九通袁枚集外書札，嘉惠學林，其功甚深，然在考釋中的零星半爪之處略有遺憾，筆者不揣譾陋，略陳管見。茲將先生《袁枚集外書札十九通考釋》（《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0年9月第3期）中第七則《與洪稚存書》迻録于下：
近在王葑亭給諫處，接到何水部、劉太史二人翰墨，皆當今英絶領袖之才也。若人雖不得見面，而誦其詩，讀其書，仿佛如遇其人。且知皆與閣下交好，可見文字之知，聆音識曲，自有無心而聚合之緣……壬子元旦狀上。
趙厚均先生考釋：“《續同人集》文類卷四有洪亮吉《答隨園前輩書》：‘二月內得手書，並《告存詩》七首，讀之風發泉涌……’又：‘前奉寄《生挽詩》……他若劉、何諸君，當各有和章另寄。’應爲此札之覆書。 ；劉太史，應指劉錫五，兩人及洪亮吉和詩均見《續同人集》生挽類。”“札作于乾隆壬子（1792）元旦。”（按：著重號爲筆者所加）
筆者翻檢查考，發現札中所涉何水部若考訂爲何承燕，則有扞格處，推知其實係清季著名科舉家族靈石何氏的代表族人何道生，而非何承燕。其一，何道生嘗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工部都水營繕司主事，後欽命巡視濟寧漕務，久官水曹，官有政聲，水部之謂，名副其實。而何承燕此時僅係諸生，科場蹭蹬，乾隆六十年（1795）重赴鄉試，仍落第，終其一生僅官東陽縣訓導，並未做到水部之類的官，與其稱不符。其二，袁枚集中有內證爲據。《隨園詩話補遺》卷四云：“近又得何水部道生、劉舍人錫五二賢焉，抱英絶之才，而獨惓惓于隨園，各贈長律數首，以篇幅稍長，故另《續同人集》中。”①將此條材料與趙厚均先生所披露的上述袁枚集外書札相對勘，契合甚密，連對何、劉二人的評語也是一致的，皆許爲當今英絶之才，不難發現實指一事。可見該札中何水部實指何道生而非何承燕。二何姓氏相同，何道生長于詩才爲袁枚所賞識，而何承燕工詩且通詞曲，亦爲袁枚所揄揚，二人都與袁枚交往頗密（尤在乾隆辛亥、壬子年間）②，同贊許性靈之風，且袁枚《續同人集》亦收有何承燕的贈詩，容易混淆，此或爲趙文致誤之由。
二
何道生（1766-1806），字立之，號蘭士，山西靈石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登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充四庫館總校官。又四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曆官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遷山東道監察禦史，巡視濟寧漕務，旋擢江西九江知府、甘肅寧夏知府、陝西鳳翔知府，有《雙藤書屋詩集》十二卷，《試帖詩》二卷。事具《清史列傳》卷七十二。更令人稱道的是，其還爲清代著名科舉家族靈石何氏的重要族人，何氏家族科名鼎盛，張杰先生《清代科舉家族》據《清代朱卷集成》第209册所載何萊福朱卷履歷統計，至同治元年（1862）時，何氏家族已産生十一位進士，十四位舉人，又據文綺《清代靈石何氏家族研究》對何萊福同治壬戊恩科鄉試朱卷的統計，卷中所列五十一人中有二十七人擔任過知縣知府知州之職，占百分之五十三。③此外還出現了官至甘肅布政使（從二品）護理陝甘總督（正二品）的何福堃，官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正三品）的何乃瑩等位居顯要的族人，是清季名副其實且聞名全國的科舉家族。何道生自幼受家族之惠，課讀甚嚴，這也使他早年科場得意，乾隆五十二年（1787）壬午科與其兄同榜聯捷進士，爲何氏家族首創“兄弟同榜進士”的佳話。
據袁枚與何道生的相關尺牘往復，可推定二人正式初訂文字之交的時間當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秋冬之際，仲介人是王友亮，即趙厚均先生所披露的上述書札中的王葑亭，字景南，號葑亭，安徽婺源人（今屬江西）。其年長于何氏，而深賞何氏詩才，因折行輩，交爲忘年友，“花晨月夕，逮暇相從，强韻互鏖，奇響間發，意甚得也”。④而王卒後，何道生爲其詩集《雙佩齋詩集》删定作序，足見二人過從甚密。王又與袁交游甚篤，故其理所當然地成爲袁、何二人相識相交的仲介人。揆其緣起，當是袁枚初聞何氏詩才（或聞于王友亮），覺志趣相投，思慕相交，遂托王友亮代與傳信，以表心曲。何道生有寄袁枚書札《上簡齋先生書》云：
前月中旬，葑亭先生來索拙詩，並示先生原札。生驚喜欲狂，曲踴三百，曰：“隨園翁亦知世有何道生耶？”急展先生書，循諷再四，不覺慨然曰：“當今之世，非先生言，誰與歸哉？”……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憾。”生之所獲，不已厚乎？而初不意千里之外，復有一代宗工如先生其人者，亦過聽道路之言，而思有以教誨之也。生之于先生，其服膺也久矣。先生以著作雄一世，縉紳先生無不争先睹之爲快。而京師書賈輒不能得，生乃能盡得而讀之，若《詩文集》，若《詩話》，若《尺牘》，若《新齊諧》，以至若未刻之《食單》，靡不羅而致之，熟讀而深思之。馬上、枕上，無日不與先生相對也。第以弇陋之故，不敢通一字于左右。竊嘗自笑，生之服膺先生，如苦行僧終日念佛，而所謂佛者遠在西方，亦何由親授之記而牖其愚蒙也？
今者先生不惟知之，而且思有所以教誨之。厚意深情，溢于毫楮。生思之不得其故，而當之有愧于心。則是生向之受知于數先生者，猶爲人事之常。而今之受知于先生者，乃天幸也。感愧交並，曷能自已，爰成四律，録于別紙，並命抄胥摘録平日詩若干爲二帙，寄呈觀覽。⑤
從信中可見在袁枚與何道生相識之前，何氏對袁已神交數年，“生之于先生，其服膺也久矣”。然何氏于袁枚思慕既久，其間並非未産生主動請益訂交于袁枚的想法，卻最終未嘗付諸行動，從中亦可窺知其內心顧慮：“第以弇陋之故，不敢通一字于左右。”而正是此刻，袁枚的鳴其先聲，使何道生大喜過望，倍感恩遇。今取讀是書，猶可想見當時何氏“漫捲詩書喜欲狂”的神姿與情態。袁枚通過王友亮表達了自己“索詩”的願望，何道生亦不負所願，作成四律並録舊作若干寄呈觀覽。其所贈四律今見何道生《雙藤書屋詩集》（道光元年雕德藻齋重刻本，下同）卷四《袁簡齋先生以書抵葑亭給諫，索觀鄙詩，自詫先生何以知有鄙人，且知其詩也，録寄若干篇，並成四律奉寄》，其三云：
鯫生落筆想千秋，姓字深懷没世憂。慚負頭銜稱水部，尚虛手版謁荆州。虛名自笑黔驢計，枉顧徒勞冀馬求。許署隨園詩弟子，此生端不羨封侯。
何道生《雙藤書屋詩集》卷四繫年“辛亥年至壬子”，其上一卷即卷三繫年“庚戌年至辛亥”，下一卷即卷五繫年“壬子年至癸丑”，可推知其詩集卷三至卷五的編年體例約爲將一年的上半年或下半年和次年的下半年或上半年所作的詩作裒輯厘定爲一卷，而此詩在該卷二十七首詩中序列第四首，在時間上屬靠前之作，當屬辛亥年的下半年之作，而此詩在該卷中的上一首即卷四第三首詩題爲《初冬夜坐二首》，該詩緊踵其後，表明作時接近，可知該詩亦屬入冬之作，聯係何氏生活于乾嘉二世的生平，可知該詩應作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秋末冬初。另此詩係何道生作成附于書札《上簡齋先生書》同時寄呈袁枚的，結合札中“前月中旬，葑亭先生來索拙詩”的記述，可知袁枚意與何氏正式相訂文字之交，即在該詩作時的前月中旬或稍前，亦不出于是時。“慚負頭銜稱水部”句表明何道生對袁枚尊稱自己爲何水部深表慚愧，而“許署隨園詩弟子，此生端不羨封侯”則毫不掩抑地袒露了自己對袁枚的欽仰及對其詩學追求的堅守。袁枚得何道生書與詩後，有札復之。其《答何水部》云：
枚新年七十有七矣，平生嗜好，百無一存，惟愛賢樂善之心，老而彌篤。聞閣下以終、賈之年華，抱燕、許之手筆，自是文星偶降，應運而生。枚不能作著翅人，飛來一見，故托葑亭給諫，寄聲延候，申此拳拳。不料除夕前五日，接到手書，見贈四律。書則春風滿紙，詩則琬琰成章，一種芬芳悱惻之懷，流露于字裏行間。方知閣下秉醇鬯之德，有殷勤之心，非今之人，乃古之人也。讀至“許署隨園詩弟子，此生端不羨封侯”二句，惵然意下，一至于斯，使老人受寵若驚，感深次骨。想見大君子之懷虛若穀，捨己從人，豈非孟子之所謂“好善優于天下”者耶？……若夫詩者，心之聲也，性情所流露者也。從性情而得者，如出水芙蓉，天然可愛；從學問而來者，如玄黄錯采，絢染始成。閣下之性情，可謂真矣！卷中有感念魚門、瘦桐兩詩，結古歡于九泉，托深心于遐契，此種風義，可泣可歌，宜其筆舌所宣，加入一等也。寄來佳作二本，有書有筆，妙萬物而爲言。都以加墨，以志欽挹之忱。⑥
袁枚自謂“新年七十有七”，結合袁枚生年（1716）可知此信作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與趙厚均先生所披露的袁枚集外書札題識時間及何道生升任水部的時間均相吻合。信中重申托王友亮傳信索詩之事並答謝何氏贈詩。“卷中有感念魚門、瘦桐兩詩”，“可泣可歌，宜其筆舌所宣，加入一等也”，蓋指《雙藤書屋詩集》卷四中《偶檢舊作，得程魚門、張瘦銅兩先生手迹，感念知己，不覺泫然，爰各繫一詩》二首，其居卷四之首，可知亦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然具體時間先于所贈四律，屬于“命抄胥摘録平日詩若干爲二帙，寄呈觀覽”的作品，內容乃追憶與程晋芳、張塤的師友情誼，感人肺腑，符合袁枚“最愛言情之作”⑦的審美標準。而最令袁枚怦然心動的卻是何氏所贈四律中“許署隨園詩弟子，此生端不羨封侯”二句，大有唐時李太白敬仰韓荆州之遺風，從信中可見袁枚對此深感慰藉，有得逢知音之喜，這種感懷之情亦見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四：“何云：‘願署隨園詩弟子，此生端不羨封侯。’矜寵一至于斯，使我顔汗！擬作《山右二賢歌》以美之，而年衰才盡，未敢落筆也。”值得玩味的是，袁枚對何道生的出于志趣相投的由衷欣賞令何氏受寵若驚，而何道生對袁枚詩學觀念的强烈認同與矢志堅守又讓袁枚深感慰藉，一來一往，互爲感染。更重要的是，二人這種在志趣上的强烈認同感引發了袁枚關于性靈說的一條重要論斷：“夫詩者，心之聲也，性情所流露者也。從性情而得者，如出水芙蓉，天然可愛；從學問而來者，如玄黄錯采，絢染始成。”何道生在復信《再上簡齋先生書》中對此予以高度評價：“札中承示作詩之法，云‘詩者，心之聲也’數語，古今詩人之秘鑰，《倉山全集》之精華，盡泄于此矣。生雖不敏，敢不奉爲科律，孜孜不倦，以求無負先生教訓之意哉？”⑧此句詩論點明詩旨，直出性情，標舉自然，强調詩應當是表現真性情真情感的，而且這種表現是一種自然的流露，“從性情而得者，如出水芙蓉，天然可愛；從學問而來者，如玄黄錯采，絢染始成”，將性情之詩與學問之詩截然區分，反映了詩的本質及表現形式，此係性靈說重要主張，故久爲文?學批評史家所稱引。⑨
袁枚索得何道生的詩文後，有意裒輯成編，收入《續同人集》，特復信告知。其《答何蘭士太史》云：
從王葑亭給諫處接手書……不覺喜之極，而感之深！近日，老人無事，集本朝名流筆墨，上自公卿、將相，下至文士、布衣；或欽其功德，或愛其文章，或念其交誼。曾見面者若而人，未見面者若而人，將其零章斷簡，潢治而存之，得三十餘册。如閣下及時帆、澄齋、船山諸君之詩箋手札，都與阮亭、牧仲、張鄂兩太傅連類成編。此番閣下手書，尤爲超絶當今。世世子孫，鑿楹而藏……感君端書來信，故亦作小楷相報。⑩
袁枚將何道生之詩箋手札與王士禎、宋犖等當世名流賢達之詩文連類成編，足見其對何氏厚愛有加。何道生對此倍感恩寵，作《再上簡齋先生書》以答之：
葑亭給諫初頒到手書，並拙作二本，諷誦三復，感愧交並。竊念生以庸陋之資，不自揣度，輒通書于左右，且貿貿然執所業以問津。先生恕其少不更事，不斥爲誕妄足矣。顧勤勤焉，懇懇焉，揄揚之殷，屬望之切，溢于言表。生何人斯，乃能當此！昔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憾。”竊嘗論之，抑視其知己之人爲何如耳。古今來如孟子于韓，蘇之于歐，以當斯言，庶幾無愧。先生者，今日之韓、歐也。而生者庸庸碌碌，于並世人中，無足比數者也。先生慨然不吝教誨，拂拭而鼓舞之，且矜寵之。俾爝火之微，借光星月；《同人集》內，得附姓名。生自束髮以來，遭遇之榮，孰有過于今日者哉？生命如斯，夫復何憾！至于以八十老人，手作小楷，鋒發韻流，古香滿紙，尤爲希世奇珍，人間罕覯。便當潢治而什襲之，以爲永寶……《告存》七絶句，偶然游戲，著手成春。謹遵諭和成，以博一粲，並祈鑒削。（11）
對于袁枚的知遇之恩，何道生在信中表達了感懷之情，並推舉袁枚爲今世之韓愈、歐陽修，此一乃贊許袁枚爲當世之文壇宗主，二則暗寓袁枚提携後學，知賢愛能之德。所謂“《告存》七絶句”，考何道生《雙藤書屋詩集》卷四，即指《和簡齋先生辛亥除夕告存詩七首》，詩題點明作時即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除夕，而除夕過後，旋即元旦（即夏曆正月初一），步入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趙厚均先生所披露的《與洪稚存書》中袁枚將近來與何道生等人的文字之交告知洪亮吉，札末題識爲“壬子元旦狀上”，即爲此時。札中提及何氏與洪亮吉交好，此由二人詩集中多涉交往文字亦可見一斑，茲不贅述。至于“《同人集》內，得附姓名”，亦有詩爲證，其《雙藤書屋詩集》卷四有《簡齋先生刻鄙詩〈續同人集〉中，郵寄一部，並惠青花端文鐘銘硯一枚，徽墨廿鋌，寄詩報謝三首》，其第一首云：“代刻新詩雅意殷，略更數語倍堪欣。公真赤手扶文運，誰敢蒼頭起异軍？《下里》歌原慚《白雪》，微名傳乃附青雲。從今落筆增矜慎，爲有千秋想一分。”蓋復志感喟之情。其三云：“不曾傾葢即纏綿，奇遇如斯定夙緣。附驥深慚當此日，登龍未卜果何年？畫圖許識先生面，時寄《隨園雅集圖》，命生加墨。文字難寬後死肩。剩有精神通夢寐，幾番梁月照娟娟。”追述先生的提携與神交，其自注“時寄《隨園雅集圖》，命生加墨”，即寄《雅集圖》時與報謝三首之作時相同，何道生《雙藤書屋詩集》卷五卷首即《題隨園雅集圖》詩，而卷五繫年“壬子年至癸丑”，可證《題隨園雅集圖》與何道生報謝詩三首之作時均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袁枚感于何氏“端書來信，故亦作小楷相報”，被何道生視爲希世奇珍，表示“當潢治而什襲之，以爲永寶”，與袁枚賞識何詩，刊集永存之舉形成完美的呼應，二人彼此珍惜，惺惺之情溢于言表。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袁枚爲法式善詩集作序，並作《山右兩賢歌兼寄法時帆學士》（12）一詩，詩中盛贊何道生與劉錫五二人詩才，並述交游之事。袁枚此前擬作《山右二賢歌》以獎掖後進卻因“年衰才盡，未敢落筆”的遺憾，到此終于不復縈于心了。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何道生作詩六首爲袁枚八十歲祝壽，即《雙藤書屋詩集》卷六《寄壽簡齋先生八十初度六首》，詩末句云：“如斯眷屬人間少，大好聲名海外知。我愧忘年遙托契，壽公無物只箋詩。”再次見證了二人的詩友之交。二人雖訂文字之交，而一生猶未得會晤，然二人情誼並未因此而減損，反而愈加醇厚。袁枚年長于何，卻折身平輩，尊稱其爲水部，愛護有加，而何道生卻永葆崇敬，態度恭謹，嚴執弟子之禮，嘗在給袁枚的信中情不自禁，暢訴心曲：“生之服膺先生，如苦行僧終日念佛，而所謂佛者遠在西方，亦何由親授之記而牖其愚蒙也？”（13）崇仰之情，可匹佛子念佛，二六時中，靡不相憶，神交至此，可謂極矣。而袁枚對這種文字之交自然是情有獨鍾，心向往之的，其《隨園詩話補遺》卷四云：
《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毛詩》曰：“求其友聲。”杜少陵曰：“文章有神交有道。”皆不期其然而然者也。故餘嘗謂文字之交，比骨肉妻孥猶爲真摯，非雲泥所能判，關山所能隔者。（14）
袁枚晚年愛賢好善，宏獎風流，與何氏談及二人交誼時云：“但念我輩如此神交，而見之一字，遙遙難必，此心缺然。”（15）二人雖素未謀面，卻尺素往復，詩文唱和，神交千里；雖未覿面，卻恍若眉前，心心相印，頗得文人雅交之趣，堪稱文壇佳話。袁枚高標性情，而何道生則被袁枚許之爲“閣下之性情，可謂真矣”。（16）二人志趣相投，又相互推許，彼此認同，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二人之詩文獨抒性靈，出乎自然，而二人之神交亦何嘗不是同聲相應，情發于衷呢？“皆不期其然而然者也”。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
三
袁、何二人之間的交游對何道生的影響無疑是深刻而久遠的，何道生一生與時藝關係密切卻能獨具詩才並形成一種性靈詩風，與此當不無關係。
明清之際，科舉盛行，主以八股試帖取士，但八股試帖强調代聖人立言，有嚴格的程式束縛，限制了士人內心情感和自由思想的抒發，但在當時科舉成爲文人取得功名的唯一途徑，也是衡量文人人生價值的重要標準，因此文人也大多難以免俗，裹挾其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一種應制帖括的思維。這與表達?性靈的詩文精神正是截然背馳的，故而深湛時文帖括者往往短于詩才，如《隨園詩話》卷八云：“時文之學，不宜過深；深則兼有害于詩。前明一代，能時文，又能詩者，有幾人哉？金正希、陳大士與江西五家，可稱時文之聖；其于詩，一字無傳。”（17）這在晚中式的文人身上表現得尤爲明顯，歸有光便是典型。《隨園詩話》卷七云：“或言八股文體制，出于唐人試帖，累人已甚……就中晚登科第者，只歸熙甫一人。然古文雖工，終不脫時文氣息，而且終身不能爲詩，亦累于俗學之一證。”（18）而何道生卻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其自幼受嚴格的科舉教育，父親督課甚嚴，以至當時“江南名士入京求爲弟子師者，莫不知有何氏書塾”。（19）（法式善《朝議大夫寧夏府知府何君墓表》）這使他早年科場得意，與兄同登進士。袁枚在信中對此亦獎譽有加：“閣下年未二十，即升名于禮部，名動京師，將來追踪唐宋名臣，可以預决。”（20）由此不難想見其對館課時藝的創作自有過人之處，“其爲八韻詩，清新流利，脫手如彈丸，而蒨雅多姿，隨手之變，動成折宕，其天才弗可及矣”，“每課，蘭士詩必先成，最爲敏速”（21），其《雙藤書屋試帖》還被有“吳中尊宿”之譽的名儒王芑孫選入《九家試帖》，作爲當時科舉士子應制帖括的範本。更重要的是，其中式之後，仍不廢時藝，常常督課何氏家塾子弟，以紹傳家聲。可以說何氏一生都與館課時藝聯繫密切，受其影響自然是明顯的。但金正希、歸有光等人的命運卻未在何氏身上重演，他反而頗具詩才，是何家文人之代表，也是何氏家族中唯一被清人張維屏《國朝詩人征略》收録的詩人。其詩成就在當時即受嘉許，王昶《湖海詩傳》卷四十引《蒲褐山房詩話》評其詩：“風骨清蒼，如千金戰馬，騰溪注澗，無所不宜。山西自澤州相國以來，若蓮洋居士，清妙則有餘，排奡則不及也。”“與法侍講式善、張檢討問陶、楊農曹芳燦諸君互相唱和，而才鋒之峻，則皆斂手避之。”（22）故當時“佳日俊游，交燕翕集，而君（何道生）詩傳誦尤多”。（23）究其緣由，除少年登第可儘早擺脫八股的束縛外，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于袁枚及其性靈說對其産生的重要影響。在詩歌創作上，他毫不掩抑，直袒心迹：“詩文我意久推袁。”（《雙藤書屋詩集》卷三詩《與雪蕉別後，輙有所述，録而寄之六首》），在詩學追求上“磅礴渾灝，不名一格，要能鎔鑄古今，以自抒其性靈”。（24）可以推知，何氏詩作性靈之風的形成不能不說得益于袁枚性靈說的惠澤，屬隨園後學。
在八股試帖蠻橫把持，格調說與肌理說大行其道的清季文壇，袁枚的性靈說無疑爲當時疲乏乾澀的詩風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而它又擺脫了空洞的說教，恰如袁枚感染何氏一樣如此温和平易、春風化雨般地沁入當時文人群體的心田。因此，“隨園弟子半天下，提筆人人講性情”?（25）（《隨園詩話補遺》卷八）這一盛况的出現，便是不言而喻的了。
注释：
①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660頁。
②何承燕，字以嘉，號春巢居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有《春巢詩抄》七卷。其卷四有《簡齋太史評餘詩有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僞等語，詩以答之》，繫年辛亥，即此札前一年。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一云：“餘不耐學詞，嫌其必依譜而填故也。然愛人有佳作。老友何獻葵之長郎名承燕者，其《壽內》云：‘紙閣蘆簾偕老，欣欣十載于茲……’《春雨》云：‘簾外輕寒傍晚多，試問鸚哥：春色如何？爲言昨夜雨婆娑，紅了庭柯，緑了簷蘿。”
③張杰：《清代科舉家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4頁；文綺：《清代靈石何氏家族研究》，遼寧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第19頁。
④何道生：《雙佩齋詩集序》，嘉慶十年（1805）三月刻本。
⑤袁枚著，王英志校點：《續同人集•文類》卷四，《袁枚全集》第六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47頁。
⑥袁枚著，王英志校點：《小倉山房尺牘》卷七，《袁枚全集》第五册，第147頁。
⑦《隨園詩話》，第360頁。
⑧《續同人集•文類》卷四，《袁枚全集》第六冊，第347頁。
⑨如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清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8頁；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80頁；袁濟喜：《新編中國文學批評發展史》（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87頁；諸書論及袁枚性靈說均徵引此句。
⑩《小倉山房尺牘》卷九，《袁枚全集》第五冊，，第190頁。
（11）《續同人集•文類》卷四，《袁枚全集》第六冊，第347～348頁。
（12）袁枚著，王英志校點：《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四，《袁枚全集》第一冊，第841～842頁。
（13）《續同人集•文類》卷四，《袁枚全集》第六冊，1993年，第347頁。
（14）《隨園詩話》，第660頁。
（15）《小倉山房尺牘》卷九，《袁枚全集》第五冊，第190頁。
（16）《小倉山房尺牘》卷七，《袁枚全集》第五冊，第147頁。
（17）《隨園詩話》，第267頁。
（18）同上，第224頁。
（19）閔爾昌：《碑傳集補》卷二十二，清代傳記叢刊本，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121～421頁。
（20）《小倉山房尺牘》卷七，《袁枚全集》第五冊，147頁。
（21）王芑孫：《試帖詩課合存序》，嘉慶五年（1800）刻本。
（22）王昶：《湖海詩傳》卷四十，嘉慶八年（1803）刻本。
（23）吳嵩梁：《雙藤書屋詩集序》，嘉慶十二年（1807）刻本。
（24）錢泳：《履園叢話》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60頁。
（25）《隨園詩話》，第78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