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一七一六至一七九八）的《小仓山房尺牍》有一篇《戏题小像寄罗两峰》云：
“两峰居士为我画像，两峰以为是我也，家人以为非我也，两争不决。子才子笑曰：圣人有二我：‘毋固毋我’之我，一我也；‘我则异于是’之我，一我也。我亦有二我：家人目中之我，一我也；两峰画中之我，一我也。人苦不自知，我之不能自知其貌，犹两峰之不能自知其画也。毕竟视者误耶？画者误耶？或我貌本当如是，而当时天生者误耶？又或者今生之我，虽不如是；而前世之我，后世之我，焉知其不如是,故两峰且舍近图远，合先后天而画耶？然则是我非我，俱可存而不论也。虽然，家之人既以为非我矣，若藏于家，势必误认为灶下执炊之叟，门前卖浆之翁，且拉杂摧烧之矣。两峰居士既以为是我矣，若藏之两峰处，势必推我友之心，自爱其画，将与鬼趣图、冬心、龙泓两先生像，共熏奉珍炉于无穷，是我二我中一我之幸也。故于其成也，不取自存，转托两峰代存，使海内之识我者，识两峰者，共谛视之。”
文中，“两峰居士”即“扬州画派”代表作家罗聘（一七三三至一七九九），擅画人物、花鸟，以《鬼趣图》和肖像画著称；“冬心”为罗聘的业师金农（一六八三至一七六三），亦为“扬州画派”代表作家，擅画梅花和人物；“龙泓”为丁敬（一六九五至一七六五），“西泠八家”之一，长于金石书画。袁氏所称的金农像和丁敬像，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诗堂均有袁枚题词，可知确是袁氏所寓目者，两画乃罗聘的肖像画代表作。在袁枚的话语中，可知其对罗聘的画像并不满意，其原因一是“不像”，“家人以为非我也”；二是并未画出作为文人的袁枚形象，甚至会被误认为是“灶下执炊之叟，门前卖浆之翁”。基于此，袁枚委婉地认为此像放在罗聘处或许更恰当，可与金农、丁敬之像共存，亦为“我之幸也”。到底罗聘所绘袁枚形象是什么样的而能使袁氏生出如此不悦呢？
罗聘所绘《袁枚像》曾经张大千（一八九九至一九八三）大风堂收藏，曾刊载于《文人画粹编》第九卷《金农》，后由日本东京岛田二郎（一九〇七至一九九四）收藏，随后一直下落不明。幸运的是，笔者最近发现此画如今就收藏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但其间经历了怎样的流传过程，则不得而知。此画的发现，让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罗聘眼中的袁枚形象。画中，袁枚为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光头，留着胡须，面颊与额头零星布满皱纹，似有愁容。袁枚嘴唇微张，露出白齿，头向左倾，两眼注视右侧，身着长袍，右手持两丛菊花，左手放于腰间，脚蹬黑色布鞋。罗聘以干笔焦墨写人物衣纹线条，再辅之以淡花青。线条遒劲流畅，人物神态逼真。袁枚的上述文字，就抄录于画幅上端，款署“乾隆辛丑十月二十三日随园老人子才戏题”。画中落款为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可补证袁枚作文的时间。作此画时，袁枚六十六岁，罗聘四十九岁。画上并无罗聘的款识印鉴。清人蒋敦复（一八〇八至一八六七）编的《随园轶事》还谈及此事：“先生请罗两峰画小像，因不甚似，至以像寄还，并寓以书云……此其事若令今之人为之，必至大失交情。乃先生言之，而两峰坦然也。”并由此发出感喟：“名士论交，不同流俗如此。至书中词语，以谐谑出之，正自妙不可言。”袁枚不仅在画上长题，更专门致函罗聘，说明他对此事的在意。袁枚的退画事件在美术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兴趣，美国美术史学者高居翰在《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中所发出的感慨与蒋敦复截然相反，他将此事认定为是顾主不满画家绘制的肖像画的典型案例：“袁枚并不喜欢画家对他形貌的描绘，他将肖像稿图送还给罗聘，于上面添加了一段长长题识以作说明；为了使语意委婉，他采用一种诙谐的语调来解释他拒绝稿图的理由。”而在另一个美国学者文以诚的《自我的界限：一六〇〇至一九〇〇年的中国肖像画》中，认为袁枚指出罗聘“混淆了职业与地位的社会性自我，并暗指罗聘的图像与绝大多数的传统肖像有所不同，它没能清楚地设定背景、衣着、服饰或者相术上的精华”，并认为“袁枚的担忧可能还反映了他对于那个时代肖像画整个实践情况的了解，即文化价值与社会地位的式微”，虽然这种解读似有过度阐释之嫌，但无可置疑的是，罗聘所绘制的袁枚画像已由画家和艺术赞助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经袁枚信件和题跋的渲染，以及后人的深度解构，演变成了一起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
看得出来，罗聘笔下的袁枚是已经被艺术加工过的人物形象，并非袁氏的真实面貌。与袁枚同时的肖像画家丁以诚（一六九〇至一七六八）所绘的《袁简斋先生小像》（山东博物馆藏）或许更接近袁枚本尊。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丁以诚为年已七十九岁的袁枚造像。这是一幅常见的文人行乐图：在远离尘嚣的深山处，袁枚伫立于山石之上，背后为壁立的山峰，白云环绕，溪流潺潺。袁枚光头，脸庞略长，两颊略宽，留长须，右手抬于胸前，捻着胡须，左手藏于衣袖间，长袍拖地，脚蹬浅红色布鞋，白云从膝下流淌。画幅右侧居中有篆书题字：“袁简斋先生小像”，左侧下方为楷书题识：“乾隆甲寅天中月丹阳丁以诚写”，钤朱文方印“丁以诚”和白文方印“義门”，另有朱文收藏印“易东草堂”和“山东省立图书馆收藏”。
而在两年前（一七九二），袁枚寓居杭州，一时女弟子纷纷前来请益受业，为纪一时之盛，由写真画家尤诏为袁枚及诸弟子写照、汪恭补景，成《袁枚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据蒋敦复《随园轶事》记载，该图曾有两卷，“一为米脂高篙渔观察长绅所得，一为安徽中丞吴竹庄先生坤修购于乱后，皆价费千金也”，可惜两卷今仅存一卷。在原画之外，后有晚清学者兼画家叶衍兰（一八二三至一八九八）传移模写，留下摹本。如今，原画及摹本俱在，尤诏原本藏于民间，曾于二〇一〇年现身于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其名称定为《随园湖楼请业图》。叶衍兰摹本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袁枚在画卷拖尾题跋曰：
“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宝石山庄，一时吴会女弟子，各以诗来受业。旋属尤、汪二君向为写图布景，而余为志姓名于后，以当陶贞白真灵位业之图：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湖楼主人孙令宜臬使之二女云凤、云鹤也；正坐抚琴者，乙卯经魁孙原湘之妻席佩兰也；其旁侧坐者，相国徐文穆公之女孙裕馨也；手折兰者，皖江巡抚汪又新之女缵祖也；执笔题芭蕉者，汪秋御明经之女妽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吴江李宁人臬使之外孙女严蕊珠也；凭几拈毫若有所思者，松江廖古檀明府之女云锦也；把卷对坐者，太仓孝子金瑚之室张玉珍也；隅坐于几旁者，虞山屈婉仙也；倚竹而立者，蒋少司农戟门公之女孙心宝也；执团扇者，姓金名逸，字纤纤，吴下陈竹士秀才之妻也；持竿钓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鲍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字芷香，张可斋诗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侧而携其儿者，吾家侄妇戴兰英也，儿名恩官。诸人各有诗集，现付梓人。嘉庆元年二月花朝日随园老人书，时年八十有一。”
在袁枚题跋之后，尚有熊枚、曾燠、胡森、王昶、俞国鉴、吴蔚光、庆林、张云璈、王文治、刘熙、康恺、王鸣盛、梁同书、郭堃、安盛额、成策、徐爔、陈廷庆、张溥、钱大昕、周汝霖、黄安涛、彭龄、归懋仪、吴琼仙、席佩兰、严蕊珠、王蕙芳、戴兰英等数家题跋，叶衍兰摹本均一一照录。这些题跋文字虽然极具文献价值，但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两卷画中，重要的是出现袁枚的形象，因原画本身有袁氏题跋，故其本人应是见过此画并首肯的。画中，已至耄耋之年的袁枚端坐于几案前，额头光洁发亮，脸庞布满皱纹，左手捻须，右手置于案上。人物神态、面相与丁以诚所绘袁氏形象基本相近，因而此画与丁氏作品当是袁枚真正的模样。与此群像相类的袁枚画像尚有《随园雅集图》，是由锡山吴省所绘，画中绘五人，分别为沈德潜、蒋士铨、尹似村、陈熙（梅岑）和袁枚，均为一时名宿。画中，“或观书，或抚琴，或对语，或垂钓，神采毕肖”，并有乾嘉以降文人墨客题咏殆遍，可惜后来毁于兵燹，现在已不得而见，但据此可知袁枚特别重视图像的绘制，他自己曾在《随园诗话》卷七中谈道：“古无小照，起于汉五梁祠画古贤烈女之像，而今则庸夫俗子皆有以行乐图矣。”作为一代“性灵派”诗人，袁枚本人似乎也并未免俗。
袁枚的画像，还有多种版本。现存于世的尚有费丹旭（一八〇二至一八五〇）摹周典的《随园先生小像》和叶衍兰画《清代学者像传·袁枚》。两画均为站立全身像。前者藏于民间，曾于二〇〇八年出现在北京的拍卖行；后者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随园先生小像》为白描画法，仅用墨线勾出人物线条轮廓，用淡墨在人物面部上略施渲染，笔简而意饶。作者题识曰：“随园先生小像。六安周典写，武进孙星衍题，乌程费丹旭摹”，钤朱文方印“子苕”和白文方印“费丹旭印”，另有白文藏印“江声草堂金寿生所藏”。遗憾的是，周典的原画现在已不可见，只能从费丹旭的摹本中了解其大致情况。《清代学者像传·袁枚》是诸家画像册之一，画面上并无题识印鉴，对开为小楷抄录的袁枚小传。袁枚头戴毡帽，身着暗红色长袍，左手拈着一枝芙蓉，手指微翘，右手捻须。两画所写袁枚形象均与前述丁以诚、尤诏所绘的形象接近，相信应来自大致相同的母本。
袁枚的画像，还出现在袁氏诗文集附刊及家传中，多为线描图，且均为上述画像的摹本。最为多见的是袁枚头戴毡帽的半身像，如晚清民国版的《小仓山房文集》即是如此，此画像当与叶衍兰《清代学者像传·袁枚》为同一底本。就艺术取向而言，袁枚的画像，可分为写意与写实两种。罗聘所绘袁枚像为写意，得其意而忘其形，乃罗氏心中袁枚与眼中袁枚合二为一，是其对袁枚形象的自我阐释。而尤诏、丁以诚、费丹旭、叶衍兰所绘袁枚像，则是对袁枚形象的忠实描绘，是眼中袁枚或别人眼中袁枚的复制。但无论写实还是写意，均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蓝本，为我们解读作为文学家的袁枚提供了原始的图像依据。至于这些图像是否真实再现了袁枚的形象，孰是孰非，袁枚在一首《题我我图》诗中就很能说明问题：“以指喻指理易得，以水写水水更洁。达人了此善者机，把镜相看似相识。镜外之我未必真，镜中之我聊效颦。世间除却青铜巧，面目如君有凡人。”个中三昧，可谓尽在传神阿堵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