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最初发源地，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曾亲历过“文革”的清华附中师生们的生活体验，记录下那些发生在他们以及他们家庭中的真实故事，并借此还原“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历史真相。在此，作者也衷心地希望那些曾经的亲历者能够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说出自己的人生故事，给予后人以启示意义，正如陈书祥先生所言：“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说出自己的个人经历，还原历史的真相，去完成巴金老先生的遗愿：建立“文革博物馆”，我也希望我们的后人能过上真正有尊严、没有恐惧的生活。”
受访人简介 陈书祥：北京人，出生於1943年，清华附中教师。“文革”时期供职於清华附中，父亲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迫害致死。
马 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陈书祥(以下简称—陈)：我对“文革”，对毛泽东，只有四个字：耿耿于怀。
我今年71岁，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毛泽东纪念堂。对于“文革”，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现在当局对这段历史依然还在遮遮掩掩，为什么还不公开?为什么不还原这段历史真相?对历史、对我们的后人有个交待，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马：请谈一谈您的家庭背景。
陈：我们家在“文革”中的变故，要追溯到我爷爷那一辈。我爷爷的原籍是北京大兴县，民国时期隶属于河北省。1917年，我爷爷招工到清华大学，他是工程科技工，专门负责烧锅炉。1937年日本人侵华后，清华大学停办，校园变成了日本兵的兵营，而清华大学随即迁往“后方”，成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爷爷因为不是教师，因此没有随学校一道迁往西南，而是回到了原籍地大兴。
1946年，中日战争结束之后，清华大学又重新开办，我爷爷被重新招回，此后，他一直工作到1955年退休，他在清华大学整整工作了29年。
爷爷年轻的时候，家中其实是非常贫困的。据说，我的曾祖父、曾祖母的身体都非常虚弱，爷爷出生於1893年，在他23岁进入清华大学工作时，曾祖父、曾祖母就先后去世了。
那时，我们家的人口结构比较简单，到我父亲一代，我们家是四代单传，因此，等到曾祖父、曾祖母一去世，家里就剩下爷爷一人，那时他还没结婚，没有家庭负担，积攒了一些钱，就在大兴老家陆续置了一些土地，一共有二十多亩。
由于我爷爷有固定的收入，父亲又是家中的独生子，因此家境也就慢慢地好起来了。当父亲13岁的时候，在别人的凑合下，他娶了我母亲，母亲比父亲大四岁，当时流行“大媳妇，小女婿”的婚嫁观念，并且，结婚的年龄也不像现在这么晚，早婚、早育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还有童养媳，一些人家因为养不活自己家的孩子，就把女儿送给那些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寄养，等到女孩稍微大一点，就做这户人家的媳妇。而父亲和母亲婚后不久，就生下了我。
到了1949年，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开始搞“土改”，因为有爷爷积攒下来的这点财富，我们家被划成了“富农成份”，但当时爷爷在清华大学工作，属于“工人阶级”，因此，这个“富农成份”的帽子就很自然地扣在我奶奶的头上，这为我们家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埋下了祸根。
父亲实际上是没有被划具体成份的，因为父亲出生於1929年，到1949年，他刚好20岁，根据当时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划成份的人必须年满十八周岁，并且必须往前推三年，也就是说，必须年满二十一周岁的成年人才有资格正式定“成份”。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富农成份”呢?因为根据当时的所谓“土改”政策，“富农成份”和“富农份子”在政治上是有区别的，“富农成份”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富农份子”则是敌我矛盾。所以，我奶奶被划为“富家成份”之后，我们家当时并没有像村里其他被划成“地主”、“富农”的人家一样，被没收财产，扫地出门，我们家的住房一间也没有动，只是土地，扣除我们家当时人口应分得的亩数，把多余的部分让出来。
爷爷是那种传统的中国人，他的愿望就是要让家人过上安稳、富足的好日子，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照顾家人的责任，并且老有所依、叶落归根，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老家购置产业，但“土改”把他的梦想打破了，他实际上是回不去了，因此，就在1951年，他就把我从大兴带到了清华大学，我是当时家中唯一的孙子，已经八岁。
爷爷因为自小家贫，没念过书，是文盲，但他在清华大学的文化熏陶和影响下，意识到知识对于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曾经，他把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但父亲最终没有念出来，读书、看报还可以，只有小学文化的水平。因此，他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心愿寄托在我身上，所以给我起名叫“书祥”，是“书香”的谐音，希望我改变那种靠卖体力营生的生活，成为一个书香门第的知识份子家庭。
到了1952年，农村开始搞互助组、合作化，家里没有劳动力，父亲虽然已经20多岁，但他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重担。这时，爷爷做了一个决定，把全家人都从大兴迁到清华大学来，当时，家里的小孩除了我以外，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弟弟，他小我9岁，为什么相隔那么远?其实我和这个弟弟中间，还有三个妹妹，但她们没有长大，就死去了。老家的住房让一个卖鞋花的尤姓同村人看顾，家里的土地已经合作化、归集体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的。就这样，我们全家就迁到了清华大学，父亲则随爷爷一道在清华大学做了锅炉工。
1955年，爷爷在清华大学退休。这个时候，清华大学的规定就不像民国那样有人性了。在民国时期，爷爷虽然一度中断了清华大学的工作，但清华大学重新开办后，他们依然顾念先前的老员工，把他们都重新招回来。而爷爷退休后，根据学校的政策，却要求退休人员把居住的住房腾退出来。爷爷当时住的是清华大学校内的职工宿舍，为清华大学工作了29年，因此他非常生气，一开始不肯搬迁，但到了1956年春节，最终还是从清华大学搬出去了。我记得搬家那天，爷爷还当着清华大学房管科的工作人员狠狠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我搬出去，我的儿子也不在清华大学工作，又指着我说了第二句话：将来我的孙子会回来。
这样，我们全家就搬到了离清华大学不远的蓝旗营住下来，租别人的房子，当时的租金特别贵，要12块钱，几乎占去了我爷爷退休金的三分之一，并且，父亲也从清华大学退出来，爷爷托人帮父亲在钢铁学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找了一份烧锅炉的临时工作。
这是我们家在“文革”期间发生变故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土改”中家庭成份的划分，二是我们全家搬出清华大学校园。
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父亲的性格，实际上父亲比我只大14岁，他出事的时候只有37岁，他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遇事不会绕弯子，不会见风使舵和随机应变，就认一个死理。但这种人在当时是最容易吃亏的，在“文革”期间，跟那些红了眼的“红卫兵”讲道理是根本行不通的，红卫兵说你是“地主”，不管你是不是，你老老实实的马上承认;说你“有罪”，你马上承认自己有罪;说你该不该打，你就承认自己该打;说你该不该狠打，你就说该狠打。一切都顺着红卫兵的意思，让他们觉得你老实、听话，你就有可能少受一点苦。但父亲不是这样一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不会撒谎去迎合别人，保护自己，这是他的个人性格使然。
马：请您谈一谈“文革”时期社会的总体氛围。
陈：一句话，就是恐怖、压抑。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发生“武斗”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在1966年8月24日以后。8月24日，清华大学在西大饭厅(现在的医学院附近)开了一场“批斗会”，批斗当时清华大学的当权派艾知生等人。这次批斗会是由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的，艾知生打得很重，他是清华大学排名最末、也是最年轻的党委副书记。
8月25日，清华附中紧接着在学校五楼的大教室开“批斗会”，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当时的“走资派”、“漏网右派”、“叛徒”、“特嫌”都集中起来。所谓的“走资派”，就是清华附中的校长、副校长，包括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漏网右派”，是指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被划成“右派”的自由知识份子，有两个，一个叫冯玉中，一个叫羊涤生，他们俩都是教师;“特嫌”就是指有特务嫌疑，可能是有海外亲属关系的，有一个，叫张秀贞，她是清华附中的办公室主任;“叛徒”，有一个，叫高恬惠，她是清华附中的教师，是厦门大学毕业的，三十年代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但后来登报声明，公开退出共产党。可能还包括了清华大学派出主管清华附中的负责人，叫刑家鲤，他是清华大学教务处的副处长。
五楼的大教室有两个门，东门和西门，东门是学生和其他教师入场，而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由红卫兵押着从西门入场，西门的墙壁上有一块大黑板，黑板下就相当于主席台。进场后，先是由红卫兵宣布各人的罪状，这些人都是清华附中有名的老红卫兵，主要有卜大华、卜伟华、张晓宾、尤小梅等学生，在我的印象中，这次批斗会是由卜大华主持的。
当时的批斗对象就是上面提到的四、五个人，红卫兵让他们站成一排，让他们在教师、学生面前唱“我是牛鬼蛇神歌”，羞辱自己。这间大教室能坐下三百人左右，我也在批斗会的现场，坐在人群中间，是观众中的一员。当时，我在台下眼看这些学校领导和教师在台上的表演，觉得这很荒唐、很滑稽，这完全是在愚弄和糟蹋人嘛，我把头低下去，不敢直视那些在台上受到捉弄的人们，因为他们曾经都是我的老师，是我尊敬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副可怜的模样，我的内心有点辛酸，有点苦涩，但是我不敢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相信在当时的现场，和我有同样感受的人会有不少。我并没有意识到，就在两天之后，我家里会发生一场天大的变故。
批斗并不是唱几遍“牛鬼蛇神歌”就能够应付过去的，在整个批斗过程中，红卫兵抡起军用皮带往这些批斗对象身上抽。“批斗会”开完之后，红卫兵还宣布，第二天，也就是在8月26日，老师全部下到班里去参加“文革”，实际上是说老师们的账在今天的“批斗会”上不算，由每个班的学生、每个班的红卫兵去算。
一听这个决定，许多老师都吓得浑身发抖，这个时候，已经分不清谁是好学生、谁是坏学生，所有的学生都变成了一群恶毒的虎狼，都在一致批判被称为“黑帮份子”的学校领导。
红卫兵在“批斗会”宣布老师“下班”以后，就在8月25日晚上，清华附中的团委副书记刘澍华就因恐惧自杀了，他是清华附中第一个自杀的。刘澍华自杀的场面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晚上，他把自己宿舍内床上的被子整理成一个“人”字型，如果有人查岗时，不仔细观察，还以为他窝在被子里头睡觉，实际上人已经离开了。他爬到公寓冬季供暖的大烟筒上，从大烟筒上跳下来摔死了。
当时的场面是很悲摧的，他像一支冰棍似的从空中跳下来，头朝上，腿朝下，直挺挺地摔在地面上，他的大腿骨直接挫到胸腔里面，死的时候只有29岁，他的爱人刚怀孕几个月。据说他的父亲是个瞎子，后来找过清华附中，包括清华大学，因为附中教职工的人事档案都在清华大学，但在当时，没有人会来处理这些事情,至于后来的处理结论是什么，有没有给抚恤金?我不知道，很可能这件事情是不了了之了，因为如果学校有处理结果，我们这些教职工应该是知道的，会有流传。
其实在此之前，刘澍华就有很大压力了。可能是在5、6月份，有人就在学校门厅的玻璃门上贴了一幅损人的漫画，这幅漫画上画了一个人，画的旁边写了三个字：“大流氓”。虽然这幅画没有直接点谁的名字，但漫画上的人物形像非常逼真，一看就容易让人联想到刘澍华。当时，没有人敢去撕毁它，刘澍华本人更不敢去撕了，就这么让它贴在那里，整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大概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估计这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心理压力。
还有就是8月25日开“批斗会”的当天，刘澍华也莫名其妙的当了“陪斗”。说是“陪斗”，其实是他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份批斗名单中本来没有他的名字，也没有他什么事，但他进来的时候，却去问那些红卫兵，说：我坐哪儿?红卫兵就这么随便一指：坐那。一般的老师躲这些充满暴力、眼红的红卫兵还来不及，尽量地远离这些红卫兵，离批斗台越远越好，刘澍华不明就理，还把自己凑上去，结果就坐在这些红卫兵身边，离那些指定的“黑帮份子”也很近，并且坐在那里就不敢挪动了，相当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唯一的“陪斗”，红卫兵们在殴打学校领导的时候也顺便把他捎上，连同他也一块打了，这些因素都可能促成了他自杀的心理动机。
到了8月26日，本来先天红卫兵宣布老师是要“下班”的，有的班确实批斗了老师，但有的班没有，不过，从此，清华附中就变得鸡犬不宁了，各种告密风、举报风也开始盛行，并且许多告密都是莫须有的，荒唐到哪个地步?有人甚至揭发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在学校内部组织了“游击队”，要上山跟共产党打游击，甚至还煞有其事的杜撰了一份名单，把参加这个秘密组织的教师姓名一一列举出来。
还有一个小故事，清华大学有一位教师，叫方惠坚，他是清华大学的团委副书记，1966年的8月份，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在明斋西门附近，红卫兵就地划了一个圆圈，这个圈的直径大概只有六七十公分，刚好供一个人跪在里面，红卫兵就命令方惠坚跪在这个小圆圈里面。我是头一天晚上，进宿舍时看见他跪在那个地方，第二天早上，我经过那里，他还跪在那里。可怕的是，周围没有一个人看守他，就是说，没有人命令他起来，他就一直跪着，不敢擅自起来。总之，这时，对红卫兵的恐惧感已经深入整个学校的骨髓。
马：当时的“红卫兵”对教授他们学业的老师如此残忍、施暴，是否学校、教师方面也存在某些问题，比如，对于当局的教育政策存在抵触，或者阳奉阴违的现象?
陈：平心而论，站在学校领导和老师的立场上，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非常冤枉的，对于他们个人来说，这都是悲剧。实际上，学校的领导一直都是紧跟中央的形势在走，在政治上对中央的意图是亦步亦趋的。
1966年6月1日以前，学校基本上还能按部就班的上课，6月1日，北大的聂元梓贴出了一张批判北大校领导的“大字报”，北京的各个学校就开始不上课了，清华附中和其他学校一样，也不甘落后，学校的党组织还专门做了安排，分期分批的组织教师、学生去北京大学“取经”，去学习北大师生们的“造反”精神。
我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够在学生中被发动起来，1964年发起的所谓“社教”运动是一个转折点。其实在1964年之前也讲“阶级路线的教育”，也讲学生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份”，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和后来的“唯成份论”有本质上的区别。当时，考察学生是“看家庭出身，重在政治表现”，相对来说，这就在学生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的政治忠诚两者之间有一个平衡，并且落脚点在“政治表现”上，就是说看这个学生听不听话，服不服从。但“社教”运动之后就不一样了，整个党的观念发生了一个转向，更加注重“家庭出身”，落脚点放到了前面，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学校的表现如何，都不再重要，因为你的家庭出身已经决定了你的未来命运。虽然，学校口头上依然在讲“看家庭出身，重在政治表现”，但在实际操作上已经发生变化，开始注重培养那些家庭出身好的学生，所谓的“出身好”，就是指那些“红五类”家庭的子弟。
清华附中的高中班在1964年办“预科班”就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下提出来的。其实清华附中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并不多，都是些司局级的干部子弟比较多，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子弟就很少了。当时万邦儒在1963年入学的那届高中班中进行试点，在1964年读高二的时候，把这些学生进行“分班”，分成预科641班、预科642班，普通班631班、632班。
学校在“分班”的时候，表面理由是讲将中学和大学教育进行衔接，实际上就是要注重培养那些家庭出身好的学生。预科班是清华大学的预备班，被挑中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可以直接升清华大学的，即属于重点培养对象。预科班的教师配备、教材的使用，都和普通班是不同的，等于在学生们中间故意分了个厚薄。挑选这些学生的标准名义上是说德、智、体优先，实际上是家庭出身好的优先，成绩好的、表现好的学生未必就能上预科班。因此“分班”也不是一番风顺的，当时还闹了不小的风波，有的学生成绩不错，平时表现也好，但没有被分到预科班，而和他一样的学生，甚至表现得更差的学生却分到了预科班。因此，有些学生很苦闷，虽然，他们已经都是高中生，但毕竟阅历还是浅，很难想像到自己的家庭出身会影响到自己的升学，有的学生就哭、就闹，跟学校讨说法。但学校不可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公之于众，因为分到预科班的学生实际上等于比其他普通班的学生离清华大学更近，相当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清华大学的门槛，而分在普通班的学生则有一种被学校抛弃的感觉，特别是那些成绩好、平时表现也好的学生来说，这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心理创伤，因此，他们的思想压力也很大，有的学生甚至后悔上清华附中。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校才把学生们的情绪连哄带骗的稳定下来，但后来的实践并没有得到验证，因为这个“试验”被“文革”给打断了，不管是预科班的学生，还是普通班的学生，在“文革”期间都被下放到农村，当了“知青”，而大学也停办了，但这是后来的事情。
之所以提到这些事情，说明当时清华附中的学校领导、老师从一开始就是紧跟着中央的意图走的，在教学实践上给予那些“红五类”家庭的子弟特殊的培养。悖谬的是，在“文革”中整这些学校领导最厉害的，恰恰是预641班、预642班的高中毕业生，因为这两个班的干部子弟(老红卫兵)最多。
马：请您谈一谈“破四旧”。
陈：“破四旧”是“文革”的一项副产品，是伴随着“文革”开始的，5-16通知并未公开见报，可能在内部有些传达，清华附中的干部子弟可能知道这件事情，这时的清华附中就开始有造反的学生了。据说，他们在之前就有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给自己取了个“红卫兵”的名字，预科641班的干部子弟还写了《三论》，即《一论造反有理》、《二论造反有理》、《三论造反有理》，可能是由骆小海执笔的，贴在他们教室后头的墙壁上，这三篇文章辗转到了毛泽东手上，他专门给清华附中写了封支持信，即就是后来的雄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这件事情没有公开见报，不过，《红旗》杂志专门转载了清华附中的《三论》，不久，“红卫兵”和这三篇鼓动“造反”的文章就迅速在全国流传开来。
8月18日以后，“破四旧”的风潮开始了，主要是由中学生来执行，他们不明事理，不懂是非，抄家、打人、遣返(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原籍不在北京的老师、学生，把他们遣送回原籍老家)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但在北京，各个学校的步调其实并不一致，好像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是最早开始的，清华大学、清华附中并没有把这股“抄家风”吹到社会上去，可能以个人的名义参加“破四旧”的有，但以学校的名义组织到社会上去打、砸、抢的现象好像没有。而我从小就一直生活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印象中，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没有在学校内搞过“破四旧”，可能在大学里面有，但不多，所谓的“破四旧”，在学校里就是抄老师们的家。
我见过红卫兵抄钱伟长的家。钱伟长当时住在清华大学照澜院16号，这是一个小四合院，当时红卫兵抄他们家的时候，我正好路过，我站在路边看了看，没敢靠近，只看到地上撒满了一地的书籍、纸张，而小四合院的大门上，贴着一标语，写着：砸烂孔家店。(因为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老师姓孔)
现场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红卫兵，他们手臂上带着红袖章，袖章上写着：“井岗山”，进进出出的，不是中学生，都是大学生，可能中间还有些年轻的工人，还有一种人是围观的人，都是清华的学生、教职工，主要是看热闹、不动手，在那里指指点点、小声议论，听这些人讲，钱伟长、孔祥瑛老师当时都不在家。
还有一次，也是发生在照澜院，但这一次我是听说的，因为这家的孩子叫黄剑英，年龄和我相仿，是我的同学。传说他的母亲是蒙古族的公主。红卫兵把他们家抄了，把他母亲赶到了“成府”(北大东门外)的一间破平房内，住着，按当时的标准，这种人也属于社会的寄生虫。至于红卫兵从他们家抄走的财产，该扔的扔了，该没收的没收了，而抄家得来的东西，这些红卫兵放在哪里，有没有妥善保管，事后有没有返还给它们的主人，这就不得而知了。
据我所知，“文革”对黄剑英和他的家庭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他后来还经历了不少的打击，最后蜕变成一个平庸的人，而他的妹妹至今都未婚。
我对红卫兵这种做法是极其反感的，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此，人们连最起码的人格权、尊严、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都没有，对于任何一个被抄家的家庭，即使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应该用这种抄家的方式去对待他们。我对红卫兵的那种态度恶劣、语言尖酸刻薄，也许还能理解，但用那种极其野蛮、暴力的方式去对待这些所谓的坏人，我很反感、看不惯，看到这些老师的遭遇，我从来就没有去主动凑热闹、去跟着红卫兵跟风起哄，那时我也年轻，也属于好奇心强的年龄阶段，直到后来我的父亲出事，我对他们的厌恶就更加深一层了。
父亲出事那天，我特别盼望《人民日报》能发表个社论，类似于“要‘文斗’，不要‘武斗’”之类的文章，但是我左等右等，就是没有盼到这样的社论，相反，《人民日报》却在连篇累牍的发表“纠出了多少多少的社会寄生虫”、“红卫兵上街，好得很!”这样的文章，和我的期待完全相反，这样就更进一步刺激了红卫兵的行动，我看到一份统计资料，仅在1966年8月27日这一天，北京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228位，所谓的“非正常死亡”，就是被红卫兵殴打致死的，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死亡人数都是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比如，和我父亲一块被打死的还有一位老太太，但后来，这位老太太的尸体一直没有人来认领，她变成了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影子，从这个世界上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她肯定没有被列入这个统计数字，而像这样的人在当时又有多少?
到了1966年的9月份，开始了“大串连”，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在一楼的生物课教室内列出了一张名单，将学校的老师分门别类，分成四类人：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万邦儒属于第一类，而我则被列入第四类人，这是最轻微的，只是不被允许到各地去搞“大串连”。我是清华附中扩建后的第一批高中生，也是第一个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在1963年参加工作。
在当时，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从来没有怀疑过共产党高层的政策和毛主席自身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根本没有能力去思考这样的国家大事，还有，在当时狂热而又非理性的宣传鼓噪氛围之中，我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毛泽东也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他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老，也会死亡，更谈不上去想他死后中国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当时，持有这种正常思维的人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神经错乱的疯子，对于我来说，只是本能地对红卫兵的凶残和暴力有意见。而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我却总是感到内心很苦闷、很压抑、也很困惑，不知道这种骇人听闻的局面什么时候收场。
这种心理在我父亲发生变故后又发生了一个转折，因为我了解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实人，绝对不是一个坏人，却落到了一个如此的下场。我不知道那些被红卫兵殴打致死的其他人是否是坏人，但我父亲的死肯定是被冤枉的，红卫兵的做法肯定是错的，因此，我一直在寻找时机，也一直在等待时机，想要为父亲讨还一个清白、一个公道、一个说法，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这种强烈的冲动。但“文革”的对错问题，我还是没有能力去思考，我只知道父亲是被冤枉的，至于找谁去伸冤，找谁去诉苦，我就不知道了，这也正是我困惑的根源，整个事情没有责任的承担者，死了就死了，甚至连他的骨灰和尸体都没见到，所有人都对这件事情不闻不问，不管不顾，好像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马：您个人当时有没有受到过批斗。
陈：我本人在“文革”期间没有被红卫兵批斗过，但在1973年的“反回潮”运动中受到了批判。1968年之后是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到了1971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这时，清华附中的办学工作逐渐趋向正常，恢复了基本的教学秩序，最主要的标志是万邦儒又被重新启用，开始管理学校的一些工作了，虽然他依然没有被恢复正式的身份。
当时，学校管理主要是“军宣队”、“工宣队”，权力由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掌握，清华附中的军代表是8341部队的，他又兼着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这些人在教育方面其实都是外行，不可能管理学校，因此又重新启用了万邦儒出来管理学校的一些事务。万说：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也还可以用。他的意思是“文革”前教育上的方法，依然可以运用到今天的教育上来，而我在不同的场合也转述过他的这个观点。结果到了1973年，有人就提出来，教育的十七年(1949年-1966年)已经定性为是由黑线主导，被全面否定了，而有些人要把过去十七年的办法用到今天。于是，全国教育界又掀起了一场“反回潮”的政治运动。不过，这个时候的运动规模跟“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到了1973年，那些红卫兵已经全部离开了学校，都“上山下乡”去了，而这时学校的学生，全部是“文革”前的小学生，他们当时人都还小，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造反运动，也没有再让他们参与这种“批斗会”。因此，批斗会主要是在教师内部开会进行，斗争方式也主要是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再动辄打人。
具体到清华附中，有三个人被批斗，万邦儒、我，还有另外一位老师。不过，这时的“批斗会”已经比较温和，甚至有点像走过场，由“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的人参与，代表党组织找对象谈话，他们先批判了万邦儒，说他是十七年的路走惯了，所以习惯于穿新鞋走老路。而针对我，则是说我的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殴打致死，对“文革”有刻骨的仇恨。总之，就是将你的观点上纲上线，通过这种方式来剖析你的内心和灵魂。
马：在“文革”期间，也有没有发生过令您感动的事情?如您所说，“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都是干部子弟，而当时的“红五类”家庭不仅包括“革军”、“革干”、“革烈”，同时也包括“工人”和“农民”，是不是工人家庭和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相对都是不错的?
陈：父亲过世之后，我确实遇到了很多好人，比如韩志学，他是当时清华附中核心组的负责人事的工作人员，他出身于工农家庭。
当时我们一家有八口人，父亲一死，我们家的生活顿时就陷入了困境，我一个人参加工作，一个月只有37.5元的工资，是没有办法支撑整个家庭的，而弟弟妹妹都还小。所以我跑了很多地方，包括清华大学、清华附中、北大附中、钢铁学院，我低三下四，把所有的好话都说尽了，到北大附中，它是肇事单位，但没人理睬，到钢铁学院的时候，那里的人说我父亲是个临时工，学院不负责。就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月，当时我非常焦急，但我现在想通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也不能全怪这些办事的人，因为在那种大形势下，谁敢站出来同意给我们家办理困难补助?因为我父亲的死没有结论，这很可能会祸及到自身，这也更说明韩志学老师的可贵之处，他几次三番地为我争取困难补助，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据理力争，说：不管他父亲如何，他的子女都要吃饭。最后，清华大学补助了我们家每个月51.5块钱的困难补助，并且这打破了清华大学内部的一条不成文规定：申请困难补助不能超过本人工资水平的一半。而51.5块钱的困难补助已经远远超过了这条规定，这笔困难补助加上我的工资，我们家八口人正好是人均11块钱，达到北京当时的最低人均生活标准，这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人的本性有善恶两面，在乱世之中，恶的一面有人表现得更恶，但也有人还是能够体现出善的一面，因此，这种人也更加令人敬佩，韩志学老师就是这样一种人，他的家庭出身虽然好，但在“文革”期间却没有整过人，也没有听到他有什么劣迹。
并不是所有的坏事都是干部子弟干的，工农子弟也并不全都是良善的，我们学校当时的核心领导小组有七个人，都是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学校教职工，而这七个人里头就有那么一两个是飞扬跋扈的，他们自视很高，经常落井下石，数落、谩骂那些被整的老教师。我们学校的老教师的构成有一个特点，就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夫人比较多，比如周培源的夫人王蒂徵、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常桐的夫人王漱贞、陈墚生的夫人高恬惠、陈南平的夫人顾小华，等等。这些老师的生活相对优越，当时的工资有两三百块钱，因此有的家庭甚至雇着保姆。这些核心组的成员就抓住这一点，批判她们过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勒令他们辞退保姆，不许再过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而且这些被辞退的保姆还必须照常给付工资，态度是非常蛮横的，说这些教师都是社会寄生虫，几十年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应该过过苦日子了。不过有一点，这些被挨整的教师在“文革”期间都没有被克扣工资，包括清华附中“最大的走资派”万邦儒。
批斗的最严重的还是孔祥瑛老师，有一次，在一楼的生物教室门口，红卫兵让她几乎弯成九十度的腰，一群红卫兵团团围着她，骂骂咧咧的羞辱她，我在旁边经过，心里就想，连最起码的师道尊严都没有了，十几岁的孩子对五十多岁的老师施暴，几乎是他们的奶奶辈份的。这里面应该就有工农子弟出身的学生，这还是我父亲出事之前，我见证的一个场面。
还有顾小华老师，有一天下大雨，学校教学楼前的排水系统不好，积了很深的水，红卫兵们命令顾小华老师去疏通下水道，当时没有任何工具，比如，铁锹、铲子什么的，她只能用手去扒下水道口，竟然有学生用脚踢踏着雨水，往顾小华老师的脸上、身上溅，弄得她身上、脸上全部雨水、泥巴，当时，在这些学生心里，谁整这些老师最厉害，谁就表现得更革命。
1968年以后，“军宣队”、“工宣队”都已经进入学校了，“军宣队”进入学校比较早，1967年初就进入了学校，而“工宣队”是1968年7月27日才进入清华附中，此时红卫兵同时也掌握着一部分权力。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这些红卫兵把所谓的“叛、特、反、走资派”，一共五个人：万邦儒、韩家鳌、冯玉中、羊涤生、高恬惠，关押在清华附中西小院的几间平房里(学校校园的西侧)。这些平房平时是放置学校大扫除时工具用的，没有水，也没有供暖管道，非常简陋的小平房，一间大概六、七平米，阴暗潮湿，红卫兵将这五个人整整关押了一个冬天，一人一间房，每天三顿饭自己排队去食堂打饭，由红卫兵负责押送，晚上如果是上厕所，也只能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家属和子女平时的探视时间，比如，送换洗衣服，全部由这些红卫兵来决定，不能随便见面，也不允许他们和外界接触，他们彼此之间也互不允许说话。
我只能在食堂见到他们，个个都面无表情，耷拉着脑袋，像是五具枯燥的行尸走肉，麻木至极，我认为这是最令人发指的。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运动一来，就随时提审、折磨他们，比如，这一次要核对叛徒的问题，就提审高恬惠，下一次要批判走资派，就提审万邦儒、韩家鳌，至于如何审讯、何时审讯、审讯地点、过程，外界是无从知晓的。整个冬天，好几个月时间，这些所谓的“黑帮份子”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实际上就是非法拘禁。这些小平房比农村的房舍还要低矮、破旧不堪，冬天极冷、夏天极热，大概一共关押了八个月时间，夏天也关押过。
还有就是“工宣队”，他们直接干预学校内部的事务，和红卫兵一道整学校的老师。当时，每个班都安排了一个工人，每堂课都坐在教室的后头，这些工人的文化素质很低，但却经常对上课的老师指手划脚。这时，我也被学校安排来上课，但当时没有课本，以前的课本、教材不能用了，每天就学“毛选”，学“毛语录”，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精神，我教的是初中，一般来说，老师上课的内容都需要提前备课，有时，这位工人就在上课前的十分钟，突然拿过来一张报纸，可能是看到这张报纸上某篇文章，某个观点精彩，就给我下命令下节课给学生们讲，我如果稍有犹豫，说你得给我一点备课的时间，这位工人的态度就马上会发生变化，用充满鄙夷的口吻教训人，说：你们都是知识份子，还需要备什么课，张口就来。在当时，工人、农民都属于“红五类”，在政治上高人一等，而知识份子却什么都不是，因此，“知识份子”在他们口中其实是一个侮辱性的词，就是政治贱民，需要改造的对象。当时正是由工人来指导学校的教学内容，所谓的外行领导内行，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一次两次，几乎是经常性的干预，并且这位工人还是一位女性。
马：请简单地谈一谈在您父亲过世后，您全家人在“文革”中的经历。
陈：父亲在1966年去世之后，我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当时我参加工作仅仅3年，才23岁。我下面还有6个弟妹，除了我一人工作，他们的年龄都还很小，依次是：14岁、12岁、10岁、7岁，最后是一对双胞胎弟弟，只有3岁。
在1966年，14岁的大弟弟和12岁的大妹妹正在读小学六年级，10岁的二弟弟读小学四年级，7岁的二妹妹当时还未入学，要等到当年的9月1日，实际上，由于“文革”的影响，1966年的小学招生到年底才开始。
到了1971年，大弟弟，大妹妹已经初中毕业，那时，还没有高中，清华大学则停止教学了，变成了一座大工厂，专门生产“7-27”汽车，金日成访问中国的时候还坐过这种汽车。因此，他们俩就面临一个毕业分配的问题，当时的分配权在学校，由用人单位和学校挂钩，我大弟弟当时在北大附中，大妹妹则在清华园中学，那一年的初中生分配没有“上山下乡”，全部分在北京附近的工厂，可是临到分配的时候，左一批右一批，就是没有他俩的名字，他们哭哭啼啼来找我，老师说弟弟有“色弱”，眼睛的分辨率差，不能分配工作，妹妹的情况则是有“鼻炎”，也不能安排工作。
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学校的借口，真正的根源在于父亲的事情没有一个了结，影响到了他们的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人会给你作一个结论，由于面临弟弟、妹妹的生存和工作问题，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相关的单位，先是找了清华附中的负责人(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再找了北大党委和北大附中的党组织(肇事者所在的单位)，还找到中关村街道办事处(我们家户籍所在地)，所有人都没有直接给出答复，也不说解决，也不说不解决，最后，还是清华附中负责人事的工作人员到中关村办事处，仅两天的时间，就给出了第一次结论，大意是我父亲在“文革”被误伤致死，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伤”。我对这个结论是不满意的，但“误伤”的结论还是说明当初那些红卫兵打错了，我父亲是好人。这样，我弟弟、妹妹的工作分配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也就暂时接受了。
我让他们把这个结论打两份书面材料，我亲自把它飞快的送到弟弟、妹妹所在的学校，第二天，北大附中的弟弟就被留校了，他是最后一批留校的。而在清华园中学的妹妹则被安排进了北京沙河的刀剪厂。从某个角度上说，这也说明了当时在就业问题的歧视政策，这种歧视不是来自性别，而是来自家庭出身。大弟弟、大妹妹参加工作以后，家中的经济条件开始逐渐向好。
过了一年，到1972年，二弟弟又初中毕业了，他又面临毕业后的去向问题，这时他有了三种选择，一是上高中，一是上技校，一是去北京的郊区插队。我考虑到读高中，没有大学念，而郊区插队的话又没有门路，当时如果选择插队的话必须有接收地，不是你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的，接收地必须是近亲投靠才行，而我们家的门第比较简单，根本没有什么亲戚，因此，就选择了读技校。
这时，万邦儒已经开始管一些事情，负责学校校际之间的联系，我找万邦儒谈了这件事，他就跟清华园中学的校领导说了这件事，因为他的帮忙，我弟弟分配到了北京市毛纺厂技校。其实当时万邦儒自己的情况也是很艰难的，只是这时他不再被关押了，在行动上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而我当时还背着父亲的政治包袱，帮我的忙也是要冒风险的，这也再次验证了他的人品、正直和肯于帮忙的性格，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过是普通的师生或同事的关系而已，不过，在1973年，一场“反回潮”的运动把他和我都牵扯进去了。
1966年，7岁的二妹妹面临上学的问题，当年是到年底才招生，而我是清华的职工，因为父亲过世，我就想尽办法把这个妹妹争取到了清华附小，考虑到离家近，教学质量好，还有因为清华附小是子弟学校，家长的构成比较单一，不像外面的学校那样复杂，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我的名义享受一些免交学杂费的待遇，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以“家长”的名义，相当于妹妹也是清华的职工家属。
等到她高中毕业，已经到了1978年，她在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等到她的毕业分配，这时我就比较主动了，我找到当时做“误伤”结论的中关村街道办，要求推倒“误伤”的结论，还父亲一个清白，我提出了自己的诉求，一是追查杀人凶手，二是要求经济补偿，包括父亲的死，还有母亲的定期补助，三是优先安排这个妹妹的毕业分配。
两三天之后，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电话通知我，结论给了，撤销“误伤”的结论，系迫害致死，同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当时赔了2500块钱，妹妹则分配到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当工人。
而我最小的双胞胎弟弟，出生於1963年，在1971入学，我依然是千方百计地争取让他们上了清华附小，而且争取到了把他们俩分在一个班级，好相互照顾，并且这个班的班主任是一位很负责任的老师，这些都令我十分满意，他们兄弟俩的小学基础知识是很牢固的。中学被划到了清华园中学，没能上清华附中，到了高中分班，一个弟弟分到文科班，一个弟弟分到理科班，到了高考，我又找到清华附中的教务主任，他非常有经验，也很专业，在填志愿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好的意见，后来，一个考上了北大，一个则上了北京市毛纺厂的中专，毕业后都参加了工作。
自从父亲过世之后，我就承担起家中主心骨的角色，“长兄当父”，弟弟妹妹的成长经历基本上都是由我在张罗的。
马：请谈一谈您的父亲受迫害的经历。
陈：回到我父亲的事情上来，那是1966年8月27日，那一天是周六。我的身体有些不舒服，在学校的医务室检查了一下身体，所以回家比较晚。
等到离家不远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一位街坊女邻居在向我挥手，示意我快跑，我隐约看到一群红卫兵围着我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感到家里有事情发生，我扭头就往学校的方向上跑，本来我的肚子疼，但突然之间肚子也不疼了，恐惧压倒了疼痛，并且我总是感到后面有人在追我。
进南门之后，我又围着清华左绕右绕，确定后面的人找不着我，我才放慢脚步，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晃悠了几个小时。还是对家里的情况不放心，因为我不知道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到了晚上九点多，我又偷偷地回到家里。回到家以后，才知道父亲和母亲都被红卫兵带走了，家中的弟妹不知道他们把父亲母亲带去了哪里。
我当时环顾了一下家中的情况，屋子里一片狼藉，炕上被红卫兵倒满了水，整个褥子、被子全是湿漉漉的，火炉子里也倒满了水，满屋子的烟味和水蒸汽，地上也全是水，墙上到处是饺子馅、饺子皮，因为是周六，家里人都在，母亲正在家里包着饺子。大弟弟则被那些红卫兵打了一顿，几个小的弟弟妹妹呆在那里，六神无主的哭泣，这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正义感在我心中形成，责任感又压倒了内心的恐惧，我安慰了他们，因为担心红卫兵晚上还可能会绕回来，我呆了十分钟左右就离开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回到家，刚回家，母亲也回来了。她整个人蓬头污面，脸上血迹斑班，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后背裸露着，背上伤痕累累，我永远也忘不了母亲刚到家的那一刻。
她说自己从北大附中出来以后，也不知道自己一路上是怎样回来的，她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她还带回来一个噩耗，告诉我们父亲昨天晚上被那些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打死了。而她之所以被放回来，是要筹集28块钱火葬费，红卫兵威胁她必须在当天下午之前把28块钱火葬费送过去。
我马上又回到学校，找到一位老师，借了28块钱，赶回家交给母亲，事实上，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红卫兵已经来过了，他们是专门来讨火葬费的。母亲从邻居那里借了28块钱，交给了红卫兵，他们拿着钱就走了，而我从学校借来的钱转手又还给了邻居。
6月29日，要收尸。我找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开了一个证明，中午，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拿着这个证明去找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一路骑到北大附中的门口，只见北大附中的大门紧闭，附近的街道也几乎没有行人，死一般的寂静，门口有几个人在议论纷纷，说前天晚上这个学校打死了两个人，据说是一男一女，尸体已经被拉走了。
本来我跟这些红卫兵接触心里就发怵，当时看到这种场面，又听人在那里议论，所以不敢进北大附中的门，又折返回来，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我父亲的尸体、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并且，父亲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而我手上，至今还保留那张由清华大学红卫兵开具的那份证明材料。
据母亲说，那天下午来我们家的是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他们将我父亲、母亲一块捆绑起来，在成府路上截了一辆大卡车，他们俩被扔在大卡车上，先是拉到清华园中学，把人绑在教室的暖气管道上，用军用皮带和塑料绳编成的麻花绳狠狠地抽打，最令人发指的是，到后来，他们干脆连军用皮带都不用了，直接用铁栅栏上的钢筋抽，打了一顿之后，这些红卫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又开车把父亲母亲拉到了北大附中。
母亲甚至连什么时候被拉走的都不知道，到了北大附中，仍然把父亲、母亲绑在教室的暖气管道上，又是一顿毒打。最后，母亲回忆说，父亲要喝水，母亲就请示这些红卫兵，要求给父亲喂点水，但红卫兵不同意。后来，有医学经验的人说，这个时候人需要喝水，是因为人的某个内脏被打坏了，需要补充体内的水份。父亲就这样不声不响的离开了人世，临死前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到。
马：请您谈一谈您对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过程。
陈：我对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1971年，林彪出事以后，这件事情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我当时仍然相信党的宣传，但这时已经不像在“文革”初期那样盲目了，心里甚至还暗暗地同情林彪，认为他太傻，有点等不及，去抢班夺权，但又想，如果想夺权，也应该把事情做得更严密一些，下手要更狠一些，虽然林彪出了事，但我从心里并不认为他有多坏，从另一方面，也反衬出毛泽东的昏庸不智，不管怎么说，你选择一个这样的野心家做接班人，本来就是你自己的失败。
当时，很多事情被掩盖掉了，但后来好些事情又陆续出来了，说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整死了，一些老将军、老元帅都死了，我当时心里就想，对于这些人的死，毛泽东怎么就不说话?难道他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一次没见面，不知道是有可能的，但人死了，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他心里就不犯嘀咕，难道真是下面的人背着他干的?这从情理上说不过去。
到后来，事情就更荒诞了，共产党的江山慢慢地变成了由毛泽东一个人打的，今天说彭德怀从来没有打过仗，明天说贺龙原来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土匪，张闻天也是反党份子，再后来说刘少奇没有半点功劳，后来，林彪没有半点功劳，邓小平是一根大毒草，而罗瑞卿干脆就被说成根本不是共产党员，等等。有过一段时间，连“井岗山会师”也变了，朱德、毛泽东的会师都变成了林彪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还有，开国大典的政治画作也变了，最早是把高岗从天安门城楼上抹掉，刘少奇也抹掉了，后来，陆续有人从上面失踪。
还有，关于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的事情，其实最早是刘少奇和李立三去的，到后来，又成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总之，共产党的历史就像一块任意雕琢的大理石，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这些东西都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深深的困惑，但找不到正确的答案，这是为什么?!
等到了1978年，很多问题就明朗了，不仅我父亲的事情有了令我比较满意的结论，而且就在这一年，万邦儒在历经种种非人的磨难之后，重新担任了清华附中的校长。当时，是由清华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张健(张劲夫的弟弟)为他平的反，是在清华大学开大会宣布的，他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在“文革”前的清华附中毕业的，他的两个孩子培养得都很好，这说明清华附中在“文革”前的17年教育路线是正确的，是由“红线”主导的。说到这里，台下，一片鼓掌声。
第二层意思，宣布万邦儒过去是清华附中的校长，从现在开始，万邦儒依然是清华附中的校长。这时，万邦儒站起来，面向下面的老师，老泪纵横，哭得一塌糊涂，他受了十多年的委屈、折磨，在这一刻终于被释放出来，他向在场的教师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似乎一切都以美好的结局来收场，但我心里依然还是有困惑，比如说，有关我父亲的最后结论，结论上说我父亲是被林彪、“四人帮”集团迫害致死，但是，这符合历史事实吗?1966年8月，林彪才刚进中央高层不到一个月，而“四人帮”的成员，那时还只不过是一些小喽喽而已，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们头上，这对他们又公平吗?还有，那些当初打死我父亲的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们，至今为止，都没有到我家来过，没有向我们讲述过那天之后发生的事情，更没有人向我母亲、向我们全家表示过任何的歉意，而我们至今都不知道父亲的骨灰、遗体落在何处，仿佛从此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文革”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也越来越少，而且还有人在故意不断地篡改、掩盖历史，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说出自己的个人经历，还原历史的真相，去完成巴金老先生的遗愿：建立“文革博物馆”，我也希望我们的后人能过上真正有尊严、没有恐惧的生活。
定稿：2014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