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国内政治斗争趋向白热化，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战火考验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可以和国民党相抗衡的力量。中共实力的迅速膨胀加之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中苏两党领导人互访交换时局看法便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通过米高扬的来华和刘少奇的赴苏，双方互访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取得了重大成果，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战后形势
1945年8月15日，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决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盟国对日本打击力度的不断增强，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严酷的战争岁月中，人民学到了平时多少年都难以学到的新东西，觉悟程度和团结程度得到很大提高。”[1](P.182)“中国共产党由于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2](P.182)成为当时仅次于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的第二大党，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力量经过战火的洗礼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如此，战后的中国仍然不可避免的充满了变数，因为美苏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无时无刻的都存在着，而美苏又往往会根据本国的利益需要和全球战略需要不断地调整对中国国共两大党派的关系。在美国的调处下和苏联的支持下，国共两党很快达成妥协，在关内实现了停战，并且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宪法草案和整军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决议案。1946年初，中国呈现一种和平民主的新气象，大有成就和平前途的可能。[3](P.95)但是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顽固派并不会轻易的放弃它一党独大的特殊地位，始终对任何对其一党独裁地位构成威胁的政党都未曾放松打压，尤其是对代表着广大工农等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更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一场席卷全国的内战已经箭在弦上，国共再次生死对决的命运在所难免。
战后初期，斯大林并不看好中共，认为其力量和国民党相比悬殊太大，力劝国共和谈，并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明中国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否则一旦战争打起来，中华民族将会毁灭一半。[4](P.92)并将外交重点放在了国民党主导的民国政府一边，积极谋求和国民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重点除关于外蒙古主权问题外，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不援助中共”，这种和中共若即若离的态度也一度使毛泽东大为恼火，但是没有苏联的支持，又没有合法地位，攻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计划也就迅速破产。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蒋介石在东北的一意孤行，加之蒋经国坚持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就极大的刺激了苏联的敏感神经，同时中共在东北刚刚扎下根，在国民党中央军的接连进攻下开始松动，故长春陷落后不久，毛泽东决定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中共在山东等地报复作战一打响，国民党也乘机发起围攻中共中原根据地的作战，原本已经实现了停战的关内地区，重又陷入内战之中，并且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了。1946年6月，中国内战大规模爆发，苏联报刊公开指责国民党“悄悄地为帝国主义效劳，把自己的军队开去进攻八路军”，谴责中国内战是美国挑起和支持的，其态度鲜明地站到了中共一边。[5](P.99)
经过长期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到1947年底，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转折点。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样即使战后初期一直想让中共解散军队、甚至发出不许革命的斯大林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共，对中共的态度也在随着形势的改变而不断改变。然而由于长期的隔膜和种种误解，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和偏见依然未解除，而此时毛泽东确实又有许多问题需要当面向斯大林请教和探讨，这样毛泽东出访苏联的问题便自然而然的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实早在1947年初，中共方面就提出了要求访问苏联的要求，而苏联方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美国干涉的顾虑，也是一拖再拖，直到建国前夕也未出行成功。
在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就出访苏联一事和苏共做过频繁的电报往来，表现出对出访苏联极大的迫切需求和热情，比如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致电苏联：“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一百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或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和其他经济工作形式。”毛泽东打算带下列人员通行：任弼时、陈云，两个秘书和几个译电员、无线电报务员。“如果你同意此计划，我们就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来”[6] 。1948年7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然而斯大林的回复竟是“鉴于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各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这使毛泽东大为光火，认为他的出行对苏联来说还不如他们收小麦重要。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就毛泽东访苏一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毛泽东乃是游击队的领导者，他的秘密访苏难免会走漏风声，让外界认为斯大林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代理人，给予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共建国已为期不远，如果毛泽东能在建国后以国家首脑的身份正式访苏，这将能大大提高新中国的威望和声誉，国际意义重大。
但是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中共以摧枯拉朽般的速度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最精锐的部队，大踏步的把战线推到了长江沿岸，半壁江山已握手中，斯大林于是毫不犹豫地派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与毛泽东具体商谈有关中国革命和建国的各种问题，这对于已经难以抽身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形式，即可免除长途奔波之苦，又可和苏联方面直接商谈建国问题，还能消除毛泽东心中因为多次被拒绝造成的不快。
米高扬秘密来华
1949年1月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经过旅顺口，辗转石家庄，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县的西柏坡村。就当时情势来说，这对于中共和联共来说都事关重大，尤其是对于即将掌权的中共来说，意义更是突出和明显。因为当时中共从未执掌过全国政权，建国后需要面对的事情千头万绪，无比繁杂，这就迫切需要苏联能够给予尽量多的帮助和支援。当时中共面临的较为紧迫的问题有：关于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以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以及和东方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向苏联借款以及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的问题;关于同英法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问题等等。毛泽东明确表示：为了使中国党的政治方针和苏联完全一致，需要与苏联党进行协商。“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争取苏联的帮助。但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某种怀疑的态度，担心中国走上‘民族主义’道路。”[7](P.23)早在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在和蒋经国的一次谈话时，就已经不时的透漏露出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个独特的人，独特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没有兴趣”，他还说:“苏联政府不知道中共的情况，他们也不征求任何意见”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不满显然集中在毛的不听话和独行其是上，这也是令毛泽东最为不快的一点。
可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并未完全听从联共的意见，而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而不断地调整政策和对敌斗争策略，真正做到了将马克思主义活学活用，而未完全局限于教条主义者的说教，同时这样也就难免会和斯大林的对华整体政策发生冲突，而毛泽东的本意是想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最低限度的牺牲和代价，切合实际的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斯大林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又不希望中共脱离自己的影响，因而表现出对毛泽东的猜疑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一贯坚持的俄罗斯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所决定的，这成为两党关系的最大症结。
因而，借此良机，毛泽东迫不及待的向米高扬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他详细说明了他是如何同‘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如何使党、军队和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的，他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是如何遭受打击的。而他成为领袖后，又是如何团结同志，纠正错误的。毛泽东显然希望苏联人认识到，他们过去对自己的看法在根本上是错误的”[8](P105)当然对于一个已经日臻成熟的党的领袖来说，考虑问题的重点还是在于如何维护国家利益方面，而不会过多的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伟大之处。毛泽东利用这次机会和米高扬展开了多次会谈，进行了全面的沟通和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尽管米高扬一再表示自己只是带着耳朵来的。
西柏坡会谈的主要成果
在1949年1月30日到2月8日这不到十天的短期会谈中，两党就很多问题达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消除了种种误解，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会谈期间较为引人关注的议题有：
1.占领大城市问题
毛泽东认为应推迟攻占大城市的日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共由于长期在农村活动，对于管理大城市经验生疏，这方面的干部匮乏。二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主要原料和燃料都来自于海上运输，一旦占领这些城市，就有可能供应中断，整个城市瘫痪。而米高扬遵照在出国前中央委员会已经确定的立场，就此事提出异议，表示干部问题可在实际斗争中培养，燃料和原料问题迟早会出现，中共应尽快拿下像上海和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样可以严重削弱蒋介石的力量，扩大中共的无产阶级基础。
2.关于中共党员无产阶级成分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农民的支持，离不开农村根据地的依托，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已经证明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性和正确性，中共在农村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是无人可望其项背的，只是在城市工人阶级中，中共的势力要弱于国民党，例如抗战后，“上海的50万工人中，共产党的影响所及只不过有20万，其他工人都拥护国民党”.[9]
3.建立联合革命政府时间问题
苏方认为中共建立联合革命政府越早越好，这样可在对外关系中更能争取优势，而不必像过去游击队那样神出鬼没。毛泽东从当时实情论证了不能过早建立政权的必要性。
4.关于新疆问题
米高扬明确表示了苏方对新疆绝无任何领土野心，新疆理所当然的应在中国版图范围之内。毛泽东提议修建一条经过新疆的中苏铁路，苏方认为修建一条经过内蒙古的铁路可能会更好一些。
5.关于蒙古问题
毛泽东认为内外蒙应该统一，一起归入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任弼时更是声明：内蒙古有三百万人，而外蒙古只有一百万人。斯大林就此事特地向米高扬发来电报，供毛泽东参考，内称：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与外蒙联合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10]
6、关于其他国家承认未来的革命政府问题
毛泽东表示，将“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中心位置”[11](P.82)，并提出了处理外交问题的两个方案: 一个是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得到承认, 并希望苏联首先给予承认; 一个是一年之内不急于得到外国承认, 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 也不拒绝, 但暂不予同意。中共倾向于第二种方案, 因为这样可以放开手脚解决外国在华利益问题。[12](P.108)
米高扬的随行人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柯瓦廖夫·N和汉学家柯瓦廖夫·E以及两名警卫人员。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任弼时希望通过建立中苏经济联合体、贷款和由苏联办租让企业等形式，帮助中国开发矿藏，创办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各种武器制造业。刘少奇则提出希望苏联能够通过传授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提供相关的书面资料，向中国各经济部门派遣顾问和技术人员等办法，帮助中国尽快的恢复生产和走向社会主义。[13](P.106)毛泽东提出：“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那里获得这种援助是可能的。我们需要为期3年(1949～1951年)，为数3亿美元的贷款.”[14](P.42～52)尽管米高扬的访华和中苏两党领导人的这次会谈并没有完全消除彼此在若干问题上的分歧，但是，总的来说会谈是成功的。通过坦率的交换意见，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一步明确地表明了中共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亲苏立场，而米高扬也进一步允诺要对中共和新中国予以更多的支持援助。就是这么一个简短的不为多数人所知的历史片段，其所起的作用确实是巨大的，同时也验证了历史就是由一个个的零星碎片所组成，通过这次内部访问，大大消减了两党之间的隔阂和误会，密切了两党的关系，“就在米高扬访华前后，苏联报刊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报道迅速增多，其态度也明显的由冷变热了”[15](P.107)，这在业已形成的冷战背景下，无论对于哪一方来说都是意义非凡。
不过，米高扬访华虽然使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由冷变热，大大的前进了一步，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斯大林对中共尤其是毛泽东的疑虑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尤其是对中共独立自主得取得革命胜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日益扩大的影响怀有戒心。1949年2月在莫斯科发生的“斯特朗间谍案”，正是斯大林上述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此外，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苏联驻中国大使出人意料、别有深意的跟随国民党政府迁移广州，也明显的表现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快速发展可能招致美、英干涉的顾虑，而不顾中共感情一意孤行的采取脚踏两只船的策略，这不得不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毛泽东为了能迫使苏联放弃这种骑墙的态度，打消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也为了配合即将踏上访苏行程的刘少奇等人取得较大的访问成果，毛泽东决定公开宣布新中国将与苏联结盟的方针。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借中共成立28周年之际，发表了著名的署名文章，即《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详细的阐述了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而且以十分坚定的语气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八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交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16](P.1472～1473)这就是著名的“一边倒”政策，即宣布新中国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使斯大林感到十分满意，这就为刘少奇等人的成功访苏扫清了障碍，而且大大地促进了莫斯科与北平关系的发展。
刘少奇赴莫斯科取经
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中共主要领导人虽然也从各个方面同苏联交换了意见，但作为一个从未执掌过全国政权的政党来说，即使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等宏大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具体构想，但是国家建设主要还是从每个具体的细节展开，而中共对这方面的经验显得十分生疏，米高扬从这次会谈中就看出了这一问题，并向斯大林作了汇报：“ 他们( 笔者注：他们指中共，下同)在经济问题上很差。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很模糊……他们的所有的经济计划都带有总目标性质。甚至对于在解放区内由他们支配的计划也未加以具体化，他们对于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来掌握的企业(是大银行、大工业等)也没有具体的计划。”[17]这样中共取经苏联的需求也就显得愈加迫切。当然，中国革命胜利在即，新中国也即将成立，有很多问题需要同苏联进行沟通，比如建国后的中苏建立同盟的可能性问题;进一步加强沟通化解两党历史上的恩怨问题;最大限度的争取苏联经济援助问题;落实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问题, 商讨国民党与苏联签订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问题的处理问题等，每一个问题都显得事关重大，所以中央决定在建国前派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秘密使苏团，进一步密切两党关系，为新中国的建立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携同高岗、王稼祥以及俄文翻译师哲等人取道北京，于6月26日飞抵莫斯科，同斯大林展开了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谈。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次访问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了中苏两党关系，进一步打消了二者之间的种种猜疑和顾虑。
刘少奇当时作为中共的高级负责人之一，其出访规格之高足以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这次出访的热切期盼和重视程度，因而也受到了斯大林较高规格的招待。双方都投入了较大精力来对待和处理这件事，斯大林亲自接见和招待刘少奇多次，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斯大林邀请刘少奇一行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共同讨论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和主要发言人都是斯大林，在谈到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时，他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18](P.404～408)。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斯大林对中共作为一个即将执政的党的重视和尊重，并且也体现出斯大林的这种定位主要是落到了两党关系上，而不想过多的因为党的关系好坏而影响到两国、两政府的正常交往，后来的实践证明，斯大林的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斯大林还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中国党的主要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19](P. 408～409)斯大林针对过去在处理同中共关系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大胆的承认和自我批评。在同刘少奇的一次谈话中，斯大林毫不掩饰的询问刘少奇：莫斯科过去是否扰乱和妨碍过中共的斗争，并用带有歉意的口吻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20]不管是否出自真心，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还是使中共大受鼓舞的，尽管承认错误的程度和方式仍未尽人意，但是这对于斯大林这种公开的、直面中共高级领导人承认错误的做法，还是可以看出斯大林急于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并为此而做出的一些积极努力。这种表态为刘少奇访苏之旅的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来不久的毛泽东访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也透露出了中苏结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其次，获得了苏联广泛的支持和援助，为顺利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赢得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到达苏联不久，中共代表团将要谈得情况和希望苏方解决的问题写成一份书面报告，译成俄文后呈送给了斯大林。该报告主要分四部分，其中，前两个部分主要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和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新政协与中央政府的筹备情况;第三、四部分则重点谈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未来的中苏关系。在中苏关系方面，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了希望予以解决的一些具体要求：一是迅速解决中苏两国的通邮、通电、通航问题;二是希望苏联在管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开展外交活动方面给新中国以建议和帮助;三是希望苏联帮助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人才，派专家来华，派教授到中国讲学，接待中国到苏联参观学习的代表团，接待中国赴苏学习的留学生等;四是希望苏方考虑和安排毛泽东访苏;五是希望苏方就已答应的3亿美元贷款作出安排。除上述报告外，刘少奇还专门给联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解答关于政府组成、职能、相互关系、银行、学校、群众团体、党的组织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并希望苏方能像20年代办中山大学那样，为中国办一所专门训练干部的学校。[21](P.398～404)斯大林从当时的世界战略、国际共运发展和苏联的国家利益考虑，对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重大问题和希望支持、援助的要求，都在很大程度上予以满足，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这对于亟需有力外援的新中国来说无异是雪中送炭，由于中共在建设方面缺乏经验，故刘少奇一再强调：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要学习苏联。事实上，刘少奇的苏联之行，已经揭开了50年代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序幕。[22](P.113)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已经形成，国民党虽已气数已尽，败局已定，但是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的考虑，仍对即将掌权的中共采取敌视态度，而对国民党仍然是不遗余力的大力扶持。这样，白手起家的共产党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经济的全面建设，重整百废待兴的局面，这必然需要强有力的外部支援，而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就只有苏联一家，这在中共刚刚酝酿成立到现在的发展壮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已经得到证明的，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但从整个过程来看，其历史功绩是无法抹杀的。苏联的广泛支持和援助不可谓不是解燃眉之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鼓励大大加快了中共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步伐。
再次，斯大林对1945年中苏条约的暧昧态度，促使中共中央为毛泽东出访苏联作了及早准备。
刘少奇秘密访苏展开多项援助谈判的同时，还需要就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行正式接洽，而这一点正是双方都最为敏感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最难啃得一块硬骨头，既棘手，又不可回避。因为这个条约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而这一点是中共最无法容忍的，因此，要想实现中苏的正式结盟，必然需要废除苏联同国民党签订的一切条约，承认新中国为唯一的合法政府。对于苏联来说，承认新中国为合法政府不难，难的是废除1945年条约，因为这个条约直接涉及苏联的切身利益，因而双方在谈判这个问题时都显得十分小心和谨慎。当时，中共为斯大林提供了上中下三个方案，就解决此事供其参考：(1)由新的中国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 不加任何修改。( 2) 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 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定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 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3) 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 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 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中共还委婉的汇报了当时国内民主党派和一些学生、工人对苏联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和苏联在东北搬运机器等事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其实这也是中共的一种投石问路技巧，想从侧面了解斯大林的态度。当时斯大林表态：“都用不着， 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23]斯大林的这种暧昧态度，一是想进一步观望中共态度;二是可继续维持二战后同美英达成的某种妥协，从而为其自身在国际利益博弈中更能游刃有余，获得一种更大的回旋余地;三是可最大限度的维护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正是斯大林的这种或明或暗的态度，直接促使中共获得了一种有益的启示，并为不久毛泽东的苏联之行做了大量的充分准备。如在建国不久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作为新中国最高领导人，毅然放下建国初期手头中千头万绪的工作，能够留在莫斯科达两个月之久，并且在同苏方的多次博弈中，在双方都不同程度的做出让步的基础上，促使斯大林最终废除旧约签订新约，这都可以证明当初斯大林的暧昧态度，促使中方在访苏前为同苏结盟做了大量的准备，这也不可谓不是刘少奇一行的成果之一。
当然，处在历史巨变的年代，总会有浩繁的事情去处理，而每一个问题处理的得失，都可能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刘少奇访苏期间，除上述所涉及的事情外，谈判的主要问题还有：新中国的对内政策问题，关于3亿美元贷款问题，关于援建空海军及上海防空问题，关于派遣专家援华问题，关于新疆问题等等。这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刘少奇的这次访问苏联标志着中苏两党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比如在政治上与联共(布)取得了完全一致，在对中国革命评价上，斯大林认可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的都是正确的);在经济上取得了苏联三亿美元贷款和经济技术援助，带回了大批专家;在军事上，苏联同意援建海军和空军(援建空校和海校);在外交上。苏联将首先承认新中国，中苏在对外政策上将采取同一步骤。特别是斯大林提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让中国多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实际上将中国看作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榜样和旗帜，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高度信任。[24](P.399)刘少奇的这次访苏可谓取得了圆满成功，奠定了中苏结为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同盟关系的基础。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坚持马列主义，坚持走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是二战后东西方从合作走向对抗关系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绞杀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粉碎这一绞杀并迅速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中国要打破美国的封锁需要苏联，苏联要减轻自己的压力，要中国替它多承担些国际义务，也需要中国。如果只看到和强调中国需要苏联的一面，忽视了另一面，就会把问题弄偏。[25](P.400)
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就会发现它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环节中的重要一节，无论是从当时的大国关系(美苏)来看，还是从中国国内的最后决战来看，两党高级领导人的秘密互访，都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审时度势而为。米高扬的来访可以说是增加了联共(布)对中共领导人的了解，刘少奇的回访则大大增加了联共(布)对中共领导人的理解，同时，也使中共领导人更多和更直观的了解了苏方的态度，双方彼此通过开诚布公的交流，起到了较好的冰释前嫌的效果，这对两党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携手合作，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由于众多的复杂原因，这次(刘少奇访苏)中共历史上首次高规格的成就斐然的访问，竟被隐秘了三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公布于众，这本身就是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次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秘密互访，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究，努力挖掘当年双方在处理彼此关系上的手腕和外交艺术，对后人来说都将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这次互访的历史功绩也应当得到正视，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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