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书作为物理时间社会化的物质载体，在构建社会时间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广泛深刻的影响。历书纪念日体系所构建的政治时间以及历注所构建的政治常识，是塑造民众政治认同的重要工具。抗战时期，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共开始大规模编印具有革命色彩的新历书，并通过新华书店等发行网络将之推广到各个根据地。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1，以20世纪40年代中共各根据地发行的新历书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共如何重构历书的内容体系和发行网络，并逐步建立适应革命动员和民众需要的时间体系。
一、因时因地制宜:中共历书发行网络的建立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宣布以阳历为国家历法，推动了历书内容的现代转型。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对官定历书进行改造以扩大阳历在构建社会时间秩序中的影响，但由于旧式历书在民间的深远影响，效果均不佳，形成了历书使用上的官民分野。为适应革命需求，中共创建的文明印务局早在1926年10月就曾刊印过一种革命日历，“日历的每一页，都载有当日的革命史实的纪念文字”2。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编印了区别于传统民间历书和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历的《便农书》3。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既面临与日伪的残酷斗争，又要应对来自国民党的“磨擦”。如何利用历书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进行革命动员，并构建良好的时间秩序，使根据地得以有效运转，成为中共的重要任务之一。当时旧式历书“在民众中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听其自然流行，仍应该编制一些内容联系到抗战的旧历历本去供给民众”4。因此，对这种影响广泛的文本内容进行重构，既是中共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根据地时间秩序的手段。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开始大规模编印新历书。
从现存资料看，中共历书的编印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1940年，新华书店总店印制《一九四一年日历》5;1941年，华北新华书店印制《1941年日历》;1944年、1945年，延安的中央印刷厂先后印制《农历———新编民国34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农历历书》6;1945年，新华书店总店印制《一九四六年日历》;1946年，华北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农家历)》，山东新华书店印制《一九四六年月历》《中华民国三十五年阴阳合历通书》;1947年，大连大众书店印制《民国三十七年阴阳合历通书》，冀南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七年阴阳合历通书》，华北新华书店印制《民国三十六年日历》，华中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历书》，山东新华书店印制《民国三十六年阴阳合历通书》;1948年，太岳新华书店印制《一九四八年日历》，冀东行署建设厅编订《一九四九年农用日历》，华中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书》，华北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书》，华东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用日历》，华东渤海军区政治部宣教局印制《日历表(西历一九四九年)》，山东新华书店印制《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用日历》。7这些仅是笔者已知的现存历书版本，实际上因民众对于历书的需求很大，各根据地出版的历书数目应该是相当可观的。
相较于历书编印，历书的出版发行才是发挥历书作用的关键。为此，各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多种手段，扩大新历书的影响。
一是建立新华书店等出版印刷机构，印制新历书。针对陕甘宁边区的书刊在向其他根据地运输途中遭国民党查禁的情况，中共中央于1939年3月22日发出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8。9月1日，作为发行实体机构的新华书店在延安正式成立。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9根据这些重要指示，各根据地的中央局宣传部、各根据地中共区党委先后组建新华书店分店10，新华书店总店和部分分店都曾编印发行新历书。1940年12月12日，《新中华报》刊登新华书店总店发行1941年历书的启事:“本店为服务本市各界，于一九四一年将届之际，特制一九四一年日历一种，分土纸、晋恒纸精印。惟印数不多，恐供不应求，故于二十日前，发售预约本。凡在此限期内至本店门市部预购者，土纸本按大洋一元八角计，晋恒纸本按二元二角计。特此通知，希速预购，以免向隅!”111941年，华北新华书店成立，书店“第一个出版物是油印的《1941年日历》，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12。随着印刷条件的改善，晋绥根据地1941年之后也“出版了大批新年画、新历书和日历”13。山东根据地则明确将印行历书作为革命宣传的方式之一14。正是看到民众对于历书的巨大需求，新华书店及其分店才编印发行大量新历书，进而借助历书的广泛影响对民众进行革命动员。
二是进行广泛宣传，为新历书建立可靠的发行网络。1939年10月13日，新华书店总店在《新中华报》刊登邮购启事:“本店为远地读者便利购买书报起见，特设有邮购科，手续简易，妥捷便利，邮票十足通用，无异向门市现购。”151940年4月25月，中共晋西区委发出《晋西环境与今后发行工作的任务》，要求“广泛地建立书摊书站”16。1944年4月30日，新华书店总店在《解放日报》刊登启事:“欢迎各地合作社、下乡团体或个人、小贩等代为推销本店书报”，“批发八折，外版九折”17。8月14日，新华书店再次在《解放日报》刊登启事:“为做到普及文化教育，消灭文盲的目的，各地学校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我们更进一步地要求各地学校能成立文化合作社，向鄜县第一完小看齐，把通俗的书报创造各种新的方法，广泛地推销到群众中去”，“代销书籍以八折优待”18。山东的新华书店因地制宜，通过门市部、代销处和战时邮局等多种方式构建图书发行网络19。这些固定的销售网点，为中共历书提供了可靠的发行网络。
三是采用多种方式，为民众购买新历书提供便利。除固定的发行网点，新华书店还采用“送书下乡”等方式，为新历书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20。1943年，在延安举办的生产博览会和骡马大会上，边区新华书店经理李文到会摆摊服务，搭建临时帐篷书店发行书刊。毛泽东亲临帐篷书店，看望发行人员。李文在向毛泽东介绍书刊销售情况时说:“新出版的《新历书》和一些通俗读物，群众很欢迎。”21针对民众有春节前集中购买历书的习惯，东北新华书店在春节前将推销年画和历书作为工作重点，采取流动供应的方式向农村发行22。1949年1月1日，冀中邮政局为推广新历书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将全局人员组织起来，加强领导与管理，广泛宣传。如在邮局门口设小摊、粘贴广告，或带到集镇零售，或发动小学生购买”。23这些措施弥补了固定销售网点的不足，适应了历书发行分散和季节性特点，为推广新历书奠定了较好基础。
中共历书的内容贴近农民生产生活需要，且采取多种方式便利农民购买，销量日渐增长，新历书的推行取得了一定成效。1946年，时任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的王春注意到农村历书使用的变化，特别是印有毛主席像的历书更是受到民众喜爱。他写道:“在先前，我们也曾给老百姓画过新内容的门画、年画，可是不受欢迎，到了去年，太岳区的青年曾围着我问: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新画?家里的《诸神同堂图》撕了，换了毛主席，灶王牌揭了，贴上了农家历”。24据1947年《人民日报》报道，太岳根据地的市集“出卖迷信物品者已减少十分之八”，“旧日历售价一百六十元，新日历一百八十元，但翻身农民情愿多花二十块钱购买新的”，甚至有一天“新的卖了十二本，旧的只卖了一本”，大家“争买印有毛主席像的农家历，一百多张农家历不一会儿便卖光了”，旧式历书则少人问津25。1949年1月初，大众书店印制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村历书》初版达到11万册26，东北新华书店印制的历书达到了50万册27。中共编印的历书主要面向农村且得到农民的普遍认可，这与民国以来官定历书在农村遭遇拒斥的状况截然不同。
综上，因时因地构建出版发行网络，是中共历书产生广泛影响的关键因素。1949年，胡愈之在回顾抗战后中共出版事业发展时指出:人民出版事业“是在火线上生长的，在农村中生长的，和工农兵大众直接接触的，他们是分散在各个解放区而不集中的，他们主要是宣传机关，而没有做到企业化”28。这种状况导致了各根据地印制的新历书内容不完全一致，且对历书印制成本控制不够，甚至将历书发行视为摊派的任务，制约了历书发行的效果29。但从总体上看，中共新历书的内容因时而异，发行网络的构建因地制宜，适应了中共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分散的状况，也契合了农业生产知识因地而异的特点，反而有利于中共历书的发行。
二、“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历书纪年标注的蜕变
纪年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具有标识正朔、强化当政者政治权威的作用，是历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民国虽改用阳历，但纪年却用“中华民国纪年”，意在强化民众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但由于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换算的繁琐，主张使用公元纪年的人越来越多30，公元纪年日渐流行，给民国纪年造成了巨大冲击。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多次发布命令禁止民间弃用或简写“中华民国纪年”以及完全使用公元纪年。例如，1934年蒋介石发布命令，要求“各种书刊封面、报纸、题字、标语等，概不准用主体阴阳花色字体及外国文，而于文中中国问题更不得用西历年号，以重民族意识”31。193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函全国各级党部:“查各地出版书刊报纸，纪本国最近事件，多废弃民国纪元，而用西历纪年，殊属不合。嗣后务须应用民国纪元，不得专用西历，必要时可将西历纪元附于本国纪元之后，并加括弧，以正视听。仰即转饬当地各报纸刊物社，一体切实遵照。”32此外，南京国民政府还将民国纪年视为孙中山改历的遗产，用以强化自身的正统性33。
中共自成立后多使用公元纪年，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使用公元纪年而不是民国纪年，可以避免认同南京国民政府的指向。1930年，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整顿邮务工作时提出:“改民国纪年为公元，不再使用民国邮票和邮戳。”341931年《红色中华》创刊时的报头时间标注为“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一日”，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的发布时间也标注为“公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35。同样，苏维埃铸造的银币完全摒弃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和民国纪年，采用苏维埃政权的国号和公元纪年或苏维埃共和国纪年，以表明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决心36。抗战时期中共的纪年使用稍显复杂，如《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后仍使用公元纪年，《新华日报》却使用民国纪年，突出了中共抗战的“国家认同”37。这种现象也反映在中共编印的历书上。新华书店总店及各分店印制的历书主要使用民国纪年，但在民国纪年下面加注公历纪年，甚至添加干支纪年。这种不同于国民党单纯使用民国纪年的做法，既凸显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又表明其对自身独立性的坚持。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日益尖锐，双方关系愈趋紧张，中共历书的纪年也呈现新的特点。1945年底，晋绥根据地的《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农历》，封面上除民国纪年外，还附注了“西历一九四六年”字样38。华北新华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农家历》第一页的纪年标注，在“民国三十六年”之下同时标注干支年份“丁亥”和“西历一九四七年”39。1948年，冀东行署建设厅编订的1949年农用日历，封面既标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又标注“西历一九四九年”40。晋南新华书店出版的农家历，封面的纪年标注与冀东行署建设厅的历书基本一致，不过“一九四九年”之前使用了“公历”字样41。而1945年新华书店总店的《1946年日历》42和1947年太岳新华书店的《一九四八年日历》，封面则没有“中华民国纪年”43。从这些历书的纪年使用看，尽管仍是各种纪年混杂使用，但公元纪年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这与抗战时期中共历书纪年主要使用民国纪年的情况有了较为明显的不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历书仍使用民国纪年，更多的是着眼于其便利性，因为民国纪年是民众较为熟悉和广泛使用的纪年方式，历书附录干支纪年也是同样的道理。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历书使用公元纪年而不用民国纪年的情况越来越多。从民国纪年、干支纪年到公元纪年的转换，特别是对公元纪年的强化，标志着一种新旧更替的历史转折过程，潜在契合了有关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44。
新中国成立前夕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代表们对纪年问题进行讨论，“起初有新中国纪年、中华民国纪年、黄帝纪年三种方案，通过查询资料发现，世界各国很少采用本国纪年，绝大多数采用公元纪年。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元纪年”。45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4611月15日，《人民日报》以“新华社信箱”的形式说明了放弃民国纪年的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革，与中华民国的有名无实完全不同，所以不宜沿用中华民国的纪元。但也不宜再用一种与世界各国都不相同的纪年方法。公元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公用的纪年方法，并不是基督教国家所独有的，所以为了便利采用公元，并无宗教意味。”47这充分体现了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遵从和融入国际秩序的期待。此后，公元纪年获得了法定地位，也成为历书纪年的主要方式。1949年12月新华书店印制的《一九五零年历书》，封面文字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纪年改为公元，且不附载任何其他纪年48。
20世纪40年代，中共历书对纪年的使用突出了两大特点:一是与国际接轨，这主要表现在“公元纪年”的使用上。民国成立后推行“中华民国纪年”，使其与公元纪年形成内在紧张关系，也成为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障碍，给人们的实际使用带来诸多不便。而中共使用公元纪年，既有区别于“中华民国纪年”的“革命”用意，也有与国际接轨的考量。二是注重保留和改造了民众原有的纪年体系。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官定历书构建时间秩序以强化政治权威，中共则试图构建适应民众现实需求的时间体系，因而在纪年的使用上，既有“中华民国纪年”，也有“公元纪年”，还有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在历法时间的使用上则阴历和阳历并用。从中共历书时间秩序的构建来看，只有既适应标准时间在全球扩展的趋势，又兼顾中国纪年的传统，这一时间秩序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运转。
三、“阴阳共存”:历书历日时间的调适
历书历日时间的编排，从以阴历为主转变为以阳历为主，是近代历法变革的结果。民国成立后，官定历书历日的编排都是阳历在上，阴历附注于阳历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则禁止历书附录阴历，使阳历在历日编排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民间仍广泛使用以清代时宪书为蓝本的旧式历书，历日编排以阴历为主49。由此形成了历日编排的阴阳分立和历书使用的官民对立，成为民国时期构建统一时间秩序的障碍。中共历书既汲取民国以来官定历书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又避免单纯使用阳历所带来的弊端。同时，中共革命重心在农村的现实，也迫使中共新历书不得不面对农村普遍使用旧历的现状，更好地适应农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历日编排只有兼顾阴历和阳历，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可，进而实现革命动员的目标。因此，1935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印制的《便农书》，就采用阴阳并存的历日编排方式。
从现存20世纪40年代的中共历书来看，历日的内容基本由三部分组成，从上至下依次为阳历日期、星期、阴历日期。这一编排遵从了民国成立之后阳历居主导地位、阴历附录于阳历之下的趋势，但中共历书没有旧式历书所附加的吉神、煞神、宜忌等内容，甚至国民政府历书添加的朔、望、弦、晦和天文图说等内容也被完全去掉了。这一改造使新历书不带有迷信内容，也不包含天文学知识，更加适合对普通民众启蒙的需要。不过，中共有些历书仍保持旧历书的某些形式，但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冀南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七年阴阳合历通书》，在历日第一页右上角的纪年使用上，第一竖行是“民国三十七年”，第二竖行是“年岁在戊子”，第三竖行是“一九四八”，其中“年岁在戊子”是借鉴旧历书太岁当值的表达方式，但并不附录其他内容，只用干支表示纪年。该历书封面还采用民间历书常用的“通书”名称，并附《年龄生属对照表》。50这些内容曾被南京国民政府视为旧历书的内容而遭禁止。实际上，不管是干支纪年还是用生肖记录年龄，如果没有附加的迷信内容，仅仅作为计时方式并无不妥，反而更加方便民众的使用。中共历书对这些内容的保留和改造，就是为了让历书更加接近农民已有的经验，使农民更加乐于接受新历书。
中共历书对民间旧历内容的吸纳与改造，最突出的是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传统阴阳合历中的阳历部分，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参照。就节气时间而言，节气与阳历关系更为紧密，但旧式历书中的节气主要与阴历时间相对应。中共历书围绕节气时间的表达进行了诸多尝试，有些直接对应阳历日期，有些尽管是附加在阴历日期之下，但也都有对应的阳历日期。华北新华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农家历》将节气附录于阳历对应的日期之下，《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书》则附录了《民国三十八年节气表》，由上至下分别是阴历月、节气、阴历日、阳历月日、农事活动;华中新华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历书》的节气表，则是节气名称在上，对应的阳历日期在下，阴历日期在阳历日期之下51;华中新华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书》，仿照旧式历书将二十四节气用较大的黑体字注明在对应日期的历注栏内52。这些历书节气、阴阳历日期混杂，但与删除阴历时间的南京国民政府历书相比，中共历书有关节气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全面，习惯阴历的农民使用起来也更加便利。
尽管中共历书中阴历阳历并存，但新历书也通过各种方式强调使用阳历的便利。例如，在推广节气口诀时，强调节气使用阳历日期相对固定的优点。1948年底，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农业实验所编《农家历(一九四九年)》，扉页就是《改用阳历歌》，第二页所列《阳历二十四节日期表》《阳历二十四节歌》，都是以阳历时间作为参照，且不附注阴历53。华中新华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历书》，历注内容的第一条就是“用阳历的好处”，如每年天数一样、月小月大固定、节气有规律54。中共历书的所有纪念日都在阳历时间进行，除春节、中秋、清明之外，中共没有在根据地举行过统一的农历活动，也没有作出制度上的规定55。抗战期间，由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所编订的历书大力提倡旧历，甚至添加大量的神煞宜忌内容56。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抗战时期提倡使用新历并对旧历书进行改造，还蕴含了对抗日伪的强烈用意57。
中共对传统节俗文化认知的转变，也是促使中共历书阴阳并存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共历书未添加任何的传统节日，但民众在革命斗争中的节庆需求是难以忽略的，即农民社会生活运行仍以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节律为基本参照。依照阴历开展节庆活动，这对中共与民众的融合会产生促进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实际状况，中共对于春节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早期注重春节的斗争性转变为将春节的娱乐性与革命性相结合58。1942年，晋察冀边区要求在旧历新年开展文化娱乐工作。《晋察冀日报》发文指出，“由于多少年的传统和习俗，中国各地对于旧历年总是感到有兴味，即在我们边区，一般父老兄弟姐妹们，对于过旧历年的心情，也还是很高。人们辛劳了一个整年，常常是在旧历新年的几天里，稍微休息几天，做些活动，我们也应该利用这一个机会，进行正当的文化娱乐工作，一方面可藉以提高边区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克服与防止赌博、酗酒、殴打等旧社会的恶习和不正当的娱乐”59。194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年军队的拥政爱民运动及民众的拥军运动，应规定于旧历正月举行，不应在阳历一月举行，以便利用群众过旧历新年的习惯。应规定明年旧历正月全月为拥政爱民月及拥军月，以便各地、各部在这一个月内选择一周或两周举行这个运动。各地各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及政治部，对自己根据地内及自己部队内应迅即进行动员的准备工作。”601944年1月，晋察冀边区制定的拥政爱民公约，其中还有“尊重人民风俗习惯”的条文61。这些条文规定表明中共的革命动员已经与民俗习惯紧密结合。
从更深层次上看，20世纪40年代中共历书中阴历阳历并存，也是适应农村普遍使用旧历的现实。中国传统历法历史悠久，附着于这一历法之上的民俗习惯、生活作息影响至深，已经形成了一种民族文化心理，而且农民社会生活的展开仍然是依照农业生产的自然节律进行。中共的政权运行、军事行动以及与外部交往，则需要以阳历作为标准。在这种阴阳并立的二元时间结构中，中共的革命动员只有首先尊重阴历普遍使用的现实，才能在此基础上对旧习俗进行革新，进而实现动员民众的政治诉求。与此同时，中共又围绕革命动员的主要目标，弱化旧习俗的影响，这也是中共新历书未添加任何传统节日的原因。
四、“革命节日”:历书纪念日体系的构建
纪念日作为构建政治时间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历书制作者对构建时间秩序的期待，也是塑造民众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中共历书突出了革命动员的鲜明特色，这也反映在历书的纪念日体系中。1935年的《便农书》已经设定了与中共革命密切相关的纪念日，如二七惨案纪念、国际妇女节、巴黎公社纪念、四一二惨案纪念、国际五一劳动节、沙基惨案纪念、八一纪念、国际青年节、九一八纪念、辛亥革命纪念、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纪念、广州暴动纪念、宁都暴动纪念等62。这些纪念日的设定主要是以反对国民党统治为目标，表明了这一时期国共斗争对历书制作的影响。全面抗战前夕，中共取消苏维埃共和国，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直到1939年，中共特别是在前线的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尊重国民政府纪念日的形式和活动。
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1940年之后，中共放弃了以国民政府的权威来确认自己正统性的做法，开始强调代表自己权威的纪念日63。如1945年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农历》、1946年华北新华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农家历》、1948年大众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村历书》和华中新华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村历书》，这四本历书设置的纪念日数量并不相同，分别为34个、33个、57个和27个。这些纪念日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民国成立以来由民国政府所设定的国定纪念日，如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和双十节;二是民族抗战的纪念日，如上海抗战纪念日、七七事变、双十二事变;三是中共革命的纪念日，如二七运动、四一二惨案、中国青年节、五卅运动、中共诞生纪念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纪念日;四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节日，如国际妇女节、国际劳动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等。这四本历书来自不同的根据地，说明抗战胜利后中共历书纪念日体系随着形势的发展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体系的基本概况与目标诉求，特别是每本历书的纪念日都有缘起的简要介绍，构成了纪念日“简史”，成为革命动员最直接的素材。
此外，大众书店、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和华北新华书店的历书中都增加了国际妇女节、国际劳动节、国际青年节，这些节日在抗战胜利后仍然发挥着国际教育和革命动员的作用。正如1941年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在纪念国际青年节时所言:“纪念今年的国际青年节的任务首先是在于加强青年的国际教育和国际青年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64中共历书中常见的儿童节、母亲节、教师节、中国青年节、记者节、护士节等节日，都有针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革命动员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共赋予某些节日与国民党不同的意涵，也带有对抗国民党的意味，甚至成为中共对国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有效手段。例如，对于五四运动的纪念日，中共将之设定为“青年节”，国民党则称之为“文艺节”，反映了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不同的评价取向65。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中共历书增加了与不同社会群体相关的纪念日，反映了中共革命动员的目标，而对相关纪念日政治意涵的不同阐释，则反映了中共不同历史阶段政治诉求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村历书》还增加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纪念日，如列宁逝世纪念日(1月21日)、苏军建军节(2月23日)、马克思逝世纪念日(3月14日)、巴黎公社成立纪念日(3月18日)、胜利节(5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纪念日(8月9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纪念日(8月14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马克思诞生纪念日(5月5日)、恩格斯逝世纪念日(8月5日)、恩格斯诞生纪念日(11月28日)、斯大林诞生纪念日(12月21日)，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农历》甚至增加了苏联爱国战争五周年纪念(6月22日)。这些纪念日的设定以及纪念活动的开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凸显了中共革命的国际性特点66。
当然，中共历书纪念日的名称与内容也存在着差异。尽管新华书店各个分店印制的历书需要总店的简单审核，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纪念日体系，甚至各根据地历书对于同一纪念日的表述都不尽一致。例如，关于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历书称之为“京汉铁路工人斗争纪念”，华北新华书店的历书简称为“二七惨案”，大众书店的历书称之为“二七运动”，华中新华书店的历书则将其称作“京汉铁路大罢工”。
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制定《关于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属于全体人民的节日有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纪念日;属于部分人民的节日有妇女节、青年节、儿童节、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其他纪念日有二七纪念、五卅纪念、七七抗战纪念、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67、九一八纪念等。特别是春节放假三天，时间为阴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是所有年节和纪念日中放假时间最长的节日。68这一年节和纪念日体系也成为此后中共历书年节和纪念日设定的参照之一。1949年12月，由新华书店编辑的《一九五零年历书》，在历书历日的最上方列出了20个重要纪念日，分别是二七惨案、国际妇女节、中国儿童节、国际劳动节、五四运动·中国青年节、马克思诞辰·学习节、国际护士节、五卅惨案、教师节、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七七卢沟桥抗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中国记者节、九一八事变、国庆日、辛亥革命纪念、鲁迅逝世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一二九·北平学生救亡运动、西安事变69。该历书的编辑工作应早于政务院颁布的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在该办法颁布后历书编者在历书扉页作出了“重要更正”:依据政务院的规定将儿童节时间由此前的4月4日改为6月1日。尽管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政务院的年节和纪念日体系仍带有革命色彩，同时又有兼容中国传统节日的特点。这既是对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日历史的总结，也是我们了解中共历书纪念日体系演变的参照。
五、“旧瓶装新酒”:历注知识体系的变革
附录于历日之下的历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是农业社会民众社会生活的参照，也是古代历书知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历注本身所附带的迷信内容，近代以来，它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批评。清末时人就建议对历注体系进行改造。民国成立之初考虑到阴历阳历并存的现实，北京政府试图用天文图说取代旧历书的“宜忌注解”，但未取得理想效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负责历书制作的天文研究所曾在历日之下添加孙中山语录，强化国民党的“党义”宣传。不同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历和伪满洲国的时宪书，中共历书适应农民的需要，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农事知识。1935年的《便农书》在历日之下添加“本月农事”，主要列出当月适合进行的农业生产活动，如一月份宜栽种松树、橘树、麻、麦、桑树，宜收藏腊米、腊水、油、酒，宜准备造农器、添桑泥、舂米、剥桑70。
20世纪40年代，中共历书根据农民使用历法的实际情况，试图通过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取代旧历书的迷信内容，更加注重传播、灌输农业生产知识，普及中共的政策法令。如为了代替旧皇历，满足群众的需要，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从1942年起每年编印一本《农家历》，“摒弃了‘皇道吉日’等旧内容，按二十四个节气，介绍农业生产方面的科学知识及农谚，同时刊载春联等农村应用文，还有人民政府政策法令的具体解释。封面也用耕牛图代替旧的大龙治水图，真正做到群众喜闻乐见。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正在晋西北搞农村调查。他对这本《农家历》很感兴趣，专门向党委宣传部提出表扬。”711946年华北新华书店《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农家历》的推介广告说:“这本历书不仅将阴阳历、星期、节令对照得清楚，还将每个节令来了农家要做什么事都详细地说了，并告给大家些必须知道的常识，如怎样选种、种牛痘、除害虫、制骨肥、棉花打枝、梅毒淋病治法、纪念节日的来历等……农家不可不备，就是对机关、学校、部队指导生产也很有用处。”72从中可以看出，新历书的编订者极为重视历书知识的实用性和丰富性，期望为民众的日常所用提供便利，实现替代民间旧历的目的。
作为阴阳合历的中国传统历法，围绕节气形成的适合各地情况的农谚等，是农民农业生产的主要参照，可以用来指导农业生产。但南京国民政府编订的历书只有阳历，将节气附录于阳历之下，剥离了农民日常生活与新历的关系，隔断了农民的经验知识与农业生产的关联，自然无法在农村地区得到广泛传播。而中共历书是阴历阳历并存，更为关键的是围绕二十四节气重新构建知识体系，这些内容既有农民生产所需的农业知识，还有最新的时事政策。以华东新华书店《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用日历》为例，正文首先是《节气口诀》:“阳历节气最好算，按月两节不改变;上半年逢六廿一，下半年逢八廿三;每节日期按排定，旧法历书不用看。寒大春雨惊分，清谷夏满芒至，暑大秋处白分，寒霜冬雪大至。”其后是对口诀的说明。历日之下是每个节气可以进行的农事，如清明节气“大量植树，耧高粱”，并列举了六条说明，如植树的好处、换种子的好处等。73华北新华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书》，在历日之下增加了“农事活动”和“农谚”，通过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口诀，让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农民也能够较为清楚地了解农事活动知识，如“清明种瓜，担挑车拉”，“大麦上了场，小麦发了黄”等。这些农谚还用浅显的语言传递符合改造民众要求的社会常识与政治目标，如“互助人多好种田，互助赚钱好过年”。74有些历书还将革命动员与节气变化相结合，如冀豫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七年阴阳合历通书》，运用河北乐亭的“乐子调”唱腔，编写了浅显易懂的《十二月翻身歌》，其中十二月份的内容为:“十二月是一年，冰雪连天，尊一声抗属们，细听俺言。虽然是你的儿，前线作战，当然是你在家，有点困难，为国家为群众，不要埋怨。打垮了反动派，保住家园，捉住了蒋介石，胜利回转，一家人得团圆，喜气冲天。”75这些内容既将物候变化与时事政策相结合，贴近农民的日常生活，又通过简单易懂的文字传达革命道理，有利于农民的阅读、使用和接受。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中共历书对民间旧历书图像的借鉴。清代官定历书都用“春牛图”作为预测来年物候节律的重要依据。尽管这一图像并无太多科学依据，但因民众对物候节律变化确定性的需求，民间历书一直都有春牛图。民国时期的官定历书删除了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春牛图，而中共历书则借鉴春牛图的形式，通过改变某些内容而赋予其新的意涵，既能起到改造旧历的作用，又能让农民更好地熟悉新历书。例如，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农历》的封面，就是一位扛着耕犁的农民牵着一头牛76;华东新华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用日历》的封面，画的是一位佩戴红花的农民牵着一头牛77;华北新华书店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书》与华东新华书店的历书封面大体相同78。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新华书店的《一九五一年新华通书》扉页上的《一九五一年交节春牛图》，不管是春牛图还是春牛歌都与旧历书有着天壤之别。
历注作为历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历日以不同内涵，它与物理时间社会化的历日编排紧密结合，才构成历书较为完整的形态。针对民间历书延续了清代时宪书吉凶宜忌的历注内容，民国政府官定历书的编订者以天文知识替代民间历书的吉凶宜忌，不仅官定历书的形式与民间历书绝异，内容也完全超出了普通农民的认识水平，难以在农村推行。中共历书保留了民间历书的历注形式，以二十四节气的农事生产知识替代民间历书的宜忌注解，不仅形式上与农民的认知习惯相匹配，内容上也与农民生产生活的经验相关联，加之各地新华书店印制的历书内容因地制宜，自然能够得到农民的普遍认可。
六、结语
1940年1月25日，《抗敌报》的社论指出，边区“旧的传统习惯依然还有很大的势力”，边区人民“喜闻乐见而最易了解的还是偏重于旧形式”，所以宣传工作要利用旧形式，创造新形式，将政治任务“迅速地普遍地深入群众”，要“抓紧春节文娱活动机会，及时创作旧形式新内容的作品”，“利用贺年片、春联、年画、历书、日历、门神等进行宣传”79。正是在这一导向之下，20世纪40年代，中共将历书视为革命动员的工具，并赋予其启蒙民众、构建新时间秩序的重要功能，使之成为联动政治变革与乡村社会改造的重要途径。中共编印发行的新历书，不同于民国以来政府推行的官定历书，将民俗改造与革命动员融为一体，在保留民众使用旧历习惯的同时，又将新历时间贯穿在革命动员的过程中，破解了历书使用的官民对立，实现了“变俗”与“变政”的融合。
中共历书编印发行中的“政”“俗”关联，背后是中共联动民众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过程。历书作为民众日常生活时间的重要参照，渗入其间的思想观念确实会对民众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不过，正如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思想守旧，“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其信仰旧历禁忌行为的改变并非来自于个体的自觉80。广而言之，中共新历书影响在乡村的扩展，伴随着中共权力体系的介入以及意识形态的渗透。在此过程中，农民甚至以固有的习惯传统进行抵制，而中共的革命动员经由旧历的躯壳，逐渐深入乡村世界的信仰体系和时间体系，进而通过植入革命理念，革新了农民的思想认识。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共新历书作为重塑乡村时间秩序的工具，只有成为中共乡村社会动员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在中共与农民的互动中逐渐进入农民的生活世界，发挥其在革命动员中的独特作用。
注释
1日本学者丸田孝志的『革命の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汲古書院、2013年)，专节梳理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的新历与农历使用、政治纪念日的设定等情况。牛贯杰、贾佩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日历中的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9期)，以《一九四八年农用日历》为例，对中共历书的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进行了解析。与历书纪念日相关研究的概况可参见陈金龙的《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李军全的《纪念日:中共革命的现代性阐释(1921-1949)---一项学术史的观察与思考》(《历史教学》2017年第6期)。
2吴贵芳:《记党的早期印刷工作和第一个地下印刷厂》，张静庐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272页。
3李科友:《一本红色历书》，《南方文物》1965年第2期。
4史群:《怎样过旧历新年》，《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2月13日。
5赵生明编著:《新华书店诞生在延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68页。
6张彦平编:《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9、198页。
7(1)参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北京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533页;王益等著:《战争年代的山东新华书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46、250、256页。
8(2)《中央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1939年3月22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9(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9页。
10(4)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27-545页。
11(5)《新华书店发行一九四一年日历预约本启事》，《新中华报》1940年12月12日。
12(6)史育才:《华北新华书店变迁始末》，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北京出版史志资料选辑》第1辑，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46页。
13(7)白真、梁乙亭:《晋绥边区的图书发行工作》，《书店工作史料》第1辑，新华书店总店，1979年，第78-79页。
14(8)《战斗四年中山东党的宣教工作---李竹如在宣传联席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1年6月1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65页。
15(9)《新华书店扩大服务范围欢迎读者函购》，《新中华报》1939年10月13日。
16(10)赵生明编著:《新华书店诞生在延安》，第102页。
17(11)《新华书店总店启事》，《解放日报》1944年4月30日。
18(1)《征求各地学校开办文化合作社代销书籍文具启事》，《解放日报》1944年8月14日。
19(2)王益等:《战争年代的山东新华书店》，第20-21页。
20(3)刘苏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9)》，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
21(4)赵生明编著:《新华书店诞生在延安》，第123-124页。
22(5)卢鸣谷:《从东北书店到东北新华书店》，《出版史料》第2辑，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23(6)成安玉主编:《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冀中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24(7)王春:《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山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西文艺史料》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6页。
25(8)《过春节再不烧香敬神济源农民都敬毛主席为活神仙阳城市上毛主席画像人人争购》，《人民日报》1947年1月27日。
26(9)大众书店编:《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村历书》，大众书店印刷厂，1949年。
27(10)李文:《东北新华书店一九四九年出版发行工作总结》，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第839页。
28(11)胡愈之:《全国出版事业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
29(1)《华东新华书店一九四八年七至十二月工作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42页。
30(2)钱玄同:《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新青年》第6卷第6期(1919年11月1日)。
31(3)《各种书刊封面报纸题字标语等禁用立体阴阳花色字体及外国文并不得用西历年号》，《江西省政府公报》第82期(1934年3月27日)，“公牍”第95页。
32(4)《纪载本国最近事件须用民国纪元》，《申报》1939年7月13日。
33(5)《实行国历宣传大纲》，《中央周报》1928年12月31日。
34(6)《闽西苏维埃政府各部细则》，江西省邮电管理局编:《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35(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壹号)》，《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日。
36(8)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37(9)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45頁。
38(10)《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农历·西历一九四六年》，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1945年。
39(11)华北新华书店编:《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农家历》，华北新华书店，1946年，第1页。
40(1)冀东行署建设厅编:《中华民国三十八年·西历一九四九年农用日历》，冀东兴业印刷厂，1948年。
41(2)晋南新华书店编:《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家历·公历一九四九年》，晋南新华书店，1948年。
42(3)新华书店编:《1946年日历》，新华书店，1945年。
43(4)太岳新华书店编:《一九四八年日历》，太岳新华书店，1947年。
44(5)参见杜霞:《翻身道情:解放区小说主题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45(6)郝在今:《协商民主:中国特色政治协商制度开创纪实》，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280页。
46(7)《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47(8)《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5日。
48(9)新华书店编辑部编:《一九五零年历书》，新华书店，1949年。
49(1)中国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兼顾月绕地球和地球绕日的周期运动。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格利高里历则是参照地球绕日运动周期的阳历，在这一“强势”历法参照之下，中国传统历法被局限到“阴历”的范畴，在民国时期的改历运动中又被称为“旧历”或“废历”。本文依据上下文的语境，将中国传统历法称为“阴历”或“旧历”。
50(2)冀南书店编:《中华民国三十七年阴阳合历通书》，冀南书店，1947年。
51(3)华中新华书店编:《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历书》，华中新华书店，1947年，第5页。
52(4)陈建堂编:《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书》，华中新华书店，1948年，第12页。
53(5)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农业实验所编:《农家历(一九四九年)》，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
54(1)华中新华书店编:《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历书》，第10-11页。
55(2)[日]丸田孝志:《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时间与象征》，陈廷湘主编:《“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第186页。
56(3)朱文哲:《“传统”的异化:伪满洲国时宪书时间秩序的构造》，《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57(4)参见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119-122頁。
58(5)参见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的春节文化风貌》，《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韩晓莉:《从冷清到热烈---从华北根据地公历新年的变化看中共的社会动员》，《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李军全:《过年: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1937-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59(6)《广泛开展旧历新年的文化娱乐工作》，《晋察冀日报》1942年1月30日。
60(7)《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规定旧历正月为拥政爱民月和拥军月的指示》(1943年12月1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72页。
61(8)《晋察冀人民子弟兵拥政爱民公约》，《晋察冀日报》1944年1月7日。
62(1)李科友:《一本红色历书》，《南方文物》1965年第2期。
63(2)[日]丸田孝志:《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时间与象征》，陈廷湘主编:《“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4页。
64(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65(4)张艳:《“青年节”抑或“文艺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纪念节问题探析》，《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
66(1)参见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第103-191页。
67(2)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为9月3日。参见《政务院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的通告》，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1)》，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1页。
68(3)《政务院举行十二次会议通过节日放假办法》，《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4日。
69(4)新华书店编辑部编:《一九五零年历书》，新华书店，1949年，第22-39页。
70(5)李科友:《一本红色历书》，《南方文物》1965年第2期。
71(1)张友:《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简介》，《山西文史资料》第27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
72(2)华北新华书店编:《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农家历》，华北新华书店，1946年。
73(3)华东新华书店编:《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用日历》，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
74(4)华北新华书店编:《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书》，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
75(5)冀豫书店编:《中华民国三十七年阴阳合历通书》，冀豫书店，1947年。
76(6)《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农历·西历一九四六年》，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1945年。
77(7)华东新华书店编:《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农用日历》，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
78(1)华北新华书店编:《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书》，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
79(2)青:《今后宣传方式的发展方向》，《抗敌报》1940年1月25日。
80(3)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新华书店，1944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