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动中整人是可以的，打打小棍子也不妨，但是不能把他所代表的那门学问全部整掉，或者是打入冷宫。” ——潘光旦
1949年8月18日，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潘光旦向校务委员会主席叶企孙呈递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上，他写道：“敬启者，社会学系下学年学程几经系中师生商讨，历时四月，获有成效，兹送上一份，请准备案试行……”收到报告后，叶企孙将其转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
呈上这份特殊的报告，潘光旦自有其深意。
两个月前，曾经做过潘光旦的学生、时任清华社会学系教授的费孝通，写了一篇文章《当前大学种种问题》，提出“大学的改造”问题。文章一开始就说：“当前各大学需要改造是一件极明白的事实。基本的原因是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已迈入一个新的建设阶段；在这阶段中，大学担负起来了新的任务，为了完成这新任务，原有大学制度和教学内容暴露了它的弱点，必须加以改造了。”
可是要怎么改造？面对开天辟地一般的变化，没有前车之鉴。不止潘光旦、费孝通，从民国时期走过来的教授们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所谓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文社会科学，要交出满意的答卷，难度可想而知。
潘光旦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带领清华社会学系的师生，用四个月的时间拟出新的课程设置，期待这些改动能符合新社会的要求。 9月27日，华北高教会对潘光旦的报告做出了批复，其中对必修课的批示有如下一些：“社会学原理”可归并在“各派社会学说批判”中讲；“西洋社会学说派别”可改为“各派社会学说批判”（根据历史唯物论）；“社会制度”取消；“土地制度”可改为“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等。
潘光旦之女，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潘乃穆，在回忆父亲时曾表示，批复内容“至关重要，已经预示了社会学学科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取消的命运”。她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
以曲求全
中国社会学由于一直受英美教会大学的资助，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1949年之前， 有22所大学或独立学院设置了社会学系或历史社会学系、社会事业行政学系。其中有10 所是教会学校，而美国教会所办的就占了8所。1950年年底前，包括燕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的社会学系，已经因为与美国教会的密切联系而被取消。
潘光旦、费孝通等人知道，要想保住清华社会学系，必须改造，而且这种改造要主动，越早越好。1950年3月7日，费孝通写了《社会学系怎样改造》一文。该文的前提是社会学系继续存在，它面临的问题不是取消不取消，而是怎样改造。
8月，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委员会”以华北高教委员会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为根据，为社会学系的任务明确定位，即培养“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如内务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所需工作干部。……及中等学校以上师资”。这标志着社会学系的继续存在已不成问题，有关“取消”的猜疑可以消除了。
在第一波清扫后，清华社会学系“幸运地”得以留存。
对此，费孝通感到鼓舞，他为保住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合法地位所做的第一次努力，看来是有效的。后来，他在“文革”期间写的《初步检查》就提到：“1949年，高等院校将进行局部调整的风声一传出来，我就表示反对。……制造反调整的舆论，公开向党较量。……结果使高等院校调整的政策延迟了两年。”
1951年10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会间休息时毛泽东走下主席台，看望身有残疾、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的潘光旦，并与之交谈。这一幕，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处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潘光旦，已经跟上了形势，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比较融洽的程度。
“美式教育”的原罪
但这看似和谐的场面，事后证明不过是昙花一现。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而在教育界，“思想改造”的重点正是要清除英美办学理念对各个学校的影响。
清华大学受美式教育思想的影响尤甚。即使在机械系，教授们也主张“通才教育”，认为“同学们对于基本的功课，应该重视。就是要求得一般的普通常识。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来办工程，所以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学等，都得知道一点”。
潘光旦本人更是这种美式教育的典范。他于1913年入清华学堂学习，9年后，来到美国东部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主修生物学，两年后获得学士学位，此后继续在美国纽约州长岛冷泉港的优生学记录馆、冷泉港的卡纳奇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马萨诸塞州林洞镇的海滨生物研究所等学校和机构，学习优生学、人类学和生物学。
奉行通才教育的美国大学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潘光旦充分“享受”了这种自由，他的兴趣并没有停留在生物学等自然学科领域。人们经常看到拄着拐的潘光旦整天在图书馆里逛来逛去，什么书都看，从心理学、文学、哲学，到犯罪学、日本历史、德国思想等等。1934年，潘光旦回国后，很快就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1946年10月，潘光旦从西南联大回到清华园，任社会学系主任兼清华图书馆馆长。1948年5月，潘光旦发表了《教育--究为何来？》一文， 集中表达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认为人类创造出来的为整个人生服务的，不应该被这些狭隘的目的所限制。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培养。
这样的履历和主张，自然与新时代的形势格格不入，潘光旦成为清华最早一批被安排检讨的教授。1952年1月13日，他做了第一次检讨。这次检讨遭到与会者的激烈批评，他不得不在2月再做一次，这一次，潘光旦“认真”了，他甚至同时公开发表了《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一个自我检讨》文稿。在这篇著名的文稿中，他上纲上线地宣称，自己目前所从事的社会学，“是替资产阶级撑腰的一大堆浮词臆说”。然而，这次检讨依然未能通过。 10月27日，清华大学召开了以文法学院师生为主的数百人的大会，听取潘光旦的第四次检讨。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金岳霖看到潘光旦的检查历时10个月终于通过，颇为感慨地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来没有一次看见过这么多的同志，这样长期耐心地帮助他一个人进步，这对我说是一个崭新的教育，毛主席对我们知识分子的改造，真可说是仁至义尽了。”
全军覆没 尽管个人检讨过关，但并不能阻挡社会学被全部取消的命运。
1952年6月，中央教育部开始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是年年底，全国已有3/4的高校进行了院系和专业设置调整。调整后，全国的社会学系只剩下了两个：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1953年，就是这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掉。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中国大陆上的社会学全军覆没。
1987年版的《中国社会学史》，对于社会学被取消的原因是这样解释的：“社会学被取消的一个最通常的理由是，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代替社会学，二者研究对象相同，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不要社会学了。”
上述理由的依据来自苏联专家。1950年6月，苏联顾问、教育专家阿尔辛杰夫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公开声称：“什么叫做社会学？在科学的领域内根本就没有这一种科学。它如果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那应该是历史唯物论的任务。社会学这一个名词是不能成立的。在我们的大学里不应该有两种思想并存，我们在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学或者是历史唯物论之间，只能取其一。” 不过，这一理由被后人所质疑。因为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版第24卷第1册的“社会学”词条下，可以读到列宁谈唯物史观和社会学的关系的观点。该词条说，列宁把唯物史观称为“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并且指出：“这个假设……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事实上，苏联不仅没有取消社会学，恰恰是中国取消了社会学之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学开始迅速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社会学被取消的真实原因，也许缘于某种“误读”。但从毛泽东的态度来看，这种可能性又微乎其微。为费孝通做过十多年助手的张冠生记载，当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时，据费孝通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费孝通传》）
1949年之前，清华社会学系可谓阵容整齐、师资强大。潘光旦、陈达、吴泽霖、苏汝江、费孝通、吴景超……都是名教授。当时一篇题为《院系漫谈》的文章把社会学系比喻为“通才制造所”，说从教授阵容来讲“社会学系要算本校法学院最大的一系”（ 1948年《清华年刊》）。
经过院系调整后，清华社会学系被取消，主要人员去向：吴文藻、潘光旦、吴泽霖及费孝通去中央民族学院；陈达、吴景超、李景汉、赵承信等先去中央财经学院，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孙本文到南京大学地理系任教；史国衡则完全脱离了教学岗位，留在清华担任总务工作。
潘光旦被调往中央民族学院后，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从事少数民族调查工作。
1950年，湖南青年女教师田心桃作为苗族的代表，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但她很快发现，自己所属的一群人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毗邻而居的苗族和汉族有很多不同，于是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民族是土家族而不是苗族，要求对土家族进行识别调查。中央对此很重视，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潘光旦组织了这项研究任务。1955年，潘光旦发表14万字的长篇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该文论证了土家是一个单一少数民族，引发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1956年10月，中央确定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翻身”变“翻天”
1957年1月，《新建设》月刊发表了吴景超的署名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从这篇文章中，人们获知了一些久违的社会学的消息，也听到了重提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呼声。
一些社会学者看到苏联参加国际社会学会议，“老大哥”都开始搞社会学了，这让大家非常激动，他们也试图在中国恢复社会学。费孝通后来告诉潘乃穆，当年他在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时，有机会问过毛主席社会学是否可以恢复，主席的回答是可以。潘光旦也参加了这次恢复社会学之举。
1957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受命开始进行推动恢复社会学的工作，组织成立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
至此，恢复社会学一事，从当初一介书生的几句议论，正式进入到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然而好景不长，就在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的前一天--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这一指示，令筹委会里这些学者们的补天热情，很快变成了“翻天”的阴谋。
潘光旦被划为“右派分子”，罪名之一就是“破坏民族关系”，其土家族研究被说成是“向党进攻”的“毒箭”。受到的处罚是：取消全国政协委员，免除民族研究院研究部主任，二级教授降为三级等等。从1958年开始，潘光旦再无讲授与研究的机会，而是被不停地派往各地从事参观、访问与集体学习。 30年后的1987年，在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人类学教授巴博德的对话中，费孝通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了陷阱。甚至现在我们也不真正了解那个突然变化的背后是什么……”
这次试图恢复社会学的举动，被上纲为“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康生更是火上浇油，在北京对外地来京的政治课教师座谈会上，给社会学及社会学者定下了许多罪行，如“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作用，是散布改良主义，缓和阶级斗争，为帝国主义培养走狗”“在国外，中国社会学教授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特别是清华这一伙，他们留英留美，回国后作调查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等等。在学术界，社会学再度成为令人生畏的“重灾区”。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社会学，如果从1903年全文出版严复译述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群学肄言》算起，前50年是它的黄金时期。1949年以前，中国曾被誉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和在思想质量上除北美和西欧之外的“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
但1952年的高校院系改革，使社会学遭到了“灭顶之灾”，教学与科学研究活动被迫完全停止。一切都需从头再来。
“文革”开始时，67岁的潘光旦本来身体健康，但终于禁不住红卫兵的摧残，卧病在床。民盟原副主席叶笃义那时也是右派，常去看望潘光旦。潘对叶说，对于运动，他的对策是三个“ S”--Submit（服从）、Sustain（坚持）、Survive（生存）。
1967年5月13日，潘光旦住进积水潭医院。红卫兵没有放过他，追到医院逼他“交代”历史问题，他小便里插着管子，红卫兵却用力摇他的床。叶笃义去看他时，劝他坚持下去，潘光旦摇摇头，又说了一个“S”：“Succumb（死了）。”后来潘光旦坚持离开了医院，回到家里。6月10日晚，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赶紧叫来了隔壁的费孝通。没有止痛片没有安眠药，费孝通只有将潘光旦拥入怀中，眼睁睁地看着他停止了呼吸。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邓小平提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要赶快补课……”
1979年初春，胡乔木约见费孝通，请他出山主持社会学科的工作。同年3月，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四所院校建立社会学系。198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之时，已经70多岁的费孝通正式转任系教授，与此同时，他兼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和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1999年，潘乃穆写到，从1979开始恢复社会学学科，“至今已有20年，但仍力量薄弱，举步维艰，还不时受到一些压力，所以有所谓'出身不好'的说法。”1957年，其父潘光旦也曾经说过，在运动中整人是可以的，打打小棍子也不妨，但是不能把他所代表的那门学问全部整掉，或者是打入冷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