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英两国虽然同在西欧，居民也主要都是日耳曼人后裔，中间就隔着一条英吉利海峡，一衣带水，在地理形势上就像今天的中国与日本，但在十七下半叶与整个十八世纪里，二者体制上却炯然不同。法国的这段专制政治，不但当时就问题多多，更给他们以后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不尽灾难。

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就实行了宪政。议会高于王权，全国大事决于公论，以后又形成了政党轮流执政体制，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英国是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法国却不是这样，完全反着。

法国十七下半叶与整个十八世纪里执政的国王是路易十四（1643至1715年在位）、路易十五（1715至1774年在位）和路易十六（1774至1792年在位）。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之孙，路易十六也是路易十五之孙。以上三位法王亲政时，都实行专制统治。

法王路易十四，其实中国人对之都并不十分陌生，扑克牌中红桃K上的画面就是他。即位初，母亲安娜摄政，首相马扎然掌握实权。1661年亲政后，就加强了专制统治，宣称“朕即国家”。 其曾对大臣们说：“我曾乐于把政府事务托付给已故的红衣主教（马扎然）。现在是我自己来管理的时候了。”为集权，他取消了首相的职位。以前，巴黎高等法院一向有权登记王家法令同时又有权以法令违反法律而拒绝登记，这时也不再起任何制约作用了。

为加强专制统治，路易十四还不允许法国人民有除天主教以外的其他信仰，认为法国应该只有“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上帝”。此前，法国新教的胡格诺教徒在军队里、政府里，以及在工商业上，已经出色工作并取得了成就，而路易十四在1685年却悍然下令，取消胡格诺教徒一个世纪前在宗教战争中取得的信教自由，强迫他们改信天主教，并且以政治迫害来达到自己目的。结果导致几十万胡格诺教徒能工巧匠、富有商人、手工场主等，逃离法国，去了英国、荷兰、瑞士或北美，他们带走的巨额资金与世传技术，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造成重创。

与路易十四相似，以后的两位法王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也实行专制统治。比如，他们也是实行无议会（三级会议）统治。再比如，路易十五有句有名的话：我行我素，“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路易十六则在发生财政危机后不得不于1789年召开停开了174年的三级会议，但7月，当会议打算起草一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时，其便策划调动军队进行武力镇压，并将唯一具有改革倾向的大臣内克免职。

但是，不要认为当年法国波旁王朝的统治者们，他们在行动上就全都是与世界潮流对着干的。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前些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是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因为它懂得与现代化妥协，让现代化为己所用，懂得成长壮大，利用科学技术，同时又维持专制政权的统治。” 与我们今天重商，比如招商引资、利用科学技术的做法极其相似，法国当年的国王们，他们当时在发展经济上也是挖空心思向荷兰、英国等西欧先进国家学习，也是在重商方面相当努力的。他们实行的是科尔伯制度。该制度因实行者科尔伯的名字而得名，是一种政治强力支配的统制经济。

路易十四在位时长期任用出生于富商之家的科尔伯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科尔伯1665年出任财政总监后，积极发展工业。为了保护本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当时的法国采取关税保护措施。为了促进国内市场的成长，取消了部分国内关税，降低了税率。为了改善交通提倡开凿运河，掘通了连接大西洋与地中海的朗格多克运河。支持造船工业，促进了法国商船队伍的壮大，当时的法国是世界商船大国之一。鼓励对外贸易的出超。为了扩大对外贸易，设立了许多享有特权的垄断公司。比如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利凡特公司、北方公司等。

路易十五时期的法国也大力发展经济，用我们目前的话讲来，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比如，在财务官福特斯（Peletier des Forts 1726年—1730年）和奥伦（Philibert Orry 1730年—1745年）任职期间，发展经济一直是法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改进交通，完成了连接瓦兹河和索姆河的圣昆廷运河的开凿，1738年以后又延伸到埃斯考河和荷兰。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个国家公路网系统。到18 世纪中期，法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现代和最广泛的公路网。国立桥梁和道路由国家建设，修造的平直高速公路由巴黎到达法国遥远的边疆地区，典型的星型样式至今仍然是法国国道网络的主要部分，并且大部分高速公路至今仍然使用。商务委员会和商务局刺激了沿海贸易，在1716年到1789年间，法国的出口贸易总额从8900万里弗（一译作锂）增加到2.26亿里弗。

大革命发生之前的路易十六执政时期，法国已经有了发达的现代采矿业、冶金业、纺织工业与奢侈品工业。例如，里昂煤矿公司雇佣4000余名工人，拥有12台蒸汽机，年收入在120万里弗。再比如克勒佐冶金公司，是以煤代碳做燃料进行冶炼的大企业之一，有4座高炉，装备有蒸汽机、气锤等先进设备，拥有两座冶炼工场。当时法国的纺织工业包括了毛、麻、丝、棉，奢侈品工业包括了化妆品、家具、服装、制鞋与工艺品等。总之，法国当时经济的先进程度与经济总量上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波旁王朝时期法国虽然经济发展了，但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程度上，却无法与英美相比，严重滞后。社会内没有公共空间与国民相互交往的平台，人民没有自由与自主性，地方与基层没有国民的高度自我管理与自治，就像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讲到的：专制政治摧残了整个法兰西民族，使之整体自私、麻木与冷血，“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共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要，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易而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真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法国波旁王朝时期实行专制体制，其消极的作用还不仅于此。亦即，它还不仅如托克维尔以上所言，在道德与情感层面上摧残了当时的整个法兰西民族。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实行专制政治统治的同时用统制政策来发展经济，并且取得了当时世界第二的好成绩，以后在很长历史时期里给了人以错觉与开了错误历史先河，以为法国发展模式是合理的，进而干扰了法国人民民主宪政正确道路的选择。历经重大牺牲与挫折，直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才在建成宪政政治体制之后，走上自己民族发展的坦途。有关详情，可参见本人的另一文章《法国宪政问题解决曲折经历的考察——兼及法国大革命下限的讨论》。

总之，法国波旁王朝时期政治给我们的警示是，不能只经济上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必须体制上也顺应世界发展大势，这才是我们民族的光明前途，两张皮的道路最后是死胡同走不通。并且，不是天天讲正能量吗，必须是体制上也发展，也实行了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民主宪政，才会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中增加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