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形象，一直和高大上不沾边(如果还不是相反的话)。这群人总量巨大(有八九个亿吧)，早年衣衫褴褛，近年有了钱也还是那样——品牌衣服穿得很通俗，进了城仍旧满身是土，还随地吐痰。善意的观察者，会用“朴实”形容他们;不那么善意的，就会用“没素质”，甚至“狡猾”这样的词汇了。

不过，翻开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史，你会被这群“土人”吓一跳。从某个角度讲，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力军。改革的第一步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农民干出来的——今天的人们温饱无忧，可能不明白这事有多重要，但在当时，解决10亿人的吃饭问题，可是天底下头等大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附带的效果，是把很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然后这些人也没闲着，硬是唱了一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当时的背景不允许农民进城，但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要进一步增加收入，要参与工业化，于是就来了个“离土不离乡”，“就地工业化”。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政策口径发生变化。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自此，农民工大潮浩浩荡荡，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有了劳动力基础，逐步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力量。而民营经济在国企强势压制下的野蛮生长，堪称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成就——加入WTO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农民工的贡献不言而喻。

在这几件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大事里，农民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但或许因为他们太不起眼，其能量从未被正确预见到。君不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里，白纸黑字地写着“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似乎全然不知重要的变革即将发生。而邓小平也说乡镇企业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是“异军突起”。或者直到今天，农民对于改革的贡献，依然被大大低估了。

历史只有一条轨迹，人们却可以有无数种解读。因此，争论过去的事情意义不大。不妨问个有点现实意义的问题：土得掉渣的中国农民还会创造下一个“惊喜”吗?我们从目前的经济状况说起。

2014年年底，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比前几年都要大。客观的情况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从2007年的超过14%，下降到现在的7%多一点，腰斩一半不算，看起来还要往下滑。今年出台的几轮微刺激政策，加起来总量已经不小，但是效果一两个月就没了，市场又开始呼唤新的刺激。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已经很弱了，就像一个虚弱的病人，扶起来，走两步，就又摔倒了。

短期数据显示的形势更加严峻。根据刚刚公布的数据，1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下滑0.2%，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环比下降2.7%，中国经济全面进入通缩时代。需要注意的是，这次通缩是在采取了几轮微刺激政策之后发生的，而不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一直趋紧的情况下发生的，说明短期刺激政策的效果已经很有限。这个经济体真正需要的，已经不是扬汤止沸式的刺激，而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

从经济增长的原理的角度看，也是这样的。生活中，人们往往艳羡鲜花的美丽，却不关注深埋在地下的根茎，甚至对旁边的枝叶，也常常熟视无睹。其实，这些不起眼的根茎与枝叶，才是鲜花美丽的根源。经济增长也一样，人们往往关注投资、消费、出口这些看得到的东西，却很少去问这些都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在其他一些国家却不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为什么有时发生、有时又不发生?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才真正触及了经济增长的根源，而不只是经济增长本身。中国经济的一条基本经验，是用制度变革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那么在今天，还有哪些潜力可以进一步释放?答案很多，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农村改革的潜力。

经济增长无非是来自几大要素的增长：(1)劳动力;(2)劳动者技能;(3)资本积累;(4)技术进步;(5)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我们并不富裕，而且已经过度使用了，不是进一步增长的主要来源。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都很重要，我们另文再说。本文的重点，是看劳动力和劳动者技能。

近年来，大家的一个“共识”是“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看数据的话，是经济活动人口总量在2010年以来稳定在7.8亿的规模，增长趋于停滞，15-64岁人口总量也已经稳定在10亿的规模，增长也趋于停滞。单纯依靠劳动力数量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看来已经不可能了。

那么，给定这么多人口和劳动力，还有没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当然有。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农民工从村里转到城里，不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增长吗?这哪里有人口数量的增加?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均增加值远高于农业部门，这种部门配置效率的提高，大幅增加了社会财富。

那么，现在还有没有进一步劳动力转移的空间?答案是肯定的。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我国就业人口总量7.7亿，其中一产、二产、三产分别为2.6，2.3，2.8亿，分别占就业人口总量的34%，30%，36%，大致是三分天下的格局。

其中一产的就业人口数据值得仔细推敲，因为大家不太信。直观上看，农村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哪里来的那么多劳动力?不过，找找相关资料的话，这个数据大致还是过得去的。一是最近中农办副主任陈锡文说农业劳动力还有2.4亿。考虑到两年时间过去，农村劳动力一直在减少，少了2千万是正常的，这和2.6亿的一产就业人数大致咬得上。二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六普”)的数据。根据“六普”，2010年全国农业16-64岁之间的就业人口有3亿。这个比2012年的2.6亿的数字要高，也可以用2010-2012年间农业人口的进一步向外转移解释。

最后一个佐证是，根据统计局的资料，我国农民工总量在2.7亿左右，其中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有1.7亿左右，本乡镇就业的1亿左右。农村户籍人口总量8.7亿左右，15-64岁之间人口约占人口总量的74.5%，也就是6.5亿，其中的大约80%是经济活动人口，这样还有5.2亿。扣除其中的2.7亿农名工，还有2.5亿，和上文的2.6亿一产人口大致也咬得上。

其中有一些统计上的困难需要指出，就是这2.6亿的一产就业人口，或者陈锡文口中的2.4亿的农业人口，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兼业经营，在附近的乡镇上打工。统计上是计入农民工，还是计入农民，操作上可能比较困难，水分可能比较大。没有进一步资料的情况下，暂且以2.4亿农民计算，其中16-40岁的人口大约一个亿。

那么，这2.4亿劳动力还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吗?当然有。一方面，农业劳动力还是富余的，这种转移不会伤害农业。倘若释放出一半来，农业还有1.2亿劳动力，劳均土地还不到17亩，经营规模还是很小。另一方面，释放出来的1.2亿可是好大一个生产力。假设这些人进城从事低端的服务业，那么现有的低端服务业人才就可以释放出来，为高端一点的产业提供劳动力，一层一层促进劳动力逐步向高端转移，这样产业升级就有了劳动力基础。而且，未来服务业面临大发展，本来就需要很多的服务业劳动力。

进一步的转移看来不容易，因为现在农民的日子已经没有那么苦了。以前乡下确实太苦，面对城市高收入的吸引，不管多累多苦，义无反顾去打拼。现在有打拼性格的人大部分已经进城了，剩下的日子过得也还行。要想让这些人进城，需要在就业、养老、子女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减少歧视。而且，这些人也不会“裸体”进城了，他们要带着在农村本来就有的财富进城，包括土地、房屋。

但只要给他们一个支点，土得掉渣的中国农民或者还是会再次撬动中国经济，就像他们反复做过，却从未被预见过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