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济周刊和国资委新闻中心共同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经济论坛将于12月10日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厉以宁在发言时表示，今后想超高速增长也不可能，因为要素成本上升，这就表明了你要想维持超高速发展可能是亏本的。

厉以宁透露，我参加了“十三五”规划讨论，讨论达成两个共识。第一“十三五”规划增长率不会太高，超高速时代已过去；第二，观念在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率为硬性指标才有威信的观念在改变。

关于未来改革的方向，他指出，第一，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二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以下是文字实录：

厉以宁：

我要讲的问题就是怎样理解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常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就是常态。相对我们来说，比如说我们经济增长在过去的时间是怎样的，过去增长是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实际上就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弊大于利。举例来说，资源加快消耗，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低效，某些部门严重产能过剩。这四个大家都能看到，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自主创新的机会。因为都忙于在超常规、超高速增长方面，这样就产生了它的问题。

我们今后想超高速增长也不可能，因为要素成本上升，这就表明了你要想维持超高速发展可能是亏本的。我们马上就要制订“十三五”规划，大家怎么考虑呢？我参加了讨论。两个认识是共同的，第一既然要定“十三五”规划，增长率不要太高，超高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是中高速增长，究竟中高速增长多高呢？7%左右，有的提出6%到7%，6.5%到7%，反正5年是可以的，以后有可能还要低，即使6，全世界能够连续保持6%的增长率，同样是中高速增长。第二，观念在改变，我们过去的观点好象经济增长率一定是硬性的指标，因为这样才有威信，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看问题。应该说目标增长率不应该是刚性的，中央、全国人大一通过，地方人大一通过，就成为铁板钉钉了，为制订的这个刚性指标而努力，这就形成地方政府的压力。大家觉得既然全国人大通过了，就非完成不可，而不顾形势的变化。这样结果就造成了要完成这个目标，出现各种产能过剩现象，信贷超标现象出现了，全世界主要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定硬性的增长指标，都是改为预测值、弹性值、软值。每个季度要调整，年初估计今年增长是4.5，过了几个月没有到，第二季度改回4.2，或者4，可以调，这种调指标实际上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硬性指标就会造成压力，这样的观点要改变。

你要完成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除了要改进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还要改革配套。因为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当前这么多的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几个改革呢？大概是以下几个改革。

第一，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就是秘书长所讲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有两个层次的改革，一是高层次的改革是资本资产机制的改革，资本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应该管资本，把资本用活，二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分门类、分行业，有些行业公益性的，有些行业是国家特别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还有一些竞争性的行业，所有行业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业搞活。缓和经济所有制不同行业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竞争性的行业要看行业具体情况而定，国家不一定控制，但是某些特殊的行业，国家还是需要控制的，也可能是相对控制，也可能是绝对控制。我们要记住，即使几个国有企业都投资建立了新的国有企业，也比单一的投资主体建立的国有企业好，因为董事会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虽然国有资产是国有的，但是董事会有各方的代表，争论的不是一种声音，这也是有利的。

混合经济所有制在竞争性行业中，迟早中国要走到职业经理人制度。因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产权激励机制，没有职业经理人制度搞不起来。如果全是官员调动职务来当总经理，就不是职业经理人，要学做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有供方、有求方。需求方就是国有企业改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这就需要职业经理人，有需求，有供给。在西方发达经济国家经常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企业咨询公司，有猎头公司，有企业家协会，经理人协会等等，他们把这些人的信息会聚在一起，推荐经理人。没有中介机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形成不了，因为他跟一般的劳动者不，不会自我标卖，因为他的面子在那，不会那样做，主要是通过中介组织推荐进入。

德国有一家很有名的企业，他们企业需要经理人，前提是连续几年亏本，董事会不满意，找到企业咨询公司，不是给你派经理人，我先跟你定承包合同。我去了第一年扭亏多少，第二年扭亏多少，承包三年才扭亏为盈，如果完成这个目标，你给盈利比例多少，然后再推荐经理人。很多地方这样做就成功了。企业是带着一个团队去的，而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带着团队去了以后，满意了，扭亏为盈了，指出你的毛病在哪里，然后再派经理人。他们都是带队承包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有市场，中国迟早要有的，特别是竞争行业，还包括民营企业，要搞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也一定这样做。它有一个过程。公务员如果退休以后能够成为职业经理人是很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第一个改革，独立市场主体的改革。

第二，收入分配的协调，这个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没有产权，农民在土地上确权，原来我们去浙江那边，杭州、嘉兴进村的路都进不去，农民土地有权证了，宅基地有产权了，房子有产权了，你不能随便圈地了，要不然用法律权利告你，产权改革深入到农村了，这个作用将来很大。而且我们在那里考察的结果，土地流转加快了，家庭农场制起来了，这都是新的变化。收入分配的协调必须让劳工市场有完善的议价机制，工资水平怎么定，得有一个合理的议价机制。劳工市场是不对等的，农民工是一个村子里面抱团出来的几个人，这个力量太差了。应该按照国外的经验，工会参与，工会参与到议价当中，这样初次分配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

第三，农牧民（财苑）农产品出售和收购方议价不均等，或者一些买主和采购方说了算，只要你有问题就不要，说不要就不要，没办法。国外怎么办呢？国外有合作社，有合作社、联社。我在丹麦、荷兰、新西兰考察过，他们合作社都有联社，联社力量大，有自己的车队、轮船和码头，这样议价能力就很大，对农牧民是有利的。中国联社刚建立，这是需要中国加强的地方。

第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是均衡的，教师现在城乡不均衡，同是义务教育，城里的学校好，师资足，学生积极性高，学生质量高，而农村就差，这样下去中国垂直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教育体制也需要改革。

我们要改革这四个方面，新常态稳定下一定要改革，不利的市场主体一定要改革，工人和雇主之间应该有合理的议价机制，工会应该参与。农产品的采购商和农牧民之间要有合理的议价机制，联社将来越来越好。还有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中国要在新常态保持还要注意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抓两个问题，一是根据国家情况，失业率将来在4%到5%之间，不会出大问题，根据5%才采取重要措施，失业率3%、4%没有问题，如果超过4%，就重在微调，宏观调控切忌大起大落，大起大降，大摇大摆。二是增长率指标改为软指标、弹性指标，我相信进入新常态的改革一定可以成功。

以上是我的演讲，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