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学术视野中，对权力来源的理解大致是三种：继承、武力夺取和和选举，这也是人类历史和现实中最常见的方式，然而如果我们对权力作更宏观的理解，而不仅仅限于政治权力，将权力放置在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更广阔背景下考察，则可能别有一番意味。
在未有国家和大型社会组织之前，人类漫长的采集时代，权力来源于食物的分配与规则制定，小共同体内对生存资源的获得与分配为权力产生了可能，这种原初的权力诞生于人类必需的生存实践，是小共同体内的协作行为。在由部落到国家的组织壮大过程中，权力开始生长成为政治权力并最终成为主宰世界的强大力量。
既然权力诞生于人类原初状态下的协作，在人类扩展为大社会后，尽管权力变异为各种形态，但由协作产生的权力也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即使在现代社会，在国家权力奠定后，社会协作也可以发挥其作用，建构自己的权力生产方式。
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曾说：“没有一个共同的规范性系统，秩序问题------将无从解决。”我们可以将国家当作这样一个“共同的规范性系统”，这个系统能生产出自己的权力。国家权力对秩序的追求是其天然本能，这种本能对于稳定性的追求有着强烈的扩张欲望，常常导致权力的边界处在没有约束的状态。如果说国家权力更强调秩序和扩张，而社会协作产生的权力则常常以法律的形式出现，赋予国家权力以合法性。
社会协作，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一旦成功便都能创造非同寻常的权力。基于协作产生的权力，确如拉塞尔-哈丁所言，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协作中获取并且实现自我再生产。个体的协作可能突破囚徒困境，带来双赢的结果，然而这常是小概率事件，而社会协作则常是构建健康秩序的重要力量，尤其为保守主义学说所推崇。然而保守主义者没有看到社会协作同时也是社会动员的过程与结果，是打破僵化秩序的独特力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在僵化封闭的社会空间内，民众自发的社会协作常常为社会发展开辟另外的可能性路径，中国古代历史上众多的民众起义也常常可以看作社会协作的案例，基于被压迫的共同苦难境遇，陈胜吴广式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民众动员便是社会协作打破皇权压迫的符号力量，尽管它并没有构建起结束王朝循环的现代性政体，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形成了社会力的释放，呈现了社会协作的强力动能，为作为压迫者的民众示范了一种可能性力量。
社会协作更积极的意义在于构建社会主体自身力量的生产与创造，在国家规范性系统力量之外编织自主性存在空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野是经典的社会学视角。国家与社会本身都是互为对象的存在，彼此缠绕，互动共振，既有必然的重叠又有可见的分野。流行的经典公民社会理论常常强调社会协作的积极作用，揭示出社会自主力量的发育与生成。在常态的社会协作过程中，社会参与感的扩大可以释放社会焦虑同时降低参与成本，培育社会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素养，为社会的民主转型提供基石。然而残酷的是，现实中国却连这样的公民社会建设的可能空间都没有，高压的雾霾正在扫荡着一切。
原载于东网黎学文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