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政是中国的固有传统，在过去的皇权社会，士大夫的清议常常成为舆论的晴雨表，构成了庙堂与江湖的议政星火。近代以来，由于报纸出版等传统媒体的开放，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下”，文人论政蜂涌，大有言论兴邦之势，近现代的言论市场雏形初现。然而好景不长，1949年后，极权主义魔兽降临大陆，知识人被残酷清洗，言论钳制近于鬼蜮。文人论政的近代传统随之灰飞烟灭。
当代市场化媒体的勃兴，给予了一些文人尤其是媒体人论政的空间，借助一些相对开明的媒体，一些文人获得了纵论时局的平台，新兴意见阶层开始崛起，在改良主义话语主导下，议政者产生了言论兴邦的精英幻觉，并通过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功能，放大为可以为极权转型产生强力推动的幻想。这种幻觉与幻想其实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它高估了文人话语作用的同时，也误读了极权体制的本质兽性。随着大陆极权体制的不断强化与形塑，文人论政的短板很快就暴露出来：由于媒体平台的碎片化效应，文人论政常常流于空泛无当，文人尤其是人文背景出身的论政者，由于缺乏严谨的社会科学学术训练，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常常导致其议论貌似陈义甚高而论证粗疏不堪，不仅逻辑上经常难以自洽，对现实的判断与梳理经常是南辕北辙。
一个严肃的政治评论者不应是追求一时的事件轰动效应，更不能为扩大其话语效应而刻意鼓噪高调，而应始终秉持冷静的清醒判断并对其言论持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在肃杀的极权语境下，对极权的虚假想象和善良意愿都会在体制的铁血镇压面前被碾压成齑粉。文人论政者如果肆意放任其高调言论，将个别性事件放大为一般性趋势，依赖煽情式话语表达而不是清晰学理分析，将体制的暂时性容忍或迟滞反应解读为整体的解冻的高调，以“廉价的乐观”取代严肃的判断，由此导致的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不仅会对读者形成极大的误导，同时对有行动能力的公民造成“客观陷阱”，甚至异化为体制的帮凶帮闲而不自知。
这种文人论政常常产生如学人吴刚所批评的“想像的剧场感”： “这种剧场感有媒体的话语权的意义，而不会有真实的价值意义。这个剧场感是和真实的现实场景保持距离形成的，所以要保持距离，是為了安全，这和现实场景需要的勇气，所诉求的价值是背离的。这种文字意象和现实价值的分裂，会让现实场景中先驱者诉求的价值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大大缩水。这意味著自身强调的价值并没有真正成為自身的一部分，于是，共情于价值的能力远远低于剧场角色感。这是文人化政治表达的传统，即自我角色优先於价值。而现实的场景所需要的刚好相反，一定是价值优先於自我，这才可能形成价值认同。所有的个人认同都是脆弱的。现实很残酷，但残酷的不仅仅是现实，还有分裂的人格。这又加剧了现实的残酷。”
如果文人论政者秉持这种“自我角色优先于價值”的立场，无论其操弄的是改革还是革命话语，都无异于如同贩卖大力丸的忽悠，清醒的公民应该警惕这种忽悠的蛊惑。
原载于东网黎学文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