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精神史上的“流亡”
黎学文
萨义德在《流亡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中系统梳理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流亡精神，从多个角度立体性的阐述了流亡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彰显了流亡在西方精神史上的显赫存在。
流亡实际上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精神史，并非是近现代的产物，在常人的认知中，流亡总是充满历史的悲情，然而萨义德却发现，流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却有正面的精神意义：“流亡有时可以提供的不同生活安排，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这些使得知识分子的行业有生气，但未必减轻每一种焦虑或苦涩的孤寂感。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这种说法是真确的。”无数历史和现实中的流亡故事告诉我们，流亡常常是一种精神上的持续保持张力的状态，新奇和惊讶使人能保持不被纳入任何系统和集体的边缘性特征。流亡者远离故乡，在放逐之地颠沛失所，然而正是这种永无确定的状态，这种使自己难以融入各种系统的边缘性，使得流亡者获得了在异乡游走的自由感，激活了身处困境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将个体的苦难遭遇升华为思想之树上的新枝桠，于流亡状态中收获到的这种边缘性的自由感是知识分子得以保持其思想活力和张力的源泉，是知识分子进行有意义的思想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精神内核。
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不断保持对世界发问的新奇和敏锐，一旦他无法对这个世界进行提问和探索，他便不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存在的幽暗和精神的惰性常常会造成一个知识分子的慢性自杀，在无知无觉的日常混沌中瓦解和消泯个体的精神抗争，思想史上这样的精神悲剧总是不绝如缕。著名哲学家阿多诺曾对此进行过犀利的自我分析：“要求一个人坚强起来对抗自怜，暗示着在技术上必须以全然的警觉去对抗任何知识张力的松懈，并消除开始使作品僵化或怠惰地随波逐流的任何事物，这些事物在早期也许像闲话一样会产生有利于成长的温暖气氛，但现在则被搁在后面，乏味且陈腐。结果，作者不被允许在他的作品中存活”，知识分子只有永远保持这种精神上的警觉，才能在抵抗精神的死亡中获得博弈的主动权，才能防止思想上的自我消解的惫懒和沉沦。
个体的存在常常处在不同的系统中，人类发明的各种系统既为个体安排了既定的轨道和各自的确定性，使每个处在不同系统中的人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感，同时也造成了对系统中的个体的规训和驯服，生产出形形色色的可见和不可见的规训机制，使得自由和知识的获得面临着程度不同的困境，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不断对这些困境进行挑战寻找突围的探险者。
无论是面对权力宰制切割一切的压迫性语境，还是面对外部强加导致内在枯竭异化的精神瓶颈，知识分子总是需要进行漫长的两线作战，如同堂吉诃德似的顽强和不驯。而流亡状态中的边缘性存在无异于让知识分子“因祸得福”，提供了他突破困境进行精神冒险的新的可能。也正是这种新的可能性，让我们看到了在西方精神史上璀璨夺目的流亡思想，贡献出了一批批可称为不朽著作的精神产品，成为滋养人类思想文化的宝贵养分。
（刊载于10月28日《深圳特区报理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