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记者马浩亮、吴永强）中国的官民比例究竟为多少，在中国内地日前引发了一场争论。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在人民日报上指出，中国官民比例为1：198，与美国的1：94美国相比，中国的比例显然较低。这一论点随即遭到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批驳。根据周天勇的调研，中国靠国民经济供养的官员和“准官员”已多达七千万人，官民比高达1：18。这一消息经大公报率先披露后，在国内外媒体和社会上引发广泛讨论。

社会为何对这一问题如此关注？周天勇回答说，“实际上，严控机构和人员膨胀，节约执政成本，已经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道很重要的课题，这一问题解决不好，科学执政就很难做到。必须让国人对中国的官民比例现状有一个科学的、清晰的、正确的了解。”既然已“窥一斑”，记者便有心“知全豹”。于是我们再次走进有中共高层“参谋部”之称的中央党校，对话周天勇，对“科学执政”做一番探究。

去年秋天，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科学执政”一次，首次被纳入中国决策高层的治国方略。究竟如何做到“科学执政”？

周天勇教授接受大公报独家访谈时表示，“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温家宝为首的中国政府提出创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即是体现了中共决策高层一种科学执政的理念，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座落于京西海淀的中共中央党校，从来就不缺少外界的关注。这所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干部的最高学府，长期以来承担了很多影响中国发展的重大课题。党校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视作中国改革的风向标。

身处中央智囊机构的周天勇则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直言，“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执政比较科学，事业就比较兴旺；执政不科学，就发生重大失误，给国民经济带来重大损失。”

社会的转型给给执政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变化，民间力量的逐步兴起，而GDP的高速增长掩盖不住社会矛盾的激化。海内外关注着，“科学执政”理念既已提出，下一步的走向又如何？

科学执政，简言之，就是要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周天勇率先提出，“最为紧迫的是，党的执政应当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调整、改进和完善。亦即按经济社会规律执政、适应现代国家社会结构、遵循节约成本原则、提高科学执政素质。”

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科学执政，首先要按经济社会规律执政。“规律”一词，在中国大陆并不鲜见。建国以来的历史上，由于违法客观规律，中国的发展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去年的宏调风云，被总理温家宝称作“不亚于SARS的考验”。中央铁腕降温的背后，实际上亦是一场是否遵循经济规律的较量。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每亩工业用地的开发建设成本最高可达二十八万元，政府却仅以最低每亩十万元价格出让。企业的外部成本因此被扭曲变形，政策和运气取代了经济规律，成为左右资金投向的“手”。

虽然通过全面清理整顿开发区、冻结土地审批、央行加息等一些举措，中国的经济最终开始降温。但严峻的现实警示了中国高层：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如此的艰难与沉重。如果让“规律”仅仅停留在文件和会议上，中国势必还要遭受“规律”的报复。

中国的国情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十三亿人口、城乡二元结构、资源稀缺、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而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又摆在执政党面前。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进入向三千美元至四千美元攀升的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愈加复杂，处理社会矛盾的难度明显增大。

适应现代国家社会结构

在一个正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执政党必须适应现代国家社会结构。周天勇说，“社会的发展，要求党的执政与时俱进。社会在现代化，执政也要现代化，政党也要现代化。党的领导要融于现代国家、现代政府、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非政府组织制度、现代传媒制度之中。”

“概括地说，政党现代化包括政党理念现代化、政党组织现代化和政党党员素质现代化。” “科学执政”、“和谐社会”等一些新的理念在四中全会上被提出。然而对于一个拥有六千八百万党员的执政党而言，要将“科学执政”从理念化为全体党员的实际行动，显然绝费易事。

事实上，早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对中央决策有参谋作用的中央党校，就成立了副校长李君如主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课题”。作为子课题之一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组”则由周天勇领衔担纲。彼时，这一课题组就洞察到了党的先行组织方式与现代国家社会结构的不相适之处。

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巨大的变化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随着传统的纵向的计划体制向以市场机制为主转变，过去的公有制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大批民营企业主在市场大潮中淘金成功，并开始逐步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诸方面产生影响。而由于科技进步和鼓励投资，出现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和高级经营管理者等等。

与此同时，共产党一直强调为执政基础的产业工人数量出现大幅下降，几年之内由一亿二千万下降为五千万。一些下岗工人自谋出路，成为个体户或者手工业者。传统的“单位人”逐步变为“社会人”。在城市，过去的“家属大院”逐渐被市民社区所取代。

而在大量传统产业工人数量减少的同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形成了人数上亿的庞大农民工队伍。但严格的城乡和所在地户籍制度，使这些人无法取得“工人”的身份，并被排挤在城市的边缘。

“传统的在城乡以车间和村庄为支部的组织形式，显然不适应这种新的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周天勇说。

他向决策层建言，在新的社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吸收科技工作者、经营管理者中的优秀分子入党，重视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在个体和私营企业协会中建立党的组织等等，都是党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

而党的领导方式也要符合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比如，在党政关系上，党要管大事，管重大战略和方向性的问题，政府要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管日常政务。在社会治理上，党要更多地用协会、商会、中介组织、社区自治组织、慈善机构等等非政府组织来形成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发育和发展社会自律组织，引导社会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

遵循节约成本原则

在采访过程中，这位温文儒雅的学者曾经忍不住气愤地拍桌子：“一个基层的科技推广站，技术人员只有两人，而其他的会计、司机、内勤竟有九人之多。一个乡镇竟有科级干部四十多人。这给国家财政造成多么大的负担！”

有关专家对大公报指出，“四中全会之所以提出科学执政，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年中，在我们的政党执政理念中实际上暗含着政治体制和政治活动的成本为零的假设，一般不计政治体制和政治活动的成本。”

过多的机构和公务人员，已经使中国的国民经济不堪重负。按照周天勇的研究，中国“吃皇粮”的人数已经多达七千万，平均十八个中国老百姓就要负担一个工职人员，

一些地方随意设置党政部门、领导小组、临时办公室等等，致使机构膨胀，曾有一个县设有二百多个领导小组。而越来越多的政权层级导致公文旅行、会议繁多、审批和许可泛滥、办事程序环节繁杂，施政效率极为低下。一些会议、活动、建设等等不进行预算，不计成本，不计其能产生的社会效果，造成有限财力的极大浪费。

另一种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执政党与普通百姓的关系，这就是众多的部门拥有自由裁量的行政执法权，这使得“乱收费”和“乱罚款”的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甚至一些政府执法部门，财政没有预算供养，全额由收费来维持运转。

周天勇而向高层条陈，指出机构膨胀、人员繁冗、乱收费、行政审批等弊端不仅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压制了中小企业发展，阻碍了社会就业。这一意见并获得了一位中央领导的批示，对他的研究成果予以肯定。

据悉，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等理念指导下后，最近中央有关部门已经提出，考核干部的政绩要有成本意识和成本指标。

按照这批中央党校学者们的设计，按节约成本原则科学执政，一是要形成“公民—人大—政府”之间纳税和预算的制衡制度，国家的收入和支出，需要由人大来批准，甚至重大的收费项目、重大的支出项目，都应当进行社会听证；二是制定各方面严格的预算，以预算控制机构膨胀、公务消费等；三是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应当由纳税形成的财政预算供养，不允许自己收费和罚款来补充自己经费。

提高科学执政素质

今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此次学习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自胡温上台以来，这样的集体学习已经举行了二十二次，涉及军事、党史、经济、法制、三农、科技、和谐社会、民族工作、哲学、思想理论等各个方面。

在周天勇看来，“执政是由大量的决策所实现的，而一个执政党能否科学执政，决定于其党员的素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执政素质。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充分说明执政高层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也是落实‘学习型政党’理念的必然之举。”

曾给政治局讲过课的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在接受大公报采访时曾说，“讲课完毕后，在座的中央领导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其热烈程度出乎意料，在座的政治局常委几乎都发言表达他们的感受，并一再列举他们在下面考察了解到的民情。”

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中央高层身先垂范，但地方一些官员并未引未借鉴。譬如，根据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机构，二○○二年地方政府仅由于违规担保、借款的决策失误，就给国家造成超过七十亿的损失。“拍拍脑袋决策、拍拍胸脯保证、拍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

这就要求，除了强调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同时，需要更多的专家意见能够被纳入政策决策和法律法规中。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虽然在一些部门和地区党的机构中设置了研究机构，然而，这些机构大多为领导起草讲话稿，撰写工作报告，按领导意图解释政策和决策，真正成为领导决策的调查机构和研究智囊的，还为数较少。

“这种状况需要加以改变。”周天勇说。另外，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决策的重要保证是决策的民主化。决策民主化的能力，就是党和国家在重大的决策问题上，听取专家、群众意见的民主意识程度和魄力。

周天勇建言，要将执政的决策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比如，一些重大的决策要增加这样一些环节：社会各界广泛讨论，专门机构进行专题研究，对一些重大研究课题进行联合攻关，专家对其进行论证，社会各界听证，最后选择的决策方案要经过人大讨论批准等等。“要从民主制度和程序上保证党和国家的执政决策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