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理人冯道
冯道（882～954），出生于晚唐，经历了六个朝代，见证了五个朝代的兴亡；历仕四朝九君，位居宰相二十余年，期间皇帝像走马灯似频繁更换，他却坐在相位稳如泰山，故被称为官场“不倒翁”。
从现代角度看，冯道其实扮演了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他之所以出任四大公司的经理，乃主客观因素使然。
中晚唐以后，藩镇拥兵自重，出现军阀割据局面。大军阀朱温取代唐朝而建立后梁，于是一些军阀竞相效尤，在各自地盘僭称帝王。这真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谁有本钱，谁就开公司当老板。五十多年间，全国竟然出现了十多家上市公司。从正统角度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为代表中央的总公司，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北汉为地方子公司。实际上，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相互之间时有摩擦；总公司内部、子公司内部明争暗斗，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相互竞争，兼并、重组或破产在所难免。
冯道在唐末曾任刘守光的参军，刘败后转投河东监军使张承业任巡官，张承业将他推荐给晋王李存勖，为其掌管文书。李存勖于923年称帝（庄宗），总公司由后梁改为后唐，冯道出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明宗李嗣源即位，颇看重冯道的才望，拜他为端明殿学士，不久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石敬瑭于936年在契丹人支持下灭了后唐，总公司改名为后晋，石敬瑭成为后晋皇帝，亦为契丹儿皇帝；石老板担心公司无人治理，只好强行挽留冯道，“（冯）道不得已出焉”，继续担任宰相。契丹灭后唐，冯道委曲求全，跟随耶律德光（辽太宗）入契丹为太傅。刘知远于947年在太原称帝，成立后汉，仍旧聘用冯道为宰相。郭威于951年称帝，总公司改名为后周，郭老板对冯道礼遇有加，任命他为太师、中书令，位居首相；郭威死后，其养子柴荣（周世宗）即位，当时河东刘崇入寇，冯道因谏止世宗亲征而惹怒世宗，奉命料理完郭威的后事，不久就患病去世，终年73 岁。谥文懿，追封瀛王。
无论是公司改名，抑或更换老板，冯道始终充当CEO角色。究其原因，关键是他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与能力，故而为老板所欣赏与倚重。
就素养而言，冯道的道德素养、政治素养、文化素养和心理素养都堪称一流。冯道品德纯厚，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称他为人“刻苦简约”，不贪财，不好色。他淡薄财货，在老家居父丧时遇到饥荒，“悉出所有以赒乡里”；后唐明宗时，他已然位高权重，却依然居茅庵、卧刍蒿。在战争中，将士将掠得的美女送给他，他不敢拒绝，只好假意接受，将这些女人安置别处，待战事平息后，再访察她们的亲人，送她们回家。唐太宗有一句名言：“为政莫若至公。”冯道从政力求公正，秉公办事；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心系天下百姓，体恤民间疾苦；在谷物丰收之年，他提醒君主：“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冯道勤奋好学，“长于篇咏，秉笔而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他留下的文字著作虽少，但颇具思想文化价值；尤其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十分重视文化事业，主持校定了九部儒学经籍，并引荐不少文人学士进入体制内供职。他性情温厚，宽宏大度，机敏幽默，具有良好心理素质，无论身处什么环境，都可以安身立命，诚如他自己赋诗所云：“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就能力而言，冯道的决断能力、行政能力和协调能力也很出色。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很多事情具有独特的见解，善于预判与决断，其胆识深受时人敬重。作为宰相，他勤于政务，兴利除弊，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名誉操守、办事能力，为当时所看重；此外他将自己定位为行政长官，从不过问军事，所以那些武夫出身的皇帝乐意将把国家交给他治理，这样既省心又放心。他的协调能力高超，跟不同的君主打交道，都不失君子风度。只有一次当着侵略者辽太宗的面，他才做了自轻自贱的调侃，通过诙谐而巧妙的对话，既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使得中原百姓免遭残酷的杀戮。忍辱之中，依然不乏担当。
同样做过宰相的同时代人范质对冯道颇为欣赏，称赞他“厚德稽古，宏才伟量”。然而，后人对这个传奇人物却颇有争议，褒贬不一。在薛居正领衔编撰的《旧五代史》里，他几乎是一个道德的完人、大臣的楷模；而在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里，对他做出了“无廉耻”的评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甚至指责他，“大节已亏”，“乃奸臣之尤”。南宋以后，随着《新五代史》的正史地位及《资治通鉴》的权威性逐渐确立，冯道便不由自主地成为有重大污点的历史人物。
这个污点，说白了，就是他四朝为官。在欧阳修为代表的宋儒看来，士大夫的首要政治品德就是忠诚。其所谓忠诚，无非是忠于某个君主，或者说忠于某个君主及其家族王朝。如果某个王朝灭亡了，身为该朝旧臣不惜为之殉死，或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尽忠了；相反，如果改朝换代之后，身为前朝旧臣继续在新朝为官，这样就是对前朝不忠，就是没有气节、没有廉耻。冯道居然为多个王朝效劳，依此逻辑推断，给他戴上“无廉耻”、“失大节”、“奸佞”之类的帽子理所当然。
毫无疑义，士大夫应该具有忠诚的政治品德。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忠诚才是首要的。尽管古代帝制是“家天下”模式，但从本质上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家族之天下。所以，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看来，忠于人民才是首要的政治品质，其次是忠于国家，再次是忠于君主。综观冯道一生，他并没有背叛人民和国家，也没有背叛哪位君主，说他无廉耻、丧失气节，完全是以君权至上、绝对忠君为价值尺度而作出的误判。
春秋时期，齐景公曾问晏子：“忠臣之事君，若何？”晏子回答：“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见，为亡国之君殉死，并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并非有节气的唯一表现。五代时君主大多为军阀出身，缺乏文化素养，浑身沾满“兵痞”习气。对于这些武夫皇帝，冯道骨子里未必瞧得起。他们轮番粉墨登场，转眼又垮台下岗，冯道只是心平气和地直视，逐渐习以为常。没有哪个能让他感动，也没有哪个值得他为之殉死。无论谁做皇帝，他都没有死皮赖脸去讨好，始终保持不卑不亢；但是，他们要聘用他做宰相，他也不会拒绝。
欧阳修不仅给冯道扣上“无廉耻”的帽子，而把乱世、亡国（实为改朝换代）的责任归结为大臣的“无廉耻”，这就未免言过其实，甚至有些无厘头。众所周知，当时乱世乃是拥兵自重的武夫造成的，而频繁改朝换代也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结果，冯道等人并没有从中做坏事或发挥负面作用。相反，正是因为有冯道这样职业经理人的存在，使国家治理体系得以在昏暗的乱世运行，努力避免社会与文化的崩溃，尽可能减少人民群众的苦难。
——原载2014年第8期《群言》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