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伟大在于其能够根据客观世界的条件以及主观世界的想像，建构出用于协调与改善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活世界，在这其中，人类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人类的文明由此诞生和发展。人创造了生活世界，同时，生活世界也创造了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犹如万花筒，然而，这一切都不外来自人类创造的四大要素的发展及其变幻组合：即语言、艺术、制度与技术。人是具体的，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因而其所发展出的语言、艺术、制度与技术是不同的；与此同时，语言、艺术、制度与技术，基于人所处的时空差异，所形成的变幻组合也是不同的。这决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性以及人类文明生活的复杂性。

人类生活的现实基础就是两个：一是物质财富；二是组织秩序。两者相互依存。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这两个现实基础；人类也正是为了这两个现实基础，创造了语言、艺术、制度与技术，并对其进行不断的变幻组合。所以，研究人类生活的科学的路径就是回到具体、回到整体，即回到有整体意义的具体和有具体规定性的整体。在这方面，人类学的研究实践及其成果给了人们的启示往往是具有震撼力的。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生活是通过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展现出来的。对人的认识和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这种认识和研究，一方面是哲学的，关注人的本质与价值；另一方面是人类学的，关注人的实在与行动。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要过社会公共生活，为此，人类创造了政治，过政治生活，成为政治动物。所以，政治既是人的本质属性的体现，也是人的社会行动的结果。政治的使命就是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这决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围绕着公共生活的组织与治理展开的，权力与权利的制度安排是其研究的核心，权利的制度安排涉及人、社会与国家的基本结构与关系；权力的制度安排涉及政体与政治制度。尽管政治生活的核心主体是人，但因为政治生活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形成，这使得政治学研究对于制度的关注往往强于对人的关注，即使关注到人，也常常是把人的实际存在纳入制度的存在，从而把人作为一种政治人或政治动物来看。这种思维的路径依赖使得政治学研究在追求优良的政治生活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制度从具体的时空中抽象出来，从而舍弃了制度背后的人的因素。这样，制度在实际的建构与运行中，就逐渐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来驾驭人的生活和思想。一旦制度抽象为异化的力量，制度就不是为人服务的力量，而成为改变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决定力量。为此，这种异化力量常常被赋予某种崇高价值，从而获得神圣性。在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力图扮演这样的角色。实践表明，现实制度一旦从现实中被抽象出来，很快就会变成抽象的制度，在某种崇高价值的支撑下，也就很快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式。现代政治学很多时候就是从标准的制度模式出发来思考现实政治问题的，并由此来评判现实政治的好与坏，先进与落后。这种思维逻辑与研究路径，在人类学看来是极其荒诞的。因为，任何制度，不论其多么强大和先进，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与社会而得以确立和运行的。抽象的制度能够改变人，而具体的人也能改变制度，如果制度与制度中的人不能达成文化意义上的协调，再好的制度最终也只是形式的存在。这就意味着政治学对政治生活的认识和把握，不仅要关注制度本身，更要关注制度中的人的生活。仅仅从制度研究制度必然陷入教条，因为，文本中规定的制度与实际运行的制度肯定是两码事，而这其中的差异，只能从人的观念、心理、行为与习惯等诸因素来解释，在这方面，人类学的研究与发现往往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解释力。

当传统的政治学更多地从制度和价值层面来考虑人的政治生活的建构与发展的时候，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则更多地提醒我们必须从实实在在的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去认识和把握政治生活本身。在人类学看来，任何制度与观念，不论其多么先进，都是人建构起来的，都逃脱不了人类的基本规定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最原始的社会组织与管理之中，或在最日常的住宅小区的治理之中，看到最现代的西方民主运行的原则或制度模式。换句话说，任何制度与观念都是有人类理性基础的，都是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确立起来的，因而，不论其源自何方，都可能在人类社会的任何角落生根。然而，也正是基于这个特性，人类社会的任何角落要移植一种制度与观念，都一定是从自身的需要、习性和实践基础出发的，其最终的形态一定是具体的制度与具体的社会生活相互适应、相互改造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一旦有了人类学的视角和观察，简单的通则就会在生动的事实中呈现出各种新型的关系与结构，从而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之源和智慧之根。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应该充分吸收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政治人类学的贡献对政治学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的背后学术支撑，就是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现代化把一个个国家纳入人类的共同历史运动之中，于是，建设现代国家就成为各国现代化发展共同面临的基本政治任务。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形态就是民主共和。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运动中被民主化所绑架，把传播、移植和实践标准的民主化作为基本的学术任务和理论使命，以至于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无不与民主化发展有关。这种场景的出现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无可非议，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的研究更多地是从民主的价值与形态出发去把握民主化，去建构民主制度，而没有更多、更深刻地考虑民主化的人类学基础。我们至少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方民主发展的人类学基础是什么？我相信，如果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民主化实践的认识就会客观许多，许多国家就会直接避免因照搬西方民主化所带来的政治动荡与现代化危机。同样，有了人类学的视野，许多国家就能正视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就能在民主化的实践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与改进，以保障民主化在本土的顺利实践与发展。从这个角度，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应该充分关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多从人类学或者政治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与思考中国政治发展问题。

中国是有历史、有文化的大国，中国的成长必然有自己的逻辑和路径。因而，中国政治学在回答中国自身政治发展问题的时候，必须更多地要研究中国人自身。对中国人自身的关怀，就意味着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关注，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就是从对宏大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关注具体化对在这种历史与文化中形成的中国人心智结构与行动模式的关怀和研究。这就需要政治人类学的努力。中国的政治学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视为绝对的政治学经典，但却很少有人从中去体会当年马克思力图从人类学来解释政治生活，把握政治本质和政治发展基本规律的学术追求与学术境界，结果，中国政治学不断地运用这一政治人类学的经典学术成果来建构中国的政治学理论，却不发展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这是匪夷所思的。

人文社会科学是在不断思考和回答人以及人类的最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回到人自身，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社会与国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动力所在。中国政治学也必须回到这里寻找发展的力量，在这方面，应该充分重视人类学对政治学的补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