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79年作为社会学在中国重建开始的标志的话，那么，迄今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已整整30载。透过30年社会学各种有形的发展成果，我们似乎可以断言，到今天，中国社会学重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但如果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便会发现，中国社会学虽然阶段性地完成了学科重建的任务，但距真正意义的学科复兴尚有不短的距离。因为学科重建之精髓不仅在于学系之建立、学刊之举办、学会成立、学术著作之出版等那些有形要件，而在于一种学科知识传统之再建，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重建的实质是“学理”的重建。故窃以为在新世纪之初，作为重建的学科，社会学要想在强邻环列的人文社会科学之林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循着民国以来中国知识界揭橥的“学贯中西”的学术理念和思想路径，努力实现学科知识传统的重建。

众所周知，作为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一部分，社会学起源于西欧，其知识体系基本上是由西方人根据欧洲和北美现代社会起源、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之上的社会学理论，以“秩序”和“进步”为其学术目标，发现和揭示了很多现代人类社会共同命题和规律，为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贡献良多。故我们应承认，在社会学学科起源和形成的问题上，西方学者做出了主导性的学术贡献。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社会学理论不等于社会学理论。因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在其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欧洲支配整个世界体制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科学作为对欧洲问题的回应应运而生。而社会科学对其主题的选择,它的理论的形成,它的方法论、认识论，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使它产生出来的这个大熔炉的种种制约”（可参加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8年第2期）。具体说来，这种“局限”和“制约”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学诞生的过程中很少汲取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古国有关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精华，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之上的。这直接导致在社会学领域里，公认理论绝大部分源自西方，致使其学科知识基础较为单一，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学学科知识基础的结构失衡。在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中，西学长期居于“中心地位”，而中学则屈居“边缘”。毫无疑问，从社会学学科起源和发展的轨迹看，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确具有一定的“早发性”和“先在性”，故对于非西方国家学术界而言，移植引进、迻译解读这些“舶来理论”，实为其本土社会学发展的基本前提。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样要求我们在建构社会学学科理论和分析范式时，还必须努力开掘本土的社会思想和理论资源，并在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对话中提炼抽象出新的理论，以改变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的结构失衡问题。

第二，话语权的丧失。西方在知识论意义上的话语霸权使得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思想精英自主思考和理解自我的能力大大降低，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致使出现像日本学者竹内好所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东方既没有理解欧洲的能力，也没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东方并改变它的是处于欧洲的欧洲性。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包含到了欧洲之中，不仅欧洲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就连东方也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

第三，这种源自西洋的舶来理论与中国现实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遮蔽了本土社会特有的问题意识，并与中国社会产生较为明显的隔膜。事实上，上述问题早在社会学进入中国本土之初即已存在，当时，因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和研究方法均出自西洋，堪称是地道的舶来品，加之治社会学者多有留洋背景，遂使社会学在初入中国的数十年间，始终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表现出与中国社会的巨大隔膜。1937年社会学家杨开道在为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撰写的序文中即写到：“美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本国的材料，而不用外国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外国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尤其是社会学一门，因为目下研究的朋友，太半归自美国，熟于美洲社会情形，美洲实地研究，所以美国色彩甚浓，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不用欧洲材料的趋势。”这种唯西洋之马首是瞻的社会学，自然引起中国知识界的不满。

第四，失衡的知识结构限制了学术界理解分析问题的视野。以近代西人东来为界标，中国知识界一般都是以“中—西”二元分立的观念来理解和看待世界的，仿佛只有将落后的自我与文明的西方社会置于一个相互参照的系统中，其问题才能得到理解。此种思维方式的弊端表现在：忽视了对其它非西方文明的了解。他们对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往往知之甚少，对于那些较小的文明更是不屑于了解。这显然不符合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今天，我们建设世界社会科学，必须敞开胸襟，放眼世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西学。脱离了人类文明大系统，我们是无法真正认识体认西方文明的真谛，也难以真正把自己置于准确的位置之上。

而欲改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的隔膜，使社会学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我们应在“学贯中西”的理念下努力推进社会学知识基础的变革，其最为关键的步骤包括：

第一，中西社会学思想理论上的 “双向寻根”。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社会学是地道的舶来品。在现实中欲将这些泊自西洋的学问移植到中国本土社会，舍翻译无他途。因此，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始终是与西籍的翻译和引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意义，我们欲实现社会学知识基础的重建，一方面要大力迻译西方社会学经典，除了读懂西学经典的本意外，还应具有将其还原到西方文化具体的情境中，获取深度理解的能力。理论的移植不是简单的语言采借，必须对理论背后的文化、历史及理论建之于上的现实生活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要寻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分析理论之根，发现中国社会的“自性”，利用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来消解西方理论，使社会学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即“于挖掘移植知识之原文化体的根外，尚应挖本地文化素质的根，其中尤指社会中普遍存有且居于优势的诸预设。如此双重的挖根的一来一反工夫的努力，才是转化创造文化的根本之道，也才是具有主动原创能力来吸纳外来知识的基本条件”。由此，翻译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挖掘本土社会思想理论资源，并使之在经验研究平台上展开对话，便成为社会学知识传统重建的核心话题。

第二，中国社会学如何为世界社会科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说，在社会学起源和发展的初期西方占据了独执牛耳的尊位，那么，在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则完全可以在深入挖掘其本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理论提炼和概括，为丰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诚如台湾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特别是经过“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他由此看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可见，社会学的中国化的目标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建立“中国社会学”，而是深入挖掘中国本土社会思想、理论资源，展开规范的经验研究，使其研究成果在与西方社会学的交流对话中，为世界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学中国化，“不是使社会科学研究区域化，正相反，它是使中国学者的努力能够被纳入世界社会科学体系之中。”

第三，建立起理论和经验的真切沟联。欲弥补社会学知识基础与生俱来的缺失，除了加强中西社会思想理论的“双向寻根”和“相互对话”外，还应致力于具体的经验研究，开展与西方理论的对话，即“通过与（西方）现代主要学术理论的对话来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实践的概念和理论。”这实际上是在要求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当然，这种植根于具体经验，并与一定历史条件相连接的理论分析概念，不仅可以深化中国研究，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建立在真正世界意义的社会学理论，使社会学的知识基础日趋完备。

“学贯中西”理念实际上就是试图通过中西学间的贯通，使中国的社会发展获得一个“可靠的知识基础”。置身于人类文明空前的变局之中，中国的知识精英首先意识到，单纯依靠传统的“经史子集”已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而舶来的西学同样不能未经反思批判而简单地施用于中国社会。需要将二者冶为一炉，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只有如此，才能使国家获得一种“共信”与“国是”，获得独立自主的判断力，使新社会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

作者简介：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