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托新的一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福，我在安徽和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四年之后，被分配到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
自从我1966年5月底在合肥安徽大学外语系上完最后一堂英语课之后，一转眼七年半过去了。大学学制从四年改为两年，招生办法不再是通过统一高考择优录取，而是从工、农、兵中选拔，条件是阶级出身好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金榜题名的称为“工农兵学员”，以别于“文革”前的“资产阶级大学生”。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统称“上、管、改”。
外语系副系主任、张副教授分配我教英语专业二年级一班精读课。全班二十人，其中一半是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下放几年期间靠收听英语教学广播节目自学过英语。其余的是由公社、工厂、部队选拔的，没学过英语，多半对于英语也无兴趣，只想混张大学文凭。
英语教师中惟一留过学的是张春江老师。他当年留美攻社会学，回国后在上海沪江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多年。1949年上海解放时，他兼任校务委员。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沪江作为教会大学停办，同时社会学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张老师被重新分配到安师大，不是当教授，而是作为一名没有职称的英语教师，月工资66.50元，相当于一个助教的待遇。从此以后，每逢政治运动，他就被抓起来，送到劳改农场，运动结束后又放回来。如此三进三出，莫须有的罪名都是在沪江大学任校务委员时曾抗拒接管。
张老师是虔诚的基督教浸礼会教徒，久经无妄之灾却从来没有怨言，从来没有顾影自怜。这时候他已六十多岁，他的座右铭是“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每次出狱后，他就马不停蹄，以同样天真无邪的热情为他热爱的国家服务，竭尽全力帮助学生和同仁。他教授英语口语，许多学生都热爱他，不仅因为他操一口完美无缺的美国英语，更因为他真心诚意关心他们的学业。打字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他一有空就去打字室帮忙，要么清理积压的工作，要么赶印一篇几小时前刚发表的党中央重要文件或者《人民日报》社论的英语译文。他的十个指头在一台古老的打字机键盘上飞舞，快速惊人，节奏优美，准确无误（他也会弹钢琴）。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劳动从来没有得到过表扬，数十年如一日的工资待遇一成不变，他也从来没有指望过任何奖励。
我第一次在外语系露面，春江就轻快地走过来，张开双臂欢迎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失落多年的兄弟。他住在校园里一座小山顶上两间破败的小屋子里。他的夫人是艺术系的钢琴教授，也曾留学美国。我们两人都没课时，他就会带着我很吃力地爬上山去他家。我们俩一边喝杯清茶，一边聊天儿，有时吃点零食，有时吃一顿他亲手做的便餐。他从来不提他多年来遭受的苦难。他爱谈的是如何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他那份忘我的献身热情令我感动。在后来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我们俩都受到冲击，成了难兄难弟。
另外那位张老师，全系惟一的副教授，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他是30年代从武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可惜他好像并没有从武大外语系几位名教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入党升官。他随着每个政治风向的变动，紧跟当时党的路线。作为党员，他担任分管教学的副系主任，而自己却并不教课。我每天上课以前，他发给我一枝粉笔，对其他教师也一样。他在早晨第一节课的上课铃响以前走进办公室，从来不在下午5点以前下班，天天如此。光凭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从不迟到早退这一条，他年年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贵为副教授，他享受全系最高的工资待遇。有一天，系办公室一位年轻干部感叹道：“我真想知道老张每发一枝粉笔，国家要付出多少代价。这是党员教授为他每月一百几十元工资干的惟一的工作。”
这话其实不完全公平，因为党员教授还有许多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不久前，在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中，张春江老师受到一名工农兵学员的批判，这个积极分子指责张老师在讲授英语虚拟语气时用的例句是“我若为王”。他被控两条罪名：一条是“指鹿为马”，另一条是“怀有反革命复辟的梦想”。党员教授一向以英语语法专家自居，在业务服从政治的原则下，站稳立场，此时毫不含糊地站在工农兵一边。
“十年浩劫”过后，张副教授不幸因病逝世。张春江老师的“冤假错案”终于平反，恢复原教授职称和工资待遇。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更加精神焕发，更加全心全意扑在英语教学工作上。对过去整过他的那些人，他心中毫无芥蒂。
1979年暑假期间，江西省教育局，为了提高中学英语教师的专业水平，在庐山举办一个英语讲习班，为期一个月，由南京大学的梁思成教授主持，春江和我也应邀去任教。教师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令我们感动，我们每天上下午都讲课，有时我觉得很累，春江长我十岁却永远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使我感到惭愧。清晨黄昏，我常和他在山间漫步，听他谈英语教学，谈英美文学，谈《圣经》，真是如沐春风。他那超凡脱俗的身影，仿佛和庐山的苍松翠柏融为一体了。
在他献身半个世纪的安师大，他是大学校园里一个活的传奇。对于那些毁了他的大半生又利用他的才能和爱国热情的人们，他也是活生生的、无言的谴责。两年前，他终于结束了坎坷的一生，但张春江教授真如一江春水，在一个漫长的严冬流贯过不知多少人的生命。
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8月5日
